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阅读
别的、单一的、理性的行为者。国家（政府）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党政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央的党的机构和政府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相应结构（即省、市、县、镇）。在本研究中，“国家”指的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这是考虑到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这一事实。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参见kennethlieberthl，governingchin：fromrevolutionthroughreform（newyork：w。w。norton&mp；compny，inc，1995）。国家的各个组成部门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包括在互联网领域的政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互联网在促进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取决于国家各分散部门和社会各分散团体这二者之间的众多结合点上的互动。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通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赋权和改造模式。
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递归性的特征，因此，在判断互联网的赋权效应时，互动战略就很重要了。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主要团体，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内使用互动战略进行互动，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这样的互动战略。笔者将会展示，一项特定的挑战是否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领域，还取决于这些行为者在应对对方时所采用的战略。
15。本书结构（1）
本书分为七章。***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关注互联网和国家。在这两章中，笔者试图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1）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努力来促进信息技术的展；（2）对于信息技术展引的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领导人是如何来应对的。
第二章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正如在“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背景里讨论的那样，科学和技术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的展，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石，“技术民族主义”是贯穿中国当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个重要主题。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政治上更具有其重要性。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依赖科学和技术来推动快速的经济展。政权的经济成就成为其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人最优先考虑展信息技术。一场新的“技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如此一来，国家就能够适应全球化。
但是，作为当代中国政府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政治后果。民族国家的建设导致了社会的不满，而互联网就成为了社会群体表达他们不满的有效工具。因此，互联网上的社会抗议和集体行动高涨，这些行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有着紧密的关联。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一手促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一手应对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呢？这将是第三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管理机制，这个管理机制一方面用来促进互联网展，另一方面则用来建立互联网控制机制，以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当今世界，对互联网的管理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论这个国家是自由政体的、民主政体的，抑或是威权政体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否认在特定方面对电子通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这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无需多，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管理机制来治理互联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也对互联网施加了政治控制。中国因而展了两个互联网机制：管理机制和政治控制机制。这两个机制都是由中国政府建立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机制之间就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检视这两种机制及其之间的冲突，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信息技术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章检视的是，互联网如何能够导致从政治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决于如何定义“政治变革”。在这一章里，笔者区分了两个关键概念，民主化和自由化，并展示出，即便互联网并没有能够通往中国的西式民主化，但是它通过两种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改革：在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时对它们进行赋权，以及创造机会让改革派领导人与公民社会形成隐性联盟。这一章检视的是，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是如何能够帮助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并挑战国家所实施的不合理政策的。本章也强调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些积极关联，并因此展示出互联网的相互赋权和改造效应。
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互联网和社会。第五章检视了基于互联网的公民参与。在第四章里，笔者检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积极的（或称相互赋权的）关联，但是在第五章，笔者将关注二者之间的一些消极关联，也就是说，互联网在一些政治域场中，对社会进行了赋权，但是没有对国家进行赋权。笔者要证明的是，互联网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另一方面，民众对公共机构和国家的信任也受到了互联网的破坏性影响。公信力的下降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对国家来说也不必然是有害的。它们可以对政权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而政权则可以借机来改善自己的治理。
16。本书结构（2）
第六章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战略互动。我们已经成功地见证了互联网上的集体行动事例，但是我们同样也见到了失败的事例。如何来解释它们的成功或失败？笔者认为，互动战略是重要的。互联网能否赋权给社会群体，使得其能够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来挑战国家，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战略。本章检视的是，互动战略是如何影响结果的。笔者展示的是，当国家（政府）的不同部门与社会的不同团体之间形成一个隐形联盟的时候，集体行动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当一项集体行动被整个政权视作是威胁到自身生存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坏的结果。
最后，第七章总结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现。对科学技术展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本章试图提供一个总的概述。论述的重点放在互联网的相互改造本质。本章所展示的，并非是互联网本身（也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技术），而是国家（政府）不同部门和社会不同团体之间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互动，创造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在推动政治变革上，社会…经济力量是主要的行为者。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中，这些社会…经济力量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有力的资源。在这一章里，笔者先明确中国政权变革的一些主要方案，然后检视互联网能够在每种方案里扮演什么角色。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是建设民族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信息技术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为挑战国家的新型集体行动创造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平台上竞逐权力。在一些域场，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赋权，而在另外一些域场，只对其中一个进行赋权。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对社会群体而，它是组织集体行动的一个工具；对国家而，它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群体互联网行为的一个工具。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的互动，改造着双方，并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动力。
1。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1）
本章将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科学和技术的展，是当代中国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试图强调民族国家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就民族国家的建设而，科学和技术的展长期以来根植于中国精英的思维观念中。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精英对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的一种思考方式。对中国的精英而，科学和技术是工具性的，是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工具。第二，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政策和实践，更多是为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这在信息技术的最新形式（即互联网）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如何来解释信息技术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一些学者通常援引一些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1991年8月反对苏联政权的运动。在这次事件中，莫斯科大学的教员们利用电子邮件向全球社会通告和更新信息，避开了苏联政府的审查手段。国内力量与国外力量进行联合，从而能够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施加影响，并帮助和平解决了这场政治闹剧。不必说，大家也可以联想到印度尼西亚苏哈托（suhrto）政权被推翻的事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科学界的活动和联络（例如学术界对电子邮件的利用）影响了政治事件的形态，并导致了政治变革和民族国家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然而，根据德罗里（drori）等人的观点，这样来解释科学与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太过狭隘了，因为它将科学家特定的行为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非强调科学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的普遍性影响和文化性影响。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
根据德罗里等人的观点，“科学作为现代思想的权威声音，造就了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秩序。”ibid。，p。268。换句话说，“科学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脚本，使民族国家照其行事或支持行动……民族国家的行为者/代理人角色，约束了其自身，让其向达成社会目标迈进。在它们（民族国家）探索达成这些目标的成功路径时，它们依靠的是可获取的文化脚本。”ibid。，p。278。
正如之后将会论述的，德罗里等人所称的“文化脚本”，事实上反映在了中国政治精英努力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思维观念中。文化脚本帮助中国的精英获得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怎样”的知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是基于他们观念中的民族国家的成功模式。就这一点而，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将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合理化和标准化。
这样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指引着中国领导人展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后**时代的中国，信息技术的展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而，变得尤其富有意义。信息技术不仅被视作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现代的指针，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现代性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还被认为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根核心支柱，而经济增长是执政党（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由于“德先生”（民主）的形象模糊不明，“赛先生”（科学）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领导人对信息技术的展如此关注。
现代中国的“科学”思维观念和技术民族主义
当各种论述中提及现代国家的时候，它们通常指的是源于西方、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谈论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之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到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贝特朗·巴迪（bertrndbdie）所认为的，全球化是政治秩序西方化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国际制度的建立，（它的）趋向是统一其规则、价值19和目标，同时要求将全人类整合进自己的中心。”bertrndbdie，theimportedstte：thewesterniztionofthepoliticlorder，trnsltedbycludiroyl（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2。因此，在讨论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努力展现代信息技术之前，笔者将先简要地察看一下，在中国的精英努力建设民族国家时，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选择的，一种“科学”思维观念又是如何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形成的。
2。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2）
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的扩张塑造的。***欧洲的扩张导致了古老的、非欧洲形式的国家间联系类型的瓦解。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些关键特征——政治权力的集中、国家管理的扩大、领土规则、外交体系、正规军的出现、常备军——成为全球秩序的普遍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媒介手段，先是欧洲国家的海外经营能力，这种能力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及能够进行长远范围导航的海军力量。stephend。krsner，sovereignty：orgnizedhypocris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nddvidheldndnthonymcgrew，dvidgoldblttndjonthnperrton，globltrnsformtion：politics，economicsndcultur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自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得不追随欧洲的模式。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民族国家在许多意料不到的维度上呈现了结构性的相似，并且以意料不到的相似方式在生改变。正如约翰·迈耶（johnw。meyer）和他的同事现的那样，民族国家是借鉴世界层面内的模式而推理出来或想象出来的共同体。johnw。meyer，johnboli，georgem。thomsndfrncisoo。rmirez，“worldsocietyndthention…stte，”infrnkj。lechnerndjohnboli，eds。，theglobliztionreder（blckwellpublishers，2000），pp。84…92。他们进一步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起源于全球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是通过文化和联系过程来建构和宣传的。这些模式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意图，是高度理性化的、明确表达的，并且通常具有令人惊讶的共识性。全球性的模式规定了地方行为的议程并使其合法化，它在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里（商业、政治、教育、医疗、科学，乃至家庭和宗教），塑造了民族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行为者和地方行为者的结构和政策。ibid。
因此，正如在上一章所提到的那样，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中国的精英们选择了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层面，而不是选择重视其民主层面。换句话说，在引导现代中国的展上，基于科学思维观念的技术民族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展起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自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儒教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尽管有着不同朝代的兴衰更替，儒教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保持不变。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摧毁儒家帝国秩序的正是西方的强权力量，这种新力量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政治和经济20组织，以及不间断进步的革命性视野。面对这种力量，纯粹的中国传统无论多么自信，也无法比拟。正是西方强权力量的到来，开启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
科学和技术思维观念的展，反映在自清朝中叶以来知识分子对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话语的改变。当现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来到中国，西方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优越性便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试图将（西方的）这种成就纳入他们的文化中去，另一方面也依然相信，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是牢固的。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1837…1909年），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对他们自身的传统变得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在里头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开始相信，传统只是一个绊脚石，它阻碍了任何迈向未来展的脚步，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在了快速和全盘的西化过程上。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胡适（1891…1962年），他主张全盘西化或是全面现代化。但是西化的方案并没有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开始逐渐意识到，西方并非完美无缺，而他们自己的传统也绝非一无是处。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有着其自身的问题。虽然许多核心的传统习俗必须予以根除，但是一些扎根于传统的文化洞见则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构建，使得它们或许能够为迈向未来做出重要的贡献。因此，必须寻找到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建立的基础是务实地理解人性的问题及其环境。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牟宗三（1909…1995年），他倡导复兴和重建传统的中国哲学洞见。liushu…hsien，“confucinidelsndtherelworld：criticlreviewofcontemporryneo…confucinthought，”intuwei…ming，ed。，confucintrditionsinestsinmodernity：morleductionndeconomiccultureinjpnndthefourmini…drgons（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96），p。100。尽管这些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各不相同，但是在所有的论述中，当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都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同意，尽管中国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依然争论不休，但是为了建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
3。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3）
相比知识界的角度，从政治界的角度来看，这种展也是很相似的。***在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对旧式的国家形式做出一些改变，这是为了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并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制约。根据卡尔·宾格尔（krlbunger）的观点，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三个21选择：（1）改革中国自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制度；（2）照搬西方模式；或者（3）展中国自己的制度，在适当的地方参考外国的先例。krlbunger，“thechinesesttebetweenyesterdyndtomorrow，”insturtr。schrm，ed。，thescopeofsttepowerinchin（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5），p。xvii。
第一个选项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旧的秩序无法应对西方的强权。一旦中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旧制度的局限性，他们就通过学习西方来开始努力重建国家。然而，当19世纪晚期，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努力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制度时，他们现，他们必须对军事和技术现代化予以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帝国主义。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当中，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几乎就是它成功进行战争行为的能力。西方对东亚地区的入侵，打破了以中央王国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天下秩序观念。西方强权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带入了中国，但是它们并不打算将中国视作一个主权国家。这样的一种国际体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精英而，似乎只有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才能阻止西方的进一步入侵。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要获得外部的尊重并且保护自己，它就必须先要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军事现代化因而符合这一最高目标。
和日本一样，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中国的精英们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思维观念。有关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在日本的研究，参见richrdsmuels，richntion，strongrmy：ntionlsecurityndtechnologicltrnsformtioninjpn（ithc，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自强运动”，以及1898年所尝试进行的改革上。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却把中国国家置于工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科学探索和西式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通过综合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欧洲的工业和军事战略，以及美国的科学和教育，这些改革运动挥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在输入了西方不同学派的思想（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变得激进起来了。在20世纪初，西化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流行范式。正如谢和耐（jcquesgernet）准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对西方制度的模仿，仅仅是受到了一个美好愿望的鼓舞，jcquesgernet，“introduction，”inschrm，ed。，thescopeofsttepowerinchin，p。xxxii。（他们）认为，正是他们所要复制的这些东西导致了西方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被中国人视作可以效仿的模范。对中国的精英而，如果说日本能够变成一个强大国家，那是因为它模仿了西方的制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受到了西方思想的鼓舞，因此，革命之后就建立了共和国（中华民国）。1911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输入西方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正如卡尔·宾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模仿和输入西方的国家模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bunger，“thechinesestte，”p。xxii。各种西式版本的宪法就是见证。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带来一个现代而强大的中国。相反，对西方国家思想的输入，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瓦解，四处都是军阀割据。edwrdmccord，thepowerofthegun：theemergenceofmodernchinesewrlordism（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93）。
4。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4）
西化方案的失败导致了第三种选择，即学习外部世界的同时，设计出中国自己的新制度。***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最有希望的一种选择。在五四运动之后，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英对现代西方思想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判。然而，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很明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精英之中。在应该遵从什么“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互不认同，但是他们都认同的是，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科学基础的重视，明确地反映在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上，这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是所有的政治力量，不论是国民党还是**，都将它们的重心放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科学基础上。
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存在于民国时期的精英当中。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各种机构，例如科学学会（比如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在1915年起成立的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任鸿隽任社长。其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科学》刊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达”。1918年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中国科学社除了学术活动外，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1959年秋停止活动，存在近半个世纪。——译者注和禹贡学会禹贡学会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于1936年5月起组建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地理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前身始于顾颉刚先生在1934年2月创办的一份名为《禹贡》的半月刊杂志，它吸引和聚集了众多的历史地理问题学者。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禹贡”一词出自《尚书·禹贡》。——译者注）和大学。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计划在中国建立一所中央级的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年之后，中央研究院成立了。虽然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对西方的自由主义非常抵触，但是他对科学和技术的欣赏却不应被低估。蒋介石试图通过结合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中国的价值观，来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julistruss，stronginstitutionsinwekpolities：sttebuildinginrepublicnchin，1927…1940（oxford：clrendonpress，1998）。例如，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筹备委员李煜瀛提议同时设立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1929年8月，行政院决议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1929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49年10月，北平研究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科学院接管。——译者注这在建立中国独立的科学研究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congco，chin’sscientificelite（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4），p。26。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起的“新生活运动”中，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也表现得很明显。这场运动被认为是用于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是尝试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rifdirlik，“theideologiclfoundtionsofthenewlifemovement：studyincounterrevolution，”journlofsinstudy，34：4（ugust1975），pp。945…980；ndsmuelc。chu，“thenewlifemovement，1934…1937，”injohne。lne，ed。，reserchesinthesocilsciencesonchin（theestsininstituteofcolumbiuniversity，1957），pp。1…19。
5。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5）
虽然频繁的内战和外国入侵使中国精英们对“富国强兵”的渴望遭受重挫，不过231949年**者们取得的革命胜利，引了中国科学和技术展的一个新阶段。***科学的思维观念在中国**的政权中嵌入得更加明显。**和他的**同志们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不仅拒绝了西方民主的构成要素，也排斥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但是，通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其作为**制度的支柱，**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国家”。学者们称之为“技术民族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引导着领导人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的展政策必须拥有明确的战略支撑，技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本土化，并使技术在整个制度中扩散。”evn。feigenbum，chin‘stechno…wrriors：ntionlsecurityndstrtegiccompetitionfromthenuclertotheinformtiong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p。14。新政权对科技展的新承诺，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体制的快速扩张和研究机构网络的广泛建立。然而，由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新政权倾向于将科技展的重点压倒性地放在战略武器项目上。ibid。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甚至确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一种狂热。对于科学和技术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持续性贡献，**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这种信仰事实上成为他激进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dliyng，clmityndreforminchin：stte，rurlsociety，ndinstitutionlchngesincethegretlepfmin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6）。
6。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1）
很明显，关于现代国家这个概念，中国精英们并没有多大改变；即，一个现代国家应该能够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追求财富和权力，并满足民众的需求。他们相信，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可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后**时代，促进科学和技术展的重要努力，包括了研究机构的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的重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扩大招生、由批准制度实验和制度创新所导致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以及一系列用于支持技术研和技术推广服务的国家级项目的建立。richrdp。suttmeierndyoxingkui，chin’spost…wtotechnologypolicy：stndrds，softwre，ndthechngingntureoftechno…ntionlism，nbrspecilreport，no。7（settle，wshington：thentionlbureuofsinreserch，my2004），p。13。亦可参见：gushulin，chin‘sindustriltechnology：mrketreformndorgniztionlchnge（london：routledge，1999）。
信息技术也是如此。学者们现，在**时代，信息技术的展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例如，刘平邻在国家整合的背景下检视了中国展信息技术（在那时，指的是广播和电视网）的努力。lnp。l。liu，communictionsndntionlintegrtionincommunistchin（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71）。24这种政策导向在后**时代的中国依然持续着。对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的展依然是迈向“富国强兵”的一种手段。dmsegl，digitldrgon：high…technologyenterprisesinchin（ithc，ny：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3），ndqiwenlu，chin’slepintotheinformtionge：innovtionndorgniztioninthecomputerindust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富有意味和具有重要性。它不仅是领导人建设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努力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基础。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后**时代的领导人如此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展，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支柱。
马克斯·韦伯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权力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例如个人的魅力、传统和理性的制度，因此，统治精英的政治合法性也各不相同。mxweber，thetheoryofsocilndeconomicorgniztion。trnsltedby。m。henderson&mp；tlcottprsons（newyork：thefreepress，1964）。如果领导人不能够依赖旧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现和探寻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就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各不相同，领导人所创设的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就必须能够与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相一致。换句话说，政治合法性是动态的：一旦一种特定类型的合法性建立起来了，它将会产生新的挑战，并因此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
7。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2）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寻求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幕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尽管所推行的各种措施与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能够保持一致，但是有一个主题一直很突出，并且一直没有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使得中国**及其政府能够增加或增强它们的政治合法性。
尽管邓小平将后**时代的这场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他并不打算让这场改革破坏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更不用说意图推翻它。相反，他的意图是，旧的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便中国能够在国内追求经济展，在国外获得国际影响力。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 技术赋权 http://www.xlawen.org/kan/1944/ )
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递归性的特征，因此，在判断互联网的赋权效应时，互动战略就很重要了。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主要团体，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内使用互动战略进行互动，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这样的互动战略。笔者将会展示，一项特定的挑战是否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领域，还取决于这些行为者在应对对方时所采用的战略。
15。本书结构（1）
本书分为七章。***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关注互联网和国家。在这两章中，笔者试图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1）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努力来促进信息技术的展；（2）对于信息技术展引的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领导人是如何来应对的。
第二章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正如在“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背景里讨论的那样，科学和技术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的展，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石，“技术民族主义”是贯穿中国当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个重要主题。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政治上更具有其重要性。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依赖科学和技术来推动快速的经济展。政权的经济成就成为其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人最优先考虑展信息技术。一场新的“技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如此一来，国家就能够适应全球化。
但是，作为当代中国政府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政治后果。民族国家的建设导致了社会的不满，而互联网就成为了社会群体表达他们不满的有效工具。因此，互联网上的社会抗议和集体行动高涨，这些行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有着紧密的关联。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一手促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一手应对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呢？这将是第三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管理机制，这个管理机制一方面用来促进互联网展，另一方面则用来建立互联网控制机制，以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当今世界，对互联网的管理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论这个国家是自由政体的、民主政体的，抑或是威权政体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否认在特定方面对电子通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这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无需多，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管理机制来治理互联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也对互联网施加了政治控制。中国因而展了两个互联网机制：管理机制和政治控制机制。这两个机制都是由中国政府建立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机制之间就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检视这两种机制及其之间的冲突，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信息技术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章检视的是，互联网如何能够导致从政治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决于如何定义“政治变革”。在这一章里，笔者区分了两个关键概念，民主化和自由化，并展示出，即便互联网并没有能够通往中国的西式民主化，但是它通过两种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改革：在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时对它们进行赋权，以及创造机会让改革派领导人与公民社会形成隐性联盟。这一章检视的是，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是如何能够帮助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并挑战国家所实施的不合理政策的。本章也强调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些积极关联，并因此展示出互联网的相互赋权和改造效应。
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互联网和社会。第五章检视了基于互联网的公民参与。在第四章里，笔者检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积极的（或称相互赋权的）关联，但是在第五章，笔者将关注二者之间的一些消极关联，也就是说，互联网在一些政治域场中，对社会进行了赋权，但是没有对国家进行赋权。笔者要证明的是，互联网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另一方面，民众对公共机构和国家的信任也受到了互联网的破坏性影响。公信力的下降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对国家来说也不必然是有害的。它们可以对政权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而政权则可以借机来改善自己的治理。
16。本书结构（2）
第六章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战略互动。我们已经成功地见证了互联网上的集体行动事例，但是我们同样也见到了失败的事例。如何来解释它们的成功或失败？笔者认为，互动战略是重要的。互联网能否赋权给社会群体，使得其能够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来挑战国家，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战略。本章检视的是，互动战略是如何影响结果的。笔者展示的是，当国家（政府）的不同部门与社会的不同团体之间形成一个隐形联盟的时候，集体行动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当一项集体行动被整个政权视作是威胁到自身生存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坏的结果。
最后，第七章总结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现。对科学技术展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本章试图提供一个总的概述。论述的重点放在互联网的相互改造本质。本章所展示的，并非是互联网本身（也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技术），而是国家（政府）不同部门和社会不同团体之间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互动，创造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在推动政治变革上，社会…经济力量是主要的行为者。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中，这些社会…经济力量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有力的资源。在这一章里，笔者先明确中国政权变革的一些主要方案，然后检视互联网能够在每种方案里扮演什么角色。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是建设民族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信息技术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为挑战国家的新型集体行动创造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平台上竞逐权力。在一些域场，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赋权，而在另外一些域场，只对其中一个进行赋权。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对社会群体而，它是组织集体行动的一个工具；对国家而，它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群体互联网行为的一个工具。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的互动，改造着双方，并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动力。
1。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1）
本章将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科学和技术的展，是当代中国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试图强调民族国家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就民族国家的建设而，科学和技术的展长期以来根植于中国精英的思维观念中。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精英对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的一种思考方式。对中国的精英而，科学和技术是工具性的，是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工具。第二，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政策和实践，更多是为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这在信息技术的最新形式（即互联网）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如何来解释信息技术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一些学者通常援引一些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1991年8月反对苏联政权的运动。在这次事件中，莫斯科大学的教员们利用电子邮件向全球社会通告和更新信息，避开了苏联政府的审查手段。国内力量与国外力量进行联合，从而能够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施加影响，并帮助和平解决了这场政治闹剧。不必说，大家也可以联想到印度尼西亚苏哈托（suhrto）政权被推翻的事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科学界的活动和联络（例如学术界对电子邮件的利用）影响了政治事件的形态，并导致了政治变革和民族国家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然而，根据德罗里（drori）等人的观点，这样来解释科学与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太过狭隘了，因为它将科学家特定的行为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非强调科学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的普遍性影响和文化性影响。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
根据德罗里等人的观点，“科学作为现代思想的权威声音，造就了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秩序。”ibid。，p。268。换句话说，“科学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脚本，使民族国家照其行事或支持行动……民族国家的行为者/代理人角色，约束了其自身，让其向达成社会目标迈进。在它们（民族国家）探索达成这些目标的成功路径时，它们依靠的是可获取的文化脚本。”ibid。，p。278。
正如之后将会论述的，德罗里等人所称的“文化脚本”，事实上反映在了中国政治精英努力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思维观念中。文化脚本帮助中国的精英获得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怎样”的知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是基于他们观念中的民族国家的成功模式。就这一点而，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将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合理化和标准化。
这样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指引着中国领导人展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后**时代的中国，信息技术的展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而，变得尤其富有意义。信息技术不仅被视作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现代的指针，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现代性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还被认为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根核心支柱，而经济增长是执政党（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由于“德先生”（民主）的形象模糊不明，“赛先生”（科学）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领导人对信息技术的展如此关注。
现代中国的“科学”思维观念和技术民族主义
当各种论述中提及现代国家的时候，它们通常指的是源于西方、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谈论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之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到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贝特朗·巴迪（bertrndbdie）所认为的，全球化是政治秩序西方化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国际制度的建立，（它的）趋向是统一其规则、价值19和目标，同时要求将全人类整合进自己的中心。”bertrndbdie，theimportedstte：thewesterniztionofthepoliticlorder，trnsltedbycludiroyl（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2。因此，在讨论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努力展现代信息技术之前，笔者将先简要地察看一下，在中国的精英努力建设民族国家时，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选择的，一种“科学”思维观念又是如何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形成的。
2。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2）
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的扩张塑造的。***欧洲的扩张导致了古老的、非欧洲形式的国家间联系类型的瓦解。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些关键特征——政治权力的集中、国家管理的扩大、领土规则、外交体系、正规军的出现、常备军——成为全球秩序的普遍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媒介手段，先是欧洲国家的海外经营能力，这种能力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及能够进行长远范围导航的海军力量。stephend。krsner，sovereignty：orgnizedhypocris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nddvidheldndnthonymcgrew，dvidgoldblttndjonthnperrton，globltrnsformtion：politics，economicsndcultur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自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得不追随欧洲的模式。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民族国家在许多意料不到的维度上呈现了结构性的相似，并且以意料不到的相似方式在生改变。正如约翰·迈耶（johnw。meyer）和他的同事现的那样，民族国家是借鉴世界层面内的模式而推理出来或想象出来的共同体。johnw。meyer，johnboli，georgem。thomsndfrncisoo。rmirez，“worldsocietyndthention…stte，”infrnkj。lechnerndjohnboli，eds。，theglobliztionreder（blckwellpublishers，2000），pp。84…92。他们进一步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起源于全球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是通过文化和联系过程来建构和宣传的。这些模式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意图，是高度理性化的、明确表达的，并且通常具有令人惊讶的共识性。全球性的模式规定了地方行为的议程并使其合法化，它在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里（商业、政治、教育、医疗、科学，乃至家庭和宗教），塑造了民族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行为者和地方行为者的结构和政策。ibid。
因此，正如在上一章所提到的那样，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中国的精英们选择了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层面，而不是选择重视其民主层面。换句话说，在引导现代中国的展上，基于科学思维观念的技术民族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展起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自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儒教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尽管有着不同朝代的兴衰更替，儒教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保持不变。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摧毁儒家帝国秩序的正是西方的强权力量，这种新力量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政治和经济20组织，以及不间断进步的革命性视野。面对这种力量，纯粹的中国传统无论多么自信，也无法比拟。正是西方强权力量的到来，开启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
科学和技术思维观念的展，反映在自清朝中叶以来知识分子对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话语的改变。当现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来到中国，西方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优越性便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试图将（西方的）这种成就纳入他们的文化中去，另一方面也依然相信，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是牢固的。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1837…1909年），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对他们自身的传统变得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在里头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开始相信，传统只是一个绊脚石，它阻碍了任何迈向未来展的脚步，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在了快速和全盘的西化过程上。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胡适（1891…1962年），他主张全盘西化或是全面现代化。但是西化的方案并没有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带来任何积极的成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开始逐渐意识到，西方并非完美无缺，而他们自己的传统也绝非一无是处。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有着其自身的问题。虽然许多核心的传统习俗必须予以根除，但是一些扎根于传统的文化洞见则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构建，使得它们或许能够为迈向未来做出重要的贡献。因此，必须寻找到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建立的基础是务实地理解人性的问题及其环境。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牟宗三（1909…1995年），他倡导复兴和重建传统的中国哲学洞见。liushu…hsien，“confucinidelsndtherelworld：criticlreviewofcontemporryneo…confucinthought，”intuwei…ming，ed。，confucintrditionsinestsinmodernity：morleductionndeconomiccultureinjpnndthefourmini…drgons（cmbridge，m：hrvrduniversitypress，1996），p。100。尽管这些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各不相同，但是在所有的论述中，当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都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同意，尽管中国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依然争论不休，但是为了建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
3。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3）
相比知识界的角度，从政治界的角度来看，这种展也是很相似的。***在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必须对旧式的国家形式做出一些改变，这是为了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并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制约。根据卡尔·宾格尔（krlbunger）的观点，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三个21选择：（1）改革中国自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制度；（2）照搬西方模式；或者（3）展中国自己的制度，在适当的地方参考外国的先例。krlbunger，“thechinesesttebetweenyesterdyndtomorrow，”insturtr。schrm，ed。，thescopeofsttepowerinchin（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5），p。xvii。
第一个选项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旧的秩序无法应对西方的强权。一旦中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旧制度的局限性，他们就通过学习西方来开始努力重建国家。然而，当19世纪晚期，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努力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制度时，他们现，他们必须对军事和技术现代化予以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帝国主义。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当中，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几乎就是它成功进行战争行为的能力。西方对东亚地区的入侵，打破了以中央王国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天下秩序观念。西方强权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带入了中国，但是它们并不打算将中国视作一个主权国家。这样的一种国际体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精英而，似乎只有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才能阻止西方的进一步入侵。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要获得外部的尊重并且保护自己，它就必须先要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军事现代化因而符合这一最高目标。
和日本一样，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中国的精英们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思维观念。有关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在日本的研究，参见richrdsmuels，richntion，strongrmy：ntionlsecurityndtechnologicltrnsformtioninjpn（ithc，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这样一种思维观念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自强运动”，以及1898年所尝试进行的改革上。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却把中国国家置于工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科学探索和西式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通过综合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欧洲的工业和军事战略，以及美国的科学和教育，这些改革运动挥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在输入了西方不同学派的思想（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变得激进起来了。在20世纪初，西化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流行范式。正如谢和耐（jcquesgernet）准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对西方制度的模仿，仅仅是受到了一个美好愿望的鼓舞，jcquesgernet，“introduction，”inschrm，ed。，thescopeofsttepowerinchin，p。xxxii。（他们）认为，正是他们所要复制的这些东西导致了西方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被中国人视作可以效仿的模范。对中国的精英而，如果说日本能够变成一个强大国家，那是因为它模仿了西方的制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受到了西方思想的鼓舞，因此，革命之后就建立了共和国（中华民国）。1911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输入西方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正如卡尔·宾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模仿和输入西方的国家模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bunger，“thechinesestte，”p。xxii。各种西式版本的宪法就是见证。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带来一个现代而强大的中国。相反，对西方国家思想的输入，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瓦解，四处都是军阀割据。edwrdmccord，thepowerofthegun：theemergenceofmodernchinesewrlordism（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93）。
4。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4）
西化方案的失败导致了第三种选择，即学习外部世界的同时，设计出中国自己的新制度。***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最有希望的一种选择。在五四运动之后，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英对现代西方思想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批判。然而，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很明显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精英之中。在应该遵从什么“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互不认同，但是他们都认同的是，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科学基础的重视，明确地反映在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上，这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尽管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是所有的政治力量，不论是国民党还是**，都将它们的重心放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科学基础上。
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存在于民国时期的精英当中。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各种机构，例如科学学会（比如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在1915年起成立的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任鸿隽任社长。其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科学》刊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达”。1918年迁回国内，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中国科学社除了学术活动外，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1959年秋停止活动，存在近半个世纪。——译者注和禹贡学会禹贡学会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于1936年5月起组建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地理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前身始于顾颉刚先生在1934年2月创办的一份名为《禹贡》的半月刊杂志，它吸引和聚集了众多的历史地理问题学者。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禹贡”一词出自《尚书·禹贡》。——译者注）和大学。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计划在中国建立一所中央级的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年之后，中央研究院成立了。虽然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对西方的自由主义非常抵触，但是他对科学和技术的欣赏却不应被低估。蒋介石试图通过结合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中国的价值观，来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julistruss，stronginstitutionsinwekpolities：sttebuildinginrepublicnchin，1927…1940（oxford：clrendonpress，1998）。例如，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筹备委员李煜瀛提议同时设立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1929年8月，行政院决议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1929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49年10月，北平研究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科学院接管。——译者注这在建立中国独立的科学研究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congco，chin’sscientificelite（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4），p。26。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起的“新生活运动”中，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观念也表现得很明显。这场运动被认为是用于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是尝试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rifdirlik，“theideologiclfoundtionsofthenewlifemovement：studyincounterrevolution，”journlofsinstudy，34：4（ugust1975），pp。945…980；ndsmuelc。chu，“thenewlifemovement，1934…1937，”injohne。lne，ed。，reserchesinthesocilsciencesonchin（theestsininstituteofcolumbiuniversity，1957），pp。1…19。
5。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5）
虽然频繁的内战和外国入侵使中国精英们对“富国强兵”的渴望遭受重挫，不过231949年**者们取得的革命胜利，引了中国科学和技术展的一个新阶段。***科学的思维观念在中国**的政权中嵌入得更加明显。**和他的**同志们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不仅拒绝了西方民主的构成要素，也排斥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但是，通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其作为**制度的支柱，**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国家”。学者们称之为“技术民族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引导着领导人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的展政策必须拥有明确的战略支撑，技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本土化，并使技术在整个制度中扩散。”evn。feigenbum，chin‘stechno…wrriors：ntionlsecurityndstrtegiccompetitionfromthenuclertotheinformtiong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p。14。新政权对科技展的新承诺，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体制的快速扩张和研究机构网络的广泛建立。然而，由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新政权倾向于将科技展的重点压倒性地放在战略武器项目上。ibid。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甚至确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一种狂热。对于科学和技术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持续性贡献，**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这种信仰事实上成为他激进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跃进”的失误。dliyng，clmityndreforminchin：stte，rurlsociety，ndinstitutionlchngesincethegretlepfmin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6）。
6。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1）
很明显，关于现代国家这个概念，中国精英们并没有多大改变；即，一个现代国家应该能够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追求财富和权力，并满足民众的需求。他们相信，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可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后**时代，促进科学和技术展的重要努力，包括了研究机构的制度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的重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扩大招生、由批准制度实验和制度创新所导致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以及一系列用于支持技术研和技术推广服务的国家级项目的建立。richrdp。suttmeierndyoxingkui，chin’spost…wtotechnologypolicy：stndrds，softwre，ndthechngingntureoftechno…ntionlism，nbrspecilreport，no。7（settle，wshington：thentionlbureuofsinreserch，my2004），p。13。亦可参见：gushulin，chin‘sindustriltechnology：mrketreformndorgniztionlchnge（london：routledge，1999）。
信息技术也是如此。学者们现，在**时代，信息技术的展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例如，刘平邻在国家整合的背景下检视了中国展信息技术（在那时，指的是广播和电视网）的努力。lnp。l。liu，communictionsndntionlintegrtionincommunistchin（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71）。24这种政策导向在后**时代的中国依然持续着。对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的展依然是迈向“富国强兵”的一种手段。dmsegl，digitldrgon：high…technologyenterprisesinchin（ithc，ny：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3），ndqiwenlu，chin’slepintotheinformtionge：innovtionndorgniztioninthecomputerindust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富有意味和具有重要性。它不仅是领导人建设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努力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基础。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后**时代的领导人如此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展，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支柱。
马克斯·韦伯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权力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例如个人的魅力、传统和理性的制度，因此，统治精英的政治合法性也各不相同。mxweber，thetheoryofsocilndeconomicorgniztion。trnsltedby。m。henderson&mp；tlcottprsons（newyork：thefreepress，1964）。如果领导人不能够依赖旧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现和探寻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就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各不相同，领导人所创设的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就必须能够与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相一致。换句话说，政治合法性是动态的：一旦一种特定类型的合法性建立起来了，它将会产生新的挑战，并因此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
7。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2）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寻求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幕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尽管所推行的各种措施与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能够保持一致，但是有一个主题一直很突出，并且一直没有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使得中国**及其政府能够增加或增强它们的政治合法性。
尽管邓小平将后**时代的这场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他并不打算让这场改革破坏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更不用说意图推翻它。相反，他的意图是，旧的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便中国能够在国内追求经济展，在国外获得国际影响力。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 技术赋权 http://www.xlawen.org/kan/1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