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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想要的啊。那天晚上,陈晖在柳青家吃过晚饭,两人就一块来到了蓝渡江边散步,交谈着。江上很安静,月色朦胧,雾气氤氲,偶尔传来轮船几声悠长的汽笛,使这个夜晚显得很空旷。
陈晖说:你父亲这个人很好啊,那么敬业,那么有责任感、正义感。
柳青说:我没想到他会对你那么信任……那个细节,连我以前都没听他说过。
陈晖说:你在学校里,有没有遇见死者在死后四个小时还会有喷溅状血痕的?
柳青说:不可能。血液一般在死亡半小时之后就开始凝固了。
陈晖问:能这么肯定吗?
柳青说:当然肯定,这是科学。
陈晖说:科学也是存在漏洞的嘛。
柳青说:陈晖,这是我们的不同。你依赖于想像,而我只相信科学。
陈晖说:我很难相信,像吴长春那样的男人,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和未曾出生的儿子。
柳青说:难道犯罪的人脸上会有什么标识吗?
陈晖说:你不是说,犯罪同样需要动机吗?这个吴长春怎么可能……
柳青说:陈晖,犯罪往往是一种冲动,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一怒之下〃,西方的犯罪学上称之为〃激|情犯罪〃,等一切酿成大祸就为时已晚了。
陈晖沉默了,点上了一支烟。
柳青似乎猜到了此刻这个自命不凡的记者心里在想着什么。他一定是在埋怨着,像你柳青这样的一个有几分文静与雅致的女孩,怎么连一点同情心都丧失了?
果然,陈晖说话了,他在柳青面前踱着步,说:是啊,也许是职业原因吧,我们之间竟也有很多的不同。其实我们应该在科学与想像之间寻找一条路。
柳青抬头看着陈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吴长春的案子我曾经也认真地想过,我真的希望这是一个冤案、一个错案。这至少对我父亲也是一个解脱啊。可是,每次一想到这里,科学使我却步了。
陈晖带有自嘲地笑了笑,说:科学有时候也有狰狞的一面。世界上因为科学的错误导致的悲剧比比皆是。不过,我现在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吴长春的案子铁证如山,那么像他这样的罪,当初就应该处以极刑问斩,而不是一开始就判为死缓,以至拖到了十三年。
这番感叹的话却在柳青心里引起了波澜。陈晖说得有理,按照吴长春的罪行--倘若真是这样的话,法庭最后判决为什么不是死刑而是死缓呢?毕竟是两条人命啊!吴长春并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的财力,他是无法去疏通什么环节的。为了这个案子,据说两方的老人都在上诉,都已经搞得倾家荡产了……陈晖决定去省城的高级法院继续调查吴长春一案。第二天一早,他就搭乘落城去省城的大客车上路了。他不想惊动任何人,想直接去与当年参与这宗案件审理的法官进行接触。所以他没有住进酒店,而是住在了法院附近的一个小招待所。这里没有标间,只有普通的床铺,每晚二十元。住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来上访的,都带有状子。招待所的门前就有摆着〃代客诉讼〃的铺子,就像邮局的门前〃代写书信〃一样。以往陈晖只要是因为某个案子出差,总愿意住到这样的地方,这样会使他更有利地了解基层的司法状况。没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在这铺子边上溜达着,暗自观察。
这天上午,陈晖刚吃完早点,就看见摆摊的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正与一个看似老实巴交的老头在交谈着。那摆摊的说:你怎么又来了?你家的事情不是早办完了吗?
老头说:怎么叫完呢?我儿子是冤枉的啊!
摆摊的说:我说老人家,当年我帮你写状子,总算是替你把死罪变成了活罪……我也就只有这点能耐了。依我看,你老还是收手吧。
老头说:可我儿子是冤枉的啊!他怎么能亲手去杀自己的媳妇呢?那不是畜生吗?
陈晖听了这话,就主动走了过去,问:老人家,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老头看了看陈晖,说:叫吴长春。我是他爹吴全印……
陈晖说:老人家,我来为你写这个状子吧。
陈晖说着,就把随身带着的记者证掏了出来。那老头一看是记者,就连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然后,陈晖就和招待所的负责人商量了,把自己与吴长春的父亲安排到了一间屋子里。他告诉老人,他儿子吴长春也在牢里给他写信了,自己这次来,就是为吴长春的案子。他希望老人能多讲一点真实的情况,他说:这是有利于案件的进展的。
谁料这老人一说就哭个不停,说自己把儿子害了。
陈晖有点紧张,问:你怎么把他害了呢?
于是老人就讲出了一番话。老人说,在儿子被抓起来后,公安部门曾经多次去他那里了解情况。老人一直就是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但是,最后一次,一个公安人员对他说:老人家,你儿子确实犯罪了,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他衣服上溅有他媳妇的血,这是抵赖不掉的。
老人一听就傻了。
那警察说:既然这样,认罪态度的好坏就很重要了。你要是真想让你儿子从阎王那里回来,就帮他一个忙好了。
老人很茫然地问:怎么帮?
那个公安人员就说:你仔细想想,你儿子是不是对你说过,他与媳妇争吵,一怒之下就把人打了,只是没有想到会把人打死……你这样说,就说明你儿子是一时的冲动,不是故意地杀人,那么法院听了就会认真考虑了。你想是不是这个理?
老人想这样或许就能为儿子开脱死罪了,于是就照那个警官的意思说了。公安人员及时做了笔录,让老人按了手印。可是,等开庭之后,老人才知道,自己这么说非但没有为儿子开脱,反倒成了儿子定罪的一条依据。他当庭就说这不是真话,这不是事实,这是落城的公安让他这么说的,可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老人哭诉道:记者先生啊,我是老糊涂了,我真的不该那么说啊,都是公安让我这样说的……
老人的这番话让陈晖感到气愤,他想这不是典型的诱供吗?为了早点了结这个案子,就采取这样的手段,实在可恶。
老人平息了一会儿,又说:我每回去看儿子,他都说,爹,你儿子是冤枉的,你得为我往上告……没有钱,就把房子卖了,还儿子一个清白。我就把房子卖了,也去了北京,可是我儿子还是在牢里关着……第二天下午,陈晖带着柳立中写的条子去了当初主持这次审判的审判长潘佐祥家。此人原来在落城中级法院,后来才调到省高法来。这位前任的法官实际年龄并不算大,却已经退休在家几年了,他今年六十三,身体看上去很健旺。除了爱好书画,就整天待在家里。所以当陈晖随便问起您不打算再发挥点余热时,他就打了个手势说:有几家律师事务所想请我去帮点忙,我都推了。我在司法战线上干了四十年,人很疲惫,现在一听官司、案子这样的话,我就觉得累。不想干了。陈晖和卸任的法官谈得很轻松,潘佐祥把陈晖带进自己的书房兼画室里,让他看看自己的作品。他说:你是北京来的记者,见识多,给我提提意见。
陈晖一看,就清楚卸任的法官字是在学王羲之,还兼带着一点何绍基的味道;画是在一味地临摹黄宾虹,都是些小品之类的习作。但是陈晖还是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他说:您学得很规矩,书画同源,都讲究用笔用墨,看得出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潘佐祥一听便哈哈大笑,说:这样的恭维我可是很爱听的啊。
说着,又拿出自己喜欢的紫砂茶具,沏了一壶铁观音。在沏茶的时候,潘佐祥似乎很不经意地问道:陈记者,你千里迢迢地跑来,又带着落城老柳的条子,恐怕不是为了对我这个退休的人说几句恭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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