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部分阅读
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 ，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 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 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 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 个月，当形势 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 静下 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 月版，203－204页。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3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 灰告别。当 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 员守灵。给外交部的 “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 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 ，按中央 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 他还对夫人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 ！”1月中 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 一周，坚持在灵堂替 总理守了3天灵。 3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 开“反击 右 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 病。最后在 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 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 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 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 样了。” 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1957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 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 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 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 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乔冠华对她 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 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 沾边，不来了。”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 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 谁呢？   
艰难时日（2）？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 风”在外 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 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 华还想竭力保护 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 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 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阴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 指责乔冠华 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 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 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 ，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侯势恰恰背道而驰， 但 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 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 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 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 部毕竟不 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 信号。 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 锋，以及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 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 的政府主 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 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 。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 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 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电话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机场。而 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 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 川省的领导与乔冠华、韩念龙 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 机 场迎接领导人。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 安排，而且也并非乔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 ，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乔冠华对 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 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闻遐迩的杜甫草堂。而当 时这些历 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乔冠华、韩念龙出面，要求省里关照 为他们开放几个小 时。 乔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 答应了大 家要求。乔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5点左右到 达宾馆，因此他关照部下说4点半之 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 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他们早上来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于 是，乔冠 华的另一大罪 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 夫 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 指责乔冠华 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 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 “中国第 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拍摄所谓“黄｜色照片”。一时部内 哗然，纷纷好奇地猜 测乔冠华夫妇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 可言。“ 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乔冠华的位置，他们又不能把照片贴在大字报 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 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都是搞垮乔冠华的前奏。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了解实情的杜修贤十分不平，他证实说： “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就和以往 一样，高 兴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 在沙发里，臂膀无 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 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 执行右倾 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 光望着我，好像有 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支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 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独处，我非常 理解这种 心情，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 边， 说，‘老杜， 老乔昨夜等通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 ， 叫外交部的先走，飞 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 同机也不要紧，关键老乔有许 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 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 ’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听得出来，她在 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 再汇报也 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门第的女儿，自幼个性强，观点鲜 明，清高直爽，不 会攀强附会，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官场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 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 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 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 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 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 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 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 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 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起飞后，大家都默默无声，抓住这个宝贵时间休息一会。我闭了眼睛却睡意全消，章 含之一番 话使我想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 下后，大 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 手里有留影的家伙 ，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 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 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 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 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老乔以为离这位领 导人到达至少还有两个小时，也就带大家去‘ 杜甫草堂’朝拜诗圣了。看得出来，乔冠华只 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 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 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 ，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 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 ，别人睡觉了， 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 是工作 ，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大约一个小时后乔冠华就看表，说要回宾馆等候北京这位领导了。他对我说，老杜，我要 先走了， 你们好好玩，大家也很难放松一次。晚上到我房间里来玩，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我 顿时兴趣高涨，乔老爷说是好东西那一定就是好东西。 “‘保密！看见就知道了。’说完拉上想泄密的夫人就走。后来听说领导人走了一条捷径， 乔冠华赶 回宾馆时，他已早到了半小时。这桩事后来成了老乔的一个‘罪状’。 “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也在乔冠华房间里玩。我向乔老爷的房间拨了个电话，我还惦 记着好东西 哩。章含之叫我就来。到了乔老爷屋里，韩念龙已经走了。我进门就大手一伸， 要好东西。乔老爷也 不着急，递了支烟给我。我一下明白，大叫道：‘是烟！’ “‘哈哈，三句不离本行！万变不离其宗：好个杜三。’ “‘你们也是的，自己吸毒不算，还放毒！讨厌不讨厌？’章含之在一边用手当扇，连连直 扇，挤着 鼻子对我们不满地说。 “‘杜三有你陪抽烟，我的胆子也壮了。不然一个人抽烟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现 在我们有两杆枪 ，不怕啦。烟是好东西呐。’ “直到乔老爷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含之那里仍然能享受自由吸烟的豁免权。其他吸烟的 人就没有 我这个特殊待遇了。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 ‘黄｜色照片’。又 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 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 杜修贤拉去预谋，就是研究夺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 少，何谈 黄｜色！再说 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我还叫他们挨挨紧，乔老爷直笑 着骂我，说我拿他个 老头开心。这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有何干系 ？写大字 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倒霉上了。 “不过乔冠华充满了信心，他可能太书生气了，以为正义在手就可战胜邪恶。殊不知真理往 前一步就 是谬误。有人就利用所谓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谬误。”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281～285页 。 乔冠华利用在成都逗留的短暂时间，写下了《再游都江堪》诗： 岷江之水峨山来，绕过成都头不回。 赖有李冰挥巨斧，平川千里万花开。 1976年6月4日 其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何如一李冰，稻谷万千筐？ 1976年6月4日 他的作者注是：“1976年6月1日至6日，陪华国锋同志去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会谈时无事 ，同韩念龙 互写打油以消遣。” 然而，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 会上江青、 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乔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 战”，责令他回去开 会，做检查。 乔冠华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给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 都变了。 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 在外交部干什么了 ？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 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 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 你打内战。” 尽管许多人到现在为止，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他们 要以乔冠 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 此时，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艰难时日（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 居民只得露宿 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中方一时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 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 地上。 乔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 使馆人员 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42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 的 红丝绒帐篷居住。而 乔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 ： “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 己安全搬 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 此时，有两个外国的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柬埔寨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另 一个就是 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 这天晚上，纪登奎 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乔冠华出席作陪。 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24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 为震中， 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 后叮嘱礼宾司次日 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 乔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夫人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 了它和北京 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 比唐山更严重，必须 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42号宾 馆草坪上召开紧急部党组会议 。 章含之不放心，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 乔冠华说 ，党组决定连夜 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 往广州 、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乔冠华 说 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华国锋，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 决定一面通 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 部分外国使、领馆人 员。 他说，震情预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 使一个在 华的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第二天凌晨时分，乔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 部几个宿 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 防震事宜，晚上睡 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夫人只好像北 京 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 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 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 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 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章含之催他抓紧时 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乔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 方面如此 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而十分感动。 一切进行得井井有 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 乔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夫人说： “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 章含之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 ，尤其是 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 乔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 如此负责 ，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应该做的吗？ 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乔冠华的这一片心血竟被歪曲，遭人 指责，成 了他的“严重错误”。 不久，家里的保密机子铃声响了，乔冠华接过电话，夫人在旁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 只听他说 ： “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做检讨…… ” 章含之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 批评他未 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 “在地震面前惊慌 失措的表现”，“有失国家尊严”。 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章含之发问，面对北京24小时内可能发生七 级以上大地 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 ，这才是维护国家尊 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 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 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 、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 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乔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 个别几个人显然 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党组大多数同志认 为把责任推给乔冠华一人是不公 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 告 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 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 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 ，也不应由乔冠华一人承担。 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 天，显然 有人给党组成员“吹过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乔冠华 一个人头上。张春 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 、偶然的，要和‘批邓’联 系起来”。 过了几天，国务院主要领导华国锋突然来到外交部，名义上仍是外交部长的乔冠 华，事先竟然一无所 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 明摆着，乔冠华是“四人帮”大 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 当乔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 息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国内那些 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已经趁乔冠华在国外把 他挂到了“四人帮 ”的线上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他后来在赴纽约的飞机写了《悼主席》，表达了这一 心情： 巴黎依旧秋光好，旧客重来心境殊。独立小园寒意重，无言还寝泪如珠。 1976年10月1日 写于自巴黎至纽约的飞机上 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 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 着权 力最 高宝座由谁来坐？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 。也有人对能否 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帅们见时 机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 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斗争最终的局面， 大 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 。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筹码的牺牲品。他在 “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 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乔冠华 赶 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 了5次会议， 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 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 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 美国参加联大会议。 据杜修贤观察，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只见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 里休息， 可能刚刚守完灵。杜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杜坐下后感 到从心灵深处流淌 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他一句话：“主席 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 杜修贤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 请柬。那 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 动都少不了乔冠华 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他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 告诉他，如果乔冠华这次上 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 大麻烦。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 是躲不了的。追悼会那天，杜修贤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 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 郁……请 柬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这兆头好像不吉利？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谁能想到，这 个报告又出 现了事端！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炮制出来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 都是“按既 定方针办 ”，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 字的人就能咀嚼出 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的倒霉随同这个所谓的 主席临终指示的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有 人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 一无所知。 联大报告出来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心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 医学常识 ，送医院及时，控制了心肌梗塞。 乔冠华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 何如何的，他去参会，至少可以 表明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政局没有乱。他到联大的发言稿 ，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 “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都在 宣传使用的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 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 ，以便修改。 离京前，乔冠华还写了一首诗，诗云： 五年来去意轩昂，赖有吾师作主张。今夕灯光何黯淡，岂缘魔怪又猖狂。 1976年9月30日 乔冠华注曰，“1971年10月25日，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主席指示，对苏已无甚可谈， 应转而对美，每 年联大皆由我去。” 对联大的发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0月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按既定方针办” 这句 话。 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所以6日 一粉碎“四人 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说他违抗中央 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 删除“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为“四人帮”上台制造舆论。 中国时间10月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 改稿子 ， 把那句话删得干干净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 。等乔冠华归 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 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 他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 “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借口而已，更何况他 已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 稿啊！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 实真相。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 286～289页。   
艰难时日（4）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外交 部内已形成 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 人帮’是大事。我个 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 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 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 。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 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 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 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人愿意提出让他解释，也没有人 想 真正了解真相 。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 陈述时，竟都被拒绝了 。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 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 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 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 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接下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伤，据章含之回忆， 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 段无比残忍。 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 自己的弱 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 意给他，可想而知 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 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 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 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 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八月份的一次 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 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 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 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 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 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 去，免得添麻烦。 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 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 ，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 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 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 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 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 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 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 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 “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 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 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 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 解(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
艰难时日（2）？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 风”在外 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 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 华还想竭力保护 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 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 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阴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 指责乔冠华 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 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 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 ，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侯势恰恰背道而驰， 但 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 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 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 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 部毕竟不 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 信号。 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 锋，以及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 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 的政府主 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 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 。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 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 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电话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机场。而 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 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 川省的领导与乔冠华、韩念龙 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 机 场迎接领导人。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 安排，而且也并非乔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 ，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乔冠华对 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 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闻遐迩的杜甫草堂。而当 时这些历 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乔冠华、韩念龙出面，要求省里关照 为他们开放几个小 时。 乔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 答应了大 家要求。乔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5点左右到 达宾馆，因此他关照部下说4点半之 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 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他们早上来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于 是，乔冠 华的另一大罪 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 夫 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 指责乔冠华 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 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 “中国第 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拍摄所谓“黄｜色照片”。一时部内 哗然，纷纷好奇地猜 测乔冠华夫妇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 可言。“ 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乔冠华的位置，他们又不能把照片贴在大字报 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 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都是搞垮乔冠华的前奏。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了解实情的杜修贤十分不平，他证实说： “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就和以往 一样，高 兴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 在沙发里，臂膀无 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 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 执行右倾 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 光望着我，好像有 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支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 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独处，我非常 理解这种 心情，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 边， 说，‘老杜， 老乔昨夜等通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 ， 叫外交部的先走，飞 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 同机也不要紧，关键老乔有许 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 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 ’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听得出来，她在 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 再汇报也 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门第的女儿，自幼个性强，观点鲜 明，清高直爽，不 会攀强附会，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官场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 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 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 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 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 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 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 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 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 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起飞后，大家都默默无声，抓住这个宝贵时间休息一会。我闭了眼睛却睡意全消，章 含之一番 话使我想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 下后，大 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 手里有留影的家伙 ，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 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 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 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 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老乔以为离这位领 导人到达至少还有两个小时，也就带大家去‘ 杜甫草堂’朝拜诗圣了。看得出来，乔冠华只 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 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 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 ，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 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 ，别人睡觉了， 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 是工作 ，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大约一个小时后乔冠华就看表，说要回宾馆等候北京这位领导了。他对我说，老杜，我要 先走了， 你们好好玩，大家也很难放松一次。晚上到我房间里来玩，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我 顿时兴趣高涨，乔老爷说是好东西那一定就是好东西。 “‘保密！看见就知道了。’说完拉上想泄密的夫人就走。后来听说领导人走了一条捷径， 乔冠华赶 回宾馆时，他已早到了半小时。这桩事后来成了老乔的一个‘罪状’。 “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也在乔冠华房间里玩。我向乔老爷的房间拨了个电话，我还惦 记着好东西 哩。章含之叫我就来。到了乔老爷屋里，韩念龙已经走了。我进门就大手一伸， 要好东西。乔老爷也 不着急，递了支烟给我。我一下明白，大叫道：‘是烟！’ “‘哈哈，三句不离本行！万变不离其宗：好个杜三。’ “‘你们也是的，自己吸毒不算，还放毒！讨厌不讨厌？’章含之在一边用手当扇，连连直 扇，挤着 鼻子对我们不满地说。 “‘杜三有你陪抽烟，我的胆子也壮了。不然一个人抽烟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现 在我们有两杆枪 ，不怕啦。烟是好东西呐。’ “直到乔老爷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含之那里仍然能享受自由吸烟的豁免权。其他吸烟的 人就没有 我这个特殊待遇了。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 ‘黄｜色照片’。又 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 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 杜修贤拉去预谋，就是研究夺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 少，何谈 黄｜色！再说 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我还叫他们挨挨紧，乔老爷直笑 着骂我，说我拿他个 老头开心。这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有何干系 ？写大字 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倒霉上了。 “不过乔冠华充满了信心，他可能太书生气了，以为正义在手就可战胜邪恶。殊不知真理往 前一步就 是谬误。有人就利用所谓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谬误。”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281～285页 。 乔冠华利用在成都逗留的短暂时间，写下了《再游都江堪》诗： 岷江之水峨山来，绕过成都头不回。 赖有李冰挥巨斧，平川千里万花开。 1976年6月4日 其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何如一李冰，稻谷万千筐？ 1976年6月4日 他的作者注是：“1976年6月1日至6日，陪华国锋同志去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会谈时无事 ，同韩念龙 互写打油以消遣。” 然而，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 会上江青、 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乔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 战”，责令他回去开 会，做检查。 乔冠华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给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 都变了。 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 在外交部干什么了 ？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 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 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 你打内战。” 尽管许多人到现在为止，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他们 要以乔冠 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 此时，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艰难时日（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 居民只得露宿 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中方一时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 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 地上。 乔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 使馆人员 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42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 的 红丝绒帐篷居住。而 乔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 ： “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 己安全搬 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 此时，有两个外国的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柬埔寨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另 一个就是 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 这天晚上，纪登奎 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乔冠华出席作陪。 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乔冠华。 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24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 为震中， 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 后叮嘱礼宾司次日 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 乔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夫人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 了它和北京 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 比唐山更严重，必须 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42号宾 馆草坪上召开紧急部党组会议 。 章含之不放心，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 乔冠华说 ，党组决定连夜 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 往广州 、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乔冠华 说 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华国锋，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 决定一面通 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 部分外国使、领馆人 员。 他说，震情预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 使一个在 华的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第二天凌晨时分，乔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 部几个宿 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 防震事宜，晚上睡 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夫人只好像北 京 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 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 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 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 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章含之催他抓紧时 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乔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 方面如此 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而十分感动。 一切进行得井井有 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 乔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夫人说： “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 章含之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 ，尤其是 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 乔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 如此负责 ，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应该做的吗？ 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乔冠华的这一片心血竟被歪曲，遭人 指责，成 了他的“严重错误”。 不久，家里的保密机子铃声响了，乔冠华接过电话，夫人在旁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 只听他说 ： “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做检讨…… ” 章含之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 批评他未 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 “在地震面前惊慌 失措的表现”，“有失国家尊严”。 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章含之发问，面对北京24小时内可能发生七 级以上大地 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 ，这才是维护国家尊 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 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 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 、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 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乔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 个别几个人显然 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党组大多数同志认 为把责任推给乔冠华一人是不公 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 告 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 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 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 ，也不应由乔冠华一人承担。 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 天，显然 有人给党组成员“吹过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乔冠华 一个人头上。张春 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 、偶然的，要和‘批邓’联 系起来”。 过了几天，国务院主要领导华国锋突然来到外交部，名义上仍是外交部长的乔冠 华，事先竟然一无所 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 明摆着，乔冠华是“四人帮”大 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 当乔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 息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国内那些 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已经趁乔冠华在国外把 他挂到了“四人帮 ”的线上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他后来在赴纽约的飞机写了《悼主席》，表达了这一 心情： 巴黎依旧秋光好，旧客重来心境殊。独立小园寒意重，无言还寝泪如珠。 1976年10月1日 写于自巴黎至纽约的飞机上 作者注云：“1976年10月3日或4日到纽约，我把这首诗告诉了一位同志，是悼念主席的。” 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 着权 力最 高宝座由谁来坐？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 。也有人对能否 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帅们见时 机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 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斗争最终的局面， 大 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 。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筹码的牺牲品。他在 “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 “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 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1976年9月上旬，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乔冠华 赶 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 了5次会议， 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 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 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 美国参加联大会议。 据杜修贤观察，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乔冠华，只见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 里休息， 可能刚刚守完灵。杜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杜坐下后感 到从心灵深处流淌 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他一句话：“主席 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 杜修贤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杜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杜修贤估计他也没有收到 请柬。那 是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 动都少不了乔冠华 的请柬，也总有杜修贤的。他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多年新闻经验 告诉他，如果乔冠华这次上 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 大麻烦。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 是躲不了的。追悼会那天，杜修贤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 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 郁……请 柬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这兆头好像不吉利？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谁能想到，这 个报告又出 现了事端！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炮制出来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 都是“按既 定方针办 ”，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 字的人就能咀嚼出 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的倒霉随同这个所谓的 主席临终指示的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有 人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 一无所知。 联大报告出来后，乔冠华却因劳累过度差点送了命。心脏发生了心绞痛，幸好夫人懂得一点 医学常识 ，送医院及时，控制了心肌梗塞。 乔冠华抱病坚持去联大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猜测中国局势如 何如何的，他去参会，至少可以 表明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政局没有乱。他到联大的发言稿 ，是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上面有两处有 “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当时全国上下都在 宣传使用的一句话，乔冠华启程前曾报告中央，如果有 修改的地方，请在10月5日前告诉他 ，以便修改。 离京前，乔冠华还写了一首诗，诗云： 五年来去意轩昂，赖有吾师作主张。今夕灯光何黯淡，岂缘魔怪又猖狂。 1976年9月30日 乔冠华注曰，“1971年10月25日，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主席指示，对苏已无甚可谈， 应转而对美，每 年联大皆由我去。” 对联大的发言稿，中央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0月4日才通知外交部要删除“按既定方针办” 这句 话。 外交部5日上午才打电报通知乔冠华修改。有人大概以为乔冠华已来不及改了。所以6日 一粉碎“四人 帮”，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说他违抗中央 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 删除“按既定方针办”的句子，为“四人帮”上台制造舆论。 中国时间10月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冠华不仅接到了电报，而且还有充分时间修 改稿子 ， 把那句话删得干干净净。可是国内的大字报却荒唐地一口咬定乔冠华在联大说了这句话 。等乔冠华归 来，一个囚禁室已经精心布置好，正等待他的“光临”。为了这句话，还有其 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事， 他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那 “按既定方针办”不过是借口而已，更何况他 已说明了没有讲，不信，可以去联大查底 稿啊！不会有人去查，永远不会有人去查！因为根本不需要事 实真相。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 286～289页。   
艰难时日（4）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外交 部内已形成 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 人帮’是大事。我个 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 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 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 。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 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 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 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人愿意提出让他解释，也没有人 想 真正了解真相 。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 陈述时，竟都被拒绝了 。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 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 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 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 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接下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伤，据章含之回忆， 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 段无比残忍。 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 自己的弱 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 意给他，可想而知 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 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 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 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 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八月份的一次 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 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 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 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 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 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 去，免得添麻烦。 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 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 ，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 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 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 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 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 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 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 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 “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 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 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 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 解( 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 http://www.xlawen.org/kan/2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