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的合同，大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了兼管周作人的任务。楼适夷的“意向”，显然表明周作人已被列为统战对象了。其实，在楼适夷1952年就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时，胡乔木就曾特地召他谈话，说要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甚至说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月号。但以后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风的批判、斗争……周作人未被株连已属万幸，给以“重视与关心”云云，自是“时机尚未成熟”了。待到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云云。此后，一大批前些年被打入冷宫的知识分子名人纷纷“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其规模、声势虽不及二十年后（1976年）的拨乱反正，但被挖掘者似乎都可同视为“出土文物”。周作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青睐的。按说，此时被挖掘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应尽量予以满足，但周作人要回绍兴看看，却使挖掘者颇感为难。周作人想重返故里，本在情理之中，这些年无生老母的声声呼唤早使他魂飞梦牵，无时不思返回本土；但周作人毕竟是著名的大汉奸，此番归去，会不会出现麻烦，安全与影响都有问题。

    有关领导不能不多所踌躇，经反复研究磋商，最后决定去西安。出游的事是楼适夷提出的，但很快就转由周扬、阳翰笙、阿英等主持的全国文联，自此以后至1964年文艺整风前周作人一直由文联联系。此次出游也是由文联组织的。同行者有钱稻孙与王古鲁，他们都是日伪政府的教育官员，因此，此行的统战性质是十分明确的，周作人等大概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吧。有趣的是，周作人尚未出门，一些敏感的记者即已从周作人被邀出游这事实本身，觉出了周作人这个“出土文物”价值的变化，再加上这年正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身上那块“鲁迅二弟”的招牌，即具有某种新闻价值。于是，纷纷前来约稿，一时间车马罕至的八道湾十一号前竟又是门庭若市了。周作人也很识趣，或者说懂得这机会的可贵，一一应允，来者不拒。于是，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全国许多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署名“周启明”、“周遐寿”的周作人回忆鲁迅的文章，单就1956年8月至12月，即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陕西日报》《读书月报》《民间文学》《新港》《文艺学习》等报刊一共发表了十九篇文章。这一轰而上，自是热闹非凡，虽说不上洛阳纸贵，但周作人再次借光于鲁迅，出了一阵风头却是真的。这其间的滋味究竟如何，周作人想来心里是有数的。他在日记里就小心地谈到这类文章的“不好写”：即是奉命而写，自不能使约稿者与读者失望，符合潮流之外，还必得要有新意，有点知识性与趣味性，但又不可与现实贴得过紧，以免影射之嫌。周作人一生反对赋得体的文章，现在终于也尝到写此类文章的苦况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冷落的滋味（如前几年之周作人）固不好受，但这样的殊遇荣宠，也是颇为尴尬的。不过，周作人对应付此类尴尬事已颇有经验，他依然是平静而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既没有受宠若惊，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

    对于周作人晚年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是发生在这年9月7日8日的访问。来访者是周作人的老友曹聚仁。他们从1925年第一次通信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得曹聚仁君函。”以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在现存的1930年9月19日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曹聚仁曾表示“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而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曹聚仁也谈到“在当年，正是语丝社表现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表征。我呢，也十分醉心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发表后，遭到胡风等尖锐批判时，曹聚仁也曾为周作人辩护。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曹聚仁可以算是周作人的知己者。这一次，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抓住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这对于他们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别具一番意义。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七十二，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陈思（曹聚仁）：《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载《大华》1卷第4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己》，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那天，我们谈到了文学家不世袭的话，也说到小托尔斯泰、赫胥黎和小仲马，儿子的路，总不一定和父一辈的相同的，海婴并不成为文学家，倒是鲁迅遗嘱的实践者，做空头文学家，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作人将其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曹聚仁之手，将其中一部分以《苦茶庵杂诗抄（上、下）》为题，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与海外联系的通道，这对周作人晚年的生活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出土文物”（2）

    在曹聚仁来访两个星期以后，9月23日，周作人与王古鲁、钱稻孙在文联工作人员佟韦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在西安期间还观看了越剧《晴雯》，出席了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举办的宴会，于10月12日返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周作人后来写了一篇《西安的古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文章谈到慈恩寺的大雁塔“那‘塔势如涌出’的大建筑物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巍然直立着，看了叫人不自觉地感到兴奋”；谈到了“东郊半坡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这石器时代据说距今只有五千年，那末可能在唐虞时代千年以前。平常听说史前的事情，往往是几万年前，现在就近得很多了，所以不禁发生了些亲切之感”。据同行的佟韦回忆，周作人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兴致也很高，一再说：“自己很少出门，到外边看看，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精神也好了起来”，“工业的发展实在可观，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在西安的桃溪堡村，周作人一边走一边与农民交谈，打听生产、生活情况，并且说：“听说人面桃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生产好了，百姓安居乐业，是我未曾料想的。”在西安，正逢国庆节。周作人一行登上西安人民大厦楼顶，眺望披上节日盛装的西安市和街上敲锣打鼓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周作人指着天上的云彩说：“天地之间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那天上的云也在不停地变化着，今天的中国，也确实变了。”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佟韦的回忆大抵是真实的；周作人自1945年入狱后大多时间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第一次接触书斋以外的世界，自然是会有沧桑巨变之感的。在西安期间，周作人应当地《陕西日报》之邀，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鲁迅的笑”，以为不注意鲁迅的畅怀大笑，不会真正理解鲁迅。这其实也是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的。读者不是也因此看见了一个真诚地笑着的周作人吗？

    回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又参观了官厅水库，并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群众性公开集会中露面，在新华社作了公开报道后，自然引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关心周作人及中国新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注意与强烈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周作人从此又公开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