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没什么可抱怨的。柏林和北京有太多的相似，在柏林我能更好的把玩乡愁。什么，乡愁你也把玩？为什么不呢，既然挥之不去，索性拿来把玩。我在柏林想念北京，北京就只有美好，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换了别的城市，而那个城市又跟北京没什么关联，我的思乡之情少了依托，把玩也变得无从谈起。　　柏林的冬天我总是喜欢不起来，那冷冷得无边无际，冷得人心也空空旷旷的。夏天多好，夏天的柏林，四下里流动的不光是斑斓的色彩，还洋溢着勃勃的情和欲。　　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卷一领席子跑到“屠宰湖”湖边（这湖就叫这么血乎刺拉的名字），除去身上的“包装”，赤裸裸地下到湖水里，燥热和烦恼顿消。柏林人所以对此湖情有独钟，原因再简单不过：这里是法规治外的天体浴场，免却了天体浴场的那份刻意。在这儿没有做作，只有自然，只有身心的松弛。　　在寒风中缩着脖子袖着手，怀念夏日里的野趣是一份免费的奢侈，这道理跟把玩乡愁是一样的，一种经历带给你一份思念，一份念想，你的生活便丰满了许多。　　谁说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谁能说上帝对人不公平？　　同样面对冬天，诗人，哲人，普通人感受不同，也会给冬天赋予不同的寓意。　　在诗人眼里，冬天是个童话是幅画；在哲人眼里，冬天是大自然的权力与秩序。一个乐观的人，会说冬是春的温床，它在孕育着希望；而一个悲观的人，见到秋风肃杀就开始伤啊感啊悲啊，恐怕连活到冬天的勇气都没了。诗人也好，哲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在我眼里，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功利计较，喜也功利，悲也功利，功利无所不在，甚至爱情，甚至季节时间，统统染上了功利。　　对德国人来说，今年的冬天不好过，简直了说，就是狗屎！刚一入冬，就寒风凛冽，小贼风扎人骨头。这还是次要的，经济形势不好，市场低迷，就业困难，不少公司宣布倒闭（要倒就趁早倒，倒晚了，还得给员工发年终红包），很多人失业丢了饭碗。有的公司不景气，老板放出减员的风，雇员们为了保住工作，保住饭碗，只好放弃年终红包。年终红包可是大家苦盼了一年的啊！圣诞节就在家门口徘徊了，接着还有新年，走亲访友赠礼品要花钱，一年就这么一次。还有那些平日里舍不得买的东西，还有滑雪，度假，还有……说没就没了。没了，就是一场幻灭。人心成了腌过了头的咸菜疙瘩，咸不说，还苦！　　我在柏林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乱走，看路旁树上的彩灯，看往来路人手中的大包小裹，看大人们脸上短促的笑，看孩子们挂着清涕的红红小脸，小手上紧紧攥住的糖苹果葫芦，棉花糖……孩子们在寒风中聆听着圣诞老人渐近的脚步声，冬天和圣诞节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希望所在，对孩子们来说，冷又算得了什么？　　我可不行！冻到深处，忙撞进路边的小酒馆里，要上一杯烫热的甜红葡萄酒（圣诞节前后在酒馆或露天里喝这种酒驱寒暖胃，是德国的习俗），直着嗓子和吧台的人，和陌生人打招呼扯闲篇，让周身的血顺畅流动。电视里在放一个专题报道，德国总统劳先生到柏林“救世军”的“粥棚”（免费发放面包，热汤）看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在劳总统脸上看见的除了尴尬，还是尴尬。流浪汉们则坦然得多了，他们不关心也不认识自己的总统，只是埋怨肉汤太稀，面包太干。在吃饱了肚子的人当中，有人认认真真地看了几眼来访的客人，不太相信面前站着的真是总统大人！即使这样，也没见谁表现出多高热情，他们对总统还想着他们，能跑到这种地方来，表示意外和礼貌性的感激，跟着就提出了一堆批评政府的意见。劳总统也没有讲什么不挡寒不管饱的官话，撂下500欧元就走了。　　劳总统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我也从酒馆里出来，重新跌入黑黑的寒夜之中。　　地铁站口有一个人在忘情地玩着他自己的游戏。我看了好几分钟才看懂了游戏“规则”：他选定一个路人，就学着人家走路的姿态在后面紧跟着，一直到对面有人过来了，他就换跟在这个人的身后。他一会是袅娜的少女，矜持的少妇，一会是龙钟老者，是晃着膀子的愣青，是腆着大肚子的孕妇。他玩得别提多开心，多投入了。我在一旁看得入迷，真想加入到他的游戏里去。勇气，我有，我也相信他不会把我排斥在他的游戏之外，但我就是迈不出第一步。腿脚冻麻了？是实情又不全是，真正的实情还是我拉不下脸面，尽管这会儿的我已经冻得自己也不知道脸在哪儿了。＆nbsp＆nbsp

    这个冬天，潜入性观念的主流／李银河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82--1988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性的问题》、《同性恋亚文化》等近10部作品。　　这个冬天，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目前的性状态，我看到的和我想到的，就变成以下的文字。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国性状态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是：在四城市开展试点的“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北京海淀区部分中学的性教育试点；广州几对夫妇的换偶活动；陕西一对夫妻在家看Se情影碟事件。　　总的看来，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性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上述标志性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论争，论争背后隐藏的逻辑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即：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性是应当肯定的还是应当否定的。　　拿安全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商品社会中万千商品中的一种，人们需要它，是因为它有某种功能（避孕防病）。各种商品都在经历生产、销售（包括为自己做广告）、使用的过程，为什么涉及到安全套这种商品就起了争论呢？问题就出在安全套的广告会引起某种联想，即对性的联想。由于性被当作一件坏事，一件应当否定的事，对它的联想才变成了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如果性是一件好事，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它所引起的联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世界上现存的五花八门的性观念可以被粗略地划为两大类，一类对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对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原本属于前一类，即对性持有基本肯定的看法。但是后来这种性观念发生了变化，向着后一类即对性持否定态度的方向发展，直到20世纪末，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发生，并渐入佳境。我们既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向我们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回归，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指向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观念的螺旋式上升。　　性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件坏事呢？我国古代的性文化是相当健康开朗的。西方的学者常常把古中国、古日本、古埃及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性文化相提并论，认为那时的人们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健康的事情，一件好事。　　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荫道是云，精子是雨。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蕴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是如此缺少罪恶感，如此视之为自然之事，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性会陷入一种病态的压抑？为什么这个对性没有什么偏见的社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为什么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和自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难道说性在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与古代中国不同的东西，从天地自然变成了洪水猛兽？ 中国古代性观念从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有专家认为，从清朝开始，中国人的性观念不再像古代那么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开列的转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