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会底层的人自发形成的一个“集市”，不能不说是奇怪的。　　而场面其实是脏乱的，以至出现了许多手执竹棍穿着不太正规制服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他们通常也是外地人）。我不知道对此是否应该去谴责，因为我知道，那些摆地摊的人生活也不容易，如果城管把他们赶跑，他们将怎样？何况那里有很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旦动真格的，社会矛盾就激化了。　　这些人走到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就相当于广州的窗口地段）艰难地生存，就是在向城市人暗示，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在追逐时尚的报刊电视等媒体的描述中。　　说到媒体，2003年1月份，有两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条是，广州又开始慎重地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了，这个说法其实几年前就提过，但后来又搁置，被其他什么“山水城市”等代替，今年再次恢复，整个过程可一瞥广州信心与雄心；第二条则是，广州市有关文化部门已确定将粤剧、粤菜、广东音乐捆绑申报2005年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条新闻让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观点是“广州不需要与任何城市比较”，因为千百年来，广州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思想继承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好，比如香港人讲的是广州的语言，承继的是广州的文化，海外华人有一半以上讲的是粤语，他们也承继了广州的文化。　　还有，每年的春节，广州人每家都要买桃花、柑桔、逛花街，就像西方人过圣诞一定要有圣诞树一样，这是广州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只有广州，这个存在了两千年的城市，长期以来是一种文化的中心，一种文化的代表，它已经经受历史的考验，它曾经显示过非凡的作用力，它的独特而又悠久的文化依然有着强壮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以上种种信息掺杂在一起，似乎是统一的又似乎是冲突的。这就是目前广州带给我的混乱感觉，其实从来到广州的第一年，就是这种感觉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改变。这或许也正是广州的魅力。　　2003年，我曾经采访过广州的两个新建筑，它们的规模、设计、功能都在全国第一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造型前卫，建筑材料独特，全金属单曲面的“被甲”，1万多平方米的展厅，没有一根柱子，是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会展中心建筑；还有广州新白云机场，是中国民航史上最大的工程，是我国第一个按照中枢机场理念设计和建设的航空港……　　现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单从建筑的体积和外观来讲，已经足以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城市新居民大开眼界，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建筑。虽然在这两个地方，周围都还是荒凉的，只有宽阔的高速公路，还没有人气。　　广州越来越多新的大型建筑横空出世，除了以上两个外，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广州歌剧院、广州新体育馆、奥林匹克体育场等等，国际级别的建筑大师都先后来到广州，比如安德鲁、库哈斯、哈迪德、蓝天组等都在广州这个城市同台竞技。　　这些城市公共建筑，将来都会在城市的外围部分，也许在它们周围，也会有我家附近可以看到的烟囱。然而不管怎样，广州在变化，我的生活也在变化。我现在迷惑的是，我的生活范围是应该再扩大一点，还是应该缩小一点。因为市井的城市生活和国际化大都市，两者都是我想过上的城市生活。＆nbsp＆nbsp

    武汉／杨瑞春

    杨瑞春，《南方周末》记者　　一说起来武汉我就想到《乱世佳人》里描述的亚特兰大，在傅东华的那个译本里，好像是翻译成〃饿狼陀〃的，郝思嘉看到的南北战争前的〃饿狼陀〃，是粗糙的、野性的、乱七八糟的--与今日之举行过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应该是两个城市。但是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笔下，它充满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当然应该是工业文明的初期发展所赋予的，与郝思嘉的乡下庄园陶乐是两回事。　　我进入到武汉这个喧嚣的城市是1991年，当时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爬上学校迎接新生的大卡车，扶住栏杆，向学校呼啸而去--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这样的。这个城市给一个来自北方平原的人的感觉首先是有很多上坡下坡，然后就是法国梧桐树原来能长这么高，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在我的脸上飞速地流动，我站在卡车上，如同露西在泰坦尼克号船头，可以给一个抒情造型的。一个初入城市的人，其印象大约是混乱、丰富、喧闹、让人晕头转向，《秋菊打官司》把这种感觉描述得十分准确--某种带有滑稽色彩的民乐，然后一声吆喝〃走--咧！〃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宁静的县城长大的孩子，有关城市的种种经验都是在武汉开始的。　　武汉这个地方很奇怪，整个城市被分成三块，每个地方的气质好像是天然的。武昌就是文化教育区，大学在这里星罗棋布，湖北省的政府机关也设在此地。这里好像天生安静，比如我们学校，到处听得见鸟叫，但汉口可能是全中国最喧闹的商业区，一过去就好像进了一个烧开的水壶，沸腾不息。北京有个表演摇滚乐的酒吧叫〃声场〃，汉口就是一个声场。　　武汉人说话速度相当快，而且发声部位比较低，听起来有一种狠狠的味道。确实也是狠，几乎每次出门上街，都能听到有人在吵架。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小姐大多长得有几分姿色，引人遐想，但是开口嗓门粗得就把人吓一跳。而且她们大概都练过“易筋经”，能在密不透风的人粥里满不在乎地开辟道路，站到每一个人面前收费。　　在我去武汉之前，中央电视台放过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讲述了改革开放春风刮到汉正街的故事。我和同学自然得去感受，那里的人真可以说是水泼不进，可是那些运输货物的人，也就是在重庆被称为〃棒棒的〃，一根扁担前后两个大笸箩，就像轧路机一样一边吆喝一边猛冲过来。汉正街给我的另一印象是后来我吃了一碗放足了辣椒的面条，差点被辣翻在地，眼泪鼻涕滚滚，随江水东流去。　　从武汉的这边到那边，不仅有长江大桥，还有轮渡。很多人从武昌到汉口去上班都是要坐轮渡的，池莉早期的小说《烦恼人生》主人公便是一个天天在轮渡上来回的标准武汉人。在轮渡里的状态大抵就像在北京的地铁里，大家都很安静，不少人买一份报纸看，但是轮渡上有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北京地铁里可没有。　　在武汉经常下雨，但我并不讨厌，上大学的一把伞高频率地用了四年，后来拿到北京几乎就没有再派上用场，后来就不知所终了。关于武汉的很多记忆是发生在雨里的，比如去黄鹤楼玩的时候就是。黄鹤楼当然是新建的，在外面看着还古色古香，进去就发现是钢筋水泥的本质。我们有个女同学，来自湖南，那时候写情诗，〃我要截断长江水，推倒黄鹤楼......〃有点〃山无陵、江水为竭，乃敢与君绝〃的气魄。黄鹤楼听之，当抖三抖。　　在武汉我学会了吃臭干子--也就是臭豆腐干。我们学校墙外，有一群小贩，专门炸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觉得臭得昏天黑地，没想到后来就吃上了，而且一串还不行，至少得两三串，可见人要想堕落是多么容易。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吃臭干子，一边喝酒，一边落泪伤怀。在武汉吃上的还有小龙虾，北京不过这几年才兴起来，在武汉可是九十年代初就很流行了。大四的时候，我妈突然发现她一个大学同学原来就在武汉，我去了趟她们家，原来就在汉正街旁边，大学时代的美人那时候已经成了没有腰身的矮胖子。她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那里嘎巴嘎巴地掰龙虾头，其手段之残忍、态度之轻松令人发指，不过后来炒出小龙虾的美味则让我忍不住饶恕了她杀生的罪过。　　关于武汉的文化生活，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到洪山体育馆看黑豹的演唱会，那是我第一次看摇滚的演唱会，后来我发现我们同去的一位斯文的男生疯了，在那里又蹦又跳，后来我们全都疯了。　　在一次采访中和乐评人郝舫聊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