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第 8 部分阅读(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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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周作人：《知堂书话·俞理初的诙谐》，第801页。在这国难鼎沸声中，在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的情况下，周作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求“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
当然，这只是向往与追求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周作人是很难淡泊宁静的。这一时期，他也写过《谈搔痒》这类闲适文章，却未能继续写下去。他曾写信给废名——周作人自己曾说，“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吐露心曲：“旧日友人各自上漂流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1月第1版，第117页。那么，周作人还是“不忍即舍去”人间世的，——其实，他也是舍不去的。那一天，偶食几粒炒栗，周作人突然想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转述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一段记载：“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止阁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周作人：《药味集·炒栗子》，第170页。“挥涕而去”这四字竟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共鸣，也许也是感受到了那永远拂不去的亡国的沉痛与思乡的情切吧。周作人终于写下了一首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伤心的自然不只李和儿一人而已。
但作理智的考虑，周作人却另有一番打算。据说，也就在这个冬季，有一次在与钱玄同、马幼渔的闲谈中，周作人突然提起“出山”之类的话，钱、马都默默无言，也就没有再说下去。事后马幼渔又去访周作人，想劝劝他，见面即骂已附逆的徐祖正，周作人也装傻附和着骂，马幼渔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过了几天又去，开口就问：“前次你要出山，决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周作人说：“现在还谈不到，日军还没有退出红楼呢！”（当时北大住有日本军队）《周作人二三事》，载《文艺春秋》副刊1卷第1期，转引自张菊香等：《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此事虽搁置下来，但周作人显然已经在酝酿“出山”了。
于是，就有了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事件”。“座谈会”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却有着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座谈的，竟有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代表，以及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没有发表什么特别言论，只是自称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但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的作用的。”4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19期，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消息，并转发了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唐先生后来追忆说，周作人投敌的消息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中引起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并因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痛苦”。唐：《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在短暂的惊疑以后，全国文化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谴责、抗议声：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缘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之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向周作人发出忠告：“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据说这封公开信系楼适夷起草，而经郁达夫修改；其中忠告均为郁达夫所加，显然还为周作人留有某些余地。诗人艾青还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绪：“周作人/在祖国艰苦地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诗载《抗战文艺》1卷第9期。——在这颤抖的歌声里，充满了多少期待、失望、痛苦与愤怒。这些充满着战斗精神的热血青年，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个“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的周作人的形象，现在周作人突然显出了他们未曾料到的另一面，就陡然产生“被出卖、被欺骗”的感觉，由此而发出的“忏悔吧，周作人”一声呐喊，是震撼人心的。也有些天真的朋友不愿意面对周作人投敌的事实，仍然热烈地为周作人辩护。朱光潜先生就曾发表文章，一方面承认“以他在日本知识界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见机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另一面却断然说：“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朱光潜先生最后甚至劝告人们要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周作人。③朱光潜与何其芳的争论文章见1938年五六月出版的《工作》（成都）第5、6期。朱光潜的文章是针对何其芳对周作人的谴责的；以后何其芳又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表示，“我认为‘宽厚’也应该看对什么人，对于我所憎恶的人物，我不能宽厚！”③
又一个“苏武”？（3）
正当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周作人已经作出和将要作出的选择痛苦，愤怒，争执不休时，周作人本人在干什么呢？——在与儿辈们打牌中度日。这在周作人是少见的：大约在1900年春周作人在安桥与七斤公公“夜嬉马吊，夜半始寝”之后，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记载。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内心极度的苦闷与无聊的。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韬晦的姿态呢？
2月20日，即在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半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在一篇读书札记里这样写道：“《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打弹丝而已哉。”隔数日，又作《卖糖》一文，文章写道：朱舜水“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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