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日记未经正式公布，我们的叙述只能阕如。要说的是，当一切由于信子的病逝而结束，痛定思痛，周作人又想起信子生前的种种好处，而产生无限追怀之情。于是，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又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同日相识，又同日相别，历史就是这样兜了一个大圈子，周作人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在日夜兼程地赶译《枕草子》的同时，他又开始了《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从1960年12月10日写《缘起》，至1962年11月30日作《后记》，整整两年时间，周作人大概都沉湎于“回想”之中。这本是曹聚仁的建议，周作人欣然应允，以为尽管“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一身之内的事情却是可以写写的。但真正动起笔来，却颇费踌躇。一向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相标榜的知堂老人，突然发现“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自己这曲折的一生，该做什么样的自我评价，该用什么态度去谈论“以往”呢？作“自叙传”吗？写“忏悔录”吗？周作人都不愿意，以为那是“诗与真实”的“混合”，而自己只愿“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他因此批评过鲁迅的《朝花夕拾》）。但真的“凡事实即一律都写”吗？周作人又自知做不到，他承认“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但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人们很容易想起他那篇《寻路的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以上引文见《知堂回想录·拾遗·小引》《知堂回想录·后记》《知堂回想录·后序》，第638、641、719、723、724、725页。——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忘却斜阳”（1）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转引自《书林》1981年6期思衡：《周作人的晚年》。在信子逝世一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心情稍有平复，即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据周作人介绍，路吉阿诺斯（Lukinos）生于公元2世纪初，做了许多对话体的文章，但他不是学柏拉图去讲哲学，却模仿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犬儒墨涅波斯做了来讽刺社会，这是他的最大特色。周作人过去曾翻译过他的《冥土旅行》和《论居丧》。译《对话录》可以说是周作人多年的夙愿。周作人曾有诗云：“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老僧已是沾泥絮，炳烛还看末摘花”，表现了他老而风流的豪情；如今他虽不再“炳烛还看末摘花”，却仍愿以炳烛的微光，担负这浩繁的翻译工作，确可谓壮心不已。但周作人说，尽管“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地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89，我的工作（三）》，第637页。他在翻译过程中，也确实不断享受着这难得的快乐。1963年5月13日，他在给友人信中报告说：“近来正在翻译路吉阿诺斯，才得五篇，此人著作夙所喜爱，前曾以英文特译数篇，今得从原文译出，尤为惬意。”5月30日信中又如此说：“目下正在搞路吉阿诺斯的对话，虑非老拙所能担当，亦姑且试试耳。”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种宁静中的喜悦，周作人内心世界显出了少有的亮色。

    1964年3月6日，周作人“饮酒一盏，醺然径醉，胆大气粗，辄得八句，亦是打油”，是谓“八十自寿诗”，诗云——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周作人：《知堂杂诗抄》，第106页。

    后来，周作人又作长篇说明——

    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得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吗？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又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地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青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口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前作所谓自寿诗，甚招来各方抨击，自讨苦吃，今已多吃了一万天的茶饭，经验较多，岂敢再蹈覆辙乎？偶因酒醉，胆大气粗，胡诌一首，但不发表好了，录示二三友人，聊作纪念。末联亦是实话，玩耍过日，不知老之将至，无暇汲汲顾影也。

    周作人以八十垂垂老翁，表现出如许纯真的“童痴”状态，是令人惊叹的。“童痴”，既是行为、心态，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周作人童年时代享尽儿童所应有的说不尽的乐趣。南京求学时期，为他打开走向世界大门的，是阿拉伯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他由此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也依然充满了儿童天地里的神奇与美妙。留学东瀛，他又由文化人类学懂得了儿童世界与人类生命的原生状态的内在的相通。回到绍兴，开始人生的独立旅程，他首先着手的是《小儿争斗的研究》。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时代“儿童热”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他不仅致力于“儿童的发现”，确立了“尊重儿童独立个性”的人道主义原则，而且召唤着“中国文化的童年”、“人性的童年”的复归，以此作为重建中国民族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五四以后，他在强调“救出我自己”时，也依然以儿童的“游戏”态度为人生、艺术的极致。在一篇文章里，他竟然怀着钦羡的心情，描写着“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玩耍的情景，并且说：“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味，而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惟一的道了。”周作人：《〈陀螺〉序》，收《知堂序跋》，第233页。以后，周作人无论被时代的浪潮推到什么境地，都时刻不忘“努力学玩”这“惟一的道”。30年代他蛰居苦雨斋，闭门读书，经常造访的无论古人或今人，大都有赤子之心，游戏态度，这是他择友的基本标准。40年代，即使他身陷日伪官场之中，迷路、心也迷时，他仍然听到“无生老母”在呼唤他迷途知返，回到童年的纯真状态。以至后来，他在囹圄中仍不忘写“儿童杂事诗”，借助童年的回忆来洗净心灵的污垢。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如此巨大的热情从事翻译，他的选择——无论是介绍希腊、日本远古时期的文化（《希腊女诗人萨波》《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故事》《希腊悲剧与喜剧》《古事记》《枕草子》），还是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