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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相当发达、欧洲的哲学之乡，乔冠华的心情一下子还不能平静下来，置身于 高楼林立的城市，漫步在数百年前就用漂亮的石块铺成的街道上，乔冠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 出关手续办得相当顺利，因为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人早早就等候在车站，迎接他们，为他们 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使他们避免了许多麻烦。 赵九章邀请乔冠华他们到柏林的中国饭馆吃饭，还与汪殿华（也是清华老同学）一起为他们寻 觅住处。 最后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Rosenu），是 个犹太人。当时在德国根据“法西斯圣经”希特勒《我的奋斗》，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列 入劣等民族，这样犹太人与中国便成为难兄难弟。所以，犹太人非常乐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让他们留宿。 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 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卫生间，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 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的大学生。出租的方式在乔冠华、季羡林他们看来非常奇特： 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间的一切设备，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 面，租赁者不需要携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用另行置备，十分方便。另外，房 间里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 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锃亮闪光了。德国人非常爱清 洁，他们每天一个上午忙里忙外，擦这擦那，自己的房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 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 方，都一尘不染。 乔冠华和季羡林住下，弄停当，便在德国远东协会的林德（Linde）和罗哈尔（Rochll）两位博 士的热心协助下，找到柏林大学外国学院的院长。经口试，院长认为他俩水平尚可，便参加 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的最高班。从此他俩便成为柏林大学的同学，每天乘城内火车 到该校去上课，乐此不倦。 这时，乔冠华与季羡林几乎“形影不离”，成了好朋友。上世纪 80年代，季羡林在撰写自传时，回忆了他俩的这些交往，从中后人能够知晓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说到乔冠华，我要讲一讲同他的关系。……我同乔是清华同学，他是哲 学系，比我高两级 。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 清华园中。因为不是一个行道，我们虽然认识，但并不熟。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了 起来。到了柏林以后，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共同上课、吃饭、访友、游玩 婉湖（Wnsee）和动物园。我们都是书呆子，念念不忘逛旧书铺，颇买了几本好书。他颇有些 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我们很谈得来。 有时闲谈到深夜，有次就睡在他那里。…… 我们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往来，同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无共同的语言。 季羡林：《留德十年》，第37～38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1版。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相当多的。许多人是冲着到德国留学、人身上好像镀了“ 24K黄金”，回到国内很吃香。因此有条件的中国青年趋之如鹜。尤其是掌权的大官僚和大 资本家，纷纷把自己的子女朝德国送，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自不待言，连冯玉祥、戴 传贤、居正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无不有子女或亲属在德国，而且几 乎都聚集在柏林。因为这里吃、喝、玩、乐一样不缺，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学德国话 。许多留德学生只需学会四句简单的德语，就能够混上几年。例如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 上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家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到家里，见到房东，说一 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就足矣。 对此，乔冠华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深恶痛绝。有一次上完课，他与季羡林到一家中国饭馆去 吃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 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喧哗嘈杂的大合奏，其势如急风暴雨，迎面扑来。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在德国，人们吃饭时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甚至正襟危坐，喝汤绝不许出声，吃饭呱唧 嘴更是忌讳。这实际上是文明的体现，而某些留学生把祖国的一些陋习带到异国他乡，无论 如何，看上去总让人感到不舒服。再看一看这些国民党的“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唯我独 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乔冠华 这样的正派人实在有点受不了。在这些人眼里也根本没有像乔冠华、季羡林这样的穷书生。 然而乔冠华他们的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龌龊的纨绔子弟呢？于是乔冠华发誓再也不进 这样的饭馆的门。 乔冠华与季羡林在柏林大学大概呆了两三个月，补习完德文。主管交换生的德方负责人征求 他们的意见，问他们两位要去哪家大学继续进修。结果，乔冠华选择到图宾根大学，季羡林 则选了哥廷根大学。因此，两人分手各奔前程。 1933年，纳粹领袖希特勒在德国登台执政。到了1935年，初到德国的乔冠华已经感到， 法西斯恐怖的阴影笼罩着德国，政治空气非常嚣躁，排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到处可见小资 产阶级的狂热。这种情况在柏林，尤为突出。 考虑到这种情况，乔冠华觉得留在柏林大学进修不妥当。因而他就选择德国南部的一座小城 市，这个小城市叫图宾根，这所学校叫图宾根大学。城市虽小，大学却是赫赫有名，德国杰 出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曾在这所大学读过书，是一所在哲学界享有声望的大学。 从地理上看，图宾根属于莱茵断裂山谷地区。这里地貌独特，气候宜人，冬季气温不低于摄 氏零度，夏季一般在摄氏二十度左右。著名的莱茵河流经整个城市。图宾根是座花园城市， 森林茂密，花草盛放，曲径通幽之处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红瓦灰墙之屋星罗棋布于青 山绿水之间，与汉堡大学齐名的图宾根大学就座落在这翠色之中。这里富有浓郁的学术氛围 ，恬静舒适的读书环境，而少了许多柏林那种喧嚣、狂热与浮躁。 乔冠华踏进图宾根大学的校门，便被矗立在校园入口处的黑格尔长身塑像所吸引，驻足停留 片刻，暗暗许下诺言，我终于来到了你的身边，但愿我今后能成为像你这样的哲学家。 在德国友人的帮助下，乔冠华很快办完了各种入校手续，正式成为该校博士研究生。 乔冠华的德国导师非常敬业，又富有爱国精神，他以扎实谨严的治学态度，热诚教诲来自 异国的乔冠华。乔冠华从中受益匪浅。他发现德国人虽然比较呆板，但却认真、守时间、守 秩 序、讲求效率，他在与德国人交往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乔冠华还发现，图宾根大学图书 馆 有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书籍，应有尽有，可谓一本不缺。他痴迷其中，如饥似渴般地 钻研马列主义。 为了把马列的的原著读懂读透，乔冠华又在图宾根大学进修了为期三个月的德语。他 强化了读、写、听、说四个方面的训练。由于德语的语法极为复杂，要听懂，并讲一口纯正 的德语并不容易。乔冠华每天又像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那样，早晨起来在校园僻静处，或 夹着纸条背词，或照着书本大声朗读，有时在其他同学的监督下，大段背诵书本上的有关段 落，乐此不疲。 经过三个月的苦读，加上他本来就有良好的英语、日语的基础，他很快便能毫不困难 地阅读马列原著，能够顺利地听懂教授们的讲课，还能够用德语进行深奥的哲学原理的讨论 了。当时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为数甚少，其中有一位同学叫赵玉军（又名赵一坚），乔 冠华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位赵同学，是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任师长。战事结束后 ，赵玉军来到德国考察科学。他是乔冠华在图宾根大学唯一可以谈得来的伙伴，他思想倾向 进步，主张抗战，打仗很勇猛，他为人诚恳，又非常好学。乔、赵两人常常清茶一壶，促膝 交谈，有时竟谈至天色露鱼肚白。两人就是这样意气相投、惺惺相惜。 到了1936年，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多种消息不断传来，乔冠华急切地想知道一切，并加以 分析判断。这年年初，乔冠华与赵玉军一起来回到柏林。这是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 在那里已经逐步形成了留学生自己组织的抗日团体。他们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这 些团体的活动。 据乔冠华回忆，当时在他周围参加抗战运动的留学生圈子越来越大，最活跃的有秦邦川、朱 江沪、景林、李文华、陆崇华、翁康兰、翁蓬九、孙玉先、蒋学文等。他们开会讨论局势， 抗议国民党使馆对留学生的种种限制。他们创办了油印的《抗战时报》，每天出一期，每期 都有十几张。刊登国内抗日消息和日军的暴行，散发给留学生和华侨传阅。乔冠华参加了办 报 宣传活动，他经常撰稿宣传抗日，他的分析独到、见解深遂，在众多的文章中独树一帜，深 得读者的好评。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扣押起来了，乔冠华等人欣喜若狂 。后又听说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中共出面调停释放了蒋介石，他感到不可理解。不久，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杨将军在随行工作人员杨明轩的陪下同，来到 了德国，乔冠华因此认识了杨虎城。 一天，留德学生会负责人告诉乔冠华，说杨虎城将军已经到了德国，我们请他来演讲，但要 保护他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杨虎城来了以后，立即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一片欢呼。身材魁梧的杨将军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 手 ，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他一坐下就以军人的直爽和豪迈讲起他流亡德国的经过，不无感慨 地说：“我这个西北军的将领在国内呆不下去了，不能打日本鬼子，却要远涉重洋来到德国 。” 接着，他话锋一转，带着沉痛的语调说：“不知现在少帅在南京怎么样？蒋委员长讲话不算 数啊！” 说完这些话，杨虎城抬头望了望四周，对在座的同学们诚挚地说：“各位都是栋梁之才，要 好好读书，以后回去报效祖国。” 说完这番话后，刚毅坚强的杨虎城不禁流下了眼泪。留学生们被他的炽热情怀所感染，也落 下了热泪。 这时，留学生们都心系祖国的抗战，纷纷准备回国。乔冠华也呆不住了，他在图宾根赶写了 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交给他的指导老师，就准备回国了。后来乔冠华的论文通过评审后，他 已回到了国内，校方想办法通知了他，可惜博士学位证书没有收到，令人遗憾。 乔冠华在图宾根的时候，还结识了一位名叫肖特伦的德国同学，两人很要好，谈话投机。这 位肖特伦是学医科的，但爱好中国文学，乔冠华帮他学中文，他则帮乔冠华进修德语。可惜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没想到几十年以后，肖特伦妻子从报纸获悉，乔冠华到纽约参 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便特意写了一封信给乔冠华。并将乔冠华早年与她丈夫一起在郊外野 餐的一张像片随信寄来。乔冠华很怀旧，不顾繁忙给她回了信。 乔冠华是1937年年末回到柏林的。从德国过境到了法国巴黎。因为要等回国的船票，乔冠华 在巴黎呆了几个星 期。这样他就在1938年2、3月间离开法国，乘法国游轮“霞飞号”回到了香港。 回顾1935至1937年这段留学德国的生活，乔冠华曾以简洁的语言，总结道：“从1936年起， 我很大一部分精力，发挥在抗日运动中。”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 风飘去的岁月》，第143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成名香港（1）？
经过多日的飘泊，乔冠华于1938年初回到祖国。在香港稍事休息后，便来到广州。早在 乔冠华回国的前一年，与他在德国同学的赵玉军已经回到广州，在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任 参谋长。乔冠华一到香港，赵玉军就发电报，邀请他去广州见面。此时母校清华大学，与 另外两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教授写信给乔 冠 华，希望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但是，乔冠华抗战心切，他谢绝了金先生的好意，毅然去广州 投笔从戎。 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位博览群书的教授，多了一位日后在国际舞台叱咤风云的不可多得的 外交家！ 可以说，这时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乔冠华确实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他最终选择了更 加直接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洪流的道路。 于是，乔冠华乘火车来到广州，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赵玉军，还来不及多寒暄，他便把乔冠华 引见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余汉谋一见英俊潇洒的乔冠华，顿生好感，又得知他是清华的高材生，先留学日本，新近 又刚从德国回来，未加思索，便请乔冠华留下，让他在赵玉军手下任上校参谋。 生平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的感觉实在很好。乔冠华在兴奋、新奇之余，急切地想了解当时 抗战的形势，他向赵玉军提出去武汉一趟。赵玉军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 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也差 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武汉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工作。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乔冠华是乘火车来到武汉的，当时战云密布，已经不大通火车，时断时通，沿途到处都是伤 兵，人们摩拳擦掌，热情参战，乔冠华深受感染。 乔冠华在武汉停留了一两个星期，遇见了正在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 郁达夫。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以写作《沉沦》闻名于世，此时也投笔从戎，挂少将军衔。他 告诉乔冠华，他席不暇暖，一直忙于到各战区劳军和巡视。郁达夫对初来乍到的乔冠华很热 情，乔冠华很早就仰慕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彼此相见恨晚，交谈甚欢。 不过，乔冠华很快发现，武汉团结抗日的气氛并不浓厚，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很多。不久， 他就又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乔冠华很快投入军旅生活。赵玉军安排他在其主管的一个参谋处里工作，负责收 集外国的军事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动向，一起工作的有六七个人。材料是从香港收集来的， 他们有的译、有的编，还编印了一份内部发行的小杂志。乔冠华回国后第一篇文章，就发表 在这个内部刊物上，是关于国际述评的。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以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在德 国学就的军事知识（在图宾根他曾研究过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挥洒自 如的文笔开始撰写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 当然，乔冠华积习不改，他还是利用空余时间读书。他从欧洲带回了不少德文的马克思原著 ，其中包括四大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集。在此期间，他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地看完了。 看完了书之后，他更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与敬佩。 这时，原来一起留学日本的钟敬文教授以及年轻的记者、漫画作者郁凤（郁达夫的侄女），也 都投笔从戎，在余汉谋部任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乔冠华与他们有过不少接触。 1938年5月，乔冠华碰到了灾难性的日寇大轰炸。由于市政府防空组织的懈怠，根本无法有 效地组织群众及时疏散，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广州的居民伤亡特别惨重。 轰炸过后，乔冠华走上街头，眼前的惨状不忍目睹！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几乎被炸成瓦砾场 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夷为一片平地，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 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体。路上到处散落着人的碎肉，毛茸茸的 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人们发着呛天骇地的 哭声，在尸丛中寻觅他们的亲人。乔冠华的眼睛湿润了。 他诅咒这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制造者，也痛恨当局贪生怕死，毫无抵抗的意志与决心。当时 广州社会上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气氛，一般人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 时候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情此景，真令人叹惋。 广州是在1938年10月21日沦陷的，距日本从台湾发兵于10月12日开始进攻广州还不到十天。 乔冠华是在广州沦陷前夕，跟随军部撤离至韶关的。韶关本来是广东的一座中等城市，在19 38年10月以后变成了广东的中心。然而，设备、房屋不敷使用，一切都不能够适应这突如其 来的形势，就只好把机关分散在多个村庄里。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要走半个小时，办事 非常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多种情报、材料中断，乔冠华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而心情变得 极为郁闷。赵玉军曾派他去东江考察，实际上是让他游览风光，散散心。回来以后，乔冠华 心情并未改观。
成名香港（2）？
这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赵玉军找乔冠华谈话，他说：“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晚报 。他派他的一个亲信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也同意派你去参加这个工作。” 因为广州已经陷落，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所以余汉谋他们感到有必要在香港建 立自己的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 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和已内定为报社社长的董范毅以及原在参谋处一起从事收集军事 材料的几位同仁，从粤北启程，先到肇庆，再到澳门，最后从澳门渡海到香港。 乔冠华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其他诸如印刷、校对、资料、发行等事务都由原参谋处的 工作人员来做，乔冠华是分工社论，每一天的社论都是他来写。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故 乔冠华撰写社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崭露头 角的乔冠华风靡香港，赢得人们的称叹，从而奠定他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 乔冠华清楚地记得：“《时事晚报》从1938年春天创刊出版，当时举世瞩目的西班牙战争正 在进行。 在我们的报纸开办不久，马德里就失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一版，就是《马 德里的陷落》。我是带着感情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这 样，以《马德里的陷落》，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份德国军队占领华沙，英国、法国分别向 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开始。大概半年时间，我写的评论，大多是国际评论，还有一些是国内 军事情况的。这些评论，因为在读者中的反响比较好，当时《时事晚报》的梁路晨同志觉得 我写的评论，登一下就完了，太可惜，就建议我办一个通讯社，把写的文章，用笔名的办法 发往世界各地，扩大我们的影响。我说可以呀！没有坏处嘛！但我们是余汉谋属下的报纸，不 能用原名发稿，必须用笔名发稿。那么就用乔木吧，他信口提出来，我随便就答应了。这样 ，在我写社论不久，我的社论差不多每出一篇，就都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地华侨报纸发 稿。当时的华侨报纸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用乔木的笔名就是这样开 始的。后来等到解放以后，我到这些国家访问，特别是去印尼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不少青年 ，他们告诉我，在抗战的时候读过我的文章。”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48～149页。 如上所述，乔冠华所写的社论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此后每篇一如既往，这些国际述论能 做到文笔优美、论点新鲜、感情真挚。对这些精彩绝伦、警辟独特、动人心弦的文章，人们 从它的一贯风格，判断出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为社论一般是不署名的）。开始不知道作者 是谁，不过后来谜底还是得到揭晓。乔冠华的终身好友徐迟，在乔冠华去世一周年之际，饱 含深情地叙述他当时的感受： 报纸（案：指《时事晚报》）的第一篇社论，以俊逸文笔，写出透彻的见地 ，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 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们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 不舍了。 这一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艰苦卓绝；随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铁骑过处，山河变 色；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莫斯科城下、涅瓦河畔和逐屋争夺的斯大林格勒废墟中 。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迅即沦陷。这一下，他的火焰般的热情社论，只好收笔打 烊，暂先停歇了。 徐迟：《祭于潮》，见《网思想的小鱼》，第1～2页，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乔冠华在《时事晚报》上的所写的社论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评论整个国际形势的翻腾起伏 的；尽管千头万绪，而乔冠华却慧眼独具，能够从纷杂的现象中理出明 晰的头绪，所以这些社论能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在这基础上，回过头来，评说亚洲问题和中 日战争的关键内容。 与乔冠华同龄的冯亦代，当时也在香港，刚从事新闻工作不久，每天在港岛《星报》担当翻 译英文电讯的工作，他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正是乔冠华以他成熟而犀利 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的他，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他回忆说，每天读着《 时事晚报》的社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 他认为，自己对乔冠华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冯亦代：《 绿的痴迷》，第14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其实，其他年龄段的读 者何尝不是如此呢？
成名香港（3）？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楼的临街房。开着一家并不起眼的商铺，门面招牌写着四个大 字：“粤华公司”。店里经营各式中国名菜，货色齐全，价格公道，每天都有不少客商光顾 。 这期间，乔冠华常来该店二楼“谈生意”，他清楚：这个“粤华公司”就是八路军、新四军 驻香港办事处的机关所在地。廖承志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也在其中，他是位中共老党 员，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交友甚广，在华侨中有许多朋友。在广州时，乔冠华就结识了他们 。 一方面，乔冠华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告诉乔冠华一些关于时局的看法。乔 冠华认为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 对党的情况工作立下卓著功勋的潘汉年，经常出没香港。乔冠华与潘汉年、廖承志、连 贯等一起研究工作，有时甚至开开玩笑，不失风趣。 起绰号，这似乎是廖承志一生的极大嗜好。他起的绰号往往是内涵风趣，恰到好处。一天， 大家见面，颇为高兴，廖承志眼珠子一转，就笑称他的办事处是：“五子登科”。 潘汉年笑着询问：“何以出此高论？” 廖承志笑眯眯地拍拍自己的“颇有风度”的肚子，摇头晃脑地说：“本人｜｜乳｜名肥仔，故而， ‘胖子’的美称，非我莫属。潘兄，您脸孔不是一马平川，有些小小的盆地，称广林兄， 俗语‘麻子’；连贯老弟，身材矮小墩实，平生恐怕最大的愿望是长成高个子，故而该叫： ‘长子’；至于高挑瘦长个的乔冠华乔老爷，则就反其道而行之，称‘矮子’最合身份…… ” 连贯虽然是第一次与廖承志共事，却十分欣赏廖承志这种幽默风趣的性格，此刻忍住笑反问 道： “胖子，你恐怕是数学不好吧，数来数去，只有四子嘛，何谓五子登科呢？！” “这第五子嘛”，廖承志顽皮地眨巴着眼睛，嘴上拖腔拉调，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 恰在此时，只有15岁的小店员陈新推门而入，进来送开水，坐在一旁的乔冠华大手一拍，及 时“救驾”： “你瞧，陈新是个孩子，岂不是五子登科齐也！”真是一语中的。 “好！不愧是《时事晚报》的大主笔！”看得出廖承志对这个有革命热情，且才华横溢，反应 灵敏的留德博士欣赏有加。 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廖承志批准他成立中国新闻社，由国民党余汉谋部资 助，由乔冠华担任社长。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快批复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 在香港成立，成员还有胡绳夫妇、胡一声、郑展等人。他们的文稿，传遍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乃至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上空也不时有“乔木”的名字。 在《时事晚报》工作期间，乔冠华就住在报馆里，这是地处闹市中的一间狭隘的楼房。屋子 有点西晒，白日黑昼，闷热如蒸笼，而香港的暴热又是十分厉害，他常常挥汗如雨，伏案写 作。十分狭隘的居室又临街面，市声透入楼里，使他睡不好觉，他一般只在白天睡几小时觉 ，下午会友、访书、寻资料，晚上写社论，交发稿。 为了工作能集中思想，乔冠华在写文章的时候一手写字，一手端杯酒喝。他的酒量是很大的 ，一口气喝半瓶自兰地。为此，他得了“酒仙”的雅号。事情是这样的： 在冯亦代眼里，乔冠华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人，废寝忘食，吃的很菲薄，而且往往因 写文章，饱一顿有之，饿一顿亦有之。冯亦代与他熟悉以后，实在不忍心看他过着失饥伤饱 ，彻夜无眠的生活，因此几次向他提出在他每天的社论发稿后，即到冯家去吃饭休息。好不 容易，乔冠华才同意。可是不久冯家的保姆便来告状了。她称乔冠华为“酒仙”，说“酒仙 ”除 了喝酒看外国新闻报纸之外，就不好好吃饭睡觉。她说，我把他的书报拿开，不要一会儿又 在他手头了；给他装了饭，他又想心事，把饭菜冷了。好不容易看他睡下，可是我厨下没 有收拾完，他又在看书了。他难道真的成了神仙？因为这位保姆记不住乔冠华的姓，便以酒 仙称之，以后这外号便在朋友中流传开了。 冯亦代悉知很着急，他与乔冠华推心置腹地谈了话。乔冠华叹了口气说： “国内国外的形势这么紧张，我要写文章就得收集材料，可是时间不多，我想如果当初定 48小时为一日有多好！” 冯亦代“警告”他：“可现在只有24小时一天，你必须服从这个规定。” 他苦笑数声作答。以后呢，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旧习！ 为了收集多种资料，乔冠华几乎跑遍了香港书报摊。有一家名叫“利全记”的书报社，他去 得最多。 他在书店里存放了一些款子，随时到那里去，看到有自己喜欢的书刊报纸就拿走， 不用付现款，在账上扣除就是了。在老板的印象中，乔冠华是买书刊报纸最多的一位，几乎 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报纸，诸如《泰唔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 导 报》、《华尔街金融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幸福杂志》、《话时代》、《 亚细亚杂志》、《新群众》等等。 香港有许多旧书铺，逛旧书铺，淘旧书的习惯，是乔冠华在结识季羡林时染上的。在港时， 积习难改，只要有空，他就直奔旧书铺，他一见层层叠起的书籍，就仿佛是老相识了。有时 在那些书架的角落里，偶然拨开厚积的灰尘一看，正是一本心爱的书，说它是“踏破铁鞋无 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还不够，而更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萍水相逢，直如梦遇，哪能轻易放过呢！每当黄昏时候，书店都快打烊了，他才挟着 书踱了出来。 当时，香港汇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广州、重庆，有的来自武汉 ，都是从战火中转移到这里并且暂时站住了脚。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戴望舒和叶灵凤 在 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日报》的画刊，郁风主编《耕耘》杂 志， 黄苗子担任《国民日报》的经理，叶浅予肩负着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主 编 和出版《今日中国》，用英文版向海外宣传，丁聪参加马国亮和李青主编的《大地》画报并 兼 《今日中国》的编务，杨刚在《大公报》、白望春在《香港日报》工作，前面提到的徐迟、 冯 亦代虽在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工作，但还兼职《星报》电讯翻译，他们与诗人袁水拍（ 在中国银行任职），都与文化界关系十分密切。乔冠华与这些倾向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缔交， 并展开宣传工作。 香港风行喝下午茶，这些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几乎天天都要到咖啡馆或茶座喝喝下午茶。大家 喜欢的地方一个是“蓝鸟”咖啡馆，在女皇大道转角上；一个是用猫头鹰作标志的“聪明人 ”咖啡店，在香港告罗士打行的地下室，这个地方比“蓝鸟”要高级。许多西方记者经常去 那里聊天，而《天下》杂志社的著名学者温源宁、全增嘏、叶秋源等，也是在那里会见文友 的。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女皇大道中华百货公司“阁仔”茶室。许多文化人都不约而同前去 集合，“阁仔”是这公司的大厅里的半层楼，从茶座可以俯看商场大厅里热闹的气氛。它 也并不俗气，有点儿雅俗共赏，而且价钱也较便宜。 乔冠华经常出入其中，交友谈话，收集信息。每每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人们每次都能听到 国际最新动态和一连串数据，他的思路那么活跃，议论那么犀利，语调那么诙谐，听众无不 被他的智慧、他的宏论所倾倒。他们分明感受到，听乔冠华谈话简直是一种愉快，是一种享 受；而就是在这种愉悦与享受之中，他给人们马列主义的教育和与正直为人、立场鲜明的 处事之理。 自从结交了这些文化界的朋友以后，乔冠华每天下午从九龙过海，到“阁仔”，和朋友们神 侃闲聊大讲一阵；或到“聪明人”去和当时在港的一些西方著名记者会面，交流情况和意见 ；偶尔他也会到“高罗士打”喝下午茶，这是香港的上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大饭店，乔冠华之 所以去，是和倾向左翼的个别高阶层人士接触。不过，他在“阁仔”出现得最多。那里 好像是他的办公室，指挥所。 乔冠华晚间从报社下班，夜深人静，开始阅读材料，赶写社论到拂晓时分。呼呼大睡几小 时，起来再研究资料，便又到了登上轮渡过海的时候，他是很辛苦的。他很快就成为香港 知识界人士的中心人物，文化界和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成名香港（4）
由于余汉谋部经费拮据，《时事晚报》于1939年9月便被迫停刊了。乔冠华只得离开，搬到 九龙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同学温康南家里。温康南出身富商，但思想很进步，也在为党工作。 这时乔冠华名义上和余汉谋、赵玉军还有联系，但实际上成了自由撰稿人。 乔冠华不断给各家报刊杂志撰稿，如《大公报》、《申报》、《世界知识》、《华商报》等 ，他的国际时评，继续受到大家的追捧。 当时金仲华负责《世界知识》，他对乔冠华说：“《时事晚报》停办了，你就来给《世界知 识》帮忙。”于是他又兼职编辑《世界知识》杂志。对此，乔冠华自己回忆说：“从(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成名香港（1）？
经过多日的飘泊，乔冠华于1938年初回到祖国。在香港稍事休息后，便来到广州。早在 乔冠华回国的前一年，与他在德国同学的赵玉军已经回到广州，在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任 参谋长。乔冠华一到香港，赵玉军就发电报，邀请他去广州见面。此时母校清华大学，与 另外两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教授写信给乔 冠 华，希望他去西南联大执教。但是，乔冠华抗战心切，他谢绝了金先生的好意，毅然去广州 投笔从戎。 从此，中国文坛少了一位博览群书的教授，多了一位日后在国际舞台叱咤风云的不可多得的 外交家！ 可以说，这时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乔冠华确实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他最终选择了更 加直接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洪流的道路。 于是，乔冠华乘火车来到广州，见到了一身戎装的赵玉军，还来不及多寒暄，他便把乔冠华 引见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余汉谋一见英俊潇洒的乔冠华，顿生好感，又得知他是清华的高材生，先留学日本，新近 又刚从德国回来，未加思索，便请乔冠华留下，让他在赵玉军手下任上校参谋。 生平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的感觉实在很好。乔冠华在兴奋、新奇之余，急切地想了解当时 抗战的形势，他向赵玉军提出去武汉一趟。赵玉军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 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也差 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武汉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工作。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乔冠华是乘火车来到武汉的，当时战云密布，已经不大通火车，时断时通，沿途到处都是伤 兵，人们摩拳擦掌，热情参战，乔冠华深受感染。 乔冠华在武汉停留了一两个星期，遇见了正在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 郁达夫。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以写作《沉沦》闻名于世，此时也投笔从戎，挂少将军衔。他 告诉乔冠华，他席不暇暖，一直忙于到各战区劳军和巡视。郁达夫对初来乍到的乔冠华很热 情，乔冠华很早就仰慕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彼此相见恨晚，交谈甚欢。 不过，乔冠华很快发现，武汉团结抗日的气氛并不浓厚，国共合作存在的问题很多。不久， 他就又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乔冠华很快投入军旅生活。赵玉军安排他在其主管的一个参谋处里工作，负责收 集外国的军事情况和当时的国际动向，一起工作的有六七个人。材料是从香港收集来的， 他们有的译、有的编，还编印了一份内部发行的小杂志。乔冠华回国后第一篇文章，就发表 在这个内部刊物上，是关于国际述评的。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以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在德 国学就的军事知识（在图宾根他曾研究过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以缜密的逻辑思维，以挥洒自 如的文笔开始撰写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 当然，乔冠华积习不改，他还是利用空余时间读书。他从欧洲带回了不少德文的马克思原著 ，其中包括四大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集。在此期间，他把这四本书从头到尾地看完了。 看完了书之后，他更加深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与敬佩。 这时，原来一起留学日本的钟敬文教授以及年轻的记者、漫画作者郁凤（郁达夫的侄女），也 都投笔从戎，在余汉谋部任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乔冠华与他们有过不少接触。 1938年5月，乔冠华碰到了灾难性的日寇大轰炸。由于市政府防空组织的懈怠，根本无法有 效地组织群众及时疏散，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广州的居民伤亡特别惨重。 轰炸过后，乔冠华走上街头，眼前的惨状不忍目睹！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几乎被炸成瓦砾场 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夷为一片平地，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 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体。路上到处散落着人的碎肉，毛茸茸的 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人们发着呛天骇地的 哭声，在尸丛中寻觅他们的亲人。乔冠华的眼睛湿润了。 他诅咒这幕惨绝人寰的悲剧的制造者，也痛恨当局贪生怕死，毫无抵抗的意志与决心。当时 广州社会上充满了自暴自弃的气氛，一般人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道日本鬼子什么 时候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此情此景，真令人叹惋。 广州是在1938年10月21日沦陷的，距日本从台湾发兵于10月12日开始进攻广州还不到十天。 乔冠华是在广州沦陷前夕，跟随军部撤离至韶关的。韶关本来是广东的一座中等城市，在19 38年10月以后变成了广东的中心。然而，设备、房屋不敷使用，一切都不能够适应这突如其 来的形势，就只好把机关分散在多个村庄里。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要走半个小时，办事 非常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多种情报、材料中断，乔冠华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而心情变得 极为郁闷。赵玉军曾派他去东江考察，实际上是让他游览风光，散散心。回来以后，乔冠华 心情并未改观。
成名香港（2）？
这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赵玉军找乔冠华谈话，他说：“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晚报 。他派他的一个亲信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也同意派你去参加这个工作。” 因为广州已经陷落，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所以余汉谋他们感到有必要在香港建 立自己的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 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和已内定为报社社长的董范毅以及原在参谋处一起从事收集军事 材料的几位同仁，从粤北启程，先到肇庆，再到澳门，最后从澳门渡海到香港。 乔冠华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其他诸如印刷、校对、资料、发行等事务都由原参谋处的 工作人员来做，乔冠华是分工社论，每一天的社论都是他来写。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故 乔冠华撰写社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崭露头 角的乔冠华风靡香港，赢得人们的称叹，从而奠定他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 乔冠华清楚地记得：“《时事晚报》从1938年春天创刊出版，当时举世瞩目的西班牙战争正 在进行。 在我们的报纸开办不久，马德里就失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一版，就是《马 德里的陷落》。我是带着感情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这 样，以《马德里的陷落》，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份德国军队占领华沙，英国、法国分别向 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开始。大概半年时间，我写的评论，大多是国际评论，还有一些是国内 军事情况的。这些评论，因为在读者中的反响比较好，当时《时事晚报》的梁路晨同志觉得 我写的评论，登一下就完了，太可惜，就建议我办一个通讯社，把写的文章，用笔名的办法 发往世界各地，扩大我们的影响。我说可以呀！没有坏处嘛！但我们是余汉谋属下的报纸，不 能用原名发稿，必须用笔名发稿。那么就用乔木吧，他信口提出来，我随便就答应了。这样 ，在我写社论不久，我的社论差不多每出一篇，就都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地华侨报纸发 稿。当时的华侨报纸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用乔木的笔名就是这样开 始的。后来等到解放以后，我到这些国家访问，特别是去印尼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不少青年 ，他们告诉我，在抗战的时候读过我的文章。”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48～149页。 如上所述，乔冠华所写的社论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此后每篇一如既往，这些国际述论能 做到文笔优美、论点新鲜、感情真挚。对这些精彩绝伦、警辟独特、动人心弦的文章，人们 从它的一贯风格，判断出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为社论一般是不署名的）。开始不知道作者 是谁，不过后来谜底还是得到揭晓。乔冠华的终身好友徐迟，在乔冠华去世一周年之际，饱 含深情地叙述他当时的感受： 报纸（案：指《时事晚报》）的第一篇社论，以俊逸文笔，写出透彻的见地 ，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 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们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 不舍了。 这一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艰苦卓绝；随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铁骑过处，山河变 色；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莫斯科城下、涅瓦河畔和逐屋争夺的斯大林格勒废墟中 。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迅即沦陷。这一下，他的火焰般的热情社论，只好收笔打 烊，暂先停歇了。 徐迟：《祭于潮》，见《网思想的小鱼》，第1～2页，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乔冠华在《时事晚报》上的所写的社论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评论整个国际形势的翻腾起伏 的；尽管千头万绪，而乔冠华却慧眼独具，能够从纷杂的现象中理出明 晰的头绪，所以这些社论能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在这基础上，回过头来，评说亚洲问题和中 日战争的关键内容。 与乔冠华同龄的冯亦代，当时也在香港，刚从事新闻工作不久，每天在港岛《星报》担当翻 译英文电讯的工作，他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正是乔冠华以他成熟而犀利 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的他，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他回忆说，每天读着《 时事晚报》的社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 他认为，自己对乔冠华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冯亦代：《 绿的痴迷》，第14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其实，其他年龄段的读 者何尝不是如此呢？
成名香港（3）？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楼的临街房。开着一家并不起眼的商铺，门面招牌写着四个大 字：“粤华公司”。店里经营各式中国名菜，货色齐全，价格公道，每天都有不少客商光顾 。 这期间，乔冠华常来该店二楼“谈生意”，他清楚：这个“粤华公司”就是八路军、新四军 驻香港办事处的机关所在地。廖承志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也在其中，他是位中共老党 员，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交友甚广，在华侨中有许多朋友。在广州时，乔冠华就结识了他们 。 一方面，乔冠华及时向他们汇报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告诉乔冠华一些关于时局的看法。乔 冠华认为这些指导性意见，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 对党的情况工作立下卓著功勋的潘汉年，经常出没香港。乔冠华与潘汉年、廖承志、连 贯等一起研究工作，有时甚至开开玩笑，不失风趣。 起绰号，这似乎是廖承志一生的极大嗜好。他起的绰号往往是内涵风趣，恰到好处。一天， 大家见面，颇为高兴，廖承志眼珠子一转，就笑称他的办事处是：“五子登科”。 潘汉年笑着询问：“何以出此高论？” 廖承志笑眯眯地拍拍自己的“颇有风度”的肚子，摇头晃脑地说：“本人｜｜乳｜名肥仔，故而， ‘胖子’的美称，非我莫属。潘兄，您脸孔不是一马平川，有些小小的盆地，称广林兄， 俗语‘麻子’；连贯老弟，身材矮小墩实，平生恐怕最大的愿望是长成高个子，故而该叫： ‘长子’；至于高挑瘦长个的乔冠华乔老爷，则就反其道而行之，称‘矮子’最合身份…… ” 连贯虽然是第一次与廖承志共事，却十分欣赏廖承志这种幽默风趣的性格，此刻忍住笑反问 道： “胖子，你恐怕是数学不好吧，数来数去，只有四子嘛，何谓五子登科呢？！” “这第五子嘛”，廖承志顽皮地眨巴着眼睛，嘴上拖腔拉调，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 恰在此时，只有15岁的小店员陈新推门而入，进来送开水，坐在一旁的乔冠华大手一拍，及 时“救驾”： “你瞧，陈新是个孩子，岂不是五子登科齐也！”真是一语中的。 “好！不愧是《时事晚报》的大主笔！”看得出廖承志对这个有革命热情，且才华横溢，反应 灵敏的留德博士欣赏有加。 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廖承志批准他成立中国新闻社，由国民党余汉谋部资 助，由乔冠华担任社长。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快批复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 在香港成立，成员还有胡绳夫妇、胡一声、郑展等人。他们的文稿，传遍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印度尼西亚，乃至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上空也不时有“乔木”的名字。 在《时事晚报》工作期间，乔冠华就住在报馆里，这是地处闹市中的一间狭隘的楼房。屋子 有点西晒，白日黑昼，闷热如蒸笼，而香港的暴热又是十分厉害，他常常挥汗如雨，伏案写 作。十分狭隘的居室又临街面，市声透入楼里，使他睡不好觉，他一般只在白天睡几小时觉 ，下午会友、访书、寻资料，晚上写社论，交发稿。 为了工作能集中思想，乔冠华在写文章的时候一手写字，一手端杯酒喝。他的酒量是很大的 ，一口气喝半瓶自兰地。为此，他得了“酒仙”的雅号。事情是这样的： 在冯亦代眼里，乔冠华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人，废寝忘食，吃的很菲薄，而且往往因 写文章，饱一顿有之，饿一顿亦有之。冯亦代与他熟悉以后，实在不忍心看他过着失饥伤饱 ，彻夜无眠的生活，因此几次向他提出在他每天的社论发稿后，即到冯家去吃饭休息。好不 容易，乔冠华才同意。可是不久冯家的保姆便来告状了。她称乔冠华为“酒仙”，说“酒仙 ”除 了喝酒看外国新闻报纸之外，就不好好吃饭睡觉。她说，我把他的书报拿开，不要一会儿又 在他手头了；给他装了饭，他又想心事，把饭菜冷了。好不容易看他睡下，可是我厨下没 有收拾完，他又在看书了。他难道真的成了神仙？因为这位保姆记不住乔冠华的姓，便以酒 仙称之，以后这外号便在朋友中流传开了。 冯亦代悉知很着急，他与乔冠华推心置腹地谈了话。乔冠华叹了口气说： “国内国外的形势这么紧张，我要写文章就得收集材料，可是时间不多，我想如果当初定 48小时为一日有多好！” 冯亦代“警告”他：“可现在只有24小时一天，你必须服从这个规定。” 他苦笑数声作答。以后呢，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旧习！ 为了收集多种资料，乔冠华几乎跑遍了香港书报摊。有一家名叫“利全记”的书报社，他去 得最多。 他在书店里存放了一些款子，随时到那里去，看到有自己喜欢的书刊报纸就拿走， 不用付现款，在账上扣除就是了。在老板的印象中，乔冠华是买书刊报纸最多的一位，几乎 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报纸，诸如《泰唔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曼彻斯特 导 报》、《华尔街金融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幸福杂志》、《话时代》、《 亚细亚杂志》、《新群众》等等。 香港有许多旧书铺，逛旧书铺，淘旧书的习惯，是乔冠华在结识季羡林时染上的。在港时， 积习难改，只要有空，他就直奔旧书铺，他一见层层叠起的书籍，就仿佛是老相识了。有时 在那些书架的角落里，偶然拨开厚积的灰尘一看，正是一本心爱的书，说它是“踏破铁鞋无 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还不够，而更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萍水相逢，直如梦遇，哪能轻易放过呢！每当黄昏时候，书店都快打烊了，他才挟着 书踱了出来。 当时，香港汇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广州、重庆，有的来自武汉 ，都是从战火中转移到这里并且暂时站住了脚。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戴望舒和叶灵凤 在 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日报》的画刊，郁风主编《耕耘》杂 志， 黄苗子担任《国民日报》的经理，叶浅予肩负着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主 编 和出版《今日中国》，用英文版向海外宣传，丁聪参加马国亮和李青主编的《大地》画报并 兼 《今日中国》的编务，杨刚在《大公报》、白望春在《香港日报》工作，前面提到的徐迟、 冯 亦代虽在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工作，但还兼职《星报》电讯翻译，他们与诗人袁水拍（ 在中国银行任职），都与文化界关系十分密切。乔冠华与这些倾向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缔交， 并展开宣传工作。 香港风行喝下午茶，这些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几乎天天都要到咖啡馆或茶座喝喝下午茶。大家 喜欢的地方一个是“蓝鸟”咖啡馆，在女皇大道转角上；一个是用猫头鹰作标志的“聪明人 ”咖啡店，在香港告罗士打行的地下室，这个地方比“蓝鸟”要高级。许多西方记者经常去 那里聊天，而《天下》杂志社的著名学者温源宁、全增嘏、叶秋源等，也是在那里会见文友 的。还有一个去处，就是女皇大道中华百货公司“阁仔”茶室。许多文化人都不约而同前去 集合，“阁仔”是这公司的大厅里的半层楼，从茶座可以俯看商场大厅里热闹的气氛。它 也并不俗气，有点儿雅俗共赏，而且价钱也较便宜。 乔冠华经常出入其中，交友谈话，收集信息。每每口若悬河，语惊四座，人们每次都能听到 国际最新动态和一连串数据，他的思路那么活跃，议论那么犀利，语调那么诙谐，听众无不 被他的智慧、他的宏论所倾倒。他们分明感受到，听乔冠华谈话简直是一种愉快，是一种享 受；而就是在这种愉悦与享受之中，他给人们马列主义的教育和与正直为人、立场鲜明的 处事之理。 自从结交了这些文化界的朋友以后，乔冠华每天下午从九龙过海，到“阁仔”，和朋友们神 侃闲聊大讲一阵；或到“聪明人”去和当时在港的一些西方著名记者会面，交流情况和意见 ；偶尔他也会到“高罗士打”喝下午茶，这是香港的上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大饭店，乔冠华之 所以去，是和倾向左翼的个别高阶层人士接触。不过，他在“阁仔”出现得最多。那里 好像是他的办公室，指挥所。 乔冠华晚间从报社下班，夜深人静，开始阅读材料，赶写社论到拂晓时分。呼呼大睡几小 时，起来再研究资料，便又到了登上轮渡过海的时候，他是很辛苦的。他很快就成为香港 知识界人士的中心人物，文化界和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成名香港（4）
由于余汉谋部经费拮据，《时事晚报》于1939年9月便被迫停刊了。乔冠华只得离开，搬到 九龙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同学温康南家里。温康南出身富商，但思想很进步，也在为党工作。 这时乔冠华名义上和余汉谋、赵玉军还有联系，但实际上成了自由撰稿人。 乔冠华不断给各家报刊杂志撰稿，如《大公报》、《申报》、《世界知识》、《华商报》等 ，他的国际时评，继续受到大家的追捧。 当时金仲华负责《世界知识》，他对乔冠华说：“《时事晚报》停办了，你就来给《世界知 识》帮忙。”于是他又兼职编辑《世界知识》杂志。对此，乔冠华自己回忆说：“从(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