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这里给囚中的周作人留下了一幅小影：他仍然是“冷漠”，拒人于外的。不过，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日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怅惘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但这毕竟是“诗”，谁能说清此时此境中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与心理呢？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列举周作人主要罪状如下：“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等等。周作人也受命写出“自白书”，进行自我辩解：“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云云。

    根据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申报》上刊登有中央社的如下报道——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审判中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是意料中的。记者说“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事实上，关心这次审判的，绝不只旁听席上这些男女青年。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予以讨论；这正是周作人自己深以为不幸的。在周作人事敌之后，即有何其芳、冯雪峰等人作过理论的探讨。如何其芳从“今天的文学家，必须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周作人所追求的“表现个人的情思，这些在过去似乎都是颇有诗意的，在现在，则实在是应该批判的陈腐事物了”。

    入狱与审判（2）

    何其芳同时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周作人的主张“颇为适合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还会有人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还感到有些被牵引呢”？何其芳对“周作人现象”的观察评价，大体上是代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成为主流派的文艺思潮的。何其芳：《两条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收《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7页。冯雪峰却强调了周作人对五四传统的“背叛”，认为周作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将的身份”，“终于走到了他们的尽头，结果非常自然地漂聚到‘皇军’和‘日本文化’之下，仿佛是一条注定的路”。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收《雪峰文集（3）·乡风与市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66页。

    在周作人被捕受审前后，对周作人的历史评价就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可能比较能够代表五四那一代及为五四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对周作人的看法与情感。他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的附逆表示了更多的“痛惜”之意，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以为周作人不同于郑孝胥之流，“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蛰居散记》第99～101页。这些话都很有分量，不仅表现了对被评价者也许是过于热切的期待，以致失望。评价者自身对于新文学事业的热情，坦诚，也同样动人。同在文学研究会与周作人有过“战友”之谊的沈雁冰（茅盾）的批评就比较尖锐，但他对周作人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茅盾：《周作人的“知惭愧”》载《萌芽》1卷3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

    也有为周作人说话的。他的学生废名甚至在自己写的连载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他的辩护与前述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也算是有了一个知己。他的另一位高足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并表示了种种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