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第 8 部分阅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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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的，在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自认他是行刺的凶手之一，与他合谋的是高姓、王姓两人。1961年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信中，对此说的真实性颇表怀疑。还有一说是周作人的侄子丰三（时为辅仁大学附中学生）的同学得知周作人的矛盾处境，为保全周作人的声誉而将其枪杀，丰三也因此抑郁而于1941年3月自杀。周作人被刺这段公案，可以说至今仍无确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当时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关注着周作人的选择，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暗杀）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周作人继续敷衍延宕，连隐居亦不可能，他只能在“杀身成仁”与“出山下水”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周作人本人，如前所述，早已有“出山”的考虑；这样的形势，只是逼迫他更快地作出酝酿已久的决定而已。事件之后，周作人曾作打油诗二首以自遣，诗云：“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不得，儿啼妇语闹哄哄”；“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奖。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意思也是清楚的：既然“我醉欲眠眠不得”，只有杜牧所指“忍过事堪喜”一路，周作人从刺客子弹中“辨”出的“余味”，仅此而已。
正在这时候，周作人称之为“畏友”的钱玄同遽然去世。周作人元旦被刺后，钱玄同曾派长子送来一信表示慰问，信中说到乍闻“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平时言谈激烈，遇事却易紧张，半月之后，突患脑溢血而离世，与受了惊骇恐不无关系。钱氏虽胆小，于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分辨却很清楚。早在1938年春，钱玄同即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又改“疑古”为“逸古”或署“逸叟”，又号“忆菰翁”，或间称“德潜”，都寓有困居思旧的意思。“七七”事变北平陷落后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也曾有“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之说，看来钱玄同又有恢复早年日本留学时期在“复古”旗帜下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老传统之意。他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师范大学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先生等：“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可以想见，他大概也是如此规劝自己的老友周作人的。周作人在谈到他与钱玄同的关系时曾说：“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片面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他实在是我的畏友”。钱玄同逝世后，周作人几经提笔，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直至百日，才勉成《玄同纪念》一文。文章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已经和将要作出的抉择，不免要“重违”老友“其意”，“太使他失望”了。
周作人在枪杀事件发生后，自不再敢出门。警区署第二天即派来了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周作人倒也安心接受，而且越来越离不开这种保护。于是，周作人顺理成章地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先是请俞平伯代课，对方不同意，才辞去）。1939年1月12日，他收下了北大任命他为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说是“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作人真要死于1939年元旦那粒中左腹的子弹，他的盖棺论定也许将……但这“也许”也许是多余的吧，周作人的历史如此这般地发展到此刻的“下水”，又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原是有它的特殊价值、意义与味道，人们又何必多作假设呢？
终于“下水”（2）
万事开头难，只要一“下水”，以后就顺流而下了：3月28日，周作人接受了委派他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4月28日，他往北大本部陪宴，出席宴会者都是日本宪兵队队长。5月8日，他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参加汤尔和主持的宴会。5月26日，又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出席者均为日伪教育文化官员。7月19日，周作人与当时已被委任为伪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钱稻孙，共同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8月即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9月3日，周作人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的成员……
对于周作人来说，以上这一切活动不过是应酬。连文学院院长，他也是挂名，日常事务由学院秘书代理，他只是一个星期偶然去看一次。看来日方也宁愿让周作人这么闲着，他们原也只是要“周作人”这个名字罢了。周作人的应酬，出卖名字，自然都是有偿的：周家不仅结束了靠借贷过日子的窘况，而且开始大兴土木：从1939年7月3日（就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职三个多月以后）起翻修左右偏门，凿井，改造厕所，裱糊内屋，修造上房等等。生活也日益阔绰，设宴招饮渐成常事，并且购制起狐皮衣裘来。这自然是反映了周作人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活的某些微妙变化的。周作人也就愈加离不开侦缉队的保护。以至1939年11月，枪击事件后派来的三人调离周家时，周作人竟然依依不舍。由当初的疑惧到此刻的依恋，周作人感情的变化可谓不小。
周作人的官当得正顺，他的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去世，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汤尔和的丧礼中，周作人的积极、热心是颇为异常的：他参加治丧委员会，写祭文，送挽联，以不同身份参加各类公祭，甚至一天之内接连两次也不知倦。汤的百日祭，六十四岁阴寿，周年祭，三周年祭，周作人无一不参加。汤尔和的儿子撰写的《汤公遗事》也是周作人为之作序。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与汤尔和虽然是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但在事变之前，向来少有来往，周作人对汤尔和也并无好评。周作人献给汤尔和的挽联尤可玩味：“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所谓“立经国事功”、“为救民苦难”，也是一种自我评价：周作人在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但为什么一直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此时却如此热衷于崇高化呢？这里隐藏着的心理动因又是什么呢……
实在说，汤尔和逝世在日军卵翼下的华北伪政权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他空出了教育总督这个大缺位。于是，汤尔和的后继就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事实上，活动早在汤尔和病危期间，已经开始。在汤尔和卧病长达半年时间内，教育督办职务一直由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而时为新民学会副会长的缪斌早已垂涎于这一高位，他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多方活动。但据说汤尔和临终前，却明确属意于周作人。这样，周作人就被推到了这场争夺战的第一线。汤尔和病逝以后，缪斌钻营更力，颇有相当呼声。此时王揖唐已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却属意于周作人，这当然也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汤尔和去世后，王揖唐，原王克敏的秘书长、时为伪北大监督的瞿兑之，以及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松井信二大佐都与周作人频繁接触。瞿兑之就是奉王揖唐之命来“劝进”的。缪、周之争以及背后的日方两派之争，引起了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关注。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当时活动于日伪上层圈子的爱国地下工作者王定南、张东荪、许宝以及何其巩，就曾专门议论过汤尔和的继任者问题。而此四人的关系都颇为复杂。王定南是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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