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部分阅读
母亲坐下来了。
保良还背着书包，也坐下来了。
父亲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们。我大哥权力，也就是保良的二伯，涉嫌非法集资和黑社会犯罪，昨天晚上，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昨天晚上，公安机关把百万公司的主要成员全都抓了。这是一个大案，权虎有没有牵涉进去，还不清楚。但是他和保珍现在都被公安机关控制了，下一步会怎么样，都很难说。我做为保珍的父亲，这半年多来，该做的我都做了。保珍以后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母亲呆掉了，连哭泣都被窒息。保良也呆掉了，那一刻他的脑子飞快地闪过无数画面的碎片，虽然没有链成一条明确的线条，但整个事件的内幕，已可隐隐透出！
那天夜里保良隐约听到隔壁的厨房里，母亲在悄悄哭泣，保良也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他不知道父亲在另一侧隔壁的卧室里，是否能够安睡。父亲没有过去劝母亲，保良也没过去。保良虽然幼稚，却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第二天母亲照常做了早饭，父亲坐在餐桌前，喝了半口稀粥，发了一阵呆，便起身早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这一天母亲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发呆。晚上父亲回来时拎着一只漂亮的纸袋，是鉴宁最高档的大世界商场的专用纸袋，他把纸袋放在正在假装收拾桌子的母亲身边，想说什么终未开口，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卧室。保良为母亲打开那只纸袋，里边是一只精致的鞋盒，鞋盒里有一双讲究的女式皮鞋，尺码和母亲的完全一致。这是保良印象中父亲第一次主动给母亲买东西，表情却并无喜庆而是深深的歉意。保良说：妈，这是爸给你买的。母亲没有说话。保良又说：妈，你要不要试试？母亲仍然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向那双看上去相当贵重的皮鞋看上一眼，只是动作机械地继续擦着桌子。
事隔不久，母亲自己到大世界商城把那双皮鞋退掉了，为保良换回了一双耐克牌的运动鞋来。耐克牌运动鞋保良一直渴望拥有，向父亲交涉过几次，一直未能如愿。
事隔不久，鉴宁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二伯被抓的实况报道。保良几乎看傻了，电视画面里，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和公安干警，将那座百万豪庭大酒楼严密包围。二伯过生日的大厅里，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双手抱头，在武警的弹压之下，黑压压地蹲了一片。电视镜头扫过了权三枪和权虎的脸，还扫过了其他一些保良熟悉的脸。那些脸或镇定或张惶或灰败如土……二伯被押上警车的镜头做为这则新闻的最后收尾，只照了一个侧面，看不出平时一向豪爽威风的二伯，此时究竟是何嘴脸。
电视里，姐姐没有出现。虽然父亲说过，公安武警在百万豪庭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也在场。
事隔不久，父亲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准备搬家吧。”
母亲问：“搬家，搬哪去？”
父亲没有说话，进了卧室便把书柜里的书全都搬了出来，他喊保良：“保良，你去把储藏室的纸箱子拿来！”
事隔很久，保良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辞去公安学校的职务到百万公司下海从商，就是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安机关早就查觉百万公司有黑社会组织的苗头，苦于没有得力证据。百万公司的上下骨干，都是二伯的亲信，可算铁板一块。适逢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要求公安部门对百万公司非法集资的情况展开调查，鉴宁公安局才决定两案并为一案，并且动员老刑侦干部陆为国利用与二伯的关系，打入百万公司搜集证据。保良还能记得起来，最初来和父亲交待这项任务的，肯定是那位于叔叔了。他甚至还能记起在进入百万公司的前后几天，父亲每天都阴沉着脸，二伯毕竟是他几十年前就认下的哥哥，两人感情一向不薄。但父亲也毕竟受警察机关多年的思想熏陶和纪律训练，又何况军令如山，国法难撼，父亲只有接受任务，孤身赴险。
事隔很久，父亲说过，早在百万公司最终覆灭的十个月前，公安机关就决定收网结案。抓捕二伯及其同党的方案和时间都己确定，一应证据材料和申请逮捕的报告均已呈送检察机关待批。抓捕行动的警力也已进入状态，令出即发。姐姐就是在那个节骨点上，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并提出了与权虎结婚的要求，父亲不得不在于叔叔的协助下，将姐姐骗到省城软禁，本以为几天之后权家被端，他的用意姐姐自会了然。没想到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材料时认为，侦查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据尚嫌片面，一旦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遇到抵抗，有可能无法完全印证对他们的指控，因此建议暂不收网，建议办案干警细之又细，再查再探。接下来就发生了姐姐跳楼逃回鉴宁的一幕，发生了姐姐与权虎秘密结婚，并且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控制的事变。
父亲无法控制这一切，皆因他不能说出他反对这门亲事的真正理由，他不能明着告诉女儿，这门亲事将给她带来一生的麻烦与悲哀，他只有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借口，“粗暴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试图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但无效。不但无效，也彻底恶化了他和姐姐的关系，疏离了他们的情感。姐姐和父亲一样，在外面一切能忍，在家里，自尊心则强烈得不容侵犯。
十个月后，悲剧再现。巧得不能再巧，公安机关依靠父亲的努力，终于人证物证齐全，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在二伯五十五岁大宴群臣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拿下。就在抓捕行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紧要关头，姐姐带着她不该生出的孩子，出现在父亲与二伯之间！
二伯出事是出在秋天，保良跟着父母从那条住了多年的小巷里搬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黄遍。
他们不仅搬出了那幢虽大却旧的房子，搬出了那条虽短却窄的巷子，而且，保良没想到的，他们居然搬出了他和他的父母，和他们陆家世世代代出生、长大，直至衰老死亡的鉴宁，搬到远在几百里地以外的省城来了。
挺大的家，最后拉到火车站时，只装了一辆卡车，破旧过时的桌椅柜子全都处理掉了，带走的只是父亲的书籍和全家要用的衣服被褥。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电脑也没有带走，父亲把它做为赃物上交给了公安机关。
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象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街，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
保良家的新居，就是省公安学院分给父亲的宿舍，是刚刚盖好的一个小院，比他家在鉴宁的那个院子还大，而且煤气暖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切应有尽有。屋里装修得也挺讲究，家具也都在省城选样新买。这个院子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一切都是簇新的。在这个簇新院落的背后，就是云岭公园的万顷绿荫，而出门行之不远，又是生活方便的闹市，各类商铺一应俱全。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象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大法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政府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正义与邪恶，亲情与爱情，情义与法律，忠诚与背叛，这一场灵魂搏杀的战争，至此烟飞灰灭，正果而终。
之后，保良和父母就在他们那个舒适的院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生活既平静安宁，又有那么一点点压抑，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枯躁和沉闷。
父亲每天上班下班，保良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每天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但保良看得出来，父亲母亲的心里，安定得并不那么由衷。
父亲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回到寂寞中来。那份公安学院的工作，并非他的人生理想，无法焕发斗志激｜情。保良不知道父亲上班时是个什么模样，而父亲下班回家的状态，则显得老态龙钟，只有在饭前饭后对保良进行教导训诫时，父亲眼中才能偶尔闪过一丝激越的光芒。他老是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保良，我跟我们学院的刘院长讲好了，只要你的高考成绩一过线，学院一定收你。爸爸把道路都给你铺平了，你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父亲经常说到的，还有一句：保良，爸爸在警界这么多年，立功受奖，人家都当爸爸是个英雄。咱们虎门无犬子，你一定要超过爸爸才行！
姐姐不在了，父亲的希望更是集中在保良身上。姐姐留给父亲的，只有心痛。父亲要在保良身上，找回自己的笑容。
搬到省城后，父亲给保良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台电脑，比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并不差到哪去。只要是保良学习上的需要，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何况电脑本来就是保良曾经拥有的东西。
在家里，父亲不许保良，也不许母亲，再提过去的事情，甚至不许他们提到姐姐的名字。但父亲自己有时却提，他说姐姐是咎由自取！
其实保良知道，姐姐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山。
保良后来想过，父亲在功成名就之后，难道没有一点英雄气短的隐痛？他会不会想到二伯？二伯是他少年时磕头结拜的兄弟，他们曾经端着一碗鸡血酒许下铮铮誓言：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几十年后，二伯死于父亲之手，二伯的儿子权虎，也不知流落何方，还包括已经成了二伯儿媳的姐姐。
如果说，姐姐是陆家每个人心里的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山已经把母亲的脊背压弯。如果说，搬到省城后父亲的身体状况维持不变，那么母亲则突然变得百病丛生，变得弱不禁风了。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风湿症、哮喘症，她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比父亲还要苍老，还要沉闷。母亲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几乎听不到她的一丝声音。
母亲的沉默把这个家弄得彻底压抑，最难承受的倒不是保良，而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因为母亲与保良之间，还有个三言两语，与父亲之间，则连眼神都很少传递，饭好了也是让保良去喊父亲：叫你爸吃饭。保良不在时，母亲就把饭摆在桌上，让父亲自己看见自己坐下来吃。父亲要问：你怎么不吃？母亲就说：不饿。或者就说：在厨房吃过了。搬到省城以后，逢年过节，或母亲过生日，或不逢年过节不过生日，父亲常常给母亲买些衣服或其他礼物，还给母亲买过补品。但后来发现，那些衣服母亲始终没有穿过，补品也一直放到过期。后来，父亲也就不再买了。
常常，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才会克制着哮喘，对保良说道：保良，你能帮妈妈找找你姐吗，你姐从小很疼你的。
保良说：我知道。
可保良又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天，非节非年，母亲一大早就很反常地把那只从娘家带来的耳环戴上了。父亲上班前奇怪地问：好大年纪了，怎么今天爱打扮了？母亲说：好久不戴了，戴上看看。父亲说：那一只呢，怎么只戴一边？母亲说：那一只找不见了。父亲说：找不见了？再好好找找，挺贵的东西可别丢了。母亲说：噢。
父亲走了。母亲看看盯着她的保良，用手摸了一下耳朵上的耳环，说：今天是你姐生日。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己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象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彩。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耀祖光宗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
第四章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之间，常为电脑的使用呕气。
最影响保良的期未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保良的母亲死了。
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发了三天烧，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没用多久，便飘然而去。
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没有母亲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象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
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虽然身板依然单薄，但瘦削的胸脯却象扇面似的打开，支撑了肩膀的宽阔。
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
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便是她的临终遗言。
母亲说：“保良，我的儿子……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你爸爸。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这个耳环给她，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亲时，父亲找过这只耳环，想让母亲带走，结果没有找到。再三逼问保良，保良才拿了出来。他对父亲说：这是妈留给我的。父亲问：另一只呢？保良说：妈给姐姐了。
父亲哑然无话，他低头想了一下，没再要回那只耳环。
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就可以租下一个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你爸爸将来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
鉴宁对于母亲，不仅是故乡，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
鉴宁对保良，也是同样。
寒假到了。
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保良并不想去，于是对父亲撒谎，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父亲当然高兴，支持他以学习为重。
父亲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做了炸酱面，就着面又喝了点酒，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他说：保良你长大了，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你妈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害得咱家不能团圆。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的就是义气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国家干部，我必须效忠国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服从命令。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肩上的两星两杠，是人民给的，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搞掉权力我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保良，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妈也不明白，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她们是女人，女人往往不听道理，只信感情。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保良，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立了那么大功，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可我一回到家里，你们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儿子，你说，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父亲脸红着，眼红着，眼泪汪汪的。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父亲头上的黑发，有一半都变白了。保良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
漫长的三年，鉴宁似乎没有大变。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旧。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大门上方百万豪庭几个倪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谁，却未见张扬，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院门微掩，炊烟淡淡，母亲做饭时的唠叨，姐姐开门时的笑闹，父亲高声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过来……”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现在，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挂着一些红锈。保良知道这个院子公安局已经卖给了私人，但听李臣刘存亮说，他们家搬走之后，这里一直没有住人。
黄昏时保良在小巷的里端找到了李臣的家，李臣又带他去了刘存亮家。刘存亮的家里正有客人，三个人便一路踱到“鉴宁三雄”的老窝，那座依山临水的废窑。夕阳把整个窑丘镀得色彩迷幻，就象一座传奇电影中的神秘古堡，仿佛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情显得肃穆深沉。
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刘存亮的见证下，保良将盛满母亲骨灰的瓶子打开，站在砖窑的窑顶，迎着耀眼的晚霞，向着平静如缎的鉴河，将母亲的遗骨向空中扬洒。山上无风，但洒出的骨灰却如烟似雾，在空中慢慢飘弥。刘存亮说他在《廊桥遗梦》那部电影里见到过这个场面，所以他感动得差点哭了。
保良没哭。
他为自己能带母亲回来而感到高兴，他由此确认自己已经堪当重任，已经长大成｜人。
骨灰在空中散去，散在山丘与河岸之间。兄弟三人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感慨的话语，只顾凝望夕阳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
当天晚上他们在李臣家的一间小屋里聚谈到深夜，刘存亮走后保良就和李臣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结果，李臣和刘存亮陪保良一早就来到原来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打听权虎的户口及其下落。在他们反复向民警说明来意之后，民警好歹答复权虎的户口还在，但人去了哪里并不掌握。权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罚没，权虎的户口倒还虚挂在那个住址下面，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来，那个地址于他已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
他们又去了姐姐没毕业便不再上学的那所鉴宁师范学院，辗转找到了若干姐姐当初的老师和已经留校任教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陆保珍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人能说得出保良小时候的模样，但与派出所的民警同样，没人知道姐姐的下落。姐姐在离校之后，便与这里断绝了联系。
他们又去了权家的百万公司，百万公司大楼依旧，物是人非。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谁当废品收了，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男女，也看不到一个相熟的面目。
他们最后的去处，便是那家同样改换了门庭的百万豪庭大酒楼。走近时才看清招牌改挂在院门之侧，已改名为鉴河商务会馆。三人瞻前顾后，探头探脑，缩手缩脚地走了进去，楼里的装饰布局已全然陌生，而迎面碰见的一位前台经理，居然看去有点面熟。
保良结结巴巴地上去打听：“呃……对不起，请问您是这儿的经理吗，您知道原来在这儿的权虎现在去哪儿了吗？”
那经理一听权虎二字，不由吓了一跳，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后的两位少年，犹豫了片刻疑惑地反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权虎早不在这儿了。”
李臣在保良身后插嘴：“权虎是他姐夫，他是找他姐姐来了。”
那经理这才挂出一副权家旧将的恭敬，对保良点个头说道：“权虎他爸出事了，权虎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你是从哪里来呀？”
保良没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继续问道：“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我姐姐还和他在一起吗？”
经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师范学院的老师一样，只是摇头：“不知道。”
保良几乎完全灰心，但他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惯性，又问了一句：“这儿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吗？”
经理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过去百万豪庭的人现在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其他人都是后来才来的。”
这是保良重返鉴宁日程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至此希望全部落空。保良谢了那位经理，低头往外面走去。经理在他们身后又叫了一声：
“呃，你们……”
保良他们一齐站住，回头。
经理说：“百万公司里的权三枪你们认识吗？他前些天倒是来过一次，他可能知道权虎到哪去了。”
保良神经一绷：“权三枪？”
经理说：“就是原来权老板的干儿子，算是权虎的干哥吧。权老板那案子把他也扯进去了，判了三年，前一阵给放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鉴宁，在的话你们可以找找！”
保良在鉴宁一共住了三天，没有找到姐姐和权虎，也没有找到刚刚出狱不久的权三枪。
刘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车，告别时相约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夏天他们都将在各自的学校毕业，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级酒店施展所学的专业，学汽车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干这个专业，也想到省城另谋生计。汽车修理这种活儿又累又脏，而且干得再好也不能发展成什么。不象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干好了能当领班，能当领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升了主管还有机会提为经理，提了经理就离总经理不算远了。等到刘存亮当了总经理的那一天，他李臣说不定还在汽修一条街的哪个修车铺子里，蹶着屁股给人家卸轮胎呢。
鉴宁太小了，盛不下年轻人的宏伟理想，壮志豪情。
寒假很快就过去了。
整个寒假父亲不在，保良每天昏昏噩噩，功课做得潦潦草草，更多时间都在网上闲逛，开房灌水，甚至上声讯网站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彼此拍砖，还迷了几天网上的最新游戏“刀剑封魔录”，很快学会了N多招法——阳关三叠、貂禅拜月、广寒月影、女娲补天、金玉击鼓、洛神凌波……
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似乎格外漫长。最先熬不住的是在中专学汽修的“大哥”李臣。李臣在离毕业还差六个月时头脑一热，居然放弃寒窗数载即将到手的那张文凭，提前退学来到省城自谋发展。他说他想通了，现在拿着大学文凭都不一定找得到理想工作，更不用说一张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了。他一旦想通就犯不着为那张擦屁股纸再熬数月，索性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早点江湖行走试试身手，多几个月就能多练几个回合，多摔几个跟头还能早成正果。
李臣来到省城的第一个投奔对象，当然就是他的“三弟”保良。他拎着一只装满衣物的旅行包站在保良的学校门口，让放学出来的保良又喜又惊。保良高兴地带着李臣去了他家，他想至少在李臣找到工作之前，可以让他住在自己的屋里暂时安身。他唯一需要嘱咐李臣的就是见到他父亲之后千万不要马虎大意，把他寒假期间回鉴宁老家安葬母亲骨灰的事向父亲说漏。
保良领着刘臣回家，那种感觉真好。从当初一起光腚和泥的混沌少年，到今天仍是福祸相助的朋友，保良去鉴宁和刘臣挤一条床板，现在刘臣来投，当然要睡在保良的榻侧。
他们穿过保良家巷前那条热闹的街市，街市上橱窗华丽的商店邻次栉比，随后一条静谧的林荫小道，将满目惊奇的李臣带到了那片几乎一尘不染的社区。李臣的目光很快穿过一座院落的灰色围墙，看到了保良家青瓦斜漫的巨大屋顶，他一惊一乍地问道：保良，这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大的屋顶要遇见地震塌了咋办？保良说要真有地震先塌的是你家那种老屋。李臣说呸！保良笑笑说这是科学。
时间还早，估计父亲尚未下班。保良用钥匙打开家门，从门口摆放的鞋子上他们意外地看到，父亲不仅已经回来了，而且家里还来了客人。
穿过短短的门廊，便是宽敞的客厅，保良看到父亲在客厅里与客人聊得正欢。父亲很久没有这样眉开眼笑了，这样快乐的笑容在保良的记忆存盘中，早已搜索不到。
客厅的沙发上，坐在父亲对面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背影，都是女的。两个背影听见身后的门声和脚步，一齐转过头来，用目光与保良彼此打量。保良看清，年长的一个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很瘦，五官紧凑得没长开似的，年轻的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面孔圆胖，好象已经长得咧了。两道投来的视线都有几分疑问，好象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保良反而是个不速而来的生客。
父亲也看见保良了，说：“啊，你回来啦，这是杨阿姨，这是杨阿姨的女儿，叫嘟嘟。保良点头和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打了招呼。杨阿姨也点头回了个招呼，面上露出了一些微笑，而嘟嘟却始终用圆鼓鼓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父亲又看到了站在门口没动的李臣，问保良：这不是你小学的同学吗，什么时候也到这边来了？保良答：啊，刚从鉴宁过来。父亲很和蔼地说：啊，带你那屋坐吧。
保良又和杨阿姨打了个招呼：阿姨您坐。便带着李臣去了自己的屋子。李臣悄声问保良：那女的谁呀？保良说我也不知道。李臣便不再多问，环顾着保良的卧室说：你们家真棒！
这是保良搬到省城，搬进这幢崭新的房子后，第一次接待鉴宁的朋友，他因此而感到兴奋，而开心异常。他的卧室比原来在鉴宁住的那间大得多了，除了床和带大镜子的推拉门衣橱外，还有一只北欧款式的沙发。写字台也是北欧式的，带电脑键盘架的那种。墙上挂着父亲为保良从公安学院搜集来的各国警察的警服画页，那些警察看上去威风凛凛，还有几个女警，也个个扮相粉酷。
李臣万分羡慕地欣赏个没够，又去摆弄保良的电脑。父亲在门口探头，见保良要在地上给李臣打铺，便把他叫出来盘问：他要住在咱们家吗？保良说：啊，他刚从鉴宁过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父亲说：这不好吧，以后鉴宁来的人多了，都往这儿领领得过来吗。让他去找个旅馆住吧。住一般的小旅馆也不贵的。保良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我回……父亲见保良蓦然卡住，问：上次怎么了？保良吞回去，说：没事。父亲也没有追问，说：而且今天咱们家有客人，呆会我要请杨阿姨和她女儿出去吃饭，你也去，带个生人不太方便。你们聊会儿就让他住旅馆去吧。他要没钱你先给他垫上，啊。
父亲这几年几乎从未用过这样温和恳求的腔调和保良说话，这比严辞命令的力量还大。保良不由不点头应了，回身面对李臣询问的目光，一时尴尬得无以为答。
那天保良把李臣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用父亲给的钱为李臣交了一周的房费，又约好明天陪他去找工作，才万分愧疚地和李臣分手。
那天晚上保良跟父亲一起请杨阿姨及她的女儿嘟嘟出去吃饭，那是保良搬到省城后父亲最为破费的一餐。自从母亲走后，家里就由父亲做饭。父亲做的饭粗糙难咽，偶而带保良下下馆子，通常也是简简单单。这天晚上父亲的一反常态给了保良一个预感，从此以后，杨阿姨果然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保良慢慢知道，杨阿姨是外省人，已经离婚多年，生活不算宽裕，对女儿却十分娇惯。保良还知道，杨阿姨有点文化，过去当过演员，是演话剧的还是唱戏曲的保良不太肯定，但杨阿姨拿过一些年轻时演现代戏的剧照给父亲看过。剧照里的杨阿姨浓施粉黛，和现在的模样相去甚远。保良不由常常对镜自省，不知自己这张青春面孔，多少年后是否也会变得皮糙肉垂。
杨阿姨常到保良家来，保良家的餐桌也就变得丰富起来，屋里的卫生也开始干净，一切都恢复了母亲在时的井井有条。但保良吃不惯杨阿姨做菜的口味，那口味与母亲做的饭菜大不相同。他也不喜欢杨阿姨把他家装点得那么花里胡梢，和他和父亲的情趣格格不入。母亲在时，家里也是这么干净，但朴素大方，亲切自然。
和保良预感的一样，父亲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大人们的判断既准确又现实，省略了许多卿卿我我与风雅浪漫。有一天保良放学回家拧动家门钥匙时，父亲在里面主动给他开了门，从父亲主动给他开门这个举动上，保良就猜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黄昏。父亲开门以后冲他微( 河流如血 http://www.xlawen.org/kan/1471/ )
保良还背着书包，也坐下来了。
父亲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们。我大哥权力，也就是保良的二伯，涉嫌非法集资和黑社会犯罪，昨天晚上，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昨天晚上，公安机关把百万公司的主要成员全都抓了。这是一个大案，权虎有没有牵涉进去，还不清楚。但是他和保珍现在都被公安机关控制了，下一步会怎么样，都很难说。我做为保珍的父亲，这半年多来，该做的我都做了。保珍以后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母亲呆掉了，连哭泣都被窒息。保良也呆掉了，那一刻他的脑子飞快地闪过无数画面的碎片，虽然没有链成一条明确的线条，但整个事件的内幕，已可隐隐透出！
那天夜里保良隐约听到隔壁的厨房里，母亲在悄悄哭泣，保良也在被窝里悄悄哭泣。他不知道父亲在另一侧隔壁的卧室里，是否能够安睡。父亲没有过去劝母亲，保良也没过去。保良虽然幼稚，却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第二天母亲照常做了早饭，父亲坐在餐桌前，喝了半口稀粥，发了一阵呆，便起身早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这一天母亲什么都没做，只是一个人在屋里发呆。晚上父亲回来时拎着一只漂亮的纸袋，是鉴宁最高档的大世界商场的专用纸袋，他把纸袋放在正在假装收拾桌子的母亲身边，想说什么终未开口，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卧室。保良为母亲打开那只纸袋，里边是一只精致的鞋盒，鞋盒里有一双讲究的女式皮鞋，尺码和母亲的完全一致。这是保良印象中父亲第一次主动给母亲买东西，表情却并无喜庆而是深深的歉意。保良说：妈，这是爸给你买的。母亲没有说话。保良又说：妈，你要不要试试？母亲仍然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向那双看上去相当贵重的皮鞋看上一眼，只是动作机械地继续擦着桌子。
事隔不久，母亲自己到大世界商城把那双皮鞋退掉了，为保良换回了一双耐克牌的运动鞋来。耐克牌运动鞋保良一直渴望拥有，向父亲交涉过几次，一直未能如愿。
事隔不久，鉴宁的电视新闻里，播出了二伯被抓的实况报道。保良几乎看傻了，电视画面里，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士兵和公安干警，将那座百万豪庭大酒楼严密包围。二伯过生日的大厅里，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双手抱头，在武警的弹压之下，黑压压地蹲了一片。电视镜头扫过了权三枪和权虎的脸，还扫过了其他一些保良熟悉的脸。那些脸或镇定或张惶或灰败如土……二伯被押上警车的镜头做为这则新闻的最后收尾，只照了一个侧面，看不出平时一向豪爽威风的二伯，此时究竟是何嘴脸。
电视里，姐姐没有出现。虽然父亲说过，公安武警在百万豪庭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也在场。
事隔不久，父亲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匆匆说了一句：“我们得离开这儿了，准备搬家吧。”
母亲问：“搬家，搬哪去？”
父亲没有说话，进了卧室便把书柜里的书全都搬了出来，他喊保良：“保良，你去把储藏室的纸箱子拿来！”
事隔很久，保良才完全明白，父亲当初辞去公安学校的职务到百万公司下海从商，就是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公安机关早就查觉百万公司有黑社会组织的苗头，苦于没有得力证据。百万公司的上下骨干，都是二伯的亲信，可算铁板一块。适逢国家金融管理机关要求公安部门对百万公司非法集资的情况展开调查，鉴宁公安局才决定两案并为一案，并且动员老刑侦干部陆为国利用与二伯的关系，打入百万公司搜集证据。保良还能记得起来，最初来和父亲交待这项任务的，肯定是那位于叔叔了。他甚至还能记起在进入百万公司的前后几天，父亲每天都阴沉着脸，二伯毕竟是他几十年前就认下的哥哥，两人感情一向不薄。但父亲也毕竟受警察机关多年的思想熏陶和纪律训练，又何况军令如山，国法难撼，父亲只有接受任务，孤身赴险。
事隔很久，父亲说过，早在百万公司最终覆灭的十个月前，公安机关就决定收网结案。抓捕二伯及其同党的方案和时间都己确定，一应证据材料和申请逮捕的报告均已呈送检察机关待批。抓捕行动的警力也已进入状态，令出即发。姐姐就是在那个节骨点上，公开了自己的恋情，并提出了与权虎结婚的要求，父亲不得不在于叔叔的协助下，将姐姐骗到省城软禁，本以为几天之后权家被端，他的用意姐姐自会了然。没想到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材料时认为，侦查办案部门提供的证据尚嫌片面，一旦在审讯中和法庭上遇到抵抗，有可能无法完全印证对他们的指控，因此建议暂不收网，建议办案干警细之又细，再查再探。接下来就发生了姐姐跳楼逃回鉴宁的一幕，发生了姐姐与权虎秘密结婚，并且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始料未及而又无法控制的事变。
父亲无法控制这一切，皆因他不能说出他反对这门亲事的真正理由，他不能明着告诉女儿，这门亲事将给她带来一生的麻烦与悲哀，他只有用一系列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借口，“粗暴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试图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和发展，但无效。不但无效，也彻底恶化了他和姐姐的关系，疏离了他们的情感。姐姐和父亲一样，在外面一切能忍，在家里，自尊心则强烈得不容侵犯。
十个月后，悲剧再现。巧得不能再巧，公安机关依靠父亲的努力，终于人证物证齐全，经检察机关批准，决定在二伯五十五岁大宴群臣的时候，将他们一举拿下。就在抓捕行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紧要关头，姐姐带着她不该生出的孩子，出现在父亲与二伯之间！
二伯出事是出在秋天，保良跟着父母从那条住了多年的小巷里搬出来的时候，街上的树叶还没有来得及黄遍。
他们不仅搬出了那幢虽大却旧的房子，搬出了那条虽短却窄的巷子，而且，保良没想到的，他们居然搬出了他和他的父母，和他们陆家世世代代出生、长大，直至衰老死亡的鉴宁，搬到远在几百里地以外的省城来了。
挺大的家，最后拉到火车站时，只装了一辆卡车，破旧过时的桌椅柜子全都处理掉了，带走的只是父亲的书籍和全家要用的衣服被褥。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电脑也没有带走，父亲把它做为赃物上交给了公安机关。
父亲离开了老家，却重新回到了公安机关。权力犯罪集团一案的侦破，为父亲带来了勋章和荣耀。也许父亲没有想到，在他成为一个残废，在他离开刑侦工作一线，象提前养老似的去做一个学校的闲职之后，还能咸鱼翻身，成为一名侦察英雄，获得一枚整个鉴宁刑侦大队无人拥有的一等功勋章，并且受到省市领导和公安部官员的隆重接见。他的事迹在公安机关内部，也被广泛传扬，除了印发事迹材料外，还组织过报告会到地市各级公安机关进行巡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回到刑侦部门继续工作，而是把他分配到省公安学院，给了一个副院长的头街，更多的时间则是安排他治病，疗养，休息。父亲也五十五岁了，按他的身体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立了大功，照理可以办理内退手续了。
保良家的新居，就是省公安学院分给父亲的宿舍，是刚刚盖好的一个小院，比他家在鉴宁的那个院子还大，而且煤气暖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一切应有尽有。屋里装修得也挺讲究，家具也都在省城选样新买。这个院子和他们的生活一样，一切都是簇新的。在这个簇新院落的背后，就是云岭公园的万顷绿荫，而出门行之不远，又是生活方便的闹市，各类商铺一应俱全。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象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大法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政府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正义与邪恶，亲情与爱情，情义与法律，忠诚与背叛，这一场灵魂搏杀的战争，至此烟飞灰灭，正果而终。
之后，保良和父母就在他们那个舒适的院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生活既平静安宁，又有那么一点点压抑，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枯躁和沉闷。
父亲每天上班下班，保良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每天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但保良看得出来，父亲母亲的心里，安定得并不那么由衷。
父亲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回到寂寞中来。那份公安学院的工作，并非他的人生理想，无法焕发斗志激｜情。保良不知道父亲上班时是个什么模样，而父亲下班回家的状态，则显得老态龙钟，只有在饭前饭后对保良进行教导训诫时，父亲眼中才能偶尔闪过一丝激越的光芒。他老是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保良，我跟我们学院的刘院长讲好了，只要你的高考成绩一过线，学院一定收你。爸爸把道路都给你铺平了，你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父亲经常说到的，还有一句：保良，爸爸在警界这么多年，立功受奖，人家都当爸爸是个英雄。咱们虎门无犬子，你一定要超过爸爸才行！
姐姐不在了，父亲的希望更是集中在保良身上。姐姐留给父亲的，只有心痛。父亲要在保良身上，找回自己的笑容。
搬到省城后，父亲给保良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台电脑，比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并不差到哪去。只要是保良学习上的需要，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何况电脑本来就是保良曾经拥有的东西。
在家里，父亲不许保良，也不许母亲，再提过去的事情，甚至不许他们提到姐姐的名字。但父亲自己有时却提，他说姐姐是咎由自取！
其实保良知道，姐姐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山。
保良后来想过，父亲在功成名就之后，难道没有一点英雄气短的隐痛？他会不会想到二伯？二伯是他少年时磕头结拜的兄弟，他们曾经端着一碗鸡血酒许下铮铮誓言：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几十年后，二伯死于父亲之手，二伯的儿子权虎，也不知流落何方，还包括已经成了二伯儿媳的姐姐。
如果说，姐姐是陆家每个人心里的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山已经把母亲的脊背压弯。如果说，搬到省城后父亲的身体状况维持不变，那么母亲则突然变得百病丛生，变得弱不禁风了。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风湿症、哮喘症，她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比父亲还要苍老，还要沉闷。母亲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几乎听不到她的一丝声音。
母亲的沉默把这个家弄得彻底压抑，最难承受的倒不是保良，而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因为母亲与保良之间，还有个三言两语，与父亲之间，则连眼神都很少传递，饭好了也是让保良去喊父亲：叫你爸吃饭。保良不在时，母亲就把饭摆在桌上，让父亲自己看见自己坐下来吃。父亲要问：你怎么不吃？母亲就说：不饿。或者就说：在厨房吃过了。搬到省城以后，逢年过节，或母亲过生日，或不逢年过节不过生日，父亲常常给母亲买些衣服或其他礼物，还给母亲买过补品。但后来发现，那些衣服母亲始终没有穿过，补品也一直放到过期。后来，父亲也就不再买了。
常常，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才会克制着哮喘，对保良说道：保良，你能帮妈妈找找你姐吗，你姐从小很疼你的。
保良说：我知道。
可保良又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天，非节非年，母亲一大早就很反常地把那只从娘家带来的耳环戴上了。父亲上班前奇怪地问：好大年纪了，怎么今天爱打扮了？母亲说：好久不戴了，戴上看看。父亲说：那一只呢，怎么只戴一边？母亲说：那一只找不见了。父亲说：找不见了？再好好找找，挺贵的东西可别丢了。母亲说：噢。
父亲走了。母亲看看盯着她的保良，用手摸了一下耳朵上的耳环，说：今天是你姐生日。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己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象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彩。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耀祖光宗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
第四章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之间，常为电脑的使用呕气。
最影响保良的期未成绩的事情意想不到地发生了，在高中最后一个寒假到来之际，保良的母亲死了。
母亲是得了一种叫疱疹的病突然不治的。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母亲发了三天烧，三天后神志开始昏迷，没用多久，便飘然而去。
母亲是保良生活中最后一道饱含温情的颜色，没有母亲的世界，在保良眼中空洞无比。当母亲的遗体被医院的护士推走时保良失声痛哭，父亲用力将保良抱进自己怀里，象是防备保良的灵魂紧随母亲那具瘦小的躯壳离去。
也许父亲在抱住保良时才发现儿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个头儿已经和他一样高大。虽然身板依然单薄，但瘦削的胸脯却象扇面似的打开，支撑了肩膀的宽阔。
母亲的死使保良无心功课，他常常把母亲昏迷前悄悄交给他的那只耳环握在掌心。握住耳环的手掌能感觉出心跳的律动，这时他就能够静下心来，虔诚地重温母亲的殷殷嘱托。
也许是回光返照的力量，母亲弥留之际的声音清晰得那么奇异。在她心跳终结的那天下午，保良就在她的床前，病房里那时没有别人，保良突然发现母亲早已浑浊的眼里，又闪出了生命的光辉。保良还以为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没有想到母亲嘴里断续发出的声音，便是她的临终遗言。
母亲说：“保良，我的儿子……妈妈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你爸爸。你再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好吗，你……你一定要找到你姐，你找到她，把这个耳环给她，这是妈妈送给她的嫁妆。你让她戴上这对耳环，到妈妈的坟前看妈一眼。我……我真的想……想再回鉴宁咱们的那个小院看看，真想再看你姐一眼……”
下葬母亲时，父亲找过这只耳环，想让母亲带走，结果没有找到。再三逼问保良，保良才拿了出来。他对父亲说：这是妈留给我的。父亲问：另一只呢？保良说：妈给姐姐了。
父亲哑然无话，他低头想了一下，没再要回那只耳环。
父亲把母亲葬在了省城的平安公墓，每年交上一百五十元钱，就可以租下一个骨灰存放的格子。在遗骨安放前保良背着父亲悄悄取出了一部分骨灰，用一只玻璃瓶装了藏好。因为母亲病倒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想搬回鉴宁老家去住。她说人总要落叶归根，你爸爸将来退了休，肯定也是想回老家住的。所以当初真该把鉴宁咱家的房子买了留着，再说你姐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回到鉴宁去的，她要想回家了，也能有个地方找到咱们。
鉴宁对于母亲，不仅是故乡，是思念，是真正的家，而且也是最有可能和失散的女儿重逢的地方。
鉴宁对保良，也是同样。
寒假到了。
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父亲，安排父亲和另外几位公安英模去南方疗养，每人还可以随行一位家属。保良并不想去，于是对父亲撒谎，说寒假期间学校给几个插班生安排了补习，父亲当然高兴，支持他以学习为重。
父亲去南方了。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做了炸酱面，就着面又喝了点酒，红着脸对保良掏了心窝。他说：保良你长大了，有些话爸爸可以跟你说了。自从你姐姐第一次离家出走以后，你妈就一直恨我。她一直以为是我非要拆散你姐和权虎，害得咱家不能团圆。她虽然过去也在公安局工作，但没干过真正的公安，她对我把你二伯查出来这事也想不明白，认为我害了自己的兄弟，也害了自己的女儿。我也知道权力是我的兄弟，我们从十岁那年就发誓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我也知道咱们中国人为人处事，讲的就是义气二字。但我更知道，我是国家干部，我必须效忠国家，我是人民警察，我必须服从命令。我必须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你爸爸头上的一颗国徽，肩上的两星两杠，是人民给的，我必须要为这份荣誉尽责。搞掉权力我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我能跟谁去说？保良，以后你也会明白的，如果你以后真的当了一名警察，你肯定也会这样选择。但你姐姐不明白，你妈也不明白，讲道理她们听不进去，她们是女人，女人往往不听道理，只信感情。这件事我和你妈伤了感情，她不跟我明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恨上我了。这几年你妈几乎就没跟我说过话！保良，你想想爸爸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爸爸为了国家为了工作置个人感情个人安危不顾，立了那么大功，组织上和广大群众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在外面，得到的全是鲜花和掌声，可我一回到家里，你们都不理解我。我和你妈在一个屋里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可三年多来她跟我几乎没有一句话说！儿子，你说，爸爸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父亲脸红着，眼红着，眼泪汪汪的。保良这时似乎才一下发觉，父亲头上的黑发，有一半都变白了。保良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去，对父亲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
父亲去南方休养的第二天，保良便带上了那只装满母亲骨灰的玻璃瓶，乘火车独自返回了鉴宁。
漫长的三年，鉴宁似乎没有大变。市中心盖了几幢新楼，沿途还能看到几处新的工地，除此一切如旧。保良乘坐公共汽车经过百万豪庭大酒楼时，看到酒楼门口已经重新装修，大门上方百万豪庭几个倪虹大字，已被拆下，而新的“主人”姓甚名谁，却未见张扬，不知里面是否经营如故，鲍鱼生意是否依然火红。公共汽车把保良一直拉到他家那条小巷的巷口，他从巷口走到他家的院门，恍若当年放学回家的景象——院门微掩，炊烟淡淡，母亲做饭时的唠叨，姐姐开门时的笑闹，父亲高声在叫：“保珍，把我的茶端过来……”一切如在昨日，音容宛然。
现在，那扇院门显然久无人顾，门上的漆皮斑驳得厉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上挂着一些红锈。保良知道这个院子公安局已经卖给了私人，但听李臣刘存亮说，他们家搬走之后，这里一直没有住人。
黄昏时保良在小巷的里端找到了李臣的家，李臣又带他去了刘存亮家。刘存亮的家里正有客人，三个人便一路踱到“鉴宁三雄”的老窝，那座依山临水的废窑。夕阳把整个窑丘镀得色彩迷幻，就象一座传奇电影中的神秘古堡，仿佛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情显得肃穆深沉。
在童年好友李臣和刘存亮的见证下，保良将盛满母亲骨灰的瓶子打开，站在砖窑的窑顶，迎着耀眼的晚霞，向着平静如缎的鉴河，将母亲的遗骨向空中扬洒。山上无风，但洒出的骨灰却如烟似雾，在空中慢慢飘弥。刘存亮说他在《廊桥遗梦》那部电影里见到过这个场面，所以他感动得差点哭了。
保良没哭。
他为自己能带母亲回来而感到高兴，他由此确认自己已经堪当重任，已经长大成｜人。
骨灰在空中散去，散在山丘与河岸之间。兄弟三人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感慨的话语，只顾凝望夕阳西照的河流默默出神。
当天晚上他们在李臣家的一间小屋里聚谈到深夜，刘存亮走后保良就和李臣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按照前一天晚上三人商量的结果，李臣和刘存亮陪保良一早就来到原来二伯家管片的派出所，打听权虎的户口及其下落。在他们反复向民警说明来意之后，民警好歹答复权虎的户口还在，但人去了哪里并不掌握。权家的宅子已被法院罚没，权虎的户口倒还虚挂在那个住址下面，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回来，那个地址于他已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
他们又去了姐姐没毕业便不再上学的那所鉴宁师范学院，辗转找到了若干姐姐当初的老师和已经留校任教的同学，他们都还记得陆保珍这个名字，甚至还有人能说得出保良小时候的模样，但与派出所的民警同样，没人知道姐姐的下落。姐姐在离校之后，便与这里断绝了联系。
他们又去了权家的百万公司，百万公司大楼依旧，物是人非。公司的牌子早不知被谁当废品收了，大楼门口进进出出的男女，也看不到一个相熟的面目。
他们最后的去处，便是那家同样改换了门庭的百万豪庭大酒楼。走近时才看清招牌改挂在院门之侧，已改名为鉴河商务会馆。三人瞻前顾后，探头探脑，缩手缩脚地走了进去，楼里的装饰布局已全然陌生，而迎面碰见的一位前台经理，居然看去有点面熟。
保良结结巴巴地上去打听：“呃……对不起，请问您是这儿的经理吗，您知道原来在这儿的权虎现在去哪儿了吗？”
那经理一听权虎二字，不由吓了一跳，上下打量保良和他身后的两位少年，犹豫了片刻疑惑地反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权虎早不在这儿了。”
李臣在保良身后插嘴：“权虎是他姐夫，他是找他姐姐来了。”
那经理这才挂出一副权家旧将的恭敬，对保良点个头说道：“权虎他爸出事了，权虎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你是从哪里来呀？”
保良没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继续问道：“您知道他去了哪里吗，我姐姐还和他在一起吗？”
经理和派出所的警察及师范学院的老师一样，只是摇头：“不知道。”
保良几乎完全灰心，但他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出于惯性，又问了一句：“这儿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吗？”
经理再次毫不犹豫地摇头：“过去百万豪庭的人现在就我一个人留下来了，其他人都是后来才来的。”
这是保良重返鉴宁日程计划中的最后一站，至此希望全部落空。保良谢了那位经理，低头往外面走去。经理在他们身后又叫了一声：
“呃，你们……”
保良他们一齐站住，回头。
经理说：“百万公司里的权三枪你们认识吗？他前些天倒是来过一次，他可能知道权虎到哪去了。”
保良神经一绷：“权三枪？”
经理说：“就是原来权老板的干儿子，算是权虎的干哥吧。权老板那案子把他也扯进去了，判了三年，前一阵给放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鉴宁，在的话你们可以找找！”
保良在鉴宁一共住了三天，没有找到姐姐和权虎，也没有找到刚刚出狱不久的权三枪。
刘存亮和李臣把保良送上火车，告别时相约今年夏天在省城重逢。夏天他们都将在各自的学校毕业，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想去省城的五星级酒店施展所学的专业，学汽车修理的李臣根本就不想再干这个专业，也想到省城另谋生计。汽车修理这种活儿又累又脏，而且干得再好也不能发展成什么。不象学旅游服务的刘存亮，干好了能当领班，能当领班就有升主管的可能，升了主管还有机会提为经理，提了经理就离总经理不算远了。等到刘存亮当了总经理的那一天，他李臣说不定还在汽修一条街的哪个修车铺子里，蹶着屁股给人家卸轮胎呢。
鉴宁太小了，盛不下年轻人的宏伟理想，壮志豪情。
寒假很快就过去了。
整个寒假父亲不在，保良每天昏昏噩噩，功课做得潦潦草草，更多时间都在网上闲逛，开房灌水，甚至上声讯网站和一帮素不相识的家伙彼此拍砖，还迷了几天网上的最新游戏“刀剑封魔录”，很快学会了N多招法——阳关三叠、貂禅拜月、广寒月影、女娲补天、金玉击鼓、洛神凌波……
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似乎格外漫长。最先熬不住的是在中专学汽修的“大哥”李臣。李臣在离毕业还差六个月时头脑一热，居然放弃寒窗数载即将到手的那张文凭，提前退学来到省城自谋发展。他说他想通了，现在拿着大学文凭都不一定找得到理想工作，更不用说一张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了。他一旦想通就犯不着为那张擦屁股纸再熬数月，索性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早点江湖行走试试身手，多几个月就能多练几个回合，多摔几个跟头还能早成正果。
李臣来到省城的第一个投奔对象，当然就是他的“三弟”保良。他拎着一只装满衣物的旅行包站在保良的学校门口，让放学出来的保良又喜又惊。保良高兴地带着李臣去了他家，他想至少在李臣找到工作之前，可以让他住在自己的屋里暂时安身。他唯一需要嘱咐李臣的就是见到他父亲之后千万不要马虎大意，把他寒假期间回鉴宁老家安葬母亲骨灰的事向父亲说漏。
保良领着刘臣回家，那种感觉真好。从当初一起光腚和泥的混沌少年，到今天仍是福祸相助的朋友，保良去鉴宁和刘臣挤一条床板，现在刘臣来投，当然要睡在保良的榻侧。
他们穿过保良家巷前那条热闹的街市，街市上橱窗华丽的商店邻次栉比，随后一条静谧的林荫小道，将满目惊奇的李臣带到了那片几乎一尘不染的社区。李臣的目光很快穿过一座院落的灰色围墙，看到了保良家青瓦斜漫的巨大屋顶，他一惊一乍地问道：保良，这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大的屋顶要遇见地震塌了咋办？保良说要真有地震先塌的是你家那种老屋。李臣说呸！保良笑笑说这是科学。
时间还早，估计父亲尚未下班。保良用钥匙打开家门，从门口摆放的鞋子上他们意外地看到，父亲不仅已经回来了，而且家里还来了客人。
穿过短短的门廊，便是宽敞的客厅，保良看到父亲在客厅里与客人聊得正欢。父亲很久没有这样眉开眼笑了，这样快乐的笑容在保良的记忆存盘中，早已搜索不到。
客厅的沙发上，坐在父亲对面的，是一大一小两个背影，都是女的。两个背影听见身后的门声和脚步，一齐转过头来，用目光与保良彼此打量。保良看清，年长的一个大约四十多岁，长得很瘦，五官紧凑得没长开似的，年轻的一个大约只有十五六岁，面孔圆胖，好象已经长得咧了。两道投来的视线都有几分疑问，好象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而保良反而是个不速而来的生客。
父亲也看见保良了，说：“啊，你回来啦，这是杨阿姨，这是杨阿姨的女儿，叫嘟嘟。保良点头和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打了招呼。杨阿姨也点头回了个招呼，面上露出了一些微笑，而嘟嘟却始终用圆鼓鼓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父亲又看到了站在门口没动的李臣，问保良：这不是你小学的同学吗，什么时候也到这边来了？保良答：啊，刚从鉴宁过来。父亲很和蔼地说：啊，带你那屋坐吧。
保良又和杨阿姨打了个招呼：阿姨您坐。便带着李臣去了自己的屋子。李臣悄声问保良：那女的谁呀？保良说我也不知道。李臣便不再多问，环顾着保良的卧室说：你们家真棒！
这是保良搬到省城，搬进这幢崭新的房子后，第一次接待鉴宁的朋友，他因此而感到兴奋，而开心异常。他的卧室比原来在鉴宁住的那间大得多了，除了床和带大镜子的推拉门衣橱外，还有一只北欧款式的沙发。写字台也是北欧式的，带电脑键盘架的那种。墙上挂着父亲为保良从公安学院搜集来的各国警察的警服画页，那些警察看上去威风凛凛，还有几个女警，也个个扮相粉酷。
李臣万分羡慕地欣赏个没够，又去摆弄保良的电脑。父亲在门口探头，见保良要在地上给李臣打铺，便把他叫出来盘问：他要住在咱们家吗？保良说：啊，他刚从鉴宁过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父亲说：这不好吧，以后鉴宁来的人多了，都往这儿领领得过来吗。让他去找个旅馆住吧。住一般的小旅馆也不贵的。保良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我回……父亲见保良蓦然卡住，问：上次怎么了？保良吞回去，说：没事。父亲也没有追问，说：而且今天咱们家有客人，呆会我要请杨阿姨和她女儿出去吃饭，你也去，带个生人不太方便。你们聊会儿就让他住旅馆去吧。他要没钱你先给他垫上，啊。
父亲这几年几乎从未用过这样温和恳求的腔调和保良说话，这比严辞命令的力量还大。保良不由不点头应了，回身面对李臣询问的目光，一时尴尬得无以为答。
那天保良把李臣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用父亲给的钱为李臣交了一周的房费，又约好明天陪他去找工作，才万分愧疚地和李臣分手。
那天晚上保良跟父亲一起请杨阿姨及她的女儿嘟嘟出去吃饭，那是保良搬到省城后父亲最为破费的一餐。自从母亲走后，家里就由父亲做饭。父亲做的饭粗糙难咽，偶而带保良下下馆子，通常也是简简单单。这天晚上父亲的一反常态给了保良一个预感，从此以后，杨阿姨果然成了他家的一个常客。保良慢慢知道，杨阿姨是外省人，已经离婚多年，生活不算宽裕，对女儿却十分娇惯。保良还知道，杨阿姨有点文化，过去当过演员，是演话剧的还是唱戏曲的保良不太肯定，但杨阿姨拿过一些年轻时演现代戏的剧照给父亲看过。剧照里的杨阿姨浓施粉黛，和现在的模样相去甚远。保良不由常常对镜自省，不知自己这张青春面孔，多少年后是否也会变得皮糙肉垂。
杨阿姨常到保良家来，保良家的餐桌也就变得丰富起来，屋里的卫生也开始干净，一切都恢复了母亲在时的井井有条。但保良吃不惯杨阿姨做菜的口味，那口味与母亲做的饭菜大不相同。他也不喜欢杨阿姨把他家装点得那么花里胡梢，和他和父亲的情趣格格不入。母亲在时，家里也是这么干净，但朴素大方，亲切自然。
和保良预感的一样，父亲的爱情进展得很快，大人们的判断既准确又现实，省略了许多卿卿我我与风雅浪漫。有一天保良放学回家拧动家门钥匙时，父亲在里面主动给他开了门，从父亲主动给他开门这个举动上，保良就猜到这是个不同寻常的黄昏。父亲开门以后冲他微( 河流如血 http://www.xlawen.org/kan/1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