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第 8 部分阅读(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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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不佞读之，怆然有感，舜水所语盖是余姚话也，不佞虽是隔县当能了知，其意亦惟不佞可解。余姚亦当有夜糖与炙糕，惜舜水不曾说及，岂以说也无人懂之故欤”。朱舜水之意尚有周作人“能了知”，周作人自己之“意”当有人知否？周作人不说了。恰恰这时，周作人的老友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怀周作人》一文，称周作人为“新村的兄弟”，表示在“现在这个时候”自己很想去“慰问”周作人，并且“想听听周作人对于谁也不曾表白过的真心话，也想听支那的人们对于日本第一希望是什么”，“可以说真心话的友人在日本人里有一个岂不也好么”。武者小路其人也真，其言也诚，周作人当然不会不受感染。但他仍然回答说：“什么希望我并没有，真心话当然有而不想说，说了正是鄙陋耳。”
周作人对于舆论，也是故意的真真假假，藏头露尾。先是给关心他的友人写信，称“目下拟专弄一部神话”，并希望在燕京大学“谋得一专任讲师之头衔，聊以避俗”；“钱公（按即钱稻孙）前次曾以天下见让（按，钱稻孙曾任新民学院院长），不佞不敢高攀许由，亦不敢以舜禹自居，故已谢之矣”。信中并说，天津《庸报》“曾载过不佞将做北大校长之消息，可谓有光荣矣。”另一封信在谈到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事时，却又装聋作哑：“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周作人致上海周黎庵函，转引自《抗战文艺》第12期。周作人为什么要如此说呢？
尽管周作人已经不愿向世人（包括他的朋友）说真心话，朋友们却仍然真诚地关心着他。于是，1938年8月，一封热情的诗信由伦敦寄往北京苦雨斋（此时已改名为苦住庵）主人，署名是胡适。诗中写道：“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这是真正的朋友的劝说，也是智者的忠告，而且几乎是在走向深渊前的最后时刻寄来的，周作人应该懂得它的分量。9月21日，周作人回诗一首：“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名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诗于9月寄出，10月8日旧中秋日，周作人又于风雨如晦中重录，心情自然是复杂的。不过诗里所说仍是有真有假；而且这首诗因为寄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信人却写的是胡适临时的别号“胡安定”，因此，信没有及时送到胡适手中。1939年年底胡适看到这首诗时，周作人已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胡适因此题诗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周作人在脱下袈裟之前，确实也曾“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早在“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即主动与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交译稿两万字，给费二百；并开始着手《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原名《书库》）的翻译，计十万多字。同时翻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来则的十五六篇希腊研究，也约十万字左右。《希腊神话》注释未完稿，因编译会迁香港而中止。周作人又转而托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觅得燕大教书职务。从1938年9月起，每周六小时，以讲师论，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给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周作人以此辞谢了别处的一些劝诱。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坚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有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之举；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尚有多次。周作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隐居了。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周作人自己对是否真正隐居，就颇为犹豫。这年12月，他连续写诗数首。其一云：“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其二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其三云：“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2页。周作人将诗抄示诸好友，此时也是困居上海的沈尹默和诗中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周作人以为“指点得很是不错”：周作人对于“人世”原是“有情”，岂能“隐而不问”呢？往日周作人曾作七律，末二句“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亦是此意。年底，周作人得李炎华信，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渝。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有才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②——乱世之中，原也可以作入世的选择的。但对于早已认定在军事上中国必败，必须另作选择的周作人，入世自然不会是投入抗日救亡的反抗洪流中，在周作人看来，那是非理性的幼稚愚蠢之举。他的入世只能是“出山”，即与日方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漂亮点，不过是颇为时髦的“曲线救国”而已。
又一个“苏武”？（4）
而这时，周作人在经济上也陷入困境，不仅在煤店、米店欠账，连女儿处也负了债。显然，单靠周作人闭门译作的收入，并不足以应付这一家人的耗费。鲁迅早就说过，“隐”，也得先有“啖饭之道”，“假如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更何况，“隐”本身也是一种“啖饭之道”呢？鲁迅：《且介亭杂文·隐土》，《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那么，周作人下一步将如何动作呢？
终于“下水”（1）
正当周作人尚在隐居与出山二者间犹豫不决时，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据周作人自己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七七，元旦的刺客》，第573页。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疗养一日半出院，真正牺牲者，仅车夫老张一人。
这又是一条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暗杀者究竟何人，却有种种说法。周作人一口咬定，这是日本军方所为。日本军警方面则以刺客为国民党特务，并因此传周作人至宪兵队，盘问了两小时。1946年，一位署名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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