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到文化界来了呢？

    周作人这一时期甚至开始有了外事活动。8月20日，他与钱稻孙一起在北京饭店会见了日本来访者谷川彻三。在10月份又会见了应邀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老作家长与善郎、宇野浩二、里见。楼适夷回忆说，长与善郎“他们到京后就提出要会见周作人，并要求不要陪人，不用翻译。我们都同意了。会见以后，文联要我去看看周作人，同他随便谈谈。他大概了解我的来意，主动谈了与日本作家谈话的内容。对方主要关心他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他表示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不久前文联还专门派人陪他去西安参观，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表示非常满意。后来又谈日本作家表示对蒋介石有好感，因为日本失败后没有要求赔款，又怀疑我们对日本友好，是否意图赤化日本。周作人对此都作了一些适当的合乎分寸的说明，后来我向文联照样作了汇报”。②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会见时，说话既“合乎分寸”，会见后又主动向楼适夷汇报，已是够小心的了；但楼适夷在二十多年后回忆此事时，仍表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后来我在日本的报刊上，看见过这几位作家访华后的观感，是对我们表示恶意的。如认为尊重鲁迅，也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手段等等。这里边有没有与周作人谈话的影响，就不能说了”。②从楼适夷的这番回忆中，我们大概就不难了解周作人当时的实际处境了吧？

    但周作人仍然抓住了历史给他提供的这个机会。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热潮过去以后，他继续地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从1956年11月至1959年12月，周作人一共写了约九十篇散文，陆续以长年、十堂、启明等笔名发表在《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同1956年8月至10月所写鲁迅回忆文章，共一百多篇，是继《亦报》随笔之后第二个写作高潮。这些散文曾编有《木片集》，交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已做三校，却因形势变化而未能问世。现均收入岳麓书社1988年印行的《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陈子善编）中。周作人在《木片集·小引》中说：“所写的文章大抵是就我所知道的，或是记得的，记这一点下来，至于所不能熟悉的则不敢去触动它，仍旧是守以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周作人经过这几年的风波（即使不是亲历，也有耳闻与目睹），大概已经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过的赶上潮流的热情与自信，也不再提改造。他知道自己已经改造不了，即使改造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倒不如还本来面目，我行我素：不熟悉的，例如国家政治之类，即不去触及它，此为“以不知为不知”；熟悉的，并且有兴趣的，不妨勉力写去，此为“知之为知之”。这大概就是《木片集》与《亦报随笔》的主要区别所在吧。因此，《木片集》中最精彩耐读的，还是周作人所拿手的描写民俗风物的短文，如《蒲公英》《爱竹》《种花与种菜》《梅兰竹菊》《不倒翁》《羊肝饼》《牙刷的起源》《南北点心》《古怪的植物名》等等，都是写得十分精粹的文字。其中有几篇通过对某一食物、植物的考证，或作中外文化比较，或谈中外文化交流，都以小见大，集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此类题材、文字，似乎非周作人莫属。就说《羊肝饼》这一篇吧，劈头一句话就很抓人：“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这才款款道出“有名茶点‘羊羹’”的大名。然后，说明“羊羹”本是中国土产，对其制法、原名作了一番考证，又说如何由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在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才真正进入文章着力点，写了以下两段文字——

    “出土文物”（3）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中共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

    “寿则多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