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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兴起，并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大部分地区，而将当时仍处于部落联盟时代的游牧民族，如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挡在帝国的边境之外。
200至600年之间，世界文明格局又产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北方的蒙古－突厥游牧集团崛起和壮大，在汉朝和匈奴对峙期间，一些匈奴部落也从北方草原地带西迁，当匈奴人进入欧洲腹地之后，这个游牧部落得到了迅速的展壮大。374年，匈奴人渡过顿河，毫不费力地打败了阿兰人。日耳曼人本是被古罗马人称为北方高大体格的“野蛮人”，被罗马人收编为雇佣军用来作战，在那个时候，日耳曼人已形成几大分支，如东哥特、西哥特、法兰克、勃艮第、汪达尔、盎格鲁、萨克森、诺曼人等。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众多蛮族现，不论是勇敢的阿兰人还是勇猛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进攻面前都无法抵挡。
12.第三十八章.变局，摒弃历史的地理（4）
于是败北的阿兰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纷纷向西逃奔。蛮族冲破罗马帝国边境，并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全线崩溃。原本被安置在帝国东部、北部的边境游牧部落纷纷涌入并占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广袤领土，各自据地为王。这些民族大多数来自印欧人中的日耳曼分支，并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诸边境蛮族纷纷在欧洲迁徙，寻觅生存之地，于是欧洲民族与政治格局大变。法兰克人占领了法国、盎格鲁人占领了英国、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东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从此欧洲进入蛮族割据统治时代，即所谓的中世纪（476年至1453）。于此同时，东罗马在在欧洲东部存活了下来。但却被闪米特人的后裔——阿拉伯人所建立的穆斯林帝国所重重包围。
在1000至1500年之间，中国北方的蒙古和突厥民族崛起。先是11世纪突厥人的兴起。突厥人在西迁的途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先后征服了印度和东罗马帝国，他们还建立了领土广阔的土耳其帝国。到13世纪，蒙古帝国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和壮大，这些游牧民族入侵欧洲，并消灭了中国的宋王朝。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欧洲文明就被缩小成弹丸之地，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在内忧外患之下逐步瓦解。欧洲人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寻找出路，迫切地寻求生存和展空间。于是便有了航海大时代的现，有了西欧的资本主义革命，有了翻天覆地的技术和科学进步，世界近代史拉开了帷幕。
13.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国地理大势（1）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会由北方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很快便横扫中国大部。大半个中国气温骤降。而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常受阻于青藏高原，降温的范围十分有限。如将入侵的军队看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往往直达中国的心脏地带，甚制使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最早本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借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到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也就是说，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形态，并且具有天然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因而中华文明方能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对中国地理大势次作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禹贡》中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中国四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北面多沙漠，西面从北到由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把中国和西亚隔开，东面和南面是大海。
中国东边面临的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以古人的技术条件，尚不具备在风高浪大的海洋上航行的能力，一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并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渠道。
中国版图东北方向为大、小兴安岭、外兴安岭以及酷寒的西伯利亚；正北方向为蒙古高原及严寒的西伯利亚；西南方向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隆的横断山脉，即使现在人们也很难翻越；西北方向横亘着漫漫戈壁，沙漠。通过河西走廊，可进入新疆，穿过沙漠、高山可进入中亚，这条路线即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方面很难走，另一方面它是陆路，其规模和效率都无法和航海相比；丝绸之路建立起古代中国和印度、波斯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较晚，一直到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之后。
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板块状的中国大陆，使它处于相对隔离的半封闭状态，
中国地形地貌繁复，内部又有大纵深，多条大河纵横，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成。为中国文化的多样展、文化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古代中国最主要的区域是三大区域的分野：南方山地、中原农耕、北方游牧。
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一直在欧亚大陆并列展。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中国的北方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源地。他们的征服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突厥都曾向西方扩张。中国的定居民族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了数千年的斗争，尤其是出现天灾的时候，马背上的游牧者就不由自主地去袭取农耕民族，因为农耕民族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不断的劫掠最后扩大为战争，防守者的农耕民族企图报复，有时以全面出击的方式先制人。
辽阔的大草原虽然把北方和西北方连为一体。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草原和沙漠不是容易谋生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穿越的地方。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描述15英寸等雨线的概念，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定居的统一**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战问题可说是近2000年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在中国的古代向北是很难拓展的，这主要是受制于“15英寸等雨线”，大规模的农耕行于必须保证每年15英寸的雨量，而一旦基于农业文明的中央帝国腐朽堕落，军事技术上领先且较有活力的原始游牧民族会南下征服处于分裂或羸弱状态的帝国，而新的统一帝国会假借游牧民族之手重新建立。
14.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国地理大势（2）
与追求稳定和平的农耕人形成强烈对照，在四百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处于文明社会的门槛以外，没有文字，不知礼仪。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到，中原文明在遭遇游牧民族侵略时有一个不利因素，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对经济结构复杂的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能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而文明社会的力量则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旷日持久的对峙将会使文明社会承受巨大的负担。常备军数量的增加就会导致人民捐税压力的增大，从而导致经济生活的逐渐瓦解。
游牧民族军事集团骚扰文明居民社会所造成的混乱远远大于农耕民族的军队对游牧民族社会的报复性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帝**队要想给游牧民族敌人以致命打击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当大军逼近时，他们只要收拾一下行装就马上转移了。即使已经定居的游牧民族社会，况也相似，因为当地的生活资源虽然很容易被一次袭击所摧毁，但很快会恢复。在文明程度不同的两个敌对方面的战争中，文明程度高的一方往往赢得胜利却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战争已经把他们拖垮了；而文明程度低的一方往往遭受失败却无损大局，经济的落后反而使一贫如洗的他们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财产；既然在与农耕文明打仗时不会失去什么，他们也就不怕长期对峙，不在乎敌对行动的升级。对于处于守势的中原文明社会来说，永无休止的边境战争不仅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无法解决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长久焦虑，当他们束手无策时，更觉得大难临头。
这种悬殊的心理状态不断展，使得文明一方终归在劫难逃。如果说游牧民族最初是为了避免被文明社会征服或消灭而不得不学习自卫本领，那么当他们增长了作战能力，取得了军事优势时，他们就会禁不住将战争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游牧民族可以用劫掠或坐领津贴来榨取它的财富。而且，这种以军事为主业、以游牧为副业的生活更适合其天性。这样，游牧民族在经济上不再自足自立，而依附于农耕民族。
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生活方式与匈奴近似。而东北的女真，为半农半牧或半农半猎的游牧民族，也具有游牧的特性——惯于迁徒。一般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的。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游牧－农耕分界线如长城各关口进行交易，以畜产品与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铁器，这种物资交换形式后来称为“茶马互市”。然而，一旦气候异常，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变的疯狂，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如风。依靠其军事化的组织，将短暂的劫掠展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征服战争，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混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在古代，游牧民族是天然的战士，略加组织训练，便可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武装力量。游牧民族军事组织、生产组织、社会组织是合为一体的。游牧与狩猎就是军事演习，战争和掠夺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普通的牧人与骑马战士之间只有一纸之隔。
与游牧者不同，农耕民族为了展农业生产，他们兵农分工，有一支脱离生产职业军人，这就需要朝廷和民众投入大量财力来养兵。巨大的军事消费与有限的农业生产积累形成尖锐矛盾。许多王朝也曾尝试在边境地带实行兵农合一的屯垦制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但屯田时日一久，即产生士兵不善于作战的后果；同时，军官又演变成实际上占有屯田和屯兵的农奴主，与屯垦的初衷大相径庭。兵农相分的农耕人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远不如兵牧合一的游牧人那样便捷。农耕人由定居生活养育出的饮食起居习惯，也无法与游牧人一较短长。农耕与游牧人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古代社会的军事格局：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处守势，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力强盛的游牧人处于攻势。两大部类文明长期对峙。
15.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国地理大势（3）
中国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一直在北方，正是军事上的劣势，据险要之处筑长城以拒北方入侵者，在当时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长城对百姓而是沉重的负担，但对统治者，则是保障其既得利益不受外敌掠夺的重要屏障。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行动飘忽，但因长城的存在，他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中原军队即使在反击时越过了长城边界，通常也是选择退守长城要塞。因为暴露在长城外旷野上的军队不仅很难寻找到游牧部落的有生力量，反而使自己成为敌方的攻击目标，同时要维持塞外的驻军势必消耗高昂的军费，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
但仅仅依靠长城是不够的，为了弥补自己军事上天然的劣势，中原王朝通常两种方法可循：充分运用自己优于蛮族的组织和技术来遏制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为了对付游民族，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走向了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朝廷的财政收入；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抗衡北方的入侵者。冷兵器时代，一个分散的中原王朝是很难抵御凶猛的草原部落的。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却是严重打击。庞大的官僚和军事体制需要有一个压榨性的税收制度来维持，而这种税收制度则部分地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稳定物价制度，结果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破坏，过度的压榨遏制了社会的生产力。
16.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1）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有过大帝国的历史，中国、蒙古、俄国、伊朗、土耳其、阿拉伯，等等，还有一些国家曾在短时期内建立过极不稳定的帝国体系，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二次大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曾经有过的势力范围远大于它们今天的国界。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它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也是最复杂的。亚洲的文明史最悠久，古老文明最多，也是所有世界性宗教的源地。亚洲可分为五大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澳大利亚是赤道之南的一个大陆，也经常被当作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多数人种和主流文化来自西方。在地理上，澳大利亚是东南亚的外围国家，距离中国比较远。亚洲有四个大国：中国、日本、印度和俄国。中国与其余三个大国为邻，但这三国却相距比较远。俄国的亚洲部分比欧洲部分大得多，但文化接近欧洲，只能算小半个亚洲国家。东南亚和伊斯兰国家是文化比较接近的区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
西方主导世界文明的展已有数百年。现在，亚洲日益兴旺达，与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变化。由于庞大的人口、快速的展，特别是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导致的贸易总量，中国在亚洲各国的普遍崛起中最为突出。
亚洲的人口大国很多。这是因为亚洲有较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此外，引进了高产作物品种，如中国在明末和清朝期间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从南美传入了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亚洲的人口密度也并不比欧洲大。如中国的人口大约是英国的22倍，而面积却是英国的40倍。去掉1/3沙漠和高原面积，中国的可居住面积仍是英国的27倍，人口密度仍低于英国。与日本相比，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同时，英国和日本也都有很多不适宜居住的荒原和山地。
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提到，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文明相隔绝的程度再找不到第二个。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万里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况下，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在历史上，随着定居与财富的累积使得人类社会出现阶层，并逐渐阶固化。贫富、贵贱、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差距愈来愈大。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财富的增加使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使社会结构变得极其脆弱。
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而正是因为阶级的出现，带来了激烈的竟争，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
17.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2）
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到，人类文化的展重心，都在温带或温带的边缘上。温带是人类活动适宜的区域，也是可住的区域。从中国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早在2年，中国汉朝的人口就已经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经过无数次的起落，但基本保持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上。正是农业区域的本质决定了中国人口的众多。说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十分优越性的一面。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提到，“欧洲和西亚的天气主要受大西洋的制约，在较冷的月份里雨量充沛。北欧日照量相对较少，而地中海地区和西亚的降雨量相对较少。结果欧洲和西亚的土地绝大部分耕作不够精细，通常每年只种一熟作物。东亚的气候与印度差不多，主要受亚洲大陆制约，……在夏季况正好相反，中亚上空气流变暖而上升，湿润的海洋气流侵入，给大陆边缘地区带来大量的雨水。因为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大部分地方和印度许多地方在最适合作物生长的月份里降雨充沛，这些地区比欧洲南部在纬度上要向南得多。因为通常水量供给充足，加之日照充裕，所以能够精耕细作，许多地方一年收两熟作物。”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因而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生至为重要。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同时，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300万；以后，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0万至2000万的速度上升。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中国从没有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里是游牧民族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和河流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西方历史学家公认的看法是：商朝人自西而来，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一带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术（青铜文明），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
据中国2000年出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中华文明历史久远，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因此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中国夏朝目前为止没有同时期的任何文字记载，因此夏朝为史前史。
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共和元年”，也是中国信史的端口年份，这时在位的周天子周厉王刚愎自用，行事暴虐，对敢其不是的国人实行高压手段，《国语·周语上》记载：“国人莫敢，道路以目。”最终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出奔于彘”，由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这一新概念，即是指不要国王了，有多位贤臣共同来执政，求得一种和谐与和平。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年份记载。
18.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3）
而在这一年之前生的事，在时间上无法确认，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自黄帝时代以来都有确切的纪年。***但说法各不相同，真实的历史纪年无法确定，因此，司马迁没有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再往上就无法确认。
“夏商周断代工程”，历时五年，2000年11月9日，专家组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
已确认的中华文明约4000年（夏朝）。断代工程没有考证黄帝的年代，而当前西方历史学主流只承认商朝为“文明期”3500年。
在中国历史中，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历史学家张光直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俄罗斯联邦阿斯特列里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中，为俄联邦教育部推荐教材，对中国的介绍比较详细，其在《世界文明史》“古代中国”中提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这是一个奇迹。”
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始中心”。从商代的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中，已经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和谐一致性也逐渐展成为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在中国人看来，生活中的一切看似混乱驳杂的现象，实际上都只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现，实际上它们都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即“任何事物的材料、造型与内涵都必须和谐一致。”“古代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生大的断裂，但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天下’总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从旁模仿，也不盲目吸收外来经验”。正是借助于苛刻的批判眼光，中华文明对待“异己”总是格外小心，她也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文化。有别于欧洲人对理性和行动的重视，中国人更看重感、直觉、沉思与无为；欧洲人经常只看到事物表面的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却能洞察事物内里蕴含的秩序与规律。
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重视耕战，即兵农合一，有战事时则征召为战士，无事时则为农夫，最后由位于西北方耕战问题解决的最好的秦国完成了统一。自此之后中国基本一直处于统一的况下，即便有好几个战乱时期，但整个趋势仍然是要形成统一的**帝国。因此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更强调家庭的和国家的世俗的秩序，及各种道德伦理。追求道德上的提升，具有圣人的德，对外施行王道。“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内圣外王”就是典型的中国儒家思想价值观。
构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由表示义的汉字组成。任何汉字，不管其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国汉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还有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财富。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孔子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孔子阐释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皇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19.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4）
在孔子以前，中国人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因此，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作为一种父亲般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原因是它在道德上为统治者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利于巩固统治，儒家学说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文明，是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没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虽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俄罗斯著名学者康拉德曾这样描述中国文明：“中国很少生极端的现象，中国社会在多元对立的历史文化形态中保持着平衡。”
在中国文化中，“阴”“阳”概念涵盖了世界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与对立关系，这两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构筑了世界的动态平衡，也给生命赋予了独特魅力。中国人从不忽视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小事物中常蕴含着大道理，所谓“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中国人总是力求洞察事物的本质，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大道”，追求自我完善。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智慧总是隐而不显，没法直接用语或行为展示出来。智者不显山露水，就是所谓“真人不露相”。智者总是通过沉思而非语或是行为来参悟事物本质。通过数千年来的潜移默化，中国人已经形成其特有的民族个性：尊重礼仪传统、善于等待、不急不躁、安时处顺、随遇而安。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盛行“中立”观念的国度，产生于5000多年前的阴阳太极图是中国的第一明，中国人推祟“中庸之道”，从中国俗语中也可看出：“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水太清则无鱼，人太紧则无智”等内容。其实这里面就有中国人“中”的哲学智慧。？
？？西方人有的喜欢狮子与虎，有的喜欢鹰，中国人最尊崇的是龙，龙异常神秘，可以“变化于无形之中”，你永远摸不透它的真面目。西方人认为，“中庸之道”往坏的方面展就是无原则，例如中国人从来不轻易下结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最明显区别就是，西方人喜欢说“是”与“否”，而中国人喜欢用些“大概、可能、也许”这些比较含糊的词语。
？？事实上，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都是一直以“中立”，“与邻为善”，“韬光养晦”的姿态出现，中国从来不会去走极端，“中者，不偏不倚也。”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所在。
中国文化的宗族观念也是可以用地理因素影响的观点解释。由于易于安居的环境创造了达的家庭形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家族不易瓦解，进而长辈的权威性也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建立，并衍生出“孝”的权威思想观念，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观是环境与人之间的长期作用形成的。同时优越的环境也为静态文化意识提供了可能的土壤，使得中国文化流动性和侵略性不强，具有和谐和大同的思想特点。由于长期处于**的大一统政体下，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的民族和国家概念。近代国家概念是基于民族的，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行政权力带有神圣性。而中国历史对国家行政权力则带有更多功利性，如“逐鹿中原”、“打江山，坐江山等”都是将国家行政权功利化、物品化的体现。
20.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5）
在中国的历史中，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总是在一盛一衰、一进一退中循环往复。***事实上，这种传统的说法掩蔽了在循环表象背后的东西。比王朝循环更根本的是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中国的每个王朝基本上都是建立战争和饥荒之后的废墟上的，连年的饥荒和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口，同时留下了大量的荒地。新王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家族对土地的控制，推行均田制，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饥荒降低了人口，使得王朝建立初期能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因而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收入增多、国家繁荣昌盛。之后，边疆威胁、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些因素使国家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帝国开支开始日益庞大，为弥补亏空，政府开始增税，赋税大部分都压在社会底层的身上。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而能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而随着赋税的增加，农民的小块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大地主手中，自己则沦为佃农。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自耕农减少，这一减少又意味着军队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新的王朝开始。
相对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地约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历史的展从没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王朝的兴亡，而不是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与中国相比，在历史上，欧洲文明有一个重( 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034/ )
200至600年之间，世界文明格局又产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北方的蒙古－突厥游牧集团崛起和壮大，在汉朝和匈奴对峙期间，一些匈奴部落也从北方草原地带西迁，当匈奴人进入欧洲腹地之后，这个游牧部落得到了迅速的展壮大。374年，匈奴人渡过顿河，毫不费力地打败了阿兰人。日耳曼人本是被古罗马人称为北方高大体格的“野蛮人”，被罗马人收编为雇佣军用来作战，在那个时候，日耳曼人已形成几大分支，如东哥特、西哥特、法兰克、勃艮第、汪达尔、盎格鲁、萨克森、诺曼人等。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众多蛮族现，不论是勇敢的阿兰人还是勇猛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进攻面前都无法抵挡。
12.第三十八章.变局，摒弃历史的地理（4）
于是败北的阿兰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纷纷向西逃奔。蛮族冲破罗马帝国边境，并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全线崩溃。原本被安置在帝国东部、北部的边境游牧部落纷纷涌入并占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广袤领土，各自据地为王。这些民族大多数来自印欧人中的日耳曼分支，并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诸边境蛮族纷纷在欧洲迁徙，寻觅生存之地，于是欧洲民族与政治格局大变。法兰克人占领了法国、盎格鲁人占领了英国、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东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从此欧洲进入蛮族割据统治时代，即所谓的中世纪（476年至1453）。于此同时，东罗马在在欧洲东部存活了下来。但却被闪米特人的后裔——阿拉伯人所建立的穆斯林帝国所重重包围。
在1000至1500年之间，中国北方的蒙古和突厥民族崛起。先是11世纪突厥人的兴起。突厥人在西迁的途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先后征服了印度和东罗马帝国，他们还建立了领土广阔的土耳其帝国。到13世纪，蒙古帝国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和壮大，这些游牧民族入侵欧洲，并消灭了中国的宋王朝。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欧洲文明就被缩小成弹丸之地，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在内忧外患之下逐步瓦解。欧洲人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寻找出路，迫切地寻求生存和展空间。于是便有了航海大时代的现，有了西欧的资本主义革命，有了翻天覆地的技术和科学进步，世界近代史拉开了帷幕。
13.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国地理大势（1）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会由北方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很快便横扫中国大部。大半个中国气温骤降。而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常受阻于青藏高原，降温的范围十分有限。如将入侵的军队看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往往直达中国的心脏地带，甚制使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最早本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借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到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也就是说，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形态，并且具有天然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因而中华文明方能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对中国地理大势次作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禹贡》中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中国四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北面多沙漠，西面从北到由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把中国和西亚隔开，东面和南面是大海。
中国东边面临的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以古人的技术条件，尚不具备在风高浪大的海洋上航行的能力，一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并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渠道。
中国版图东北方向为大、小兴安岭、外兴安岭以及酷寒的西伯利亚；正北方向为蒙古高原及严寒的西伯利亚；西南方向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隆的横断山脉，即使现在人们也很难翻越；西北方向横亘着漫漫戈壁，沙漠。通过河西走廊，可进入新疆，穿过沙漠、高山可进入中亚，这条路线即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方面很难走，另一方面它是陆路，其规模和效率都无法和航海相比；丝绸之路建立起古代中国和印度、波斯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较晚，一直到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之后。
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板块状的中国大陆，使它处于相对隔离的半封闭状态，
中国地形地貌繁复，内部又有大纵深，多条大河纵横，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三成。为中国文化的多样展、文化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古代中国最主要的区域是三大区域的分野：南方山地、中原农耕、北方游牧。
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一直在欧亚大陆并列展。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中国的北方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源地。他们的征服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突厥都曾向西方扩张。中国的定居民族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了数千年的斗争，尤其是出现天灾的时候，马背上的游牧者就不由自主地去袭取农耕民族，因为农耕民族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不断的劫掠最后扩大为战争，防守者的农耕民族企图报复，有时以全面出击的方式先制人。
辽阔的大草原虽然把北方和西北方连为一体。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草原和沙漠不是容易谋生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穿越的地方。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描述15英寸等雨线的概念，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定居的统一**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战问题可说是近2000年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在中国的古代向北是很难拓展的，这主要是受制于“15英寸等雨线”，大规模的农耕行于必须保证每年15英寸的雨量，而一旦基于农业文明的中央帝国腐朽堕落，军事技术上领先且较有活力的原始游牧民族会南下征服处于分裂或羸弱状态的帝国，而新的统一帝国会假借游牧民族之手重新建立。
14.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国地理大势（2）
与追求稳定和平的农耕人形成强烈对照，在四百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处于文明社会的门槛以外，没有文字，不知礼仪。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到，中原文明在遭遇游牧民族侵略时有一个不利因素，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对经济结构复杂的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能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而文明社会的力量则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旷日持久的对峙将会使文明社会承受巨大的负担。常备军数量的增加就会导致人民捐税压力的增大，从而导致经济生活的逐渐瓦解。
游牧民族军事集团骚扰文明居民社会所造成的混乱远远大于农耕民族的军队对游牧民族社会的报复性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帝**队要想给游牧民族敌人以致命打击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当大军逼近时，他们只要收拾一下行装就马上转移了。即使已经定居的游牧民族社会，况也相似，因为当地的生活资源虽然很容易被一次袭击所摧毁，但很快会恢复。在文明程度不同的两个敌对方面的战争中，文明程度高的一方往往赢得胜利却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战争已经把他们拖垮了；而文明程度低的一方往往遭受失败却无损大局，经济的落后反而使一贫如洗的他们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财产；既然在与农耕文明打仗时不会失去什么，他们也就不怕长期对峙，不在乎敌对行动的升级。对于处于守势的中原文明社会来说，永无休止的边境战争不仅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无法解决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长久焦虑，当他们束手无策时，更觉得大难临头。
这种悬殊的心理状态不断展，使得文明一方终归在劫难逃。如果说游牧民族最初是为了避免被文明社会征服或消灭而不得不学习自卫本领，那么当他们增长了作战能力，取得了军事优势时，他们就会禁不住将战争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游牧民族可以用劫掠或坐领津贴来榨取它的财富。而且，这种以军事为主业、以游牧为副业的生活更适合其天性。这样，游牧民族在经济上不再自足自立，而依附于农耕民族。
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生活方式与匈奴近似。而东北的女真，为半农半牧或半农半猎的游牧民族，也具有游牧的特性——惯于迁徒。一般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的。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游牧－农耕分界线如长城各关口进行交易，以畜产品与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铁器，这种物资交换形式后来称为“茶马互市”。然而，一旦气候异常，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变的疯狂，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如风。依靠其军事化的组织，将短暂的劫掠展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征服战争，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混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在古代，游牧民族是天然的战士，略加组织训练，便可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武装力量。游牧民族军事组织、生产组织、社会组织是合为一体的。游牧与狩猎就是军事演习，战争和掠夺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普通的牧人与骑马战士之间只有一纸之隔。
与游牧者不同，农耕民族为了展农业生产，他们兵农分工，有一支脱离生产职业军人，这就需要朝廷和民众投入大量财力来养兵。巨大的军事消费与有限的农业生产积累形成尖锐矛盾。许多王朝也曾尝试在边境地带实行兵农合一的屯垦制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但屯田时日一久，即产生士兵不善于作战的后果；同时，军官又演变成实际上占有屯田和屯兵的农奴主，与屯垦的初衷大相径庭。兵农相分的农耕人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远不如兵牧合一的游牧人那样便捷。农耕人由定居生活养育出的饮食起居习惯，也无法与游牧人一较短长。农耕与游牧人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古代社会的军事格局：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处守势，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力强盛的游牧人处于攻势。两大部类文明长期对峙。
15.第三十九章.四至，中国地理大势（3）
中国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一直在北方，正是军事上的劣势，据险要之处筑长城以拒北方入侵者，在当时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长城对百姓而是沉重的负担，但对统治者，则是保障其既得利益不受外敌掠夺的重要屏障。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行动飘忽，但因长城的存在，他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中原军队即使在反击时越过了长城边界，通常也是选择退守长城要塞。因为暴露在长城外旷野上的军队不仅很难寻找到游牧部落的有生力量，反而使自己成为敌方的攻击目标，同时要维持塞外的驻军势必消耗高昂的军费，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
但仅仅依靠长城是不够的，为了弥补自己军事上天然的劣势，中原王朝通常两种方法可循：充分运用自己优于蛮族的组织和技术来遏制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为了对付游民族，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走向了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朝廷的财政收入；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抗衡北方的入侵者。冷兵器时代，一个分散的中原王朝是很难抵御凶猛的草原部落的。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却是严重打击。庞大的官僚和军事体制需要有一个压榨性的税收制度来维持，而这种税收制度则部分地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稳定物价制度，结果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破坏，过度的压榨遏制了社会的生产力。
16.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1）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有过大帝国的历史，中国、蒙古、俄国、伊朗、土耳其、阿拉伯，等等，还有一些国家曾在短时期内建立过极不稳定的帝国体系，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二次大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曾经有过的势力范围远大于它们今天的国界。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它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也是最复杂的。亚洲的文明史最悠久，古老文明最多，也是所有世界性宗教的源地。亚洲可分为五大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澳大利亚是赤道之南的一个大陆，也经常被当作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多数人种和主流文化来自西方。在地理上，澳大利亚是东南亚的外围国家，距离中国比较远。亚洲有四个大国：中国、日本、印度和俄国。中国与其余三个大国为邻，但这三国却相距比较远。俄国的亚洲部分比欧洲部分大得多，但文化接近欧洲，只能算小半个亚洲国家。东南亚和伊斯兰国家是文化比较接近的区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
西方主导世界文明的展已有数百年。现在，亚洲日益兴旺达，与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变化。由于庞大的人口、快速的展，特别是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导致的贸易总量，中国在亚洲各国的普遍崛起中最为突出。
亚洲的人口大国很多。这是因为亚洲有较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此外，引进了高产作物品种，如中国在明末和清朝期间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从南美传入了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亚洲的人口密度也并不比欧洲大。如中国的人口大约是英国的22倍，而面积却是英国的40倍。去掉1/3沙漠和高原面积，中国的可居住面积仍是英国的27倍，人口密度仍低于英国。与日本相比，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同时，英国和日本也都有很多不适宜居住的荒原和山地。
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提到，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文明相隔绝的程度再找不到第二个。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万里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况下，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在历史上，随着定居与财富的累积使得人类社会出现阶层，并逐渐阶固化。贫富、贵贱、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差距愈来愈大。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财富的增加使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也使社会结构变得极其脆弱。
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而正是因为阶级的出现，带来了激烈的竟争，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
17.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2）
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提到，人类文化的展重心，都在温带或温带的边缘上。温带是人类活动适宜的区域，也是可住的区域。从中国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早在2年，中国汉朝的人口就已经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经过无数次的起落，但基本保持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上。正是农业区域的本质决定了中国人口的众多。说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十分优越性的一面。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提到，“欧洲和西亚的天气主要受大西洋的制约，在较冷的月份里雨量充沛。北欧日照量相对较少，而地中海地区和西亚的降雨量相对较少。结果欧洲和西亚的土地绝大部分耕作不够精细，通常每年只种一熟作物。东亚的气候与印度差不多，主要受亚洲大陆制约，……在夏季况正好相反，中亚上空气流变暖而上升，湿润的海洋气流侵入，给大陆边缘地区带来大量的雨水。因为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大部分地方和印度许多地方在最适合作物生长的月份里降雨充沛，这些地区比欧洲南部在纬度上要向南得多。因为通常水量供给充足，加之日照充裕，所以能够精耕细作，许多地方一年收两熟作物。”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因而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生至为重要。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同时，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300万；以后，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0万至2000万的速度上升。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中国从没有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那里是游牧民族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和河流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西方历史学家公认的看法是：商朝人自西而来，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一带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术（青铜文明），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
据中国2000年出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中华文明历史久远，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因此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中国夏朝目前为止没有同时期的任何文字记载，因此夏朝为史前史。
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共和元年”，也是中国信史的端口年份，这时在位的周天子周厉王刚愎自用，行事暴虐，对敢其不是的国人实行高压手段，《国语·周语上》记载：“国人莫敢，道路以目。”最终酿成“国人暴动”，导致厉王逃出王宫“出奔于彘”，由召公与周公二相行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这一新概念，即是指不要国王了，有多位贤臣共同来执政，求得一种和谐与和平。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年份记载。
18.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3）
而在这一年之前生的事，在时间上无法确认，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自黄帝时代以来都有确切的纪年。***但说法各不相同，真实的历史纪年无法确定，因此，司马迁没有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再往上就无法确认。
“夏商周断代工程”，历时五年，2000年11月9日，专家组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
已确认的中华文明约4000年（夏朝）。断代工程没有考证黄帝的年代，而当前西方历史学主流只承认商朝为“文明期”3500年。
在中国历史中，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历史学家张光直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俄罗斯联邦阿斯特列里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中，为俄联邦教育部推荐教材，对中国的介绍比较详细，其在《世界文明史》“古代中国”中提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这是一个奇迹。”
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始中心”。从商代的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中，已经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和谐一致性也逐渐展成为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在中国人看来，生活中的一切看似混乱驳杂的现象，实际上都只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现，实际上它们都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即“任何事物的材料、造型与内涵都必须和谐一致。”“古代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生大的断裂，但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天下’总是在本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从旁模仿，也不盲目吸收外来经验”。正是借助于苛刻的批判眼光，中华文明对待“异己”总是格外小心，她也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文化。有别于欧洲人对理性和行动的重视，中国人更看重感、直觉、沉思与无为；欧洲人经常只看到事物表面的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却能洞察事物内里蕴含的秩序与规律。
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重视耕战，即兵农合一，有战事时则征召为战士，无事时则为农夫，最后由位于西北方耕战问题解决的最好的秦国完成了统一。自此之后中国基本一直处于统一的况下，即便有好几个战乱时期，但整个趋势仍然是要形成统一的**帝国。因此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更强调家庭的和国家的世俗的秩序，及各种道德伦理。追求道德上的提升，具有圣人的德，对外施行王道。“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内圣外王”就是典型的中国儒家思想价值观。
构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由表示义的汉字组成。任何汉字，不管其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国汉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还有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财富。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孔子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孔子阐释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皇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19.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4）
在孔子以前，中国人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因此，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作为一种父亲般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巨大成功。一个原因是它在道德上为统治者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利于巩固统治，儒家学说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文明，是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没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虽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俄罗斯著名学者康拉德曾这样描述中国文明：“中国很少生极端的现象，中国社会在多元对立的历史文化形态中保持着平衡。”
在中国文化中，“阴”“阳”概念涵盖了世界中存在的一切矛盾与对立关系，这两种元素的有机结合构筑了世界的动态平衡，也给生命赋予了独特魅力。中国人从不忽视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小事物中常蕴含着大道理，所谓“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中国人总是力求洞察事物的本质，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追寻“大道”，追求自我完善。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智慧总是隐而不显，没法直接用语或行为展示出来。智者不显山露水，就是所谓“真人不露相”。智者总是通过沉思而非语或是行为来参悟事物本质。通过数千年来的潜移默化，中国人已经形成其特有的民族个性：尊重礼仪传统、善于等待、不急不躁、安时处顺、随遇而安。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盛行“中立”观念的国度，产生于5000多年前的阴阳太极图是中国的第一明，中国人推祟“中庸之道”，从中国俗语中也可看出：“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水太清则无鱼，人太紧则无智”等内容。其实这里面就有中国人“中”的哲学智慧。？
？？西方人有的喜欢狮子与虎，有的喜欢鹰，中国人最尊崇的是龙，龙异常神秘，可以“变化于无形之中”，你永远摸不透它的真面目。西方人认为，“中庸之道”往坏的方面展就是无原则，例如中国人从来不轻易下结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最明显区别就是，西方人喜欢说“是”与“否”，而中国人喜欢用些“大概、可能、也许”这些比较含糊的词语。
？？事实上，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都是一直以“中立”，“与邻为善”，“韬光养晦”的姿态出现，中国从来不会去走极端，“中者，不偏不倚也。”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所在。
中国文化的宗族观念也是可以用地理因素影响的观点解释。由于易于安居的环境创造了达的家庭形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家族不易瓦解，进而长辈的权威性也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建立，并衍生出“孝”的权威思想观念，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观是环境与人之间的长期作用形成的。同时优越的环境也为静态文化意识提供了可能的土壤，使得中国文化流动性和侵略性不强，具有和谐和大同的思想特点。由于长期处于**的大一统政体下，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的民族和国家概念。近代国家概念是基于民族的，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行政权力带有神圣性。而中国历史对国家行政权力则带有更多功利性，如“逐鹿中原”、“打江山，坐江山等”都是将国家行政权功利化、物品化的体现。
20.第四十章.边界，华夏文明版图（5）
在中国的历史中，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总是在一盛一衰、一进一退中循环往复。***事实上，这种传统的说法掩蔽了在循环表象背后的东西。比王朝循环更根本的是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中国的每个王朝基本上都是建立战争和饥荒之后的废墟上的，连年的饥荒和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口，同时留下了大量的荒地。新王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家族对土地的控制，推行均田制，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饥荒降低了人口，使得王朝建立初期能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因而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收入增多、国家繁荣昌盛。之后，边疆威胁、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些因素使国家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帝国开支开始日益庞大，为弥补亏空，政府开始增税，赋税大部分都压在社会底层的身上。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而能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而随着赋税的增加，农民的小块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大地主手中，自己则沦为佃农。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自耕农减少，这一减少又意味着军队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新的王朝开始。
相对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地约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历史的展从没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王朝的兴亡，而不是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与中国相比，在历史上，欧洲文明有一个重( 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