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部分阅读
示由连贯作代表同家属 一起赴香港料 理章士钊的后事。在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 值班室并通知她当天下 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章含之放下电话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她一直认为父亲在她的生活中并不 牵连多少 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她才突然感到自己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她心中的世 界塌陷了一块。她 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 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 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 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 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 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 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 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 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 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 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 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 给我宁静和梦幻 。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 种 父女、母女的殷殷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 。 只要 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 确对待父亲，他 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惟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 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 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 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 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 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 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 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 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 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 父亲有一次病重， 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 ，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 饺子给他。父亲吃 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 。我觉得 对不住你。……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 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父亲 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 好好休息。他那时 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 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 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年12月第1版，第167～169页。 第二天清晨，乔冠华又给章含之去电话，问她睡一点觉没有。她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 要去。章含 之推说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她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 了，她还要去学校把 女儿妞妞接回来。她说她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章含之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散会的时候，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 她站在政 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急 驶过来，她当时的 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匆匆找到她，说来给她“打招呼”……说 在她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 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 要受批判。并说要有思想准备，究竟是 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 章含之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已乱成一 团麻。 这天晚上，章含之尽管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乔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 周总理那 里开会。章含之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他们两人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 珍重。章含之很想 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她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 增加他的压力。 7月2日，章含之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离京赴广州，再转赴香港。当天深夜她从广 州给乔冠华写了一 封信的。信中她说：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 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 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 我之间 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 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 中明亮的 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 祝你一切都好。 章含之在撰写《十年风雨情》时饱含深情地写到：“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 ，我难以 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 深感自豪。即使这 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 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 无愧。”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72 页。 一周后，章含之捧着她的父亲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儿妞妞乘周总理派 的专机回 到北京。飞机下降时，她从机窗里一眼就看到了乔冠华在等候骨灰的领导人行列中 。他安然无恙，章 含之顿感心头的重压消失了。在机场的忙乱中，乔冠华抽空对她耳语说晚 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 情况告诉她。不过并没有等到晚上，她已经知道这 “重要情况”了。 就在章含之刚刚把殷夫人、章眉安顿在北京饭店住下之后，7月1日出发前给打招呼的“ 朋友”赶来饭 店告诉她，在她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 错误，乔冠华被点名为 “乔老爷的贼船”。 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乔冠华面临的是难以预见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甚至后 来的相当 长一段岁月中，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晚上，乔冠华和仲曦东一起来看章含之。他们两人尤其是乔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 的是什么 厄运。乔冠华说为了不把她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她，因为她有着很强 硬的“关系”，她 只要不受他的牵连，她的事业会很顺利。 章含之望着乔冠华那疲惫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种局面，她虽略知缘由，但也 远非她的 力量所能改变。她只得叹口气对他说：“有什么必要讲牵连呢！如果你是‘贼船’ ，我早已上了这只 船，下不来了！”仲曦东也在一边叹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章含之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 交真是比 外交复杂得多。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 ”的状态。 每当乔冠华晚上去章含之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乔冠华在他家，大约 ×小时后 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章家，再由乔冠 华给部里回电话。 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乔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章、仲 他们住同一胡同，章在西头， 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 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来看，这真 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乔章两人 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要用这避人耳目的方式。  
乔章结缡（3）？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7月底已达高潮。在章含之的记忆中，许多话传下来说外 交部是“独立王国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外交部要“掺沙子”……一时间外交部内 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 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 7月4日，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5人谈话，并要他们都学点外语，“免得上乔老爷 、姬老爷的 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 十分明显。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章含之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 报告。布 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 同意。 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 了芝麻。 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也作检讨。 有人传达说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 。 ”一时 人心惶惶。毛泽东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 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乔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 这场骤然 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末，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正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 然平地卷起千层浪 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 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 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 当时因要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乔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 分。 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乔冠华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 言之中。但 他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对于政治的变化莫 测，乔冠华和章含之 都一片茫然。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 反而增强了他们在一起共渡险 关的决心。 中共“十大”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京举行的。8月30日召开了十届一中全 会。全会选举了中央机 构。乔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此刻他的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 仲曦东写了便 笺：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 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 ？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 老乔 28/973 寥寥数语，乔冠华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从局外人看，乔冠华当时正处于外交生涯的光辉顶 峰，中国 进入了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 毛主席指示要全体 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 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 他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 草《上海公报》。在党的十大上，他 又当选中央委员。 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乔冠华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 月28日写给仲曦 东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复杂情感？ 不过我们仍可以从这张便条看出，乔冠华当时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 工作情绪 ，到了“联大”会场，他照常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充分展示了一个外交家的政治 风度。 会上，乔冠华同苏联代表团长马利克就裁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批评苏联假裁军真扩 军，讥讽 说：“苏联最后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又鼓吹安理会5个常 任理事国削减10％的 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这是苏 联的自鸣得意的主张。……他 至今没有告诉我们，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到底是多少。弄清楚 这个问题，恐怕要花好几年时间。要真 正按照苏联的建议，把军费减下来，更不知道要等到 何年何月。”“苏联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 成语说，叫作画饼充饥。如真的是要让发展 中国家等待这批援助，岂不是要‘索我于枯鱼之肆'？” 乔冠华还说：“石油武器打开了经济领域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新局面……有人指责石 油输出国 组织是一种垄断组织，一种卡特尔。”“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卡特尔、托拉斯、 跨国公司是工业大 国首先发展的，并且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呢？”乔冠华这 时提高嗓门，并用手指向会 场的上空，有点激动地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吗？”他还用“前门拒虎，后门 进狼”的生动比喻，形容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诚 恳呼吁：亚非拉国家对此要提高警惕。乔冠华 的发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场先是活跃 ，接着响起了笑声和掌声。事后，他仿陆游的《三月十 七日夜醉中作》，写了一首《联大三 年》的诗，诗云： 前年来此射长蛟，白浪如山意气豪。去年来此风稍静，归时但见天山高。今年来此意颇懒，谁知遇敌犹能叫。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未灭心未平，青眼高歌望尔曹。 1973年10月30日，告别纽约同志章含之回忆：“七十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 了去买‘大件 ’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 师都一样。除此之外， 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 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 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 ，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 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 乎都被我用在冰激凌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 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激凌，都不足以使 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 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 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 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 ，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 较放手地施 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 中 午 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 睡不着，跑 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 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 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 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 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 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 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 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 ，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 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 ，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 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 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 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 才的事对不起 。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 真怕 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 么，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 易在国外可以 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 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 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页。 1973年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平。这年发生了中东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很紧张。乔冠华 最喜欢这种国 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 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 剧烈辩论的年头，乔冠华就精神百倍，可谓“斗志昂扬”。章含之看 到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 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 外交事业。 乔冠华他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周总理、乔冠华会谈。 一想到回北京 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她就给乔冠华出了个主 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 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 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 谈判。 乔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周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 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 吧，反正 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 平安！” 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说乔冠 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 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 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 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 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等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 谈。基辛 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坦率、真诚、有远 见的态度又进一步 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 题。”周恩来说：“你过誉 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 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 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12 日，乔冠华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 台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 的关系，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 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 直延伸到 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 了周总理癌症恶性 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 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 到毛泽东 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 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 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 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 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 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2页。 结果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 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这是一件大事。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 ，并介绍 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 之争辩。会后，周 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 “做得不够”。 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 批评周恩来和叶 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 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 ”、“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同时违心地作 了检查。 江青、姚文元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并提到“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 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阴 谋将其打倒。 有一次开会，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帅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 什么！” 以示抗议。 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 两句话，一 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 及待”。总理不是迫 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 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事后王海容、唐闻生回忆： 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 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12月9 日，毛泽东在会见 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 得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 总理 迫不及待。 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 跟他讲了这两 条。 王洪文也承认主席那次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引自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 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第317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 护中国在 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 、乔、黄 、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 指示’由她们传达 。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 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 ，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 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 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 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 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 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 存的必需。”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页。 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地剖析，她说： 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 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 那些本性 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 护正义与公正还是 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 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 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 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 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 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 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 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 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 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 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 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 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 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 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 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 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 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 ，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 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 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 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 稚，过于天真。 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 陷阱，最 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 是 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 因为我和 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 争 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 和国的历 史时对七十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 到人们 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 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 大的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9～1 80页。   
乔章结缡（4）
当1973年12月，这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十分期望早 日成个家。 经过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年初他俩对未来的憧憬，此时 似乎已变得 很苦涩。他们只觉得心力憔悴，精疲力竭，又有些茫然，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 扎漂浮的小船，此时 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 乔冠华和章含之决定尽快结婚，使两人互有依靠。乔冠华决定搬到史家胡同章府来，放弃外 交部为他 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笔者在撰写本书时，章含之告诉我 ，她和乔冠华的结 合，是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理解和支持的。 在他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乔冠华和章含之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 年初，在一次 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不知是谁提起此事，周总理说： “××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 后来周总理又告诉乔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 章含之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他俩结婚后住在哪里。章含之 说，“外 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 “章可（章含之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 周总理听了皱 起他那两道浓眉说。 章含之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她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于是章含之便 小心翼翼地 试探说。 周总理似乎料到了她的这个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简单。行老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 。他是主 席的老朋友。这个房子当初是主席同意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时，在追悼会前，我 对殷夫人和你妹妹 亲口说这房子是政府为行老修的，今后你们海外亲属任何时候回来看看， 这都是你们的家。你是共产 党员，说还给国家就还了，以后行老这么多海外亲属知道了怎么 说？他们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我 周恩来说话不算数！”章含之听了不吭声了。 周总理接着直视乔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 章含之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 去。” 周总理还是逼视着乔冠华问： “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 “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 。”乔冠 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 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 后来毛主席听说此事，连说这样好，还笑呵呵地向乔冠华打趣道： “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 就这样，1973年12月11日，乔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 。 从此章士钊寓所成为乔冠华、章含之的新家。 在章士钊去香港的前夕，乔冠华同章含之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已经知道他们准备结婚 ，为此他 很高兴。他对乔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 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 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 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章 士钊说，你们结婚时，我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婚礼， 他 要送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 买礼物了。说着，章士钊从衣袋中摸出他惟一的那张 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 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 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章士钊嘱咐章含之为他办了一 个定期存折。 此时，章士钊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 乔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章含之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 留着回北 京用。但是章士钊执意要他们收下。 章含之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 个月后他 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乔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 竟成了保证他营养 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派车把乔冠华在报房胡同的家搬到史家胡同51 号章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 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 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 做的。 没有彩色电视机； 也没有像样的家用电器！ 这就是身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的家当！ 对此章含之曾经说过：“乔冠华生前敬佩鲁迅先生。他在性情方面可能也有与鲁迅相近之处 。他秉性 耿直，刚正不阿，但也易得罪人。他实践了与鲁迅先生共同的一个生命原则，他们 的一生都是人民的 孺子牛，他们吃的是草，而给予人民的却是营养丰富的奶汁。冠华一生没 有为自己积(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乔章结缡（3）？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7月底已达高潮。在章含之的记忆中，许多话传下来说外 交部是“独立王国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外交部要“掺沙子”……一时间外交部内 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 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 7月4日，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5人谈话，并要他们都学点外语，“免得上乔老爷 、姬老爷的 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 十分明显。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章含之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 报告。布 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 同意。 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 了芝麻。 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也作检讨。 有人传达说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 。 ”一时 人心惶惶。毛泽东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 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乔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 这场骤然 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末，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正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 然平地卷起千层浪 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 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 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 当时因要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乔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 分。 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乔冠华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 言之中。但 他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对于政治的变化莫 测，乔冠华和章含之 都一片茫然。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 反而增强了他们在一起共渡险 关的决心。 中共“十大”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京举行的。8月30日召开了十届一中全 会。全会选举了中央机 构。乔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此刻他的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 仲曦东写了便 笺：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 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 ？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 老乔 28/973 寥寥数语，乔冠华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从局外人看，乔冠华当时正处于外交生涯的光辉顶 峰，中国 进入了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 毛主席指示要全体 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 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 他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 草《上海公报》。在党的十大上，他 又当选中央委员。 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乔冠华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 月28日写给仲曦 东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复杂情感？ 不过我们仍可以从这张便条看出，乔冠华当时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 工作情绪 ，到了“联大”会场，他照常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充分展示了一个外交家的政治 风度。 会上，乔冠华同苏联代表团长马利克就裁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批评苏联假裁军真扩 军，讥讽 说：“苏联最后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又鼓吹安理会5个常 任理事国削减10％的 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这是苏 联的自鸣得意的主张。……他 至今没有告诉我们，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到底是多少。弄清楚 这个问题，恐怕要花好几年时间。要真 正按照苏联的建议，把军费减下来，更不知道要等到 何年何月。”“苏联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 成语说，叫作画饼充饥。如真的是要让发展 中国家等待这批援助，岂不是要‘索我于枯鱼之肆'？” 乔冠华还说：“石油武器打开了经济领域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新局面……有人指责石 油输出国 组织是一种垄断组织，一种卡特尔。”“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卡特尔、托拉斯、 跨国公司是工业大 国首先发展的，并且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呢？”乔冠华这 时提高嗓门，并用手指向会 场的上空，有点激动地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吗？”他还用“前门拒虎，后门 进狼”的生动比喻，形容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诚 恳呼吁：亚非拉国家对此要提高警惕。乔冠华 的发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场先是活跃 ，接着响起了笑声和掌声。事后，他仿陆游的《三月十 七日夜醉中作》，写了一首《联大三 年》的诗，诗云： 前年来此射长蛟，白浪如山意气豪。去年来此风稍静，归时但见天山高。今年来此意颇懒，谁知遇敌犹能叫。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未灭心未平，青眼高歌望尔曹。 1973年10月30日，告别纽约同志章含之回忆：“七十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 了去买‘大件 ’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 师都一样。除此之外， 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 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 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 ，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 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 乎都被我用在冰激凌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 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激凌，都不足以使 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 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 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 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 ，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 较放手地施 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 中 午 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 睡不着，跑 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 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 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 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 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 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 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 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 ，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 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 ，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 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 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 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 才的事对不起 。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 真怕 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 么，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 易在国外可以 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 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 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页。 1973年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平。这年发生了中东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很紧张。乔冠华 最喜欢这种国 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 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 剧烈辩论的年头，乔冠华就精神百倍，可谓“斗志昂扬”。章含之看 到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 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 外交事业。 乔冠华他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周总理、乔冠华会谈。 一想到回北京 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她就给乔冠华出了个主 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 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 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 谈判。 乔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周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 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 吧，反正 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 平安！” 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说乔冠 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 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 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 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 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等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 谈。基辛 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坦率、真诚、有远 见的态度又进一步 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 题。”周恩来说：“你过誉 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 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 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12 日，乔冠华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 台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 的关系，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 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 直延伸到 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 了周总理癌症恶性 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 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 到毛泽东 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 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 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 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 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 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2页。 结果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 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这是一件大事。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 ，并介绍 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 之争辩。会后，周 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 “做得不够”。 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 批评周恩来和叶 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 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 ”、“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同时违心地作 了检查。 江青、姚文元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并提到“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 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阴 谋将其打倒。 有一次开会，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帅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 什么！” 以示抗议。 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 两句话，一 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 及待”。总理不是迫 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 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事后王海容、唐闻生回忆： 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 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12月9 日，毛泽东在会见 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 得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 总理 迫不及待。 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 跟他讲了这两 条。 王洪文也承认主席那次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引自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 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第317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 护中国在 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 、乔、黄 、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 指示’由她们传达 。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 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 ，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 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 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 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 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 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 存的必需。”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页。 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地剖析，她说： 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 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 那些本性 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 护正义与公正还是 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 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 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 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 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 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 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 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 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 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 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 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 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 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 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 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 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 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 ，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 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 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 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 稚，过于天真。 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 陷阱，最 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 是 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 因为我和 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 争 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 和国的历 史时对七十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 到人们 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 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 大的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9～1 80页。   
乔章结缡（4）
当1973年12月，这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十分期望早 日成个家。 经过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年初他俩对未来的憧憬，此时 似乎已变得 很苦涩。他们只觉得心力憔悴，精疲力竭，又有些茫然，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 扎漂浮的小船，此时 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 乔冠华和章含之决定尽快结婚，使两人互有依靠。乔冠华决定搬到史家胡同章府来，放弃外 交部为他 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笔者在撰写本书时，章含之告诉我 ，她和乔冠华的结 合，是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理解和支持的。 在他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乔冠华和章含之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 年初，在一次 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不知是谁提起此事，周总理说： “××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 后来周总理又告诉乔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 章含之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他俩结婚后住在哪里。章含之 说，“外 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 “章可（章含之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 周总理听了皱 起他那两道浓眉说。 章含之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她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于是章含之便 小心翼翼地 试探说。 周总理似乎料到了她的这个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简单。行老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 。他是主 席的老朋友。这个房子当初是主席同意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时，在追悼会前，我 对殷夫人和你妹妹 亲口说这房子是政府为行老修的，今后你们海外亲属任何时候回来看看， 这都是你们的家。你是共产 党员，说还给国家就还了，以后行老这么多海外亲属知道了怎么 说？他们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我 周恩来说话不算数！”章含之听了不吭声了。 周总理接着直视乔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 章含之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 去。” 周总理还是逼视着乔冠华问： “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 “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 。”乔冠 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 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 后来毛主席听说此事，连说这样好，还笑呵呵地向乔冠华打趣道： “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 就这样，1973年12月11日，乔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 。 从此章士钊寓所成为乔冠华、章含之的新家。 在章士钊去香港的前夕，乔冠华同章含之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已经知道他们准备结婚 ，为此他 很高兴。他对乔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 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 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 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章 士钊说，你们结婚时，我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婚礼， 他 要送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 买礼物了。说着，章士钊从衣袋中摸出他惟一的那张 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 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 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章士钊嘱咐章含之为他办了一 个定期存折。 此时，章士钊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 乔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章含之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 留着回北 京用。但是章士钊执意要他们收下。 章含之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 个月后他 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乔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 竟成了保证他营养 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派车把乔冠华在报房胡同的家搬到史家胡同51 号章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 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 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 做的。 没有彩色电视机； 也没有像样的家用电器！ 这就是身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的家当！ 对此章含之曾经说过：“乔冠华生前敬佩鲁迅先生。他在性情方面可能也有与鲁迅相近之处 。他秉性 耿直，刚正不阿，但也易得罪人。他实践了与鲁迅先生共同的一个生命原则，他们 的一生都是人民的 孺子牛，他们吃的是草，而给予人民的却是营养丰富的奶汁。冠华一生没 有为自己积(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