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都可以在书里得到记录和反映。前不久我们做过一个选题，叫做“世界有多大，书页就有多大”。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书可以覆盖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像《中华大藏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年都市的发展变化培育了许多新兴的阶层和亚文化人群，比如近些年成长起来并日益壮大的职业经理人群，比如各种族类，像SOHO族、DIY族、BOBO族等等，他们的出现都刺激了相应的图书市场。最近增势最猛的三类图书分别为人物传记、财经类书和计算机图书，就与这类读者群的旺盛的阅读需求有关。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门类很怪的书籍，比如几米的绘本，说不清题材，既不是漫画插图，又不是诗歌、散文，用中图分类法很难给他归类，但是他的确迎合了城市中的飘一族口味；再如城市环保主义者的出现导致了《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热销，这在前些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另外，都市人欣赏口味的趋同也促进了畅销书的市场概念，比如近期大家都在等待杨绛的《我们仨》，比如冯晓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首印数就突破了30万。　　SOHO小报：你刚才讲的现象是读者需求刺激了书的出版，有没有书对读者或者社会产生反作用反刺激的例子呢？　　宋文京：当然也有，但这方面更多是限于传播功能，比如顾准和王小波，如果没有《顾准文集》和《我的精神家园》等一批书，人们很难如此广泛地了解这两个人。包括我们国人对德里达、哈耶克的认识也都是通过书来实现的。　　SOHO小报：我想我讲的反作用还不仅仅是传播，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能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书现在还有没有呢？　　宋文京：如今图书同许多行业一样，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现象，万众瞩目的书很少了，因而轰动效应几乎看不到了。即便是发行量很大的畅销书，人们的关注度也是在短时间热销后兴趣迅速下降，换句话说，现在书的周期更短，档期更强，经典的、聚焦的感觉越来越弱，浮泛的、泡沫的感觉越来越强。　　SOHO小报：其实这可能也是书和社会互动的一种写照，我们很难说清是因为社会浮躁导致了浮躁的图书，还是书的浮躁影响了社会思潮。　　宋文京：对，两者很难分清，就像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SOHO小报：说到这儿我们换个角度，从读者需求角度来分析，我发现各大书店排行榜中心理励志的书占了很大比例，这是不是表现为人们阅读更注重实用性？　　宋文京：很简单，这也是当前社会需求的表现。这类书的选题可以很简单，很具体，比如我刚刚看到的一本《睡眠忠告》，就是告诉你怎么提高睡眠质量，这类书的出现受港台日韩影响比较大，好的一面是它关注了人的方方面面，对都市人的工作压力、人际竞争、感情困扰都起了减压阀的作用，缺点是选题泛滥，也很浮躁。　　现在书的功能性更加丰富立体了，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教化作用更加放大到工具作用、娱乐作用、消费作用等等。有看书就是为了求爱的，就是为了缓解心情的，甚至看书就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的等等。　　SOHO小报：最后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最想探讨的，就是读书对人的精神建设作用是在扩大还是萎缩？或者说你感觉近年来人们对读书的需求是不是存在着一种从功利实用到精神建设的回归呢？　　宋文京：的确读书对人来说可以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有用的，就是你说的功利实用；另一种是有“无用之用”，比如陶冶情操、塑造心灵、丰富精神等等。单就后一部分人来说，简单说回归现象可能有点笼统，实际上这部分人有增有减，我的感觉是这个阵地还在那儿。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都市的职业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长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不是学者专家，但是他们是在某一个领域发言的，比如你们的潘总，这部分人我相信平时是大量读书的，而且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直接的功利实用，他们读书更多的是增加自己的无形资产，这就是我说的增的那部分群体。　　我相信人们在追求经济目的、仕途目的之后对书还会有一种需求，因为人总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总要有一个内心归宿。＆nbsp＆nbsp

    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严平

    ——一个三峡人用莱卡镜头为自己的情绪和故土作最后的见证　　严平，光明书架总策划，1961年生，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其策划操作的《世界文明史》（11卷）、《西学基本经典》（100种）和《生存手册》等图书已成为书业标志性产品。　　缘起　　离2003年春节还有20天，我突发奇想,到三峡走走。　　三峡，我回忆了一下，来回走过8次，算是很熟悉了。现在想来，真是很陌生，很多景点我都未去过。我也算是一个三峡人了，现在大水要彻底改变她的面貌，很多地方要淹，很多人要走，很多儿时的记忆也将随大坝的蓄水永沉江底。　　2003年1月21日至29日，我开车遍行三峡沿江的几个城市，一路看、拍、感受，一路寻找我对老城的印象。拍片3000多张，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再现了我少年时路过这些城的印象。大多数都变成了对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的记录。　　我说的场景是我在别处也可能你在别处绝对见不到的。我只希望我是一名目击者，出一本类似我一直想推出的书:《咔嚓！合众社报道世界》（FLSH！COVER THE WORLD）。　　后来回到北京，照片冲出来了。天天看着照片，或者说，天天面对着照片上的情景，照片上的人，照片上的江，寝食不安起来。　　后来，我想我得说点什么了。　　后来，觉得缺了点什么，又去了一趟三峡，重点去了巴东，我阔别了二十年的老家。　　一前一后，共拍了6000多张底片。这些底片，连同零星的文字，我想，也许能够说明一些东西。　　平生我一直想做两件事：一是像卡帕或布列松那样为历史记录下一些东西；二是讲故事，动听而又完整，却不失其真实。这两点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不能够。讲故事我口吃，作记者我又不在场。所以，我只能用残缺不全的图片、残缺不全的文字连同残缺不全的记忆构成一幅残缺不全的三峡。　　残缺不全的三峡已经存在于很多人的心里。　　关于我　　一个人的江，一个人的城。　　祖籍湖北巴东，生于重庆井口，7岁时随父母移居长寿县的黄桷岩，一个离县城很远，到现在还只有土路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的农村小学读了四年书，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了两年，然后又从很偏僻的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转到县城读高中。那时候唯一的爱好是看小说，钓鱼。我记得每个周末都出去，一般要走4个小时的路，到一个叫文兴水库的地方。　　我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自小孤僻，常一个人到长江的支流龙溪河边，望着江水发呆。后来读长寿第二中学，仍禁闭心灵，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只不过仍得要受着父亲的高压和同学的欺侮。那时候总感觉有很多委屈需要倾诉，长寿新桥下的江边就是很好的地方。当船过掀起浪头，我也把我的心宣泄出来。我时常想象着自己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或杰克·伦敦笔下的流浪者和他漂泊的独木舟，有时候又幻想着自己是聂鲁达诗集里的流亡者：“经过漫漫黑夜，尝遍各种生活/从泪滴到纸张，从一种服装到另一种服装/我在那些受压迫的日子里流亡/避开警察的追踪/在透明的夜，在寂寞的繁星下/我走过许多城市，森林，农庄，港口……从崎岖的道路和黑暗中，我一无所知地被带到了/那光亮的门口，那属于我的/小小的星形的标记/那豺狼还没有吞没的/在树林里的一小块面包皮。”　　1986年的夏天，一个固执的青年在偏僻的小厂做了8年电工，并且在与父亲争执多年之后，背一个挎包，只身离开家乡，在湘潭3年，武汉1年，最后移居北京。现在屈指一算，也有17年了。　　北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