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部分阅读
他出台的措施不可谓不英明，请看：
一、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二、禁止奴隶买卖，让三十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三、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铁，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
四、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饿。
五、改革了全国的官名。
六、严惩官吏**，建立举报制度。
……
他兴致勃勃地策划着建造一座象牙之塔，他的思绪回到了书生时代，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从形式主义中获得巨大的快感，并体验着创世的无比光荣。“无限的权力足以把任何明智的人变成疯子。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限制，多年来积蓄在胸中的种种梦想，汹涌而出。他把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来实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这确实是一套理想主义的施政纲领。然而，王莽的理想很快到了爪哇国去了。
4。不能成事的一代大儒王莽（4）
这就是天真的王莽，就是书生做皇帝的悲惨下场。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教人如此。王莽是最典型的牺牲品。所以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的道德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王莽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改革构想过于超前。有人说王莽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他的平均主义理想、计划经济思路，以及建立国家银行等颇为现代的行政措施确有几分社会主义色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当时社会的种种迫切问题来说，无疑是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惜，他没有现代技术手段作为支持。像贷款利息的计算以及货币改革的推广，涉及复杂的成本会计，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在缺乏基本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改革，造成的唯一结果当然是混乱。作为一个不错的医生，他对西汉末年社会病的诊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的手术方案却太大胆了。在没有麻醉药、没有止血钳的条件下，他就试图对病入膏肓的社会动大手术。
二是他过于迷信严刑峻法和道义，却忽视了自然形成的社会惯性和人的自私本性往往更有力量。王莽坚信好的出点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基于人性善的信念，他对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也抱以过高的期望。他认为他们能够理解改革必然带来阵痛，能够支持他共渡难关。然而问题是他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剧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诸多改革措施过急过速，平均土地、解放奴隶等出点良好的改革措施，由于没有配套措施的跟进，结果却是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导致改革失去社会基础。比如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卖身为奴的唯一生路。
自恃正义在手，王莽无所畏惧。对于所有的反对声音，他的唯一对策就是镇压。王莽为了维护自己的诏令，命令“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即谁反对，就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充军。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王莽篡汉”一说在中国流传甚很广，几乎成为定论。班固在其所著《王莽传》中的最后评语说：“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才，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愿，以成篡盗之祸。”“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伏。
王莽生在西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代，他凭借显贵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护，勾结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结成豪强集团，用“巧令色”的行径骗取了中小地主和部分人民的同，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新朝。在新朝统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连串的复古改制，在经济上，以《周礼》中所叙述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婢问题，前者是复古，后者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再配合五均赊贷，使人民不论在交易中还是在贷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剥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地名、官名的更改，频繁琐碎，只能造成无聊的纷乱，毫无实际意义。很明显，王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除了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以外，别无可取之处。
5。不能成事的一代大儒王莽（5）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西汉的官僚贵族和地主豪强也纷纷打出反莽旗帜。地皇三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讨伐赤眉军，在成昌被赤眉军打败。次年，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州郡兵四十二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又遭到绿林军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绿林军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向攻长安。当绿林军进抵长安附近时，王莽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抵挡，但囚徒军一过渭桥，便立即哗变，掘毁王莽祖坟，焚烧九庙、明堂、辟雍。长安城中的人民也群起暴动，配合变兵攻入皇宫。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自己，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王莽是一个企图以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严重社会危机的悲剧性人物。王莽代汉以后，为了从社会危机中找出一条出路，便进行改制。他企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奴隶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显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和“六埂狈ǎ庑┲贫然旧隙际俏骱核械摹Ｕ庑┌旆ū纠茨芷鸬揭恍┮种坪烂窀患值淖饔茫窃谡渭?*的况下，平均物价的“五均”，垄断商业的“六埂钡榷急涑烧倮羰占艄螅又腥±氖侄危睹窀镜貌坏胶么ΑＭ趺Щ孤鸥谋抑疲移分指丛樱凰惚戎导缓侠恚斐闪思蟮幕炻遥由盍巳嗣穸运某鸷蕖?br />
6。“立皇帝”刘瑾的底线（1）
正德这个年号，几乎可以算是所有帝王年号中最讽刺的一个，因为明武宗朱厚照的作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只怕都摊不上一个“正”字。刘瑾正是借助他才得以一飞冲天，其权势极盛的时候，大江南北都传着民谣：“京城两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结果却仍然不免中了反间计被皇帝下令活剐。死的那天，他身上的碎肉被京城百姓暴炒到一两银子一片。
明朝的宦官，扰乱国政，为害极大。但和汉、唐两朝有所区别的是，他们再兴风作浪，也很难反仆为主、控制皇帝。除了那个实在太昏庸的明熹宗之外——他几乎成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傀儡，其他皇帝都能掌握主动权，再飞扬跋扈的太监，也只是皇帝放到天上的一只风筝，线还拽在皇帝的手中。
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明朝的皇权相比较前朝，实实在在得到了加强，无论太监怎样牛气冲天，在朝廷里总预备着由一些文臣组成的“反对党”，皇帝既然能用太监来牵制文臣，打压文臣的气势，同样能用文臣或其他太监来预防大权在握的太监的“越线”。
那么，太监揽权的底线在哪里？底线是忠于皇帝、无非分之想，做到这一点，哪怕再气焰嚣张、臭名远扬、贪污腐化，皇帝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可能危害到皇帝本身了，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既然狐假虎威，狐狸必须只能是老虎的跟随，尊重老虎的权威，如果想操纵或代替老虎，老虎可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一声长啸，丛林里其他动物，就会积极扑上去，收拾这只狐狸。
宦官制是皇权的产物。在某些况下，**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裁抑臣权的目的，因而有意培植借重宦官的力量，如东汉曾利用宦官力量来对付专权的外戚官僚集团，唐代曾借重宦官以制抑、防范那些威胁中央集权的藩镇割据势力，明代则主要出于对外臣的猜疑、防范心理。这就有了宦官专权的政治基础。
提及宦官专权，历史记载必定称之为“乱政”，人们更将其与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种儒家正统观点的思维，并非一种必然。通常而，宦官的权势完全来自君王的宠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历代宦官多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而自愿进宫，通常学识浅薄、无甚大志，干不出太祸国殃民的事来。而明代宦官专权之所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源于宦官、外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则在于道德崩溃，士风委靡，世风日下，奴性抬头。如《明史》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也曾出这样的叹息：“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武宗正德帝够荒唐了吧？他在位时，刘瑾之专权，一点不亚于魏忠贤，而且表面上的蛮横霸道，对文臣的凌辱，和魏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他贪渎，这点毛病在皇帝眼里算不了什么，就说他毫无顾忌地侮辱文臣的人格，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想象。文臣的人格尊严已经被皇帝任意践踏，比如廷杖，文臣们认了，谁叫人家是万岁爷，是名正顺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法比皇帝还过分，何以堪呀！
明武宗正德元年正月，不满十六岁的朱厚照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十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官员，武宗加封了顾命大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又任命宦官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
诏书一下，满朝文武大臣顿时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们倒是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忧虑。刘健马上联合了谢迁、韩文等老臣，联名上书，要求收回提拔刘瑾的诏命。奏章送进皇宫，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武宗年轻无知，又喜好嬉戏玩乐，奏章都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处理，武宗根本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乐得悠闲。而司礼监的太监们大多与刘瑾相互勾结，朋比为奸，他们见到刘健等几位重臣的奏章，当然就偷偷扣押下来，并暗地里密告给刘瑾。
7。“立皇帝”刘瑾的底线（2）
过了半年多，内阁大学士刘健和户部尚书韩文等几位大臣，又联合朝中六部九卿大臣联名上疏，并动满朝大臣签名，再一次弹劾刘瑾。***刘健等勋臣在奏章中直揭露了刘瑾专断横行、大权独揽，收受贿赂，扰乱朝纲的罪行，同时也揭穿了刘瑾的本来面目。
这个刘瑾，本是马嵬镇一户贫困人家的孩子。六岁时被阉割，卖给太监刘顺，名为刘瑾。刘瑾天生聪颖，伶牙俐齿，入宫不久，便被选到钟鼓司教坊当演员，供皇帝休息时取乐。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在宫中却没有什么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常郁郁不乐。一次，打死一个平民，被赶到茂陵当烧香役者，从此，他才处处小心，希望自己的命运有转机。
弘治五年，五十岁的刘瑾被弘治皇帝选去服侍三岁的太子。刘瑾像爷爷照顾孙子那样悉心照顾小皇子，因为他懂得，得到太子欢心，将来就一定能飞黄腾达。
太子不喜欢读书，只喜欢玩乐，刘瑾一味顺从太子，只教太子玩乐。教太子斗蛐蛐、斗鹌鹑、斗公鸡、掷骰子、玩骨牌、呼卢喝雉，不断花样翻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各种各样的猫狗，各色各样的棋琴弹弓，把整个东宫的后园弄得乌烟瘴气，太子却十分开心。
弘治十八年弘治皇帝病逝，由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继位，年号正德，是为武宗，开始了他的迷迷糊糊的六年皇帝生涯。
太子朱厚照继位后，原来在东宫，包括刘瑾在内的八个太监得宠，时称“八虎”。太子一继位，刘瑾被提升为钟鼓司司正，六十六岁的刘瑾对工作尽职尽责，想方设法去弄奇鹰异犬，各类舞蹈、戏、杂技，还特选一些色目女子进宫，让小皇帝享受到耳目声色的鲜味异品，玩到各样新东西。可当皇帝太苦了，每天天不亮就被司礼监王岳唤醒，催着上朝。坐在硬邦邦的御座上，听部、府大臣们一个个奏事，对那些事，小皇帝既不懂也不感兴趣，只是心不在焉地随口说：“准啦！”退朝后，还有一堆枯燥的奏章要看，而那堆谏官们专门挑毛病，这不合宗法，那又违背古训，真是烦死人了，哪里赶得上玩有趣。
刘瑾看出了皇帝的心思，就告诉小皇帝，皇帝是谁也管不了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谁不好就可以杀谁。于是，小皇帝使出了皇权的权威，随意不上朝，把奏章等政务全交给了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把谏官们的谏书扔掉，抓紧时间玩乐去了。宫里玩够了，就化装成贵家子弟，到宫外、街坊、妓楼、酒馆寻欢作乐。
小皇帝对刘瑾特别宠幸，提拔刘瑾做内宫监掌印太监，这一官职，使刘瑾的野心不断膨胀，渐渐干预起朝政来。刘瑾利用内宫监掌印太监之职之便，贪污钱财，买来犬马孝敬皇帝。皇帝十分高兴。刘瑾为了进一步取得皇帝的欢心，就假传圣旨，让各地镇守太监每人向皇帝献白银万两，又强掠民田，广建皇家庄园三百多处，收取租赋，供皇帝挥霍。小皇帝心一乐，竟把京师驻军的司令长官一职交给了刘瑾。
小皇帝闹得太不成样子了，不按时上朝，连受先帝顾命的大臣也不召见，还常常不经内阁六部研究，就直接下圣旨，常常出错。
一天，空中忽降一道霹雳，震毁了郊坛大门。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认为这正是上天警告天子的表示。
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联合上书，劝武宗应以国事为重、不应以私为念，批评皇帝“与八人戏无度”，要求严惩“八虎”，为国除害。
看了奏章，武宗龙心郁闷，感到极其为难：一方面是父皇临终托孤的辅政大臣及其绝大多数朝官，另一方面是十几年来寸步不离左右、尽心尽力侍奉他的刘公公。不杀刘瑾，群臣不答应，杀了刘公公，他实在舍不得。
武宗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急得他御膳不进，只是哭哭啼啼。后来，身边侍臣给他出主意，采取折中办法；把刘瑾等人暂时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办，这样，既可以稍息满朝文武的怒气，又不会伤害刘瑾。
第二天，武宗临朝时，亲自向大臣们讲，希望各位大臣暂时宽恕刘瑾，将来再作处治。顾命大臣刘健、韩文，司礼监太监王岳、李荣、徐智等人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不许武宗姑息养奸，迫使武宗不得不作出决定：次日早晨处死刘瑾为的“八虎”集团。
8。“立皇帝”刘瑾的底线（3）
朝臣们闻听此信，奔走相告，互相贺喜说：“这次总算为国除了此害。***”哪承想，刘瑾安插在朝中的私党、吏部尚书焦芳得到这个消息，连夜派人密告刘瑾，让他快想对策。此时“八虎”成员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计策，听了焦芳的密告，都吓得面无人色，伏案痛哭。还是刘瑾先镇定下来，他冷笑一声，阴沉地说：“找皇上去！”
刘瑾等八人闯进武宗寝宫，跪在御榻前放声大哭，叩头不止，高喊饶命。
武宗见此景，心早就软了，立即安慰他们。
刘瑾见武宗可欺，就说：“都是司礼监王岳等人心怀不轨，见陛下恩宠奴才，心生妒嫉，搬弄是非，想把我们置于死地，他好独揽大权。刘健、韩文等老臣，倚老卖老，欺负皇上年幼，企图挟制陛下，肆意横行，为所欲为。”
刘瑾狗急跳墙反咬一口，却十分奏效。武宗当即动怒：“联为一国之君，岂能受制于人？”在刘瑾等人的鼓动下，武宗提笔草拟诏书，撤消王岳等人的司礼监职务，放逐到南京，命刘瑾独掌司礼监，提督禁军；又命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擢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掌握内阁实权。
第二天早晨，刘健、韩文等文武官员兴致勃勃地进宫早朝，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将刘瑾等人拿下，当他们走进朝堂，见刘瑾等人面带得意之色，便觉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读圣旨，才知道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眼见大势已去，刘健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武宗早觉得他们忠相谏甚是逆耳，便顺水推舟降旨应允。
朝臣们深感寒心，上书苦谏，都被武宗固执地一一驳回，有的因此被捕入狱。刘瑾也趁机大开杀戒，残害忠良。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薄彦徽等人上书力谏，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语，都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重新定罪。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又设立了内厂，由自己亲自督率，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没过多久，刘瑾便权倾朝野，红极一时，集朝廷、宫内、军队、特务等大权于一握，并操起屠刀，开始了白色恐怖。
他先对曾经参劾他的宦官王岳、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务刺杀了他们。然后，刘瑾又把屠刀指向起草奏书、上告过他的户部尚书韩文。韩文为人忠正，为官廉洁，又是前朝老臣、顾命大臣，就是武宗也对他敬畏三分，想诬陷他并不容易。刘瑾派特务日夜跟踪，明察暗访，不惜一切手段寻找陷害韩文的机会，终于，在户部向内府输运的银子当中现了假银，刘瑾以此为借口，弹劾韩文玩忽职守，治吏不严，不能防奸，撤消了他户部尚书的职务，接着，又妄定罪名将韩文捕入监狱。另外一位为韩文起草诏书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开始被刘瑾陷害贬了官，流放到边远地区，不久也被捕入狱。韩文与李梦阳在狱中受尽折磨，就连他们的亲属也不被放过，有多人遭受株连被罢了官。
眼看宦官当道、特务横行，忠臣义士痛心疾，无私无畏、仗义执。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书，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个半死，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那是一个边远地区，人迹稀少、地势偏僻，王守仁心里清楚刘瑾的用意。果然，他刚一出，就现有人跟踪，为防备惨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竿才上路，太阳刚偏西他就投宿，使跟踪他的特务无从下手。可是，过了钱塘江，就进入了荒僻崎岖的山区，山高路险、树木蔽日，想逃脱特务的毒手实在困难，王守仁走投无路，便写下一“绝命诗”，假造了一个投江的现场，逃入武夷山，隐名埋姓，过起野人般的生活，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刘瑾恨不得将朝中反对他的异己一下子赶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圣旨拟定奸党名单，又假借钦命宣读奸党的“罪过”。刘瑾召集群臣入宫，令他们跪在金水桥边，向他们大施淫威，信口胡说，指责朝臣的“过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愤难当，却又敢怒不敢，很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摧残，过后纷纷递交辞职书。刘瑾更是正中下怀，马上趁机安插自己的党羽、亲信。不久，刘瑾的爪牙几乎遍及全国。
9。“立皇帝”刘瑾的底线（4）
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以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二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有一段时间，刘瑾这个大贪官竟然拒贿了，而且还把行贿的人治罪，他这是听从了亲信的话才这么做的。亲信的话很有道理，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贿赂，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掉贪婪的性格，后来一有机会还是照贪不误。因为要向刘瑾行贿，各地官员争相搜刮民脂民膏，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逼得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事实上，刘谨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做儿戏。史载，刘谨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还是颇为慎重的。用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瑾变法”。此外“瑾峻刑”，其执法很严，颇有朱元璋之风。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不遗余力，以独特的“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
古往今来，但凡造反总需先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师出有名的最好借口自然是“清君侧”，就是说我不是冲着皇帝本人来的，我只是帮皇帝除掉身边的奸臣而已，这个招牌从汉景帝的“八王之乱”，一直到本朝永乐皇帝的“靖难之役”，被擦得越来越亮。平心而论，景帝的晁错，建文帝的黄子澄、齐泰都是铁杆儿忠臣，“清君侧”喊得再响也未免底气不足，朱寘鐇诛除天下公贼刘瑾的号召则明显是击中了要害。刘瑾几乎气得抓狂，安化王志大才疏，又偏居西北一隅，要兵没兵，要粮没粮，想造反根本是在搞笑。他神经搞笑倒也罢了，自己又没惹他，却活活被他害惨了。他只能殚尽人事，死命按住安化王那篇义正词严的檄文，不让武宗见到。
刘瑾的料想果然不错，他到底在此栽了跟头，因为他碰到了这辈子的第一大对头杨一清。杨一清，字应宁，成化八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尚书，极有才干。正德三年，他在担任总制三边都御史巡查西北边防的时候，提出加强守备，军垦粮田数百里，从而为国家节约开支，不必从内地转运粮草。而刘瑾等人从每年接受负责转运粮草的官员得的孝敬极多，杨一清这么做固然有利国家，却无疑断了他的财路。刘瑾诬告他修筑边塞城墙造成浪费，下他到狱中，准备处死，老滑头李东阳却出面调停，保下了杨一清的老命。刘瑾碍于面子，一时心软，得罪人到底没有得罪到底，终于铸成大错。杨一清出狱，恨刘瑾恨得咬牙切齿，也深知以刘瑾的狠毒，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于公于私，都非得除掉他不可。
10。“立皇帝”刘瑾的底线（5）
刘瑾的另一个失误是终于按捺不住，和八虎中的张永起了内讧，在武宗面前进谗，贬他到南京。张永还没走，他就在内廷贴布告，不准张永再进皇宫。张永在武宗面前恸哭分辩，才得以幸免，自此和刘瑾势不两立。
这次安化王叛乱，武宗指派杨一清总督西北军务，宦官张永为监军一同前往。这两个人走在一起，刘瑾想活命只怕也难。朱寘鐇的造反毕竟是胡闹，不足一月就被平定，在回京师的路上，杨一清叹了一口气，对张永说：“这些藩王杂碎的叛乱原本是小事，朝中的奸臣才真正是国之大患，一定要设法除去才好。”张永心有灵犀，连连称是。二人忌惮刘瑾耳目众多，相约把奸臣的名字写在手心，一齐伸掌，果然是“瑾”字，相对拊掌大笑。笑完，张永却皱起了眉头道：“此人心计深沉，势大难当，又和皇上亲近无隙，只怕难除。”杨一清微笑道：“这倒也不难，你这次平定叛乱，立功非小，会受皇上重赏那自是不必多说。关键是要找机会单独向皇上汇报军，当面把安化王的檄文给他看，指证刘瑾之恶实在是罄竹难书，最关键要点明刘瑾居心不良，意图造反。”
这个安化王把刘瑾的罪状列成二五八条，好像他越烂自己就反得越有理似的。说他陷害忠良、贪污受贿、扰乱朝纲倒也罢了，居然拔高到意图谋反，下之意似乎是我不反，刘某人也要反，好歹我也是正宗王爷啊。他倒也不想想刘瑾一个阉人，哪有造反当皇帝的心？
张永仍然忧心忡忡地说：“皇上未必会信啊。”杨一清鼓励道：“平定战乱这么重要的事，皇上交给您来做，说明是青眼有加啊，当今世上，能除掉刘瑾这个奸贼的只有您一个人。皇上如果不信，你就要以死相谏，刘瑾铁定小命难保。刘瑾既死，您立了军功，又铲除奸臣，无论皇上，百官还是全天下的百姓都会对您感激不尽，前途不可限量啊。千古以来，只怕也只有东汉灵帝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两位公公才能和您媲美，您的大名要流传后世的。”张永听了他的利害分析，又被爽爽地拍了马屁，也是精神倍涨，终于下定决心。
张永回京后，比刘瑾安排好觐见皇帝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时辰面圣，递上弹劾刘瑾的奏章和安化王的檄文，说朱寘鐇好端端一个王爷，纯粹是因为刘瑾为非作歹，危害天下，忍无可忍才被他激反的，所以一定要杀刘瑾以谢天下。武宗看后微微迟疑，说：“刘瑾怎么可能造反？”张永磕头几乎磕出血来，泣道：“刘瑾即使先前不想反，如今他见到这篇檄文，已是骑虎难下，总之狗急跳墙，非反不可。”武宗说：“明天我找刘瑾来对质好了，你先退下。”张永大哭着不走，说：“我一退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刘瑾非要杀我不可。”武宗终于被说动，连夜派人捉拿刘瑾。
刘瑾睡得迷迷糊糊就被人锁拿。此时武宗还追念往昔的义，不想要刘瑾的命，只是流放他到凤阳，刘瑾还苦笑着自我安慰，这其实也算善终啊，好歹我是个富太监，这辈子的钱也花不完。张永、李东阳、杨一清都知道一定不能放过他，联手组织御史拼命弹劾，墙倒众人推，武宗终于下令查抄刘瑾的家产。抄家的结果除了几十万金元宝，无数玉器、玛瑙之外，居然搜到了成百的盔甲、刀剑，武宗得知大怒，确信刘瑾谋反无疑，再不顾念旧。刘瑾既没有过人的才学，也没有特殊的武功，却能专权五载，辖制百官，积财无数，不能不引起人深思。
11。反复无常吴三桂（1）
历史上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英杰青史留名，也有无数投敌卖国的叛徒、卖国贼落下千古骂名。***自古成王败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是胜利者，谁有权评价他人的是非，最可悲的是胜利者不说你好，失败者也骂你。
吴三桂就是这样的可悲者，汉人大骂吴三桂是汉奸，他引清兵入关；满人大骂吴三桂是反贼，他起兵造反。这样的贰臣贼子真是人人得而诛之。金庸在《鹿鼎记》中，把汉人对吴三桂的痛恨之写得淋漓尽致，居然想出了“杀龟大会”的名堂，金庸史学渊博，也许野史中真有记载了。然而这样的一个汉奸是怎样炼成的？他为什么要做汉奸？难道他不知道做汉奸会招千古骂名吗？
这期间有很多误解漏算。大才子吴梅村有《圆圆曲》，其中著名的诗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让世人蒙蔽，所有人都以为吴三桂真的就是为红颜一怒，不顾民族气节，卑躬屈膝，投靠多尔衮。在种种普及性、常识性的材料中，吴三桂的汉奸帽子戴定了。历史真的如此吗？吴三桂为什么一心要投靠清廷？
倘若不对这样的事参详，骂骂吴三桂做汉奸，当是快事，当是不得罪人的事。但是，当你拿起沉重的史书，翻看字里行间故事，探察人性的弱点，难免觉得吴三桂做汉奸，也是不得不做了。
吴三桂领清兵入关，这一次投机行为就他个人而。实在不是什么失策的选择。他这样做后，南明、清廷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而且都还给他加官晋爵。吴三桂此次选择，真是名利双收啊！如果吴三桂在此时不幸死了，盖棺定论，大约也不是什么太臭名昭著的人物，相反有可能是忠于大明的忠臣，利于大清的俊杰。但吴三桂并没有死。如果此时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
后来吴三桂誓死跟随清廷南征北战，最终功成名就、裂土封王于一方。这一次人生选择，就他个人而。实在也不是什么失策的选择。要知道清廷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邪魔外道，它最终可是修成正果了。当时大江南北的人们都跪在它脚下，开口闭口的我大清王朝如何如之何，后世史学家们也一再盛赞清廷的文治武功。按理说，吴三桂效力于这样的主子，实在不能因此就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
事实上，当时作出如吴三桂一般选择的人，实在多的数也数不过来。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中，原来说不上什么风云人物，当时好像没有人太把他当回事。如果看南明时代人们对当时的历史评论，根本没有人认为是吴三桂改写了历史。事实上明王朝灭亡之后，李自成据西北，张献忠据西南，郑芝龙据东南，左良玉据长江上游，高杰、黄得功等军事实权派据长江下游。与他们相比，吴三桂实在不是什么有势力的人物。
吴三桂本来在历史上，也注定( 历史上的二把手(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1493/ )
一、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二、禁止奴隶买卖，让三十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三、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铁，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
四、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饿。
五、改革了全国的官名。
六、严惩官吏**，建立举报制度。
……
他兴致勃勃地策划着建造一座象牙之塔，他的思绪回到了书生时代，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从形式主义中获得巨大的快感，并体验着创世的无比光荣。“无限的权力足以把任何明智的人变成疯子。现在，他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限制，多年来积蓄在胸中的种种梦想，汹涌而出。他把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来实验他的种种天才构想。”这确实是一套理想主义的施政纲领。然而，王莽的理想很快到了爪哇国去了。
4。不能成事的一代大儒王莽（4）
这就是天真的王莽，就是书生做皇帝的悲惨下场。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教人如此。王莽是最典型的牺牲品。所以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的道德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王莽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改革构想过于超前。有人说王莽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他的平均主义理想、计划经济思路，以及建立国家银行等颇为现代的行政措施确有几分社会主义色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当时社会的种种迫切问题来说，无疑是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惜，他没有现代技术手段作为支持。像贷款利息的计算以及货币改革的推广，涉及复杂的成本会计，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在缺乏基本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改革，造成的唯一结果当然是混乱。作为一个不错的医生，他对西汉末年社会病的诊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的手术方案却太大胆了。在没有麻醉药、没有止血钳的条件下，他就试图对病入膏肓的社会动大手术。
二是他过于迷信严刑峻法和道义，却忽视了自然形成的社会惯性和人的自私本性往往更有力量。王莽坚信好的出点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基于人性善的信念，他对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也抱以过高的期望。他认为他们能够理解改革必然带来阵痛，能够支持他共渡难关。然而问题是他的手术刀所带来的剧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诸多改革措施过急过速，平均土地、解放奴隶等出点良好的改革措施，由于没有配套措施的跟进，结果却是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导致改革失去社会基础。比如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卖身为奴的唯一生路。
自恃正义在手，王莽无所畏惧。对于所有的反对声音，他的唯一对策就是镇压。王莽为了维护自己的诏令，命令“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即谁反对，就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充军。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王莽篡汉”一说在中国流传甚很广，几乎成为定论。班固在其所著《王莽传》中的最后评语说：“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才，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愿，以成篡盗之祸。”“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伏。
王莽生在西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代，他凭借显贵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护，勾结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结成豪强集团，用“巧令色”的行径骗取了中小地主和部分人民的同，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新朝。在新朝统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连串的复古改制，在经济上，以《周礼》中所叙述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婢问题，前者是复古，后者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再配合五均赊贷，使人民不论在交易中还是在贷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剥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地名、官名的更改，频繁琐碎，只能造成无聊的纷乱，毫无实际意义。很明显，王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除了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以外，别无可取之处。
5。不能成事的一代大儒王莽（5）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西汉的官僚贵族和地主豪强也纷纷打出反莽旗帜。地皇三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讨伐赤眉军，在成昌被赤眉军打败。次年，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州郡兵四十二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又遭到绿林军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绿林军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向攻长安。当绿林军进抵长安附近时，王莽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抵挡，但囚徒军一过渭桥，便立即哗变，掘毁王莽祖坟，焚烧九庙、明堂、辟雍。长安城中的人民也群起暴动，配合变兵攻入皇宫。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几个时辰之后，就被人们取了下来。人们把这个头颅当成了球，每个人都争着上前踢上一脚，不久就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痛恨。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人，就是他，试图剥夺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还告诉孩子，最大的罪恶是篡逆，而这个人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他们搜肠刮肚，在公开场合，寻找出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这个人。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忘记，当初正是他们自己，把这个人送上了皇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篡逆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王莽是一个企图以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严重社会危机的悲剧性人物。王莽代汉以后，为了从社会危机中找出一条出路，便进行改制。他企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奴隶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显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和“六埂狈ǎ庑┲贫然旧隙际俏骱核械摹Ｕ庑┌旆ū纠茨芷鸬揭恍┮种坪烂窀患值淖饔茫窃谡渭?*的况下，平均物价的“五均”，垄断商业的“六埂钡榷急涑烧倮羰占艄螅又腥±氖侄危睹窀镜貌坏胶么ΑＭ趺Щ孤鸥谋抑疲移分指丛樱凰惚戎导缓侠恚斐闪思蟮幕炻遥由盍巳嗣穸运某鸷蕖?br />
6。“立皇帝”刘瑾的底线（1）
正德这个年号，几乎可以算是所有帝王年号中最讽刺的一个，因为明武宗朱厚照的作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只怕都摊不上一个“正”字。刘瑾正是借助他才得以一飞冲天，其权势极盛的时候，大江南北都传着民谣：“京城两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结果却仍然不免中了反间计被皇帝下令活剐。死的那天，他身上的碎肉被京城百姓暴炒到一两银子一片。
明朝的宦官，扰乱国政，为害极大。但和汉、唐两朝有所区别的是，他们再兴风作浪，也很难反仆为主、控制皇帝。除了那个实在太昏庸的明熹宗之外——他几乎成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傀儡，其他皇帝都能掌握主动权，再飞扬跋扈的太监，也只是皇帝放到天上的一只风筝，线还拽在皇帝的手中。
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明朝的皇权相比较前朝，实实在在得到了加强，无论太监怎样牛气冲天，在朝廷里总预备着由一些文臣组成的“反对党”，皇帝既然能用太监来牵制文臣，打压文臣的气势，同样能用文臣或其他太监来预防大权在握的太监的“越线”。
那么，太监揽权的底线在哪里？底线是忠于皇帝、无非分之想，做到这一点，哪怕再气焰嚣张、臭名远扬、贪污腐化，皇帝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可能危害到皇帝本身了，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既然狐假虎威，狐狸必须只能是老虎的跟随，尊重老虎的权威，如果想操纵或代替老虎，老虎可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一声长啸，丛林里其他动物，就会积极扑上去，收拾这只狐狸。
宦官制是皇权的产物。在某些况下，**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裁抑臣权的目的，因而有意培植借重宦官的力量，如东汉曾利用宦官力量来对付专权的外戚官僚集团，唐代曾借重宦官以制抑、防范那些威胁中央集权的藩镇割据势力，明代则主要出于对外臣的猜疑、防范心理。这就有了宦官专权的政治基础。
提及宦官专权，历史记载必定称之为“乱政”，人们更将其与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种儒家正统观点的思维，并非一种必然。通常而，宦官的权势完全来自君王的宠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历代宦官多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而自愿进宫，通常学识浅薄、无甚大志，干不出太祸国殃民的事来。而明代宦官专权之所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源于宦官、外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则在于道德崩溃，士风委靡，世风日下，奴性抬头。如《明史》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也曾出这样的叹息：“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武宗正德帝够荒唐了吧？他在位时，刘瑾之专权，一点不亚于魏忠贤，而且表面上的蛮横霸道，对文臣的凌辱，和魏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他贪渎，这点毛病在皇帝眼里算不了什么，就说他毫无顾忌地侮辱文臣的人格，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想象。文臣的人格尊严已经被皇帝任意践踏，比如廷杖，文臣们认了，谁叫人家是万岁爷，是名正顺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法比皇帝还过分，何以堪呀！
明武宗正德元年正月，不满十六岁的朱厚照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十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官员，武宗加封了顾命大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又任命宦官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
诏书一下，满朝文武大臣顿时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们倒是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忧虑。刘健马上联合了谢迁、韩文等老臣，联名上书，要求收回提拔刘瑾的诏命。奏章送进皇宫，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武宗年轻无知，又喜好嬉戏玩乐，奏章都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处理，武宗根本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乐得悠闲。而司礼监的太监们大多与刘瑾相互勾结，朋比为奸，他们见到刘健等几位重臣的奏章，当然就偷偷扣押下来，并暗地里密告给刘瑾。
7。“立皇帝”刘瑾的底线（2）
过了半年多，内阁大学士刘健和户部尚书韩文等几位大臣，又联合朝中六部九卿大臣联名上疏，并动满朝大臣签名，再一次弹劾刘瑾。***刘健等勋臣在奏章中直揭露了刘瑾专断横行、大权独揽，收受贿赂，扰乱朝纲的罪行，同时也揭穿了刘瑾的本来面目。
这个刘瑾，本是马嵬镇一户贫困人家的孩子。六岁时被阉割，卖给太监刘顺，名为刘瑾。刘瑾天生聪颖，伶牙俐齿，入宫不久，便被选到钟鼓司教坊当演员，供皇帝休息时取乐。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在宫中却没有什么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常郁郁不乐。一次，打死一个平民，被赶到茂陵当烧香役者，从此，他才处处小心，希望自己的命运有转机。
弘治五年，五十岁的刘瑾被弘治皇帝选去服侍三岁的太子。刘瑾像爷爷照顾孙子那样悉心照顾小皇子，因为他懂得，得到太子欢心，将来就一定能飞黄腾达。
太子不喜欢读书，只喜欢玩乐，刘瑾一味顺从太子，只教太子玩乐。教太子斗蛐蛐、斗鹌鹑、斗公鸡、掷骰子、玩骨牌、呼卢喝雉，不断花样翻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各种各样的猫狗，各色各样的棋琴弹弓，把整个东宫的后园弄得乌烟瘴气，太子却十分开心。
弘治十八年弘治皇帝病逝，由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继位，年号正德，是为武宗，开始了他的迷迷糊糊的六年皇帝生涯。
太子朱厚照继位后，原来在东宫，包括刘瑾在内的八个太监得宠，时称“八虎”。太子一继位，刘瑾被提升为钟鼓司司正，六十六岁的刘瑾对工作尽职尽责，想方设法去弄奇鹰异犬，各类舞蹈、戏、杂技，还特选一些色目女子进宫，让小皇帝享受到耳目声色的鲜味异品，玩到各样新东西。可当皇帝太苦了，每天天不亮就被司礼监王岳唤醒，催着上朝。坐在硬邦邦的御座上，听部、府大臣们一个个奏事，对那些事，小皇帝既不懂也不感兴趣，只是心不在焉地随口说：“准啦！”退朝后，还有一堆枯燥的奏章要看，而那堆谏官们专门挑毛病，这不合宗法，那又违背古训，真是烦死人了，哪里赶得上玩有趣。
刘瑾看出了皇帝的心思，就告诉小皇帝，皇帝是谁也管不了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谁不好就可以杀谁。于是，小皇帝使出了皇权的权威，随意不上朝，把奏章等政务全交给了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把谏官们的谏书扔掉，抓紧时间玩乐去了。宫里玩够了，就化装成贵家子弟，到宫外、街坊、妓楼、酒馆寻欢作乐。
小皇帝对刘瑾特别宠幸，提拔刘瑾做内宫监掌印太监，这一官职，使刘瑾的野心不断膨胀，渐渐干预起朝政来。刘瑾利用内宫监掌印太监之职之便，贪污钱财，买来犬马孝敬皇帝。皇帝十分高兴。刘瑾为了进一步取得皇帝的欢心，就假传圣旨，让各地镇守太监每人向皇帝献白银万两，又强掠民田，广建皇家庄园三百多处，收取租赋，供皇帝挥霍。小皇帝心一乐，竟把京师驻军的司令长官一职交给了刘瑾。
小皇帝闹得太不成样子了，不按时上朝，连受先帝顾命的大臣也不召见，还常常不经内阁六部研究，就直接下圣旨，常常出错。
一天，空中忽降一道霹雳，震毁了郊坛大门。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认为这正是上天警告天子的表示。
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联合上书，劝武宗应以国事为重、不应以私为念，批评皇帝“与八人戏无度”，要求严惩“八虎”，为国除害。
看了奏章，武宗龙心郁闷，感到极其为难：一方面是父皇临终托孤的辅政大臣及其绝大多数朝官，另一方面是十几年来寸步不离左右、尽心尽力侍奉他的刘公公。不杀刘瑾，群臣不答应，杀了刘公公，他实在舍不得。
武宗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急得他御膳不进，只是哭哭啼啼。后来，身边侍臣给他出主意，采取折中办法；把刘瑾等人暂时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办，这样，既可以稍息满朝文武的怒气，又不会伤害刘瑾。
第二天，武宗临朝时，亲自向大臣们讲，希望各位大臣暂时宽恕刘瑾，将来再作处治。顾命大臣刘健、韩文，司礼监太监王岳、李荣、徐智等人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不许武宗姑息养奸，迫使武宗不得不作出决定：次日早晨处死刘瑾为的“八虎”集团。
8。“立皇帝”刘瑾的底线（3）
朝臣们闻听此信，奔走相告，互相贺喜说：“这次总算为国除了此害。***”哪承想，刘瑾安插在朝中的私党、吏部尚书焦芳得到这个消息，连夜派人密告刘瑾，让他快想对策。此时“八虎”成员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计策，听了焦芳的密告，都吓得面无人色，伏案痛哭。还是刘瑾先镇定下来，他冷笑一声，阴沉地说：“找皇上去！”
刘瑾等八人闯进武宗寝宫，跪在御榻前放声大哭，叩头不止，高喊饶命。
武宗见此景，心早就软了，立即安慰他们。
刘瑾见武宗可欺，就说：“都是司礼监王岳等人心怀不轨，见陛下恩宠奴才，心生妒嫉，搬弄是非，想把我们置于死地，他好独揽大权。刘健、韩文等老臣，倚老卖老，欺负皇上年幼，企图挟制陛下，肆意横行，为所欲为。”
刘瑾狗急跳墙反咬一口，却十分奏效。武宗当即动怒：“联为一国之君，岂能受制于人？”在刘瑾等人的鼓动下，武宗提笔草拟诏书，撤消王岳等人的司礼监职务，放逐到南京，命刘瑾独掌司礼监，提督禁军；又命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擢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掌握内阁实权。
第二天早晨，刘健、韩文等文武官员兴致勃勃地进宫早朝，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将刘瑾等人拿下，当他们走进朝堂，见刘瑾等人面带得意之色，便觉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读圣旨，才知道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眼见大势已去，刘健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武宗早觉得他们忠相谏甚是逆耳，便顺水推舟降旨应允。
朝臣们深感寒心，上书苦谏，都被武宗固执地一一驳回，有的因此被捕入狱。刘瑾也趁机大开杀戒，残害忠良。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薄彦徽等人上书力谏，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语，都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重新定罪。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又设立了内厂，由自己亲自督率，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没过多久，刘瑾便权倾朝野，红极一时，集朝廷、宫内、军队、特务等大权于一握，并操起屠刀，开始了白色恐怖。
他先对曾经参劾他的宦官王岳、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务刺杀了他们。然后，刘瑾又把屠刀指向起草奏书、上告过他的户部尚书韩文。韩文为人忠正，为官廉洁，又是前朝老臣、顾命大臣，就是武宗也对他敬畏三分，想诬陷他并不容易。刘瑾派特务日夜跟踪，明察暗访，不惜一切手段寻找陷害韩文的机会，终于，在户部向内府输运的银子当中现了假银，刘瑾以此为借口，弹劾韩文玩忽职守，治吏不严，不能防奸，撤消了他户部尚书的职务，接着，又妄定罪名将韩文捕入监狱。另外一位为韩文起草诏书的户部郎中李梦阳，开始被刘瑾陷害贬了官，流放到边远地区，不久也被捕入狱。韩文与李梦阳在狱中受尽折磨，就连他们的亲属也不被放过，有多人遭受株连被罢了官。
眼看宦官当道、特务横行，忠臣义士痛心疾，无私无畏、仗义执。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书，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个半死，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那是一个边远地区，人迹稀少、地势偏僻，王守仁心里清楚刘瑾的用意。果然，他刚一出，就现有人跟踪，为防备惨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竿才上路，太阳刚偏西他就投宿，使跟踪他的特务无从下手。可是，过了钱塘江，就进入了荒僻崎岖的山区，山高路险、树木蔽日，想逃脱特务的毒手实在困难，王守仁走投无路，便写下一“绝命诗”，假造了一个投江的现场，逃入武夷山，隐名埋姓，过起野人般的生活，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刘瑾恨不得将朝中反对他的异己一下子赶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圣旨拟定奸党名单，又假借钦命宣读奸党的“罪过”。刘瑾召集群臣入宫，令他们跪在金水桥边，向他们大施淫威，信口胡说，指责朝臣的“过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愤难当，却又敢怒不敢，很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摧残，过后纷纷递交辞职书。刘瑾更是正中下怀，马上趁机安插自己的党羽、亲信。不久，刘瑾的爪牙几乎遍及全国。
9。“立皇帝”刘瑾的底线（4）
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以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二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有一段时间，刘瑾这个大贪官竟然拒贿了，而且还把行贿的人治罪，他这是听从了亲信的话才这么做的。亲信的话很有道理，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贿赂，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掉贪婪的性格，后来一有机会还是照贪不误。因为要向刘瑾行贿，各地官员争相搜刮民脂民膏，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逼得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事实上，刘谨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做儿戏。史载，刘谨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还是颇为慎重的。用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瑾变法”。此外“瑾峻刑”，其执法很严，颇有朱元璋之风。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不遗余力，以独特的“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
古往今来，但凡造反总需先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师出有名的最好借口自然是“清君侧”，就是说我不是冲着皇帝本人来的，我只是帮皇帝除掉身边的奸臣而已，这个招牌从汉景帝的“八王之乱”，一直到本朝永乐皇帝的“靖难之役”，被擦得越来越亮。平心而论，景帝的晁错，建文帝的黄子澄、齐泰都是铁杆儿忠臣，“清君侧”喊得再响也未免底气不足，朱寘鐇诛除天下公贼刘瑾的号召则明显是击中了要害。刘瑾几乎气得抓狂，安化王志大才疏，又偏居西北一隅，要兵没兵，要粮没粮，想造反根本是在搞笑。他神经搞笑倒也罢了，自己又没惹他，却活活被他害惨了。他只能殚尽人事，死命按住安化王那篇义正词严的檄文，不让武宗见到。
刘瑾的料想果然不错，他到底在此栽了跟头，因为他碰到了这辈子的第一大对头杨一清。杨一清，字应宁，成化八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尚书，极有才干。正德三年，他在担任总制三边都御史巡查西北边防的时候，提出加强守备，军垦粮田数百里，从而为国家节约开支，不必从内地转运粮草。而刘瑾等人从每年接受负责转运粮草的官员得的孝敬极多，杨一清这么做固然有利国家，却无疑断了他的财路。刘瑾诬告他修筑边塞城墙造成浪费，下他到狱中，准备处死，老滑头李东阳却出面调停，保下了杨一清的老命。刘瑾碍于面子，一时心软，得罪人到底没有得罪到底，终于铸成大错。杨一清出狱，恨刘瑾恨得咬牙切齿，也深知以刘瑾的狠毒，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于公于私，都非得除掉他不可。
10。“立皇帝”刘瑾的底线（5）
刘瑾的另一个失误是终于按捺不住，和八虎中的张永起了内讧，在武宗面前进谗，贬他到南京。张永还没走，他就在内廷贴布告，不准张永再进皇宫。张永在武宗面前恸哭分辩，才得以幸免，自此和刘瑾势不两立。
这次安化王叛乱，武宗指派杨一清总督西北军务，宦官张永为监军一同前往。这两个人走在一起，刘瑾想活命只怕也难。朱寘鐇的造反毕竟是胡闹，不足一月就被平定，在回京师的路上，杨一清叹了一口气，对张永说：“这些藩王杂碎的叛乱原本是小事，朝中的奸臣才真正是国之大患，一定要设法除去才好。”张永心有灵犀，连连称是。二人忌惮刘瑾耳目众多，相约把奸臣的名字写在手心，一齐伸掌，果然是“瑾”字，相对拊掌大笑。笑完，张永却皱起了眉头道：“此人心计深沉，势大难当，又和皇上亲近无隙，只怕难除。”杨一清微笑道：“这倒也不难，你这次平定叛乱，立功非小，会受皇上重赏那自是不必多说。关键是要找机会单独向皇上汇报军，当面把安化王的檄文给他看，指证刘瑾之恶实在是罄竹难书，最关键要点明刘瑾居心不良，意图造反。”
这个安化王把刘瑾的罪状列成二五八条，好像他越烂自己就反得越有理似的。说他陷害忠良、贪污受贿、扰乱朝纲倒也罢了，居然拔高到意图谋反，下之意似乎是我不反，刘某人也要反，好歹我也是正宗王爷啊。他倒也不想想刘瑾一个阉人，哪有造反当皇帝的心？
张永仍然忧心忡忡地说：“皇上未必会信啊。”杨一清鼓励道：“平定战乱这么重要的事，皇上交给您来做，说明是青眼有加啊，当今世上，能除掉刘瑾这个奸贼的只有您一个人。皇上如果不信，你就要以死相谏，刘瑾铁定小命难保。刘瑾既死，您立了军功，又铲除奸臣，无论皇上，百官还是全天下的百姓都会对您感激不尽，前途不可限量啊。千古以来，只怕也只有东汉灵帝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两位公公才能和您媲美，您的大名要流传后世的。”张永听了他的利害分析，又被爽爽地拍了马屁，也是精神倍涨，终于下定决心。
张永回京后，比刘瑾安排好觐见皇帝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时辰面圣，递上弹劾刘瑾的奏章和安化王的檄文，说朱寘鐇好端端一个王爷，纯粹是因为刘瑾为非作歹，危害天下，忍无可忍才被他激反的，所以一定要杀刘瑾以谢天下。武宗看后微微迟疑，说：“刘瑾怎么可能造反？”张永磕头几乎磕出血来，泣道：“刘瑾即使先前不想反，如今他见到这篇檄文，已是骑虎难下，总之狗急跳墙，非反不可。”武宗说：“明天我找刘瑾来对质好了，你先退下。”张永大哭着不走，说：“我一退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刘瑾非要杀我不可。”武宗终于被说动，连夜派人捉拿刘瑾。
刘瑾睡得迷迷糊糊就被人锁拿。此时武宗还追念往昔的义，不想要刘瑾的命，只是流放他到凤阳，刘瑾还苦笑着自我安慰，这其实也算善终啊，好歹我是个富太监，这辈子的钱也花不完。张永、李东阳、杨一清都知道一定不能放过他，联手组织御史拼命弹劾，墙倒众人推，武宗终于下令查抄刘瑾的家产。抄家的结果除了几十万金元宝，无数玉器、玛瑙之外，居然搜到了成百的盔甲、刀剑，武宗得知大怒，确信刘瑾谋反无疑，再不顾念旧。刘瑾既没有过人的才学，也没有特殊的武功，却能专权五载，辖制百官，积财无数，不能不引起人深思。
11。反复无常吴三桂（1）
历史上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英杰青史留名，也有无数投敌卖国的叛徒、卖国贼落下千古骂名。***自古成王败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是胜利者，谁有权评价他人的是非，最可悲的是胜利者不说你好，失败者也骂你。
吴三桂就是这样的可悲者，汉人大骂吴三桂是汉奸，他引清兵入关；满人大骂吴三桂是反贼，他起兵造反。这样的贰臣贼子真是人人得而诛之。金庸在《鹿鼎记》中，把汉人对吴三桂的痛恨之写得淋漓尽致，居然想出了“杀龟大会”的名堂，金庸史学渊博，也许野史中真有记载了。然而这样的一个汉奸是怎样炼成的？他为什么要做汉奸？难道他不知道做汉奸会招千古骂名吗？
这期间有很多误解漏算。大才子吴梅村有《圆圆曲》，其中著名的诗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让世人蒙蔽，所有人都以为吴三桂真的就是为红颜一怒，不顾民族气节，卑躬屈膝，投靠多尔衮。在种种普及性、常识性的材料中，吴三桂的汉奸帽子戴定了。历史真的如此吗？吴三桂为什么一心要投靠清廷？
倘若不对这样的事参详，骂骂吴三桂做汉奸，当是快事，当是不得罪人的事。但是，当你拿起沉重的史书，翻看字里行间故事，探察人性的弱点，难免觉得吴三桂做汉奸，也是不得不做了。
吴三桂领清兵入关，这一次投机行为就他个人而。实在不是什么失策的选择。他这样做后，南明、清廷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而且都还给他加官晋爵。吴三桂此次选择，真是名利双收啊！如果吴三桂在此时不幸死了，盖棺定论，大约也不是什么太臭名昭著的人物，相反有可能是忠于大明的忠臣，利于大清的俊杰。但吴三桂并没有死。如果此时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
后来吴三桂誓死跟随清廷南征北战，最终功成名就、裂土封王于一方。这一次人生选择，就他个人而。实在也不是什么失策的选择。要知道清廷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邪魔外道，它最终可是修成正果了。当时大江南北的人们都跪在它脚下，开口闭口的我大清王朝如何如之何，后世史学家们也一再盛赞清廷的文治武功。按理说，吴三桂效力于这样的主子，实在不能因此就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
事实上，当时作出如吴三桂一般选择的人，实在多的数也数不过来。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中，原来说不上什么风云人物，当时好像没有人太把他当回事。如果看南明时代人们对当时的历史评论，根本没有人认为是吴三桂改写了历史。事实上明王朝灭亡之后，李自成据西北，张献忠据西南，郑芝龙据东南，左良玉据长江上游，高杰、黄得功等军事实权派据长江下游。与他们相比，吴三桂实在不是什么有势力的人物。
吴三桂本来在历史上，也注定( 历史上的二把手(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1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