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部分阅读
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结束了此次马拉松式的访问。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浓浓的春意中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 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 之行的重大意义。 早在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乔冠华等人商量：写一份访问十四 国的总结 报告，上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召集我部分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访问十 四国，重点是访问 非洲十国的情况。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 长达151页 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 ）阿尔巴尼亚之行；（ 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 家的政策和任务。 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 这块大陆 ，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乔冠华在为周恩 来起草的这一报告 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 感慨等等，使得报告生动、 活泼，有血有肉…… 令大家感到不同寻常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三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 。他在全 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并专门讲了 一大段话： “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做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 下，我们 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 弟 。一个是法文翻 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 有 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 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作，不经过他们三位， 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 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 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 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 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 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他们都 得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 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 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 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 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的冀朝铸，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外交家， 曾任联合国副 秘书长，他长期与乔冠华共事，视乔冠华为自己尊敬的领导。 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五批翻译：“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 第 一代是黄华， 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代是冀朝铸。这是讲 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 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 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 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在共和国总理心中他们能获此殊荣， 他们心满 意足了！ 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108万里，圆满地完成了 它伟 大的 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总理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 ，去做探路的 工作。” 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 去的人打 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代表团回国后，为了宣传新中国外交战线的这一伟大成果，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搞一次周 恩来率中 国代表团出访14国图片展览。邓颖超向乔冠华交代：展览照片要有毛泽东。要突出 宣传毛泽东革命外 交路线的胜利。随代表团出访的新华摄影记者杜修贤犯难了：外国人民欢 迎中国代表团。手里举的全 是周恩来画像，没有毛泽东的像。怎么办？乔冠华为他出主意： 把毛泽东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出访归 来的照片放大制作。放在展览开头部分。这不就突出 毛泽东了！展览于出访归来的第九天（1964年3月24 日）对外开放。 对此，随行的摄影记者杜修贤记得很清楚，他说：“回国后，我们在大会堂座谈出访十 四国的历程，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又在宴会厅会餐，吃到一半，乔冠华喝酒喝乐了，开始把 他的拿手‘活宝好戏’ 拿出来表演。他一手拿盘子，一手拿勺子，边敲边说边舞，一会学几 内亚妇女的舞蹈动作，一会模仿 阿拉伯地区男人走路，大家被他妙趣横生的表演噎得直岔气 ，恨不得把酒水都喷了出来，晚宴被他精 彩的表演推上了热闹无比的高峰。我乘机狠狠抓拍 他几张洋相百出似乎还带酒气的瞬间。过后，他一 见照片，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好呀杜山（ 周总理在几内亚为我起的雅号，谁知被乔老爷带回了国）你给 我留证据啊？哈哈…… “周恩来对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 国领导人 访问十四国新闻图片展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我拍摄的。乔冠华接受这个任务后 ，向总理提议，展 览图片上要署拍摄记者的名字。总理向来对我们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很 严，名利的事情，更加严格 。可这次他听了乔冠华的建议，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在一旁 的邓大姐这时对我说：‘老杜，选图 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我口 直心快说，总理访问，别人都举总理的照片， 没有主席的画像呀。乔冠华连忙制止我，向邓 大 姐表示，我们一定多选一些有主席像画面的照片。从 总理那里出来，我对乔老爷嘟嚷，没有 主席像的照片，怎么选呀！乔老爷却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这 么大型的新闻展览，全是总理 的，别人怎么看？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外交方面能取得成就，也是因 为执行了党的外交路 线。我们总理是具体执行者。怎么能不放主席的画面？再说，主席还到机场迎接 总理凯旋而 归，那照片，你总是照了吧？ “他这一番话，我佩服，毕竟是老外交了，不仅才智敏捷，而且政治成熟。我自然心悦诚服 。 “在我们出访回国的第九天，8月24日，图片摄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我记忆里唯 一一次在大会 堂举办的摄影展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出现在 画面里。没有想到，这 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 类的照片了。”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74页。 乔冠华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14国归来不久，擢升为外交部副部长。龚澎升任外交部部 长助理。在更 大的舞台上，乔冠华先从事外交部西欧、北美的领导工作，以后从事苏联、东 欧的领导工作，在这些 岗位上他都发挥了自己的特殊才智。  
参与中苏论战（1）？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向大 会代表作批 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在此报告中，赫鲁晓夫 不 仅点斯大林的名，而且还用煽动性语言全盘 否定他，攻击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 ”，把他说成是个“暴君”。 赫鲁晓夫虽然对代表 们说过，“秘密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拿到报刊上去发表 。但是，正是他自己将“秘密 报告”的副本分别送给各国共产党。后来，该“秘密报告”被 西方广为翻印宣传，在国际上造成极为 恶劣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利用二十大所通过的决议，不仅在国内加紧推 行赫鲁晓 夫的路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推行领导与被 领导、控制与被控 制的政策。谁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谁就是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就是这 样把对苏共和对苏联态度看 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他的这一做法在社 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府之间影 响极坏。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 策纲领， 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更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 联共产党、苏联人 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于是，1956年4月，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 治局 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 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参 加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突然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10周年活动。10月 2日，他 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埋怨中国在1958年炮 击金门、马祖给苏 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美国宣 布支持蒋 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 武 力，甚至可以考虑让台湾暂时独立。他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总 之，他教训 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遭到 中国领导人的抵制和批 驳。后来，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崴时，竟诬蔑中国“像公鸡好 斗 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 的这种态度和说法，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 美 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 ，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 严 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 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 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也存在缺点和 不足，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 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又是谨慎的和非常 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乔冠华也是这一小组成员之一 。其时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他的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从19 59年4月14日开始，“《人 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 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 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周 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 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 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 定。”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卷），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 在他的印象中，他 们经常应召去中南海，一起讨论用新华社或《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国际评论。 1960年夏天，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的主要负 责人都来了。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吴冷西、姚溱、熊复、 邓力群、胡绳、许 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一起。 在北京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 北戴河去，在 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在当时被简称 为《答复书》。 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 的乔冠华 、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他 还说道：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 就慢慢形成 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 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 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 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 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 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 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 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 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 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 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 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 有 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 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 等主要人 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 高乐讲过什么话。 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 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 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 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 据，针对 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 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 民日报社 、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 工作，因为他们同 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 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 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 摘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03 页。 在北戴河，乔冠华他们不分上下，打成一片。总是在一起协商研讨，一起娱乐休闲，营造 一副其乐融 融的工作氛围。 196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庆祝 十月革命节的活 动，接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 乔治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共 有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 史称“81党莫斯科会议”。 据说，会议前夕，苏共就向所有的会议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 信。此信写 于11月5日，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的复信。西方学者披露说，“在这封信中 ，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 对他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 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24页。 但中国方 面后来则说，这是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 锐的争论”。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6页。 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 平为副团长， 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 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 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 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 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 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 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 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 拉开了辩论 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 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 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 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 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 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 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 自己的支持者”。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 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 立场的攻击”。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 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 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 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中国方 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 斗争、坚持团结， 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 5年版，第78页。  
参与中苏论战（2）？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正以它特有的惯性前进着……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可避免走向公开 论战。 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了公开分裂，实际上形 成了分别 以苏联、中国为首对立的两派，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已公开地争吵，但在中苏之 间 ，双方还有保留， 很多争执仍主要在内部进行，并没有公开论战。然而，当1962年快要过 去 ，1963年即将来到，苏联及 其控制下的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再一次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 的浪潮，并波及中国时，公开论战终 于不可避免。 中共除了在有关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反击外，从1962年12月15日起，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在《人 民日报 》 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批驳所谓 的 各种修正主 义的观点，阐明中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到1963年3月8日止，这样重要 的 文章一共发表了7篇 ，分别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 亚 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 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 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 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 乔冠华参与了上述重要文章的起草工作。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 发表讲话， 他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 始的7年 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 是这样，后来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发展。苏共 “22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争论推向新高潮， 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 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 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 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 、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 原先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 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 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久，乔 冠华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运作过程是：“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 讨论修改，然后 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 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 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 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 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 到1963年2 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 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 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 这个班子就散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 版，第540～541页。   
参与中苏论战（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 6月18日开 始，双方先后发表了6份声明，相互指责。 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率领的， 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 后方要密切配合，决 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 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 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8页。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批评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 动。7月14 日，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 给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 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 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 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 ，首次公 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 中央不仅回顾了中 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 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 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 阵营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 央在这些问题上的 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 行指责。 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 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 篇声明， 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 ，“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 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 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 以分类， 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 有关于分歧的由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 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 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 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 、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 ，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 他们每个 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 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 还由中宣部、 中联部分担 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 ，一般是先由邓 小 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 经邓小平 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由毛泽东 召集 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 奇强调，写 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 明、讲话、文章等中 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 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 ，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要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 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 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现在，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 反 修文稿 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 章，提了许多重 要意见，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 。其中“ 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由乔冠华接手继续主持起草工作。 就在中苏两党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了，世界各国，尤 其是各国的共 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 、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 得注意，却都不如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 的第二大 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 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反对最激烈的党。 中共中央获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 的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 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 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 了第一颗原 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 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 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 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 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 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 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 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 席真伟大”！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么简单，但也同大家 一样感到 十分高兴，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倒行逆施”、“干尽坏事”的 必然下场，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比一般干 部、群众想得“更深”、“更远” 。 前面提到，中国这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为此起草中国政府声明的任务便是 由乔冠华等人 完成的。吴冷西告诉我们：赫鲁晓夫被解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 体 会议14日决定的，“ 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 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 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 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 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 下午紧急 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 于我国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 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 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 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 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 “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 经过，着 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 ，然后就叫我们起 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 对我们说 ，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 说，双黄蛋是我家 乡淮安特产，一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 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 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 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 京时间是 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 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 印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9年5月版，第831～833页。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一件好事”，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 ，就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 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 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 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祝贺。周恩来当时曾就这 一决定，对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余湛解释说 ：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 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 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 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 团去祝贺，借此机会 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 求中苏团结 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领导成员，乔冠华参与了六十年代中苏交锋的整个过程，个中成败得失， 自有历史 给予评说。 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于兆力”署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国际述评，这些 文章便是 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的集体创作的。“于兆力”，是一个“三合一”的笔名。 “于”是乔冠华， 他在解(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参与中苏论战（1）？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向大 会代表作批 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在此报告中，赫鲁晓夫 不 仅点斯大林的名，而且还用煽动性语言全盘 否定他，攻击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 ”，把他说成是个“暴君”。 赫鲁晓夫虽然对代表 们说过，“秘密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拿到报刊上去发表 。但是，正是他自己将“秘密 报告”的副本分别送给各国共产党。后来，该“秘密报告”被 西方广为翻印宣传，在国际上造成极为 恶劣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利用二十大所通过的决议，不仅在国内加紧推 行赫鲁晓 夫的路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推行领导与被 领导、控制与被控 制的政策。谁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谁就是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就是这 样把对苏共和对苏联态度看 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他的这一做法在社 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府之间影 响极坏。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 策纲领， 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更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 联共产党、苏联人 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于是，1956年4月，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 治局 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 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参 加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突然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10周年活动。10月 2日，他 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埋怨中国在1958年炮 击金门、马祖给苏 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美国宣 布支持蒋 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 武 力，甚至可以考虑让台湾暂时独立。他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总 之，他教训 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遭到 中国领导人的抵制和批 驳。后来，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崴时，竟诬蔑中国“像公鸡好 斗 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 的这种态度和说法，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 美 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 ，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 严 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 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 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也存在缺点和 不足，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 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又是谨慎的和非常 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乔冠华也是这一小组成员之一 。其时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他的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从19 59年4月14日开始，“《人 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 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 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周 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 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 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 定。”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卷），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 在他的印象中，他 们经常应召去中南海，一起讨论用新华社或《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国际评论。 1960年夏天，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的主要负 责人都来了。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吴冷西、姚溱、熊复、 邓力群、胡绳、许 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一起。 在北京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 北戴河去，在 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在当时被简称 为《答复书》。 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 的乔冠华 、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他 还说道：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 就慢慢形成 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 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 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 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 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 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 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 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 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 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 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 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 有 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 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 等主要人 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 高乐讲过什么话。 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 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 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 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 据，针对 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 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 民日报社 、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 工作，因为他们同 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 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 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 摘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03 页。 在北戴河，乔冠华他们不分上下，打成一片。总是在一起协商研讨，一起娱乐休闲，营造 一副其乐融 融的工作氛围。 196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庆祝 十月革命节的活 动，接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 乔治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共 有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 史称“81党莫斯科会议”。 据说，会议前夕，苏共就向所有的会议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 信。此信写 于11月5日，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的复信。西方学者披露说，“在这封信中 ，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 对他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 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24页。 但中国方 面后来则说，这是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 锐的争论”。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6页。 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 平为副团长， 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 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 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 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 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 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 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 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 拉开了辩论 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 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 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 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 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 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 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 自己的支持者”。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 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 立场的攻击”。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 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 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 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中国方 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 斗争、坚持团结， 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 5年版，第78页。  
参与中苏论战（2）？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正以它特有的惯性前进着……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可避免走向公开 论战。 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了公开分裂，实际上形 成了分别 以苏联、中国为首对立的两派，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已公开地争吵，但在中苏之 间 ，双方还有保留， 很多争执仍主要在内部进行，并没有公开论战。然而，当1962年快要过 去 ，1963年即将来到，苏联及 其控制下的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再一次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 的浪潮，并波及中国时，公开论战终 于不可避免。 中共除了在有关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反击外，从1962年12月15日起，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在《人 民日报 》 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批驳所谓 的 各种修正主 义的观点，阐明中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到1963年3月8日止，这样重要 的 文章一共发表了7篇 ，分别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 亚 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 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 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 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 乔冠华参与了上述重要文章的起草工作。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 发表讲话， 他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 始的7年 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 是这样，后来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发展。苏共 “22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争论推向新高潮， 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 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 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 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 、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 原先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 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 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久，乔 冠华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运作过程是：“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 讨论修改，然后 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 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 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 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 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 到1963年2 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 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 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 这个班子就散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 版，第540～541页。   
参与中苏论战（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 6月18日开 始，双方先后发表了6份声明，相互指责。 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率领的， 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 后方要密切配合，决 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 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 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8页。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批评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 动。7月14 日，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 给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 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 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 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 ，首次公 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 中央不仅回顾了中 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 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 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 阵营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 央在这些问题上的 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 行指责。 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 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 篇声明， 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 ，“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 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 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 以分类， 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 有关于分歧的由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 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 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 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 、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 ，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 他们每个 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 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 还由中宣部、 中联部分担 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 ，一般是先由邓 小 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 经邓小平 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由毛泽东 召集 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 奇强调，写 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 明、讲话、文章等中 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 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 ，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要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 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 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现在，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 反 修文稿 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 章，提了许多重 要意见，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 。其中“ 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由乔冠华接手继续主持起草工作。 就在中苏两党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了，世界各国，尤 其是各国的共 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 、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 得注意，却都不如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 的第二大 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 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反对最激烈的党。 中共中央获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 的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 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 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 了第一颗原 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 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 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 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 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 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 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 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 席真伟大”！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么简单，但也同大家 一样感到 十分高兴，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倒行逆施”、“干尽坏事”的 必然下场，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比一般干 部、群众想得“更深”、“更远” 。 前面提到，中国这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为此起草中国政府声明的任务便是 由乔冠华等人 完成的。吴冷西告诉我们：赫鲁晓夫被解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 体 会议14日决定的，“ 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 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 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 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 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 下午紧急 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 于我国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 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 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 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 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 “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 经过，着 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 ，然后就叫我们起 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 对我们说 ，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 说，双黄蛋是我家 乡淮安特产，一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 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 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 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 京时间是 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 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 印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9年5月版，第831～833页。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一件好事”，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 ，就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 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 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 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祝贺。周恩来当时曾就这 一决定，对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余湛解释说 ：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 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 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 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 团去祝贺，借此机会 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 求中苏团结 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领导成员，乔冠华参与了六十年代中苏交锋的整个过程，个中成败得失， 自有历史 给予评说。 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于兆力”署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国际述评，这些 文章便是 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的集体创作的。“于兆力”，是一个“三合一”的笔名。 “于”是乔冠华， 他在解(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