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第 10 部分阅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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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高潮，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这自然是不祥的预兆。果然，到了1960年《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署名夏羽的文章，题目是《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文章虽是批评李何林《五四时代新文学所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二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与周作人本人无关；但却也给周作人下了一系列的断语：“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一文，主要是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等等。以上任何一个断语在当时的中国都足以剥夺周作人的发言权。于是，周作人只能再度沉默。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周作人本人也许并无如许多的感慨，他最觉不能忍受的，还是他再度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周作人早在1957年春就患高血压，疾病并没有使他停笔，现在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正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威胁。他于是四处告急求援。他先写信给康生，说生活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费二百元不敷家用；康生当即将此信批交周扬办，周扬与有关部门商量，决定从1960年1月起，预支稿费每月增至四百元，由出版社增发，这已属特殊照顾，周作人虽仍觉不足但不好要求太多，写信答应。周作人后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详细讲了此事：“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指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于是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周、曹通信集·甲二五》）以后他又不断地向文联负责照顾他生活的佟韦等诉说困难。据说他夫妻年老多病，需购药品与营养品，支出不少。其子周丰一，因在北京图书馆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低，直到摘了帽子仍未恢复，其全家生活都要靠周作人补贴。他一人负责三代人的生活费，自然十分吃力。此外，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自是一大问题，如他们夫妻只吃大米，而1962年每人每月仅供应一斤大米，也只得向文联求助。文联负责人阿英等曾为之大伤脑筋，初拟办一个照顾知识分子的副食品乙级补助证，但考虑到周作人的身份似不合适，最后决定由文联总务科代为买些主副食品，逢年过节也赠送一些副食品，聊解无米油之忧。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等写信，后来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乙编”即是“求援请助”，略摘数则，以见一斑：“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须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二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本月中未知能有款寄到否？来信说有林君寄出油糖，迄未收到，此本是人家惠施之物，为此寻问似乎可笑”；“得书逾月，拙稿出版否？收到版税，乞并一总汇下，近有涸辄，不无小补也”；“老实不客气地和你谈，能寄我若干钱……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无港汇，则及早举债也”；“无日不盼港汇，真是望眼欲穿，不得已再催”；“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竹叶难得，内人卧病，请予撤销。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亦或不给，糖亦将减少，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港币寄出，外甥女膳费有着了”……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这大概是周作人一生中最暗淡的一页吧？于是，他只得将年轻时苦心搜寻、珍藏的古钱、古砖一一贱价售出。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
如果说贫困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还算不得周作人一人的不幸，他尚可以不断向人哭穷；那么，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间关系的不和谐，对于周作人就是更加难以排解的更大不幸。周作人去世后，其子周丰一将老人1960年—1966年间日记借予鲍耀明先生。鲍先生将他与周作人的来往通信及有关的周作人日记，合编为《周作人晚年书信》一书，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于1997年出版。读者与研究者也因此了解了周作人晚年处境、心境的鲜为人知的这一面。人们仅在1960年7月1日转录的部分日记中，就发现了如下记载——
七月一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七月三日……今日又不快，未工作。
七月十三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
七月三十一日……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
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做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在以后的日记里，仍不断有“不快”的记录。每次争吵，必要伤害感情，日积月累，怨恨日深：“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1960年8月14日日记），“虽有不快，仍得六纸，盖所谓死物狂也”（1960年9月13日日记），“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1960年11月15日日记），“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1961年3月30日日记），“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1961年4月2日日记），“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1961年4月3日日记），“又复不快，所谓不知活言者也”（1961年4月14日日记），“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1961年6月4日日记），“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惟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1961年8月20日日记），“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1961年9月26日日记）以上所引周作人日记，均转引自鲍耀明《周作人晚年书信》，第3、4、6、8、12、18、47、48、51、64、90、97页。……
“寿则多辱”（2）
这样的无休止的使双方都痛苦不堪的争闹，必然加速导致最后的结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唤胃痛，注射仍未见效，终夜呕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压只有80毫标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时半以救护车送信子往医院去。当晚，周作人“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③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记，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8、169页。4月7日，自是难挨的一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③周作人这才与女静子、子丰一、孙女美和前往医院一看。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9、296页。4月9日，全家一起至医院送信子到东郊火葬场。4月10日，殡仪馆送骨灰匣来，遂有一切了结之感。
周作人对他晚年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不快”，在一切皆成过去以后，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揭示了他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但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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