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部分阅读
守伊犁。
阿睦尔撒纳于是向各部号施令，集结兵马，准备武力驱逐清军。因为他出身高贵，又有推翻达瓦齐的声望，准噶尔人都把他看作了新的珲台吉，无不向从。1755年8月，阿睦尔撒纳正式宣布自己为准噶尔汗，兵包围清朝驻军。伊犁的清军孤立无援，班第、鄂容安自杀，萨喇勒被俘。不到半年，清军在准噶尔获的胜利全部付诸流水，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前方将领都恼怒不已，立即兵进剿。因不少清军将领是被叛军以投降为名诱杀。乾隆据此认为卫拉特蒙古不可信任，放纵清军大开杀戒。
1757年清军攻占北疆。清朝主将兆惠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对准噶尔人进行杀掳，在屠刀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广袤的天山南北，见不到一顶蒙古包。至此，强盛一时的准噶尔部人口锐减，几乎全部被根除。清人魏源曾提到：“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龚自珍也曾提到“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厄鲁特故种也”准噶尔只剩下一个地名。也正是因为大兴佛教的准噶尔部的灭亡，新疆的伊斯兰教才占到了主导位置。
据中国史书记载，天山、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脉、准噶尔盆地以及伊犁盆地都是与哈萨克民族的渊源有着密切关系的突厥、突骑施、克普恰克、基马克、阿尔根、乃蛮、克烈、蔑儿乞惕、札剌亦儿、弘吉剌惕、瓦克等部族的故地。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已各自成为强悍部族的乃蛮、克烈、蔑儿乞惕、札剌亦儿、弘吉剌惕、瓦克等都是曾在现在外蒙古的鄂尔浑、吐拉、塔木尔河流域、杭盖山至阿尔泰、塔尔巴哈台山脉及叶尔齐斯河等地居住生活的突厥部族。当时，已开始迁徙的哈萨克部族就来到了西部及北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与他们有相同语、风俗习惯的突厥部族生活在一起。
从1750年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后，哈萨克人就开始考虑迁回自己故土问题。之后，清政府批准下，乃蛮、乌孙、克烈、瓦克等部族开始返回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博尔塔拉等地。〖36〗
同时，清朝又将各地的移民充实到北疆，其中有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来自喀什噶尔的塔兰奇人，来自甘肃的东干人，来自察哈尔和喀尔喀居民，图瓦族的兀良哈人（或称索约特人），甚至有来自东北的锡伯族和朝鲜族移民。
乾隆在新疆实行屯田政策，北疆人口稀少，给大批驻兵带来很大困难，军粮没有保证，其他后勤支援更谈不上，就是从新疆最近的甘肃省调拨粮食，运至伊犁也有数千里之遥。长途运输，民力艰难不说，甘肃地瘠民贫，本省还仰赖陕西粮食，实际上是无粮可调。清朝平准战争打了近百年，每年在西北地区耗掉大量军费，乾隆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正在于一劳永逸，彻底摆脱军费负担。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类似的屯田兵最多时有一万三千四百名。
伊犁地处西陲，屯田最受乾隆重视。1759年冬，乾隆命令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率兵五百名、回人（维吾尔）三百户赴伊犁开始试种。阿桂率领五百士兵和三百维吾尔人，在伊犁河南岸海努克地方安居下来，开始了历史性的事业。之后，清朝陆续从乌什、哈密、叶尔羌、和阗、吐鲁番等处迁入伊犁地区六千户维吾尔农民，之后，伊犁的维吾尔人生齿日繁，增垦土地。
这一时期，大量的汉人也迁居新疆。1771年，另一批移民即土尔扈特人来到，土尔扈特部原为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游牧于雅尔（在现新疆塔城以西哈萨克斯坦境内）。其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惕（克列特）部，其早期历史可上溯到**世纪的九姓鞑靼，土尔扈特部始称为翁罕，亦称王罕。十七世纪初，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势力日益强大，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在1628年率部众西走，经过两年余，来到了当时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沿岸。当俄国政府扩大领土到伏尔加河沿岸后，开始压迫当地的土尔扈特，沙俄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不许他们皈依佛门，还限制他们在那里放牧。部众就曾几次想重返。到了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她比彼得一世更为热衷于对外扩张，登基不久便频频对外用兵。用兵，便要募兵，骑术娴熟而善战的土尔扈特人当其冲，俄国“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俄国“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惊人的伤亡自然不可避免，“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在渥巴锡初掌汗国的10年中，俄国对土尔扈特征兵达32次，征畜达56次，青壮年在战争中死者高达8万余人，征去战死的大牲畜高达40万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哀叹：“土尔扈特人的末日来到了！”
33.第三十五章.平准战争，统一蒙古之战（6）
1758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征服了准噶尔部统治下的各部族。***原依附于准噶尔的土尔扈特台吉舍棱先逃到俄国，后投奔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舍棱说服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乘清军占领伊犁未久，率部东进抢占伊犁。1771年1月16日，在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女、儿童和老人，乘上了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们卫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离开了他们生活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地方。渥巴锡所属各部越过俄罗斯边界，俄**队追之不及。不久，渥巴锡由巴尔喀什湖进入中国境内的哈萨克地界。伊犁将军伊勒图命令哈萨克人不准渥巴锡通过其地。渥巴锡转道沙喇伯可，又遭到布鲁特（柯尔克孜人）的进攻，不得已北上戈壁，“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此时渥巴锡得知清军已严加防备，且己方人畜死亡过半，无力攻占伊犁，于是在清军常设卡伦以外徘徊。伊勒图遣使存问其来意，渥巴锡与众台吉、喇嘛商议数日后，不得已率所部七万余人归降，前来归附，并献上其祖所受明代永乐八年汉文篆书敕封玉印。舍棱也被迫一同归顺。乾隆皇帝命大臣前往伊犁安抚土尔扈特。拨白银二十万两及粮草、牛羊、棉布等赈济土尔扈特部众。1771年9月，渥巴锡赴热河觐见乾隆皇帝，被封为“旧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清廷分土尔扈特为新旧二部。渥巴锡所领土尔扈特为旧土尔扈特部，统属于伊犁将军。1775年，分旧土尔扈特为南、北、东、西四路，共十旗。被安置在固尔扎东部和南部，在裕勒都斯河谷和乌伦古河上游河谷，其后裔主要居住于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精河等地州县。在那里，他们填补因他们的准噶尔部被消灭而造成的空地。1764年和1813年，清政府从张家口以北地区迁部分察哈尔蒙古族，他们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由叛乱于清朝的缘故，余生的准噶尔不敢称自己为准噶尔，而称厄鲁特，久而久之。便忘了原来的准噶尔之名。现厄鲁特主要分布在现伊犁昭苏、尼勒克两县，以及塔城额敏县。
34.第三十六章.八思巴源流，金瓶掣签（1）
八思巴，蒙古文字的创立者，中国历史上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西藏萨嘉人氏。“萨迦”一词的藏语意思是灰白色，因为此派主寺萨迦寺建立之处土色灰白而得名。
据说八思巴三岁即异于常人，能讲喜金刚修法，被称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人”）。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名震一方。1247年，他随叔叔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教主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现甘肃武威），会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瑞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萨班去世后，八思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代教主。
1252年，水鼠年，忽必烈率兵南征，在征服了大理（现云南）后返回。次年，忽必烈与八思巴会见，他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当时年龄还不到19岁，忽必烈向他询问许多别人难以解答的问题时，他都悉数答复，令忽必烈十分吃惊。
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种多神的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占卜烧骨，驱魔治病，祈祷“长生天”，信仰“三魂”等。成吉思汗时代，中原汉地的僧人海云和全真教道士邱处机等人深得青睐，藏传佛教并没得到成吉思汗青睐，主要是成吉思汗想获得“常生不长”术。
蒙哥汗时代，密宗大和尚那摩获得信任，并在1255年僧道第一次于和林举办的“辩论会”上击败道士，蒙哥汗为此宣布：“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将藏传佛教置于儒、道两教之上。三年以后，僧道第二次辩论会开平之辩，由忽必烈主持，由于他本人的“上师”就是八思巴，倾向性明显，自然佛教又获胜。
《史集》还记载，有基督徒利用回回人与蒙古人观念上的差异陷害回回人。基督徒禀告忽必烈说，在回回人的《古兰经》中有“要无例外地把一切多神教徒都杀掉”的说法，忽必烈很生气，召来一些有学问的木速蛮，向其中年长者别哈丁？别海问道：“你们听从真主的《古兰经》吗？”他回答：“对。”忽必烈再问：“既然神吩咐杀异教徒，你们为什么不杀他们呢？”答曰：“时间没有到来。”忽必烈遂怒而杀之。
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皇帝位，随即尊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给羊脂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1269年，忽必烈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
在这一时期，元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的，因为元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所以忽必烈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
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元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没有文字，以刻木结草来记事。巴思巴之后被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八思巴返回西藏后，正式成为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的开始。
早在1252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时，也邀请了当时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忽必烈十分器重噶玛拔希，要他长期随侍左右，噶玛拔希并未看重忽必烈的器重，逆其而行，去了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授佛法。1256年，噶玛拔希准备动身返回西藏时，接到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汗召他会晤的诏书，他和使臣一起到达和林，受到蒙哥汗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的崇信。蒙哥汗当时信奉的是流行于中亚一带的一种基督教景教，他使蒙哥汗转变信仰，变成佛教信徒；并赦免所有狱中犯人；制止了以人填河渠的办法（蒙古军为镇压汉地居民的反抗，将反抗者驱入河渠中淹死）。蒙哥汗兴建了无数佛殿，赐给噶玛拔希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成了后世噶举派的权力象征，也是“黑帽派”的由来。噶玛拔希察觉到时事将有变化，向蒙哥汗要求准许返回西藏。蒙哥汗赐给他诏书，让他掌管所有事务，让所有的僧人都奉行教法，并说要他很好地掌管法律，噶玛拔希没有接受这个世俗的权力。忽必烈继承帝位后，将噶玛拔希拘捕入狱并流放他乡。后来，忽必烈鉴于他在蒙藏地区影响很大，释放他并准许他还乡。噶玛拔希经现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沿途传教，历时8年之久，才回到西藏楚布寺。1283年，噶玛拔希临终之前，他以佛教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为依据，把弟子邬坚巴叫到身旁，口授遗：“我死后，在远方的拉堆，一定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密法的传人。在他未来之前，你就暂时作为佛的代理。”说完，他将头上的金边黑帽亲手戴在邬坚巴的头上，旋即圆寂。邬坚巴依据他的遗，于1288年，在后藏贡塘地方寻找到他的转世灵童，取法名让迥多吉。活佛转世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噶玛拔希被视为藏传佛教第一位转世活佛。此后，出现了历代以转世灵童的方式不断承继的例规。明朝，黑帽系活佛噶玛巴被明永乐皇帝封为明三**王之的“大宝法王”。今天，这一活佛转世系统仍在传承。1992年9月27日，拉萨堆隆德庆县楚布寺举行盛大的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转世灵童坐床典礼，揭开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转世的又一页。藏传佛教认为，人死去以后，“识”会离开人体，经过一些过程以后进入另一个刚刚出生的新生命体内，该新生命体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动物、鬼、神。这被称为轮回。轮回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达涅盘的境界方可摆脱轮回。一般的人在死亡时，会依据他先前的业，决定他如何转世。
35.第三十六章.八思巴源流，金瓶掣签（2）
藏传佛教主要有四大支派，即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37〗
宁玛派（rnying－m－b）是藏传佛教传承最古老的一个派别。这个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所以称又称红教。“宁玛”（rnying－m）藏语意为“古”、“旧”，它的法统与吐蕃时期的佛教有直接传承关系。它是最早传入西藏的密教并吸收原始苯教的一些内容，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藏匿的经典。其显著特点是注重密法的修炼与实践，不问政治，因此大成就者也最多，在民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萨迦派中的“萨迦”（s－sky）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因为这个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因这个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元朝时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萨迦派辉煌一时，因为国师基本都是萨迦的，之后逐渐式微，逐渐向纯宗教领域复归。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支派最多的教派。“噶举”（bkv－rgyud），藏语意为“口授传承”。因这一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白教至今仍是一个大教派，除西藏外，四川、甘肃的藏区白教影响力甚大。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诸多宗派中最后形成的一个宗派。明朝时期，甘肃出了个藏人宗喀巴，他进西藏大雪山修行，破关而出即创立教门。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次举行祈愿**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自任住持，这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由于喇嘛均戴黄帽，故俗称黄教。格鲁派（dge－lugs－p）中的“格鲁”一词意为“善规”，指这一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它的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噶当派创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即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理。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宗喀巴圆寂后，座前两大弟子**与班禅分管后藏与前藏的教务，黄教空前鼎盛，成为第一大教派，它便从白教手中接管了全藏的政教事务。此时已是中国的清朝。
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清代格鲁派形成**、班禅、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纷起仿效，相继建立起大大小小数百计的活佛转世系统。据统计，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就有148名，到清末增至160名。
17世纪格鲁派掌权后，为杜绝大活佛转世中的族属传袭的流弊，1793年，清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创建金瓶掣签制度，将其列入“善后章程”第一条；大皇帝为求黄教兴隆，特赐一金瓶，规定今后遇到寻找活佛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众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金瓶掣签后，驻藏大臣、寻访灵童负责人要将掣签所得灵童的况报告中央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能举行坐床典礼。为此，清朝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用于**、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现存放于拉萨布达拉宫；另一个用于确认蒙藏大活佛、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现存放于北京雍和宫。
清朝各代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为使国家长治久安，吸取明朝历史教训，对蒙藏问题特别注意。清政府将西藏密宗当作“政”对待。随着清政权在全国的巩固，藏传佛教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逐渐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来。到乾隆年间，更明确的提出“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方针政策。清政府把藏传佛教，分为四个区域来进行管理。藏区分为**管辖区，班禅管辖区。**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班禅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蒙古分为外蒙（喀尔喀蒙古），教权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清军将准噶尔噶尔丹消灭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又返回库伦。清朝内蒙古、甘肃、青海、京师、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的教权授予章嘉呼图克图。一世章嘉活佛原来是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佑宁寺选此村孩子为活佛，所以，佑宁寺的活佛系统，就称“张家”。康熙又授予章嘉呼图克图为清朝国师。把章嘉活佛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巡视使”和“钦差大臣”。因为五台山地处华北中心地带，又是高寒区适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区民族气候环境，章嘉作为国师，长住于此，就自然成为当时蒙藏佛教中心，清朝着力在五台山大兴黄教，康、乾二帝，特别是乾隆帝，朝山次数最多，曾去十一次之多。三世章嘉活佛，幼儿时就被接到清宫教养，后伴读乾隆皇帝，所以乾隆皇帝与他意很深。章嘉活佛的汉、满、蒙、藏语文字皆通，而且对这些典籍都有涉猎，造诣较深，在蒙藏佛教领袖中影响极大。他经常被派往外蒙、西藏地区巡视，六世班禅、八世**、三世哲布尊丹巴，都是他被皇帝授权赴藏认定的转世灵童。清朝乾隆年间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由于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许多和尚改为喇嘛，就是这个历史原因。
1.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1）
“chin”这一名称的来源，有许多种说法，中国使用“chin”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的民国时代。***
在古印度，约前10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出现的“cin”一词；在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的记述。近代诸多国家几乎都用与上述近音的词为中国命名。译音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契丹”等。说法有许多，但到1912年后都统一称呼为chin了。
古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长时间里，就像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在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中，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都与丝绸有关，而与陶瓷，茶等无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甚至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当时他们知道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当时被称为“塞里斯国”（seres）。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后，面对向东而去的重重雪山，失去了勇气，掉头南下，前往印度。
1世纪中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提到了“支那”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支那人”（thine），并且明确说到，丝绸就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大致是指今天的印度洋。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支那”与西方以前的介绍不同，它是第一次记述从海路到达“支那”，而以前的介绍都是从陆地前往“塞里斯国”。
2世纪，西方世界“地心说”的创始人托勒密，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在这份地图上，就有“支那”，写为“sin”或“thin”。自此以后，西方长期以来都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陆地可以到达的“塞里斯国”，另一个是海路才能到达的“支那”，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出产丝绸，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地理观念里，无法想象这两个地方都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也认为自己到达的是“支那”，而非“塞里斯国”。这个误会一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以后才消除。
？
在俄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俄语中中国的音是“kity”。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知东方有契丹，九世纪的契丹所建大辽王朝比大宋早出现44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这一称谓沿用至今。“中国”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直译过来叫做“天下”。如果说前一个称呼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性词，那么俄罗斯人在使用“天下”一词称呼中国时，还包含着尊重与称赞之。
在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一词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并没有“中国”一词。目前人们所知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前11世纪西周早期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并营建东都成周的史实，其涉及“中国”部分铭文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这篇铭文把“中国”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中也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是指当时周朝统治下的全国而。自此，“中国”一词被人们普遍使用。
2.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2）
这时“中国”的含义仅仅是周朝人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而把东方居住的民族称为夷，北方民族为狄，西方民族称为戎，南方民族称为蛮。西戎和东夷、北狄、南蛮合称四夷，泛指除华夏族以外的民族。这一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商、周时代几个世纪。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则自称都城为“中国”，其中“国”就是各诸侯的封地。后来中国作为京师的含义渐渐不用，而作为全国的含义却通行起来。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张，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大。汉朝以后，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如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并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到了清朝，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超过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按照传统的观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多数官方正式文书上还是把“大清”作为国号，与“中国”混合使用。
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现代黄种人主要由两批族群融合而成。较早进入亚洲的族群y染色体携带c和d标记，粒线体携带m标记，通常被称为老亚洲人。较晚进入亚洲的族群y染色体携带no标记，粒线体携带n标记，通常被称为新亚洲人。老亚洲人和新亚洲人都是从东南亚进入，随后扩散至整个东亚、北亚及美洲。由于新亚洲人掌握较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所以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击败并替代了老亚洲人。新亚洲人没有典型的蒙古特征，例如蒙古褶、单眼皮、细眼裂、斜眼、高颧骨、上面部宽阔扁平、粗直较硬的头、较厚的脂肪层。老亚洲人与非洲南部y染色体携带和b标记的原住民例如科伊桑人的亲缘关系很接近，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例如蒙古褶、单眼皮、高颧骨。
据中国历史学家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中国上古时代，炎黄族属集团黄族属集团，最早祥于西北的渭水流域。《国语·晋语四》提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在渭水上游姜水（现陕西岐山东南）的清姜堡有神农（实即炎帝）庙。姬水在哪里不详，但渭水支流北浴水中部（现称黄陵县）有黄帝陵。北宋以前的史书均谓黄陵在汉阳周——现陕西子长县。炎帝氏族以姜水为祥地，渭水下游有邵为姜嫄的居地，因而可以推定炎帝氏族以渭水流域为最早活动中心。黄帝氏族以姬水为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黄帝为五帝之，绝大多数古代文献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渭水流域，姜嫄是炎帝的后代有邰氏的女儿，后来成为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元妃，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下后稷（又名弃），后稷带着人务农，成为中国农耕始祖，也是周人的始祖。即姜嫄是所有炎黄子孙的老祖母。其后人使中国有了农耕文明。
《史记·五帝本纪》提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即黄帝部族原是迁徙为生的西北游牧族群，“涿鹿之战”后，由华北平原北部南下，问鼎中原，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之后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而“炎帝姓羌，羌本西方种族，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史记·三皇本纪》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因此，黄帝族与炎帝族同属游牧族群。
范文澜也在《中国通史》提到“轩辕黄帝诞生于甘肃。”而西北一带不仅是传说中伏羲的祥地，也是周人、秦人的祥地。《庄子》中也提到：“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山海经》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五帝本纪》也称黄帝“至于空桐”（现甘肃一带）。
3.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3）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可能代表三种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和考古学找出的各地的文化系统相符，如东北区域的辽河文明（红山文化）与西北区域的黄河文明（仰韶文化）、东部的长江文明（良渚文化）。
蚩尤在正史中出现，载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纪，因其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山海经》中对蚩尤也有较多记载。蚩尤，九黎族领，《国语》中提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九黎在远古时代就居住在长江流域，它是南方百越族群及南方族群最早的先民，历史比炎帝黄帝更古老。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南方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或是羽人或羽民。从各种习俗上看，九黎与南方骆越后裔有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上古之时，长江、汉水之地皆是黎境。
那时有没有国境线，人可以自由活动，战争和贸易使得民族融合变得成为一种必然。从西北方来的游牧的黄帝部落，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扩张，向东北行而至河北大平原。而在黄河以南，与黄帝部族有着血缘关系的炎帝部族，先于黄帝部族展起来，炎帝族和蚩尤族生了战争，蚩尤获胜，炎帝在向西撤退时，遇上向东推进的黄帝，《史记》中记载：“轩辕叫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后得其志”，即经过三场大战，最终黄帝打败了炎帝，炎黄两个相接近的族群开始融合。黄帝和炎帝阪泉决战的地点，一种说法认为在现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法在现北京延庆。另一种说法是在现山西运城市解州镇。
黄帝打败炎帝后，接着继续向东推进向，蚩尤九黎部活跃在现山东西部、山西及河北一带。传说中九黎中有联合的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各包含九个兄弟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族。蚩尤为领。九黎善造锐利兵器，明了不少兵仗。
黄帝与蚩尤两股势力为争夺适于牧猎和浅耕的地带，在现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带相遇，展开长期战争。黄帝向蚩尤进攻，并非容易得手。《太平御览》记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战争十分惨烈，拥有先进武器而又被称为“战神”的蚩尤，初期曾取得很大胜利，最终于涿鹿之战中被擒杀。于此形成巧合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涿鹿之战”为什么会生，《史记·五帝本纪》中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遂擒杀蚩尤。”即黄帝想统一天下，蚩尤不听黄帝的话，于是与黄帝生战争。这样，整个黄河流域就被黄帝集团统一，以炎黄部族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蚩尤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原因或在于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最终战败，因此没有被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中。
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成书较晚，迄今为止并没有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的文字，因此历史学家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夏”是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姒姓夏后氏为，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
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传说殷商的始祖契，是由他母亲简狄吞燕卵而生，因此，商王朝崇鸟祀日之风。诗经中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商朝的先祖起源于玄鸟（燕子）。
1928年至1937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李济提到：“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
4.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4）
在商族部落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他们驯服牛马拉车，以帛和牛羊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商人的食物，牧产品中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达数百之多，可见商族牧业之盛。但商人经济生活，并非限于牧业产品，在史前已进入农业生活。治水是展农业的需要( 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034/ )
阿睦尔撒纳于是向各部号施令，集结兵马，准备武力驱逐清军。因为他出身高贵，又有推翻达瓦齐的声望，准噶尔人都把他看作了新的珲台吉，无不向从。1755年8月，阿睦尔撒纳正式宣布自己为准噶尔汗，兵包围清朝驻军。伊犁的清军孤立无援，班第、鄂容安自杀，萨喇勒被俘。不到半年，清军在准噶尔获的胜利全部付诸流水，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前方将领都恼怒不已，立即兵进剿。因不少清军将领是被叛军以投降为名诱杀。乾隆据此认为卫拉特蒙古不可信任，放纵清军大开杀戒。
1757年清军攻占北疆。清朝主将兆惠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对准噶尔人进行杀掳，在屠刀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广袤的天山南北，见不到一顶蒙古包。至此，强盛一时的准噶尔部人口锐减，几乎全部被根除。清人魏源曾提到：“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龚自珍也曾提到“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厄鲁特故种也”准噶尔只剩下一个地名。也正是因为大兴佛教的准噶尔部的灭亡，新疆的伊斯兰教才占到了主导位置。
据中国史书记载，天山、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脉、准噶尔盆地以及伊犁盆地都是与哈萨克民族的渊源有着密切关系的突厥、突骑施、克普恰克、基马克、阿尔根、乃蛮、克烈、蔑儿乞惕、札剌亦儿、弘吉剌惕、瓦克等部族的故地。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已各自成为强悍部族的乃蛮、克烈、蔑儿乞惕、札剌亦儿、弘吉剌惕、瓦克等都是曾在现在外蒙古的鄂尔浑、吐拉、塔木尔河流域、杭盖山至阿尔泰、塔尔巴哈台山脉及叶尔齐斯河等地居住生活的突厥部族。当时，已开始迁徙的哈萨克部族就来到了西部及北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与他们有相同语、风俗习惯的突厥部族生活在一起。
从1750年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后，哈萨克人就开始考虑迁回自己故土问题。之后，清政府批准下，乃蛮、乌孙、克烈、瓦克等部族开始返回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博尔塔拉等地。〖36〗
同时，清朝又将各地的移民充实到北疆，其中有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来自喀什噶尔的塔兰奇人，来自甘肃的东干人，来自察哈尔和喀尔喀居民，图瓦族的兀良哈人（或称索约特人），甚至有来自东北的锡伯族和朝鲜族移民。
乾隆在新疆实行屯田政策，北疆人口稀少，给大批驻兵带来很大困难，军粮没有保证，其他后勤支援更谈不上，就是从新疆最近的甘肃省调拨粮食，运至伊犁也有数千里之遥。长途运输，民力艰难不说，甘肃地瘠民贫，本省还仰赖陕西粮食，实际上是无粮可调。清朝平准战争打了近百年，每年在西北地区耗掉大量军费，乾隆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正在于一劳永逸，彻底摆脱军费负担。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类似的屯田兵最多时有一万三千四百名。
伊犁地处西陲，屯田最受乾隆重视。1759年冬，乾隆命令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率兵五百名、回人（维吾尔）三百户赴伊犁开始试种。阿桂率领五百士兵和三百维吾尔人，在伊犁河南岸海努克地方安居下来，开始了历史性的事业。之后，清朝陆续从乌什、哈密、叶尔羌、和阗、吐鲁番等处迁入伊犁地区六千户维吾尔农民，之后，伊犁的维吾尔人生齿日繁，增垦土地。
这一时期，大量的汉人也迁居新疆。1771年，另一批移民即土尔扈特人来到，土尔扈特部原为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游牧于雅尔（在现新疆塔城以西哈萨克斯坦境内）。其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惕（克列特）部，其早期历史可上溯到**世纪的九姓鞑靼，土尔扈特部始称为翁罕，亦称王罕。十七世纪初，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势力日益强大，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在1628年率部众西走，经过两年余，来到了当时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沿岸。当俄国政府扩大领土到伏尔加河沿岸后，开始压迫当地的土尔扈特，沙俄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不许他们皈依佛门，还限制他们在那里放牧。部众就曾几次想重返。到了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她比彼得一世更为热衷于对外扩张，登基不久便频频对外用兵。用兵，便要募兵，骑术娴熟而善战的土尔扈特人当其冲，俄国“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俄国“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惊人的伤亡自然不可避免，“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在渥巴锡初掌汗国的10年中，俄国对土尔扈特征兵达32次，征畜达56次，青壮年在战争中死者高达8万余人，征去战死的大牲畜高达40万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哀叹：“土尔扈特人的末日来到了！”
33.第三十五章.平准战争，统一蒙古之战（6）
1758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征服了准噶尔部统治下的各部族。***原依附于准噶尔的土尔扈特台吉舍棱先逃到俄国，后投奔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舍棱说服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乘清军占领伊犁未久，率部东进抢占伊犁。1771年1月16日，在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女、儿童和老人，乘上了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们卫护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离开了他们生活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地方。渥巴锡所属各部越过俄罗斯边界，俄**队追之不及。不久，渥巴锡由巴尔喀什湖进入中国境内的哈萨克地界。伊犁将军伊勒图命令哈萨克人不准渥巴锡通过其地。渥巴锡转道沙喇伯可，又遭到布鲁特（柯尔克孜人）的进攻，不得已北上戈壁，“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此时渥巴锡得知清军已严加防备，且己方人畜死亡过半，无力攻占伊犁，于是在清军常设卡伦以外徘徊。伊勒图遣使存问其来意，渥巴锡与众台吉、喇嘛商议数日后，不得已率所部七万余人归降，前来归附，并献上其祖所受明代永乐八年汉文篆书敕封玉印。舍棱也被迫一同归顺。乾隆皇帝命大臣前往伊犁安抚土尔扈特。拨白银二十万两及粮草、牛羊、棉布等赈济土尔扈特部众。1771年9月，渥巴锡赴热河觐见乾隆皇帝，被封为“旧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清廷分土尔扈特为新旧二部。渥巴锡所领土尔扈特为旧土尔扈特部，统属于伊犁将军。1775年，分旧土尔扈特为南、北、东、西四路，共十旗。被安置在固尔扎东部和南部，在裕勒都斯河谷和乌伦古河上游河谷，其后裔主要居住于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精河等地州县。在那里，他们填补因他们的准噶尔部被消灭而造成的空地。1764年和1813年，清政府从张家口以北地区迁部分察哈尔蒙古族，他们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由叛乱于清朝的缘故，余生的准噶尔不敢称自己为准噶尔，而称厄鲁特，久而久之。便忘了原来的准噶尔之名。现厄鲁特主要分布在现伊犁昭苏、尼勒克两县，以及塔城额敏县。
34.第三十六章.八思巴源流，金瓶掣签（1）
八思巴，蒙古文字的创立者，中国历史上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西藏萨嘉人氏。“萨迦”一词的藏语意思是灰白色，因为此派主寺萨迦寺建立之处土色灰白而得名。
据说八思巴三岁即异于常人，能讲喜金刚修法，被称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人”）。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九岁时，又因讲喜金刚续本《二观察》名震一方。1247年，他随叔叔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教主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现甘肃武威），会见成吉思汗之孙，蒙古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瑞皇太子，自此归附蒙古。萨班去世后，八思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代教主。
1252年，水鼠年，忽必烈率兵南征，在征服了大理（现云南）后返回。次年，忽必烈与八思巴会见，他为忽必烈夫妇等二十五人授佛戒，当时年龄还不到19岁，忽必烈向他询问许多别人难以解答的问题时，他都悉数答复，令忽必烈十分吃惊。
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种多神的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占卜烧骨，驱魔治病，祈祷“长生天”，信仰“三魂”等。成吉思汗时代，中原汉地的僧人海云和全真教道士邱处机等人深得青睐，藏传佛教并没得到成吉思汗青睐，主要是成吉思汗想获得“常生不长”术。
蒙哥汗时代，密宗大和尚那摩获得信任，并在1255年僧道第一次于和林举办的“辩论会”上击败道士，蒙哥汗为此宣布：“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将藏传佛教置于儒、道两教之上。三年以后，僧道第二次辩论会开平之辩，由忽必烈主持，由于他本人的“上师”就是八思巴，倾向性明显，自然佛教又获胜。
《史集》还记载，有基督徒利用回回人与蒙古人观念上的差异陷害回回人。基督徒禀告忽必烈说，在回回人的《古兰经》中有“要无例外地把一切多神教徒都杀掉”的说法，忽必烈很生气，召来一些有学问的木速蛮，向其中年长者别哈丁？别海问道：“你们听从真主的《古兰经》吗？”他回答：“对。”忽必烈再问：“既然神吩咐杀异教徒，你们为什么不杀他们呢？”答曰：“时间没有到来。”忽必烈遂怒而杀之。
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皇帝位，随即尊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给羊脂玉印。任中原教主，统天下教门。1269年，忽必烈创建蒙古字学，随后又于1271年在汗八里设立蒙古国子学。
在这一时期，元朝廷供养着了解各类语的抄写员，不仅有懂蒙古语的，而且还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儿、唐兀惕、女真、藏族、汉族语的，因为元帝国的臣民使用着大量不同的语，所以忽必烈试图找到一张专门的字母表，它能用来书写世界上所有的语。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呈上了一套派生于藏文字母表的字母符号，共四十一个。
忽必烈汗将八思巴的字母作为整个元帝国的标准书写符号，颁行全国，称“蒙古新字”或“蒙古字”，俗称“八思巴文”。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没有文字，以刻木结草来记事。巴思巴之后被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八思巴返回西藏后，正式成为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的开始。
早在1252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时，也邀请了当时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忽必烈十分器重噶玛拔希，要他长期随侍左右，噶玛拔希并未看重忽必烈的器重，逆其而行，去了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授佛法。1256年，噶玛拔希准备动身返回西藏时，接到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汗召他会晤的诏书，他和使臣一起到达和林，受到蒙哥汗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的崇信。蒙哥汗当时信奉的是流行于中亚一带的一种基督教景教，他使蒙哥汗转变信仰，变成佛教信徒；并赦免所有狱中犯人；制止了以人填河渠的办法（蒙古军为镇压汉地居民的反抗，将反抗者驱入河渠中淹死）。蒙哥汗兴建了无数佛殿，赐给噶玛拔希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成了后世噶举派的权力象征，也是“黑帽派”的由来。噶玛拔希察觉到时事将有变化，向蒙哥汗要求准许返回西藏。蒙哥汗赐给他诏书，让他掌管所有事务，让所有的僧人都奉行教法，并说要他很好地掌管法律，噶玛拔希没有接受这个世俗的权力。忽必烈继承帝位后，将噶玛拔希拘捕入狱并流放他乡。后来，忽必烈鉴于他在蒙藏地区影响很大，释放他并准许他还乡。噶玛拔希经现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沿途传教，历时8年之久，才回到西藏楚布寺。1283年，噶玛拔希临终之前，他以佛教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为依据，把弟子邬坚巴叫到身旁，口授遗：“我死后，在远方的拉堆，一定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密法的传人。在他未来之前，你就暂时作为佛的代理。”说完，他将头上的金边黑帽亲手戴在邬坚巴的头上，旋即圆寂。邬坚巴依据他的遗，于1288年，在后藏贡塘地方寻找到他的转世灵童，取法名让迥多吉。活佛转世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噶玛拔希被视为藏传佛教第一位转世活佛。此后，出现了历代以转世灵童的方式不断承继的例规。明朝，黑帽系活佛噶玛巴被明永乐皇帝封为明三**王之的“大宝法王”。今天，这一活佛转世系统仍在传承。1992年9月27日，拉萨堆隆德庆县楚布寺举行盛大的十六世噶玛巴活佛转世灵童坐床典礼，揭开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转世的又一页。藏传佛教认为，人死去以后，“识”会离开人体，经过一些过程以后进入另一个刚刚出生的新生命体内，该新生命体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动物、鬼、神。这被称为轮回。轮回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达涅盘的境界方可摆脱轮回。一般的人在死亡时，会依据他先前的业，决定他如何转世。
35.第三十六章.八思巴源流，金瓶掣签（2）
藏传佛教主要有四大支派，即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37〗
宁玛派（rnying－m－b）是藏传佛教传承最古老的一个派别。这个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所以称又称红教。“宁玛”（rnying－m）藏语意为“古”、“旧”，它的法统与吐蕃时期的佛教有直接传承关系。它是最早传入西藏的密教并吸收原始苯教的一些内容，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藏匿的经典。其显著特点是注重密法的修炼与实践，不问政治，因此大成就者也最多，在民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萨迦派中的“萨迦”（s－sky）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因为这个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因这个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元朝时期，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萨迦派辉煌一时，因为国师基本都是萨迦的，之后逐渐式微，逐渐向纯宗教领域复归。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支派最多的教派。“噶举”（bkv－rgyud），藏语意为“口授传承”。因这一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白教至今仍是一个大教派，除西藏外，四川、甘肃的藏区白教影响力甚大。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诸多宗派中最后形成的一个宗派。明朝时期，甘肃出了个藏人宗喀巴，他进西藏大雪山修行，破关而出即创立教门。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次举行祈愿**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自任住持，这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由于喇嘛均戴黄帽，故俗称黄教。格鲁派（dge－lugs－p）中的“格鲁”一词意为“善规”，指这一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它的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噶当派创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即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理。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宗喀巴圆寂后，座前两大弟子**与班禅分管后藏与前藏的教务，黄教空前鼎盛，成为第一大教派，它便从白教手中接管了全藏的政教事务。此时已是中国的清朝。
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清代格鲁派形成**、班禅、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纷起仿效，相继建立起大大小小数百计的活佛转世系统。据统计，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就有148名，到清末增至160名。
17世纪格鲁派掌权后，为杜绝大活佛转世中的族属传袭的流弊，1793年，清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创建金瓶掣签制度，将其列入“善后章程”第一条；大皇帝为求黄教兴隆，特赐一金瓶，规定今后遇到寻找活佛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众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金瓶掣签后，驻藏大臣、寻访灵童负责人要将掣签所得灵童的况报告中央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能举行坐床典礼。为此，清朝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用于**、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现存放于拉萨布达拉宫；另一个用于确认蒙藏大活佛、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现存放于北京雍和宫。
清朝各代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为使国家长治久安，吸取明朝历史教训，对蒙藏问题特别注意。清政府将西藏密宗当作“政”对待。随着清政权在全国的巩固，藏传佛教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逐渐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来。到乾隆年间，更明确的提出“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方针政策。清政府把藏传佛教，分为四个区域来进行管理。藏区分为**管辖区，班禅管辖区。**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班禅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蒙古分为外蒙（喀尔喀蒙古），教权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清军将准噶尔噶尔丹消灭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又返回库伦。清朝内蒙古、甘肃、青海、京师、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的教权授予章嘉呼图克图。一世章嘉活佛原来是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佑宁寺选此村孩子为活佛，所以，佑宁寺的活佛系统，就称“张家”。康熙又授予章嘉呼图克图为清朝国师。把章嘉活佛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巡视使”和“钦差大臣”。因为五台山地处华北中心地带，又是高寒区适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区民族气候环境，章嘉作为国师，长住于此，就自然成为当时蒙藏佛教中心，清朝着力在五台山大兴黄教，康、乾二帝，特别是乾隆帝，朝山次数最多，曾去十一次之多。三世章嘉活佛，幼儿时就被接到清宫教养，后伴读乾隆皇帝，所以乾隆皇帝与他意很深。章嘉活佛的汉、满、蒙、藏语文字皆通，而且对这些典籍都有涉猎，造诣较深，在蒙藏佛教领袖中影响极大。他经常被派往外蒙、西藏地区巡视，六世班禅、八世**、三世哲布尊丹巴，都是他被皇帝授权赴藏认定的转世灵童。清朝乾隆年间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由于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许多和尚改为喇嘛，就是这个历史原因。
1.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1）
“chin”这一名称的来源，有许多种说法，中国使用“chin”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的民国时代。***
在古印度，约前10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出现的“cin”一词；在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的记述。近代诸多国家几乎都用与上述近音的词为中国命名。译音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契丹”等。说法有许多，但到1912年后都统一称呼为chin了。
古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长时间里，就像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在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中，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都与丝绸有关，而与陶瓷，茶等无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甚至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当时他们知道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当时被称为“塞里斯国”（seres）。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后，面对向东而去的重重雪山，失去了勇气，掉头南下，前往印度。
1世纪中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提到了“支那”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支那人”（thine），并且明确说到，丝绸就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大致是指今天的印度洋。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支那”与西方以前的介绍不同，它是第一次记述从海路到达“支那”，而以前的介绍都是从陆地前往“塞里斯国”。
2世纪，西方世界“地心说”的创始人托勒密，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在这份地图上，就有“支那”，写为“sin”或“thin”。自此以后，西方长期以来都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陆地可以到达的“塞里斯国”，另一个是海路才能到达的“支那”，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出产丝绸，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地理观念里，无法想象这两个地方都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也认为自己到达的是“支那”，而非“塞里斯国”。这个误会一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以后才消除。
？
在俄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俄语中中国的音是“kity”。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知东方有契丹，九世纪的契丹所建大辽王朝比大宋早出现44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这一称谓沿用至今。“中国”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直译过来叫做“天下”。如果说前一个称呼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性词，那么俄罗斯人在使用“天下”一词称呼中国时，还包含着尊重与称赞之。
在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一词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并没有“中国”一词。目前人们所知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前11世纪西周早期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并营建东都成周的史实，其涉及“中国”部分铭文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这篇铭文把“中国”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中也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是指当时周朝统治下的全国而。自此，“中国”一词被人们普遍使用。
2.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2）
这时“中国”的含义仅仅是周朝人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而把东方居住的民族称为夷，北方民族为狄，西方民族称为戎，南方民族称为蛮。西戎和东夷、北狄、南蛮合称四夷，泛指除华夏族以外的民族。这一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商、周时代几个世纪。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则自称都城为“中国”，其中“国”就是各诸侯的封地。后来中国作为京师的含义渐渐不用，而作为全国的含义却通行起来。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张，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大。汉朝以后，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如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并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到了清朝，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超过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按照传统的观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多数官方正式文书上还是把“大清”作为国号，与“中国”混合使用。
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现代黄种人主要由两批族群融合而成。较早进入亚洲的族群y染色体携带c和d标记，粒线体携带m标记，通常被称为老亚洲人。较晚进入亚洲的族群y染色体携带no标记，粒线体携带n标记，通常被称为新亚洲人。老亚洲人和新亚洲人都是从东南亚进入，随后扩散至整个东亚、北亚及美洲。由于新亚洲人掌握较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所以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击败并替代了老亚洲人。新亚洲人没有典型的蒙古特征，例如蒙古褶、单眼皮、细眼裂、斜眼、高颧骨、上面部宽阔扁平、粗直较硬的头、较厚的脂肪层。老亚洲人与非洲南部y染色体携带和b标记的原住民例如科伊桑人的亲缘关系很接近，都有一些相似的特征，例如蒙古褶、单眼皮、高颧骨。
据中国历史学家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中国上古时代，炎黄族属集团黄族属集团，最早祥于西北的渭水流域。《国语·晋语四》提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在渭水上游姜水（现陕西岐山东南）的清姜堡有神农（实即炎帝）庙。姬水在哪里不详，但渭水支流北浴水中部（现称黄陵县）有黄帝陵。北宋以前的史书均谓黄陵在汉阳周——现陕西子长县。炎帝氏族以姜水为祥地，渭水下游有邵为姜嫄的居地，因而可以推定炎帝氏族以渭水流域为最早活动中心。黄帝氏族以姬水为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黄帝为五帝之，绝大多数古代文献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渭水流域，姜嫄是炎帝的后代有邰氏的女儿，后来成为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元妃，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下后稷（又名弃），后稷带着人务农，成为中国农耕始祖，也是周人的始祖。即姜嫄是所有炎黄子孙的老祖母。其后人使中国有了农耕文明。
《史记·五帝本纪》提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即黄帝部族原是迁徙为生的西北游牧族群，“涿鹿之战”后，由华北平原北部南下，问鼎中原，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之后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而“炎帝姓羌，羌本西方种族，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史记·三皇本纪》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因此，黄帝族与炎帝族同属游牧族群。
范文澜也在《中国通史》提到“轩辕黄帝诞生于甘肃。”而西北一带不仅是传说中伏羲的祥地，也是周人、秦人的祥地。《庄子》中也提到：“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山海经》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五帝本纪》也称黄帝“至于空桐”（现甘肃一带）。
3.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3）
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黄帝族、炎帝族和蚩尤族，可能代表三种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和考古学找出的各地的文化系统相符，如东北区域的辽河文明（红山文化）与西北区域的黄河文明（仰韶文化）、东部的长江文明（良渚文化）。
蚩尤在正史中出现，载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纪，因其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山海经》中对蚩尤也有较多记载。蚩尤，九黎族领，《国语》中提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九黎在远古时代就居住在长江流域，它是南方百越族群及南方族群最早的先民，历史比炎帝黄帝更古老。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南方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或是羽人或羽民。从各种习俗上看，九黎与南方骆越后裔有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上古之时，长江、汉水之地皆是黎境。
那时有没有国境线，人可以自由活动，战争和贸易使得民族融合变得成为一种必然。从西北方来的游牧的黄帝部落，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扩张，向东北行而至河北大平原。而在黄河以南，与黄帝部族有着血缘关系的炎帝部族，先于黄帝部族展起来，炎帝族和蚩尤族生了战争，蚩尤获胜，炎帝在向西撤退时，遇上向东推进的黄帝，《史记》中记载：“轩辕叫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后得其志”，即经过三场大战，最终黄帝打败了炎帝，炎黄两个相接近的族群开始融合。黄帝和炎帝阪泉决战的地点，一种说法认为在现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法在现北京延庆。另一种说法是在现山西运城市解州镇。
黄帝打败炎帝后，接着继续向东推进向，蚩尤九黎部活跃在现山东西部、山西及河北一带。传说中九黎中有联合的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各包含九个兄弟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族。蚩尤为领。九黎善造锐利兵器，明了不少兵仗。
黄帝与蚩尤两股势力为争夺适于牧猎和浅耕的地带，在现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地带相遇，展开长期战争。黄帝向蚩尤进攻，并非容易得手。《太平御览》记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战争十分惨烈，拥有先进武器而又被称为“战神”的蚩尤，初期曾取得很大胜利，最终于涿鹿之战中被擒杀。于此形成巧合的，良渚文化突然消失，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涿鹿之战”为什么会生，《史记·五帝本纪》中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遂擒杀蚩尤。”即黄帝想统一天下，蚩尤不听黄帝的话，于是与黄帝生战争。这样，整个黄河流域就被黄帝集团统一，以炎黄部族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蚩尤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原因或在于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最终战败，因此没有被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中。
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成书较晚，迄今为止并没有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的文字，因此历史学家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夏”是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姒姓夏后氏为，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
在传说的尧舜时期，有一个强大的商族部落兴起。它的始祖是契。传说殷商的始祖契，是由他母亲简狄吞燕卵而生，因此，商王朝崇鸟祀日之风。诗经中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商朝的先祖起源于玄鸟（燕子）。
1928年至1937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李济提到：“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
4.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4）
在商族部落中，畜牧占很重要的地位。他们驯服牛马拉车，以帛和牛羊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商人的食物，牧产品中以牛羊为最多，祭祀也用牛羊，达数百之多，可见商族牧业之盛。但商人经济生活，并非限于牧业产品，在史前已进入农业生活。治水是展农业的需要( 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