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阅读
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82页和第113…114页。
当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主持工作之时，他从**手上继承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似乎在**时代多轮的政治运动之后严重地疲惫了，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够为中国的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在经济上，它也不再能够为民众提供产品。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连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也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深深扎根。
中国**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合法性呢？一个主要的方法是致力于经济改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先进行了农业改革，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工业改革。最初的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有关中国改革进程的论述，参见brry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国家经济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界在决策中变得富有影响力了。crolleehmrin，chinndthechllengeofthefuture：chngingpoliticlp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改革陷入了“集权…放权…再集权”的恶性循环。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来自利益集团的抵抗非常强大，社会不满也变得很明显。为了克服这些抵抗并寻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论述了为什么政治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继续改革非常重要。他指出，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许多讲话都触及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例如，参见邓小平：《政治上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以及《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均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页；第176…180页和第213~214页。我们很难质疑领导人关于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诚态度。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改革成为了一个重要议程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治领导人致力于激烈的辩论中，讨论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以及如何能够开展这样的改革。
8。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3）
无需多，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对邓小平来说，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效率。他通常将“民主”解释为经济放权，相信放权将会促进经济效益，因为党政干部将能够科学和理性地制定经济政策。
先不论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层启动的，并由他们进行掌控。高层设法鼓励社会群体加入有关政治改革的激烈辩论，但是只限于在内部。
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退幕，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来说，26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个人的革命经历上，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这样的资历。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超出邓小平所设立的展框架。在中国内外生的事，依然指引着领导人选择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先，他们注意到，1989年生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放松了政治控制的结果。这种观念导致了高层随后加紧了政治管控。
其次，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中的这一观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民主化，不仅导致了那里的**政权崩溃，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生的事，对中国的领导人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那时起，
中国领导人们谨慎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避免生类似的混乱局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成了领导人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的领导人足够务实，也极富想象力，他们总结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抗议的兴起，是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对民众开放政治空间。前者导致了民众对**政权失去信心，并导致了政权丧失了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而后者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渠道来推翻党和政府。有关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参见wnggungwundzhengyongnin，“introduction：reform，legitimcy，nddilemms，”inwnggungwundzhengyongnin，eds。，reform，legitimcynddilemms：chin‘spoliticsndsociety（singporendlondon：singporeuniversitypress&mp；worldscientific，2000），pp。1…20。
为了避免政权崩溃的噩运，领导人采取了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这使得政府能够持续地为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并因此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第二，政权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因此它设法控制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中国领导人相信，经济变革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崛起，但必须是由执政党来赋予社会力量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上将无为而治。相反，执政党需要调整其27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然而，这样的调整将是由高层起的，是独立于任何社会力量的压力之外的。
科学和技术的展被视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并因此与政权的存亡紧密相连。学者们观察到，中国新的科学和技术展战略，始于权力从邓小平向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的政治过渡期，即从1989年6月**后开始，到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时结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起了国民经济信息化项目。在“十五”计划中（2001…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在战略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xiudindi，“ictsinchin’sdevelopmentstrtegy，”inchristopherr。hughesndgudrunwcker，eds。，chin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llepforwrd（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pp。8…29。
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4）
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中最为明晰地表达出来，即“科教兴国”战略朱丽兰等编著：《科教兴国：中国迈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这一战略的论述，参见congco，“strengtheningchinthroughsciencendeduction：chin‘sdevelopmentstrtegytowrdthetwenty…firstcentury，”issuesndstudies，38：3（september2002），pp。122…149。。**重申“科研和教育都是国家优先展的战略重点，必须纳入中国所有的展战略中去”，他还指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以及资源和环境研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展至关重要”。“scienceinterview：chin’sledercommitstobsicreserch，globlscience，”science288（june16，2000）：1950…1953。说**是中国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一位关键政治人物，一点也不夸张。**重视展信息技术，也是出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对信息技术的宽泛知识。他受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专业是电机专业。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他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反映在这一领域展的所有方面（参见下面的论述）。和其他事物相比，**确实认识到了信息技术在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中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对中**队的影响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jiyou，“lerningndctchingup：chin‘srevolutioninmilitryffirsinititive，”ndndrewnien…dzuyng，“chin’srevolutioninmilitryffirs：rttlingmo‘srmy，”bothinemilyo。goldmnndthomsg。mhnken，eds。，theinformtionrevolutioninmilitryffirsinsi（newyork：plgrve，2004），pp。97…124，125…138，respectively。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战略，其特征是一种新技术民族主义。根据苏迈德（richrdsuttmeier）和姚向葵的研究，在这样一个战略中，要获得技术展并将其用于支撑国民经济和安全利益，就要将全球化给予的机会转变为国家优势。与其他形式的技术民族主义不同，新技术民族主义要求关注国际规范、与外国伙伴进行合作，以及认识到公私领域契合的新形式的需求。suttmeierndyo，chin’spost…wtotechnologypolicy，p。3。
在很大程度上，这样一种新技术本土化背离了**式的技术本土化路线。在后**时代，尤其是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退幕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在努力促使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组织展现出了真诚的兴趣。他们相信，通过融入世界，中国可以更为有效和更为迅速地实现28“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有关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关联的论述，参见yongninzheng，globliztionndsttetrnsformtioninchin（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此书已有中文版，参见郑永年著，郁建兴、何子英译：《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译者注）在中国信息技术的进步中，新技术本土化非常重要，它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动力，来努力地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1。小结（1）
然而，一个成熟的网络监管机制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总能够实施有效的监管。***许多因素都可以使得这种监管机制不如预想得有效。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也是非常成熟的。新的信息技术通常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能够找到方法来规避审查。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的一些方法主要包括：（1）通过手机送短信；（2）巧妙的口令；（3）海外服务器；（4）博客，博客能够轻易地更新，从而快速地散布信息，它正逐渐成为中国新闻报道的一种主流形式。此外，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甚至开启了一个“领养博客”（dopt……blogger）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寻找国际服务器来接纳中国的博客并避开审查。estherpn，“chin‘snewinternetrestrictions，”councilonforeignreltions，september27，2005。从此处获得：http：//www。cfr。org/publiction/8913/chinsnewinternetrestrictions。html。上网时间：2006年5月24日。所有这些与新信息技术相关联的手段，通常都对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进行了赋权。
其次，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在现实中会故意显得无效，理由很简单，因为监管机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通常并没有得到执行。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它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机构来执行法律和法规。政府虽然制定了法律和法规，但是通常现很难执行它们。在互联网领域也是如此。无疑，如果认为所有这些互联网法律法规已经在、或者将会在操作层面上得到执行，将是一个过于单纯的想法。例如，在近几年里，中国政府试图推行一项“上网实名制”的制度。这项制度的设计，使得只要用户一上网，相关的网络监管机构就能够辨认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这个制度要求互联网用户先购买一张“上网卡”，购买的时候必须提交身份凭证。但是一项官方的调查69最近总结道，这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以各种理由抵制这项制度。周润健、宋常青、蔡玉高：《上网实名制“名存实亡”，谁之过？》，新华社：2006年5月24日。从此处获得：www。xin**。com。上网时间：2006年5月24日。
导致法律执行困难的第三个因素是政府内的不同利益群体。正如在本章中所论述的，在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监管机制的最优先考虑是促进互联网的展，而控制机制的优先考虑则是限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很难说哪种利益会获得优势——是监管机制的商业利益，还是控制机制的政治利益。例如，中国政府不断布新的规定，意图使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都进行实名制登记。在2006年早期，政府布了新规定，要求购买手机预付卡的民众提交身份证明。考虑到中国超过半数的手机账户都是非实名制的，这容易导致罪犯或持不同政见者对它们进行利用，警察却又无法辨认其身份，因此，政府有理由来设计这项新制度。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它又变得举步维艰，因为有利益上的冲突。正如《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所观察到的：
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政府在一些领域内执行了严格的措施，例如，中国禁止对未授权的卫星信号进行接收。非法销售的卫星天线和有线电视服务提供了未经审查的境外卫星频道，这种非法销售在中国城市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产业，而我们很难看到政府如何能够执行比这还要更加严格的措施。中国新的门户网站在这些非法交易中相互竞争，不断地探测政府所能容忍的底线。并且，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只有极少数的网吧运营商会关注政府的要求并登记上网者的身份信息。
2。小结（2）
因此，《经济学人》得出结论：“市场压倒了管制。”theeconomist，“theprty，thepeoplendthepowerofcyber…tlk，”specilreportchinndtheinternet，pril29，2006，p。30。
互联网公共空间的竞争不仅在控制机制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也在政府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展开。很明显，政府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对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我们检视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必须将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正如之前所强调的，频繁生的网络犯罪逮捕本身意味着基于互联网的、挑战国家或政府机构的集体行动已经生了。
因此，问题如下：一些网络集体行动是如何失败的，而另一些又是如何成功的？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从而影响了政治变革？通过检视互联网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接下来的章节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1）
信息技术进步与民主展之间的关联，正在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中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民主的、达的西方国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当前民主国家的运作。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许多新的术语，例如“数字民主”（digitldemocrcy）、“电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cy），将互联网和民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尤其明显，并暗示二者相互强化着对方。例如，cythij。lexnderndleslie。pleds。，digitldemocrcy：policyndpoliticsinthethirdworld（toronto：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brryn。hguendbrind。lodereds。，digitldemocrcy：discoursenddecisionmkingintheinformtionge（london：routledge，1999）；jenshoff，ivnhorrocksndpietertopseds。，democrticgovernncendnewtechnology：technologicllymeditedinnovtionsinpoliticlprcticeinwesterneurope（london：routledge，2000），esp。christinebellmy，“modelingelectronicdemocrcy：towrdsdemocrticdiscourseforninformtionge，”pp。33…54；peterferdinnded。，theinternet，democrcynddemocrtiztion（london：frnkcss，2000），esp。bethsimonenoveck，“prdoxiclprtners：electroniccommunictionndelectronicdemocrcy，”pp。18…35；brind。lodered。，thegovernnceofcyberspce：politics，technologyndgloblres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7），esp。rplhschroeder，“virtulworldsndthesocilrelitiesofcyberspce，”pp。97…110；roztsgrousinou，dmintmbini，ndcthybryneds。，cyberdemocrcy：technology，cities，ndcivicnetworks（london：routledge，1998）。
同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信息技术将有助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进行转变。lrrydimond，“theglobliztionofdemocrcy：trends，types，cuses，ndprospects，”inrobertslter，brrym。schutz，ndstevenr。dorr，globltrnsformtionndthethirdworld（boluder，co：lynnrienner，1992）；philippec。schmitter，“theinfluencetotheinterntionlcontextuponthechoiceofntionlinstitutionsndpoliciesinneo…democrcies，”inlurencewhitehed，ed。，theinterntionldimensionsofdemocrtiztion：europendthemeric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junj。linzndlfredstephn，problemsofdemocrtictrnsitionndconsolidtion：southerneurope，southmeric，ndpost…communisteurope（b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在其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著作中，萨缪尔·亨廷顿（smuelhuntington）指出，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muelp。huntington，thethirdwve：democrtiztionintheltetwentiethcentury（normn，ok：universityofoklhompress，1991）。近年来，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在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rto）政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dvidt。hillndkrishnsen，“theinternetinindonesi’snewdemocrcy，”democrtiztion，vol。7，no。1（spring2000），pp。119…136。在中国，学者们现，互联网也许会对政权施加一个无法克服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民众、公民社会、市场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运用。例如，michels。chsendjmesmulvenon，you‘vegotdissent！chinesedissidentuseoftheinternetndbeijing’scounter…strtegies（sntmonic，c：rnd，2002）。
2。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2）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警告说，互联网对民主展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在80对144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kedzie）现，按照统计结果，网络连通性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联，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结果并不能决定性地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christopherr。kedzie，communictionnddemocrcy：coincidentrevolutionsndtheemergentdicttor‘sdilemm（sntmonic，c：rnd，1997）。类似的，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norris）的观点，民主化和人均互联网用户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互关联。不过，她也指出，政治变革是互联网扩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pippnorris，digitldivide？civicenggement，informtionpovertyndtheinternetworldwide（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展是否有影响，也有一些人持悲观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许多威权主义政权都非常成功地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施加了政治监管。互联网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些学者现，像中国、古巴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其他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了成功的监管，并将这种监管转变为对国内互联网展的强有力控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挑战，这些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来做出回应，包括限制互联网联入、过滤内容、监控网络行为，甚或完全禁止互联网的使用。此外，这些国家通常试图用积极的战略来扩展控制，通过引导媒体的展来促进政权自身的利益和关切。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例如，shnthiklthilndtylorc。bos，opennetworks，closedregimes：theimpctoftheinternetonuthoritrinregime（wshington，d。c。：crnegieendowmentforinterntionlpece，2003）；erichrwitndduncnclrk，“shpingtheinternetinchin：evolutionofpoliticlcontrolovernetworkinfrstructurendcontent，”sinsurvey，41：3（my/june，2001）；ninhchigin，“chin’scyber…strtegy，”foreignffirs，80：2（mrch/pril2001），pp。118…133。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中国境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互联网来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政府似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影响。chsendmulvenon，you‘vegotdissent！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呢？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论述了中国政府如何将展信息技术作为其维系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政府作出努力来建立一个监管机制，以此来管理这个正在成长的部门。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并对政府提出了挑战。因此，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制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政治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成长，确实导致了各种悲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看好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理所当然，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而非对民众进行赋权。
3。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3）
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行为缔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并迫使国家改变了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实践。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把关注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在本章里，笔者将先回顾现有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是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政治，然后再去检视中国的况。虽然这方面的大多数著作是在达的西方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况。要探索互联网是否影响了中国政治，就要观察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观察那些和互联网展有关的政治变革。因此，定义什么是政治变革就显得很重要了。为此，笔者根据现有的著作来进行研究，并在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做一个区分。笔者将试图展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就算没有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它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的。
4。信息技术和公民参与（1）
在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或公民参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对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抱有兴趣。然而，在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分歧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辩论都集中在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上，尤其是集中在三边国家上（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它们对反映中国的互联网和公民参与也相当有启意义。在详细阐述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制度区别之后，我们将能够现，信息技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影响公民参与。有关82信息技术影响公民参与的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数字赋权（digitlempowerment）和数字离散（digitldisenggement）。
5。数字赋权（1）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非常盛行，这一理论认为，信息技术是政治进步，尤其是民主政治展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民主的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这些条件是通过经济增长、教育、工业化和城市化展起来的。在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广播和电话的统计数值，对于民主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eymourmrtinlipset，“somesocilrequisitesofdemocrcy：economicdevelopmentndpoliticllegitimcy，”mericnpoliticlsciencereview，53（1959），pp。69…105。
此外，信息技术被视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罗伯特·达尔（robertdhl）是当代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家，根据他的观点，民主运作的主要威胁，更多来自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而非来自于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使政治信息更加随手可及，信息技术或许能够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矫正措施。robert。dhl，democrcynditscritics（newhven，ct：yleuniversitypress，1989）。达尔认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多种手段来减少政治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展加强了获取有关政治议程信息的能力，这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参与。信息技术也扩大了公民为政治过程做贡献的途径。它使得全体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总体上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信息技术扩大了信息和通讯的流动，它使得政府更加透明，政府越透明，精英对全体民众所享有的信息优越感就越小。
同样，本杰明·巴伯（benjminbrber）声称，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增强公民对民主事务的参与。benjminbrber，strongdemocrcy：prticiptorypoliticsfornewge（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84）；ndbrber，“threescenriosforthefutureoftechnologyndstrongdemocrcy，”politiclsciencequrterly，113（4），1998，pp。573…589。巴伯在信息技术展的婴儿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将电信技术作为一种手段，用于解决大范围民主所造成的问题和创造沟通的论坛（如“市政厅”），是可能的，它可以摆脱空间上的限制。社区理论学派的学者，也很重视信息技术的这种角色，他们声称，信息流动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社区的质量，也促成了更强大社区的建设。例如，mitietzioni，thespiritofcommunity：rights，responsibilities，ndthecommunitringend（newyork：crownpublishers，1993）。
在经验层面，学者们现，现代大众媒体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支撑和促进公民参与。学者们展示了报纸是如何动员和强化选民的，例如，nguscmpbell，philipconverse，wrrene。miller，nddonlde。stokes，themericnvoter（newyork：wiley，1960）。以及新闻媒体如何能够帮助全体选民做出明智的或理智的选择。ndrewgelmnndgryking，“whyremericpresidentilelectioncmpignpollssovriblewhenvotesresopredictble？”britishjournlofpoliticlscience，23（1993），pp。409…451。现代化使人们拥有一群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可供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现在的互联网，它们迎合了不同的市场，并为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密集的信息环境。对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民来说，他们获取所需信息的代价大大减少了。现代化还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这增强了公民利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的能力。所有的这些进步，造就了一个对公共事务更具有参与能力且更成熟的选民团体。pippnorris，“theimpctoftelevisiononcivicmlise，”insusnj。phrrndrobertd。putnm，eds。，disffecteddemocrcies：wht’stroublingthetrilterlcountri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233…234。
6。数字赋权（2）
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richrddvis，thewebofpolitics：theinternet‘simpctonthemericnpoliticlsyste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j。e。j。prins，designinge…government：onthecrossrodsoftechnologiclinnovtionndinstitutionlchnge（thehgue：kluwerlwinterntionl，2001）；lwrencek。grossmn，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pingdemocrcyintheinformtionge（newyork：viking，1995）；michelhubenndrondhuben，netizens：onthehistoryndimpctofusenetndtheinternet（loslmitos，c：ieeecomputersocietypress，1997）；thomsj。johnson，crole。hys，ndscottp。hyseds。，enggingthepublic：howgovernmentndthemedicnreinvigortemericndemocrcy（lnhm，md：rowmn&mp；littlefieldpublishers，1998）。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而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的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采取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逐民众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joseph。schumpeter，cpitlism，socilismnddemocrcy（newyork：hrper&mp；rowpublishers，1975），p。269。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人。
7。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1）
另一方面，就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而，也有人持悲观的态度。对这个学派的学者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必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陈述这些悲观观点的时候，有两个观点尤其突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并不能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这后两者被视为是公民参与的主要障碍。他们主张，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第二，许多其他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往往阻碍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数字鸿沟和不平等
互联网在政治…制度环境中运行。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使用它，而非取决于它的技术本质。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利益集团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了信息技术（例如广播、电视等等）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例如，大卫·杜鲁门（dvidtrumn）写道，“通讯手段的革命”是利益集团制度展的前提条件。dvidtrumn，thegovernmentlprocess：politiclinterestndpublicopinion（newyork：lfrede。knopf，1965），p。55。杜鲁门更深入地评论道：“麦迪逊认为，人口的散居是形成利益集团的障碍，而通讯技术的革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观念已经过时。”ibid。今天，学者们依旧强调，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如何能够克服信( 技术赋权 http://www.xlawen.org/kan/1944/ )
当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主持工作之时，他从**手上继承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似乎在**时代多轮的政治运动之后严重地疲惫了，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够为中国的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在经济上，它也不再能够为民众提供产品。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连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也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深深扎根。
中国**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合法性呢？一个主要的方法是致力于经济改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先进行了农业改革，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工业改革。最初的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有关中国改革进程的论述，参见brry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国家经济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界在决策中变得富有影响力了。crolleehmrin，chinndthechllengeofthefuture：chngingpoliticlp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改革陷入了“集权…放权…再集权”的恶性循环。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来自利益集团的抵抗非常强大，社会不满也变得很明显。为了克服这些抵抗并寻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论述了为什么政治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继续改革非常重要。他指出，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许多讲话都触及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例如，参见邓小平：《政治上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以及《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均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页；第176…180页和第213~214页。我们很难质疑领导人关于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诚态度。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改革成为了一个重要议程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治领导人致力于激烈的辩论中，讨论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以及如何能够开展这样的改革。
8。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3）
无需多，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对邓小平来说，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效率。他通常将“民主”解释为经济放权，相信放权将会促进经济效益，因为党政干部将能够科学和理性地制定经济政策。
先不论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层启动的，并由他们进行掌控。高层设法鼓励社会群体加入有关政治改革的激烈辩论，但是只限于在内部。
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退幕，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来说，26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个人的革命经历上，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这样的资历。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超出邓小平所设立的展框架。在中国内外生的事，依然指引着领导人选择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先，他们注意到，1989年生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放松了政治控制的结果。这种观念导致了高层随后加紧了政治管控。
其次，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中的这一观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民主化，不仅导致了那里的**政权崩溃，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生的事，对中国的领导人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那时起，
中国领导人们谨慎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避免生类似的混乱局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成了领导人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的领导人足够务实，也极富想象力，他们总结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抗议的兴起，是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对民众开放政治空间。前者导致了民众对**政权失去信心，并导致了政权丧失了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而后者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渠道来推翻党和政府。有关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参见wnggungwundzhengyongnin，“introduction：reform，legitimcy，nddilemms，”inwnggungwundzhengyongnin，eds。，reform，legitimcynddilemms：chin‘spoliticsndsociety（singporendlondon：singporeuniversitypress&mp；worldscientific，2000），pp。1…20。
为了避免政权崩溃的噩运，领导人采取了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这使得政府能够持续地为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并因此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第二，政权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因此它设法控制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中国领导人相信，经济变革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崛起，但必须是由执政党来赋予社会力量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上将无为而治。相反，执政党需要调整其27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然而，这样的调整将是由高层起的，是独立于任何社会力量的压力之外的。
科学和技术的展被视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并因此与政权的存亡紧密相连。学者们观察到，中国新的科学和技术展战略，始于权力从邓小平向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的政治过渡期，即从1989年6月**后开始，到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时结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起了国民经济信息化项目。在“十五”计划中（2001…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在战略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xiudindi，“ictsinchin’sdevelopmentstrtegy，”inchristopherr。hughesndgudrunwcker，eds。，chin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llepforwrd（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pp。8…29。
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4）
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中最为明晰地表达出来，即“科教兴国”战略朱丽兰等编著：《科教兴国：中国迈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这一战略的论述，参见congco，“strengtheningchinthroughsciencendeduction：chin‘sdevelopmentstrtegytowrdthetwenty…firstcentury，”issuesndstudies，38：3（september2002），pp。122…149。。**重申“科研和教育都是国家优先展的战略重点，必须纳入中国所有的展战略中去”，他还指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以及资源和环境研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展至关重要”。“scienceinterview：chin’sledercommitstobsicreserch，globlscience，”science288（june16，2000）：1950…1953。说**是中国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一位关键政治人物，一点也不夸张。**重视展信息技术，也是出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对信息技术的宽泛知识。他受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专业是电机专业。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他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反映在这一领域展的所有方面（参见下面的论述）。和其他事物相比，**确实认识到了信息技术在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中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对中**队的影响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jiyou，“lerningndctchingup：chin‘srevolutioninmilitryffirsinititive，”ndndrewnien…dzuyng，“chin’srevolutioninmilitryffirs：rttlingmo‘srmy，”bothinemilyo。goldmnndthomsg。mhnken，eds。，theinformtionrevolutioninmilitryffirsinsi（newyork：plgrve，2004），pp。97…124，125…138，respectively。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战略，其特征是一种新技术民族主义。根据苏迈德（richrdsuttmeier）和姚向葵的研究，在这样一个战略中，要获得技术展并将其用于支撑国民经济和安全利益，就要将全球化给予的机会转变为国家优势。与其他形式的技术民族主义不同，新技术民族主义要求关注国际规范、与外国伙伴进行合作，以及认识到公私领域契合的新形式的需求。suttmeierndyo，chin’spost…wtotechnologypolicy，p。3。
在很大程度上，这样一种新技术本土化背离了**式的技术本土化路线。在后**时代，尤其是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退幕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在努力促使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组织展现出了真诚的兴趣。他们相信，通过融入世界，中国可以更为有效和更为迅速地实现28“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有关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关联的论述，参见yongninzheng，globliztionndsttetrnsformtioninchin（cmbridge：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此书已有中文版，参见郑永年著，郁建兴、何子英译：《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译者注）在中国信息技术的进步中，新技术本土化非常重要，它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动力，来努力地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1。小结（1）
然而，一个成熟的网络监管机制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总能够实施有效的监管。***许多因素都可以使得这种监管机制不如预想得有效。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也是非常成熟的。新的信息技术通常使得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能够找到方法来规避审查。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的一些方法主要包括：（1）通过手机送短信；（2）巧妙的口令；（3）海外服务器；（4）博客，博客能够轻易地更新，从而快速地散布信息，它正逐渐成为中国新闻报道的一种主流形式。此外，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甚至开启了一个“领养博客”（dopt……blogger）程序，这个程序能够寻找国际服务器来接纳中国的博客并避开审查。estherpn，“chin‘snewinternetrestrictions，”councilonforeignreltions，september27，2005。从此处获得：http：//www。cfr。org/publiction/8913/chinsnewinternetrestrictions。html。上网时间：2006年5月24日。所有这些与新信息技术相关联的手段，通常都对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进行了赋权。
其次，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在现实中会故意显得无效，理由很简单，因为监管机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通常并没有得到执行。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它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机构来执行法律和法规。政府虽然制定了法律和法规，但是通常现很难执行它们。在互联网领域也是如此。无疑，如果认为所有这些互联网法律法规已经在、或者将会在操作层面上得到执行，将是一个过于单纯的想法。例如，在近几年里，中国政府试图推行一项“上网实名制”的制度。这项制度的设计，使得只要用户一上网，相关的网络监管机构就能够辨认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这个制度要求互联网用户先购买一张“上网卡”，购买的时候必须提交身份凭证。但是一项官方的调查69最近总结道，这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以各种理由抵制这项制度。周润健、宋常青、蔡玉高：《上网实名制“名存实亡”，谁之过？》，新华社：2006年5月24日。从此处获得：www。xin**。com。上网时间：2006年5月24日。
导致法律执行困难的第三个因素是政府内的不同利益群体。正如在本章中所论述的，在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监管机制的最优先考虑是促进互联网的展，而控制机制的优先考虑则是限制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很难说哪种利益会获得优势——是监管机制的商业利益，还是控制机制的政治利益。例如，中国政府不断布新的规定，意图使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都进行实名制登记。在2006年早期，政府布了新规定，要求购买手机预付卡的民众提交身份证明。考虑到中国超过半数的手机账户都是非实名制的，这容易导致罪犯或持不同政见者对它们进行利用，警察却又无法辨认其身份，因此，政府有理由来设计这项新制度。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它又变得举步维艰，因为有利益上的冲突。正如《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所观察到的：
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政府在一些领域内执行了严格的措施，例如，中国禁止对未授权的卫星信号进行接收。非法销售的卫星天线和有线电视服务提供了未经审查的境外卫星频道，这种非法销售在中国城市里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产业，而我们很难看到政府如何能够执行比这还要更加严格的措施。中国新的门户网站在这些非法交易中相互竞争，不断地探测政府所能容忍的底线。并且，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只有极少数的网吧运营商会关注政府的要求并登记上网者的身份信息。
2。小结（2）
因此，《经济学人》得出结论：“市场压倒了管制。”theeconomist，“theprty，thepeoplendthepowerofcyber…tlk，”specilreportchinndtheinternet，pril29，2006，p。30。
互联网公共空间的竞争不仅在控制机制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也在政府内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展开。很明显，政府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对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我们检视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必须将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正如之前所强调的，频繁生的网络犯罪逮捕本身意味着基于互联网的、挑战国家或政府机构的集体行动已经生了。
因此，问题如下：一些网络集体行动是如何失败的，而另一些又是如何成功的？互联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从而影响了政治变革？通过检视互联网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接下来的章节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1。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1）
信息技术进步与民主展之间的关联，正在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中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民主的、达的西方国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当前民主国家的运作。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许多新的术语，例如“数字民主”（digitldemocrcy）、“电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cy），将互联网和民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尤其明显，并暗示二者相互强化着对方。例如，cythij。lexnderndleslie。pleds。，digitldemocrcy：policyndpoliticsinthethirdworld（toronto：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brryn。hguendbrind。lodereds。，digitldemocrcy：discoursenddecisionmkingintheinformtionge（london：routledge，1999）；jenshoff，ivnhorrocksndpietertopseds。，democrticgovernncendnewtechnology：technologicllymeditedinnovtionsinpoliticlprcticeinwesterneurope（london：routledge，2000），esp。christinebellmy，“modelingelectronicdemocrcy：towrdsdemocrticdiscourseforninformtionge，”pp。33…54；peterferdinnded。，theinternet，democrcynddemocrtiztion（london：frnkcss，2000），esp。bethsimonenoveck，“prdoxiclprtners：electroniccommunictionndelectronicdemocrcy，”pp。18…35；brind。lodered。，thegovernnceofcyberspce：politics，technologyndgloblres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7），esp。rplhschroeder，“virtulworldsndthesocilrelitiesofcyberspce，”pp。97…110；roztsgrousinou，dmintmbini，ndcthybryneds。，cyberdemocrcy：technology，cities，ndcivicnetworks（london：routledge，1998）。
同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信息技术将有助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进行转变。lrrydimond，“theglobliztionofdemocrcy：trends，types，cuses，ndprospects，”inrobertslter，brrym。schutz，ndstevenr。dorr，globltrnsformtionndthethirdworld（boluder，co：lynnrienner，1992）；philippec。schmitter，“theinfluencetotheinterntionlcontextuponthechoiceofntionlinstitutionsndpoliciesinneo…democrcies，”inlurencewhitehed，ed。，theinterntionldimensionsofdemocrtiztion：europendthemeric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junj。linzndlfredstephn，problemsofdemocrtictrnsitionndconsolidtion：southerneurope，southmeric，ndpost…communisteurope（b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在其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著作中，萨缪尔·亨廷顿（smuelhuntington）指出，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muelp。huntington，thethirdwve：democrtiztionintheltetwentiethcentury（normn，ok：universityofoklhompress，1991）。近年来，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在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rto）政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dvidt。hillndkrishnsen，“theinternetinindonesi’snewdemocrcy，”democrtiztion，vol。7，no。1（spring2000），pp。119…136。在中国，学者们现，互联网也许会对政权施加一个无法克服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民众、公民社会、市场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运用。例如，michels。chsendjmesmulvenon，you‘vegotdissent！chinesedissidentuseoftheinternetndbeijing’scounter…strtegies（sntmonic，c：rnd，2002）。
2。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2）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警告说，互联网对民主展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在80对144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kedzie）现，按照统计结果，网络连通性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联，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结果并不能决定性地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christopherr。kedzie，communictionnddemocrcy：coincidentrevolutionsndtheemergentdicttor‘sdilemm（sntmonic，c：rnd，1997）。类似的，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norris）的观点，民主化和人均互联网用户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互关联。不过，她也指出，政治变革是互联网扩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pippnorris，digitldivide？civicenggement，informtionpovertyndtheinternetworldwide（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
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展是否有影响，也有一些人持悲观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许多威权主义政权都非常成功地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施加了政治监管。互联网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些学者现，像中国、古巴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其他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了成功的监管，并将这种监管转变为对国内互联网展的强有力控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挑战，这些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来做出回应，包括限制互联网联入、过滤内容、监控网络行为，甚或完全禁止互联网的使用。此外，这些国家通常试图用积极的战略来扩展控制，通过引导媒体的展来促进政权自身的利益和关切。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例如，shnthiklthilndtylorc。bos，opennetworks，closedregimes：theimpctoftheinternetonuthoritrinregime（wshington，d。c。：crnegieendowmentforinterntionlpece，2003）；erichrwitndduncnclrk，“shpingtheinternetinchin：evolutionofpoliticlcontrolovernetworkinfrstructurendcontent，”sinsurvey，41：3（my/june，2001）；ninhchigin，“chin’scyber…strtegy，”foreignffirs，80：2（mrch/pril2001），pp。118…133。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中国境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互联网来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政府似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影响。chsendmulvenon，you‘vegotdissent！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呢？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论述了中国政府如何将展信息技术作为其维系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政府作出努力来建立一个监管机制，以此来管理这个正在成长的部门。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并对政府提出了挑战。因此，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制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政治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成长，确实导致了各种悲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看好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理所当然，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而非对民众进行赋权。
3。信息技术和政治变革（3）
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行为缔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并迫使国家改变了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实践。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把关注点转移到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上。在本章里，笔者将先回顾现有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是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政治，然后再去检视中国的况。虽然这方面的大多数著作是在达的西方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况。要探索互联网是否影响了中国政治，就要观察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观察那些和互联网展有关的政治变革。因此，定义什么是政治变革就显得很重要了。为此，笔者根据现有的著作来进行研究，并在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做一个区分。笔者将试图展示，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就算没有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它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自由化的。
4。信息技术和公民参与（1）
在探索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或公民参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者，一直对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抱有兴趣。然而，在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达成什么共识，分歧依然存在。尽管大多数辩论都集中在达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上，尤其是集中在三边国家上（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它们对反映中国的互联网和公民参与也相当有启意义。在详细阐述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制度区别之后，我们将能够现，信息技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影响公民参与。有关82信息技术影响公民参与的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数字赋权（digitlempowerment）和数字离散（digitldisenggement）。
5。数字赋权（1）
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非常盛行，这一理论认为，信息技术是政治进步，尤其是民主政治展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学派的学者认为，民主的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这些条件是通过经济增长、教育、工业化和城市化展起来的。在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广播和电话的统计数值，对于民主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eymourmrtinlipset，“somesocilrequisitesofdemocrcy：economicdevelopmentndpoliticllegitimcy，”mericnpoliticlsciencereview，53（1959），pp。69…105。
此外，信息技术被视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保障。罗伯特·达尔（robertdhl）是当代民主理论的重要思想家，根据他的观点，民主运作的主要威胁，更多来自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平等，而非来自于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通过使政治信息更加随手可及，信息技术或许能够为政治不平等提供重要的矫正措施。robert。dhl，democrcynditscritics（newhven，ct：yleuniversitypress，1989）。达尔认为，信息技术提供了多种手段来减少政治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展加强了获取有关政治议程信息的能力，这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参与。信息技术也扩大了公民为政治过程做贡献的途径。它使得全体民众对公职人员的观察和监督总体上变得更加容易。由于信息技术扩大了信息和通讯的流动，它使得政府更加透明，政府越透明，精英对全体民众所享有的信息优越感就越小。
同样，本杰明·巴伯（benjminbrber）声称，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增强公民对民主事务的参与。benjminbrber，strongdemocrcy：prticiptorypoliticsfornewge（berkeley，c：universityofclifornipress，1984）；ndbrber，“threescenriosforthefutureoftechnologyndstrongdemocrcy，”politiclsciencequrterly，113（4），1998，pp。573…589。巴伯在信息技术展的婴儿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相信，将电信技术作为一种手段，用于解决大范围民主所造成的问题和创造沟通的论坛（如“市政厅”），是可能的，它可以摆脱空间上的限制。社区理论学派的学者，也很重视信息技术的这种角色，他们声称，信息流动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社区的质量，也促成了更强大社区的建设。例如，mitietzioni，thespiritofcommunity：rights，responsibilities，ndthecommunitringend（newyork：crownpublishers，1993）。
在经验层面，学者们现，现代大众媒体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支撑和促进公民参与。学者们展示了报纸是如何动员和强化选民的，例如，nguscmpbell，philipconverse，wrrene。miller，nddonlde。stokes，themericnvoter（newyork：wiley，1960）。以及新闻媒体如何能够帮助全体选民做出明智的或理智的选择。ndrewgelmnndgryking，“whyremericpresidentilelectioncmpignpollssovriblewhenvotesresopredictble？”britishjournlofpoliticlscience，23（1993），pp。409…451。现代化使人们拥有一群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可供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现在的互联网，它们迎合了不同的市场，并为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密集的信息环境。对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民来说，他们获取所需信息的代价大大减少了。现代化还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这增强了公民利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的能力。所有的这些进步，造就了一个对公共事务更具有参与能力且更成熟的选民团体。pippnorris，“theimpctoftelevisiononcivicmlise，”insusnj。phrrndrobertd。putnm，eds。，disffecteddemocrcies：wht’stroublingthetrilterlcountri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p。233…234。
6。数字赋权（2）
自信息时代到来以后，许多学者甚至变得更为乐观，他们相信，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richrddvis，thewebofpolitics：theinternet‘simpctonthemericnpoliticlsyste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j。e。j。prins，designinge…government：onthecrossrodsoftechnologiclinnovtionndinstitutionlchnge（thehgue：kluwerlwinterntionl，2001）；lwrencek。grossmn，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pingdemocrcyintheinformtionge（newyork：viking，1995）；michelhubenndrondhuben，netizens：onthehistoryndimpctofusenetndtheinternet（loslmitos，c：ieeecomputersocietypress，1997）；thomsj。johnson，crole。hys，ndscottp。hyseds。，enggingthepublic：howgovernmentndthemedicnreinvigortemericndemocrcy（lnhm，md：rowmn&mp；littlefieldpublishers，1998）。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旧式沟通是单向的，而出于其在沟通上的互动和互惠本质，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够抑制这种单向沟通所带来的后果，相比之前公民只能依靠投票和代议制机制来行使他们的主权而，网络沟通使得民主政府对它的民众更加负责。他们相信，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技术环境，使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熊彼特对民主的定义如下：“民主的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采取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竞逐民众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joseph。schumpeter，cpitlism，socilismnddemocrcy（newyork：hrper&mp；rowpublishers，1975），p。269。换句话说，由于互联网使得政治过程能够直接和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和大众需求，从而克服了代议制民主的两个重要缺陷，即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主义，进而重振了民主的古典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化的代人。
7。数字鸿沟和公民离散（1）
另一方面，就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的影响而，也有人持悲观的态度。对这个学派的学者来说，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必定意味着人类境况的改善。信息技术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技术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在陈述这些悲观观点的时候，有两个观点尤其突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并不能改变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这后两者被视为是公民参与的主要障碍。他们主张，新兴的信息技术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鸿沟。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互联网政治以极不相称的方式使精英受益。第二，许多其他学者质疑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本质。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人类互动，往往阻碍公民参与，而非促进公民参与。
数字鸿沟和不平等
互联网在政治…制度环境中运行。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更多地取决于谁使用它，而非取决于它的技术本质。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利益集团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强调了信息技术（例如广播、电视等等）如何能够促进政治参与。例如，大卫·杜鲁门（dvidtrumn）写道，“通讯手段的革命”是利益集团制度展的前提条件。dvidtrumn，thegovernmentlprocess：politiclinterestndpublicopinion（newyork：lfrede。knopf，1965），p。55。杜鲁门更深入地评论道：“麦迪逊认为，人口的散居是形成利益集团的障碍，而通讯技术的革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观念已经过时。”ibid。今天，学者们依旧强调，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如何能够克服信( 技术赋权 http://www.xlawen.org/kan/1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