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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俞平伯1945年10月28日致胡适书，信收《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71～73页。俞平伯最后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项。据说胡适当时表示：“案子正在审理，照美国习惯是不能说什么的。”以后法院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仍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时为行政院秘书）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派周作人等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周作人晚年因此对蒋梦麟有很高评价）。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大学教授，也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清理实为两尽”。郑振铎那篇文章也谈到“我们总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以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却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这就是出于“爱惜”之意，其心可谓善，其情亦可感。
但法院是不考虑这些感情因素的。北京大学及蒋梦麟的证明，以及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关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的证明，倒起了作用。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作出了“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的审决。周作人不服，仍以“扫荡反动老作家”一事为理由，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同时又指出，“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因而重新审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由1939年3月26日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为起端的周作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至此以这样的最终判决为结束。历史与周作人本人都冷静地接受了这一结局，似乎也别无可说。
入狱与审判（3）
在最终宣判之前，著名记者黄裳曾到老虎桥模范监狱访问过周作人，并且留下了《老虎桥边看“知堂”》的报道。文章如实记下了他眼中的周作人及与周作人的谈话——
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的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么？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做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声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知堂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黄裳：《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第29～32页。
谁曾料到，周作人还会有这样一副狼狈相呢？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出土文物”（1）
1956年，周作人的命运突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转机。这年7月1日俞平伯突然来访，传达楼适夷意向，问愿否游览江浙，周作人当即嘱代答应，表示希望重返故里。楼适夷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周作人本无公职，自然无上级领导；但因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有按月预支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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