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大师的话，读书方可使人静观，静观方可使人明断，明断方可使人行动。＆nbsp＆nbsp

    一条路／韩东

    韩东， 1961年生，山东大学毕业。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　　2002年1月20日深夜，楚尘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有着深绿色的封皮，书名为五个白色的繁体字“重负与神恩”。我将这本书放进背包里，辞别了楚尘打车回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充盈着一种踏实的感觉。回到家匆忙收拾了一下我就上了床，靠在床头我开始阅读此书，直到窗户发白。　　这是一本港版的薇依的著作。薇依的书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读到过，是那本《在期待之中》。那本书至今我已经读了不下七遍，在我的阅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重负与神恩》亦然，拿到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读了四遍。后来在我的建议下楚尘所在的出版公司买下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的版权。我向楚尘要求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来我读过多遍，对书的内容比较熟悉，二来，无论如何我都想与该书或薇依发生一点关系。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是非同寻常的，说它是我的“圣经”也不为过。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有价值有教益的书也不缺乏，但真正能改变人生或安慰心灵的书的确不多，适合于特殊个人需要的这类书那就更加罕见了。和它们的相遇，应该说是一种缘分。　　薇依的著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绝对的。在我看来，它不仅触及了真理，可以说就是真理本身。薇依也并非是一般的著书立说者，她的生平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凡罕见的人物。诗人艾略特称薇依为“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又说“（阅读薇依）赞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的相接触。”。但即使是睿智的艾略特也对薇依这样的人把握不定，所以才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他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也毫不忌言薇依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后者对他的意义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依的传记《信仰与重负》）。在这里，我抄录《重负与神恩》一些章节的小标题如下：“重负与神恩”、“超脱”、“我”、“爱”、“恶”、“暴力”、“不幸”、“偶然”、“宇宙的意义”、“美”、“劳动的奥秘”，由此便可大致了解该书所涉及和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绝对、信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书，这是一本关于生而为人的书。　　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何止千万？但在所有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亘古不变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精神渴求，对真理或绝对的期待。这是人灵魂中的饿，灵魂深处的饿，我们又该去何处寻找那可供食用的永恒的精神食粮呢？在权力、金钱、声望以及所谓的个人实现、男女之爱主宰的价值世界里，一旦这些东西倒塌之后我们又将沦落何方呢？即使是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内心仍有巨大的空洞。掩饰、转移、寻找就近就便的替代物是我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替代物在今天何其多也！国家、民族、科技、知识、经济生活、政治自由，甚至艺术和诗歌皆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些只有相对价值的事物在今天扮演着绝对之物的角色，吸纳着我们灵魂中的饿。但吃完之后我们还会再饿，吃完之后我们便加以厌弃，厌弃之后还要再吃。只有这吃的欲望，这灵魂深处的饿是经久不息、反复到来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两千年，他只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看中国历史也只看到两个字，就是荒芜。这“荒芜”是就其真理或绝对而言的，是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光照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没错，中国出过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孔子说到底是“世间法”，其学说拒绝也无能力涉及绝对。老子则是绝对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惟一的表达、仅有的闪光，但在后继者的实践中演变为自我麻痹的道行与巫术，已和灵魂的饥饿无关。佛教东来，的确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光明。但一来它并非本土成就；二来，在与本土传统的结合和扎根中确有损失。即便如此，它仍是中国人在茫茫黑夜中寻求真理和绝对的惟一的灯盏。　　时值今日，鲁迅成了文化英雄、民族的灵魂，换言之，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荒芜，觉得可悲，因为鲁迅的高度相对于绝对真理来说相去实在太远了。他踞于绝对真理的位置，却没有那样的光明，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误导，说是骗局也不为过。鲁迅不过是一尊新的中空的偶像。当然，这与鲁迅本人无关。只要降低一点，哪怕一点，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位置上鲁迅的价值才会变得令人信服。　　但，饥饿的灵魂需要绝对，需要来自绝对的永恒的精神食粮。绝对真理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背景下都会有它具体的默示。我相信，在今天依然如此。它通过一些人的行为、一些言语，或者一本书，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人的气质有异，对真理的渴望程度不同，因此它何时到达？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是否到达？那就不一定了。但多一条道路总是好的。《重负与神恩》，或者说薇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虽然它对很多人也许不合适，虽然，翻开了这本书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但它存在着，就是好的，就像壮丽的星空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背景。＆nbsp＆nbsp

    两个世界，互相遥望——《西行25度》／李敬泽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　　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沿北纬40度，西行25度，从北京到新疆，横穿中国中西部，他们将记录“中西部人的真实表情，真实生活，以及让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后，潘在《西行25度》中写道：“现在城里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做事情难，做女人难，做企业家难，做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装出来的情绪。出来看一看西部的农民，他们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这个事情难，做那个事情难的城里人，他们要难上几十倍、几百倍，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对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觉得苦和难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过“忆苦思甜”的训练，那就是用一种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忆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于更苦更难的人们“生活得很愉快”，该结论更是轻率，当然，从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气洋洋，用潘石屹的话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但对这种“高兴”我另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儿里来新人了”，潘一行风一般来了，又风一般走了，乡亲们应酬一番，转过脸去还得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特殊种类的人，在苦和难中，他们恐怕愉快不起来。　　那一路上，有无数双眼睛，纯洁的、热情的、温顺的、茫然的，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它们，猎取那些目光。翻阅《西行25度》时，我觉得那些眼睛遥望我们，遥望那个执掌照相机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