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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的大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汉和乌孙的联盟中，“和亲”起了巩固和加强联合的重要作用。解忧公主在乌孙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公主和乌孙昆弥一起连续上书，要求汉朝兵和乌孙一起夹击匈奴，终于大败匈奴，并使之衰落。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和孙伊秩靡等，世代相继为乌孙大昆弥（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被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长女弟史，在龟兹王绛宾一再求婚后，结为夫妇。前65年（汉元康元年）夫妻同至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龟兹王及夫人印缓。“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来，龟兹王又多次来汉朝觐见。喜欢汉人的衣服和制度，回国后，仿汉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子丞德继位，自称汉外孙，直到西汉末年仍不断来觐。汉皇室待之甚厚。
34.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4）
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各国敬重信任冯嫽，尊称之为冯夫人，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当乌孙故肥王之子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时，冯夫人说降乌就屠。汉宣帝专门召见冯夫人，并派谒者竺次为正使，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返乌孙。冯夫人“锦车侍节”，召唤乌就屠到乌孙府赤谷城，听候长罗侯常惠的安排。前51年（汉甘露三年），冯嫽随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长安。又因新继位为乌孙大昆弥的公主之孙星靡年少，请求再去乌孙辅佐星靡。汉帝允之，派兵100人护送前往。冯嫽是解忧公主非常得力的助手，身为一弱女子，远行数千里，代表汉朝和公主，团结了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乌孙国自狂王以后，汉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的印绶。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领6万多户，小昆弥辖4万余户。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等高级官员亦均佩汉朝的金印紫绶。
由上可知，有关乌孙的军国大事，都由西汉中央王朝直接过问、决策和处理。同时，西域都护也对乌孙进行督察和协助。都护段会宗曾助乌孙招回逃亡的群众，稳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死。汉立拊离子为小昆弥。乌孙贵人姑莫匿等将逃亡的日贰刺死。为此，都护廉褒赏赐姑莫匿等每人金2o斤、缯300匹。后来，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北附康居，企图兼并大、小两昆弥。因此，两昆弥更加亲近并依赖汉西域都护。1—5年（汉元始）中，卑爰疐降汉，被封为归义侯。而卑爰疐又侵凌大、小昆弥。都护孙建为了保护两昆弥，将卑爰疐杀死。
乌孙是游牧民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饮食、衣服和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国内盛产马匹，富人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出好马。汉武帝初得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得大宛汗血马，更为健壮，就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随着汉公主及其大批侍从、汉使臣和众多屯田将士进入乌孙，乌孙使者、贵族及众多随从人员前往长安，双方迅速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乌孙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展。考古资料表明，在前1世纪及以后的乌孙墓葬中，现了碾谷子的石碾、磨盘和青铜镰刀等农具，以及谷物等。从前1世纪以后的墓葬中现许多反映定居生活特征的平底陶罐，以及更多的金属陪葬品和铁锅等铁器。在新疆昭苏具的一座乌孙墓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3公斤重的铁铧。在汉朝西域都护和驻在乌孙的汉公主等大批汉人的影响下，随着本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展，乌孙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后汉时，乌孙仍归附于汉朝。74年（汉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等非常高兴，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83年（汉建初八年），汉章帝遣卫候李邑为使者，赐给大小昆弥及其下属锦帛。三国时，《魏略·西戎传》载：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西行至乌贪国（即《汉书》中的乌贪訾离），“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当时，乌孙无变化，仍维持原状。南北朝时，乌孙因遭柔然侵袭，已西迁入葱岭山中。437年（北魏太延三年），北魏招抚西域各国的使臣散骑侍郎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乌孙王还向董琬介绍破洛那（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今中亚塔什干）两国的况，并派向导和翻译陪同北魏使者前往。当董琬等东返时，乌孙又遣使者同至北魏朝贡。此后，乌孙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在《辽史·太宗纪》中，有938年（会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的记载。《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中有“乌孙国王府”。疑辽下属的乌孙国王府，实际上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乌孙人曾“来贡”而虚设的。古代乌孙人即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35.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5）
〖17〗月氏：现在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大约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他们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学者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月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国中亚地区，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后迁出他们故乡的。有些“最初的”印欧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离开家乡，他们包括像赫梯人和说centum语的其他民族。这些运动覆盖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我们必须基于自然和人文事实，把这些过徙具体分成几批和几个阶段。centum语的人的意义上，扰乱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欧人，他们都说stem语，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波”的印欧人。他们总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之西。这些“第二波”的印欧人包括各种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后者又包括cimmerin、古波斯铭刻和印度资料里的塞人、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后来的塞种、srmtins和其亲属部族……考古学正开始确认这个已从历史以及传说为人所知的过程。无疑，在详细叙述”最初的”和“第二波”的印欧人的运动之前，还要做许多工作，并需要预先作出一些假说。
所谓“印度欧罗巴人”虽与人种有关，但先是个用于语学的概念和术语。塞人的语是伊朗语，属s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
〖18〗西域：指今天的南疆塔里木盆地地区。历史上的界限，东以玉门关，敦煌为界。北线以盆地边缘一系列弧形绿洲，哈密，吐鲁番，库车，等等，最后到达喀什。南线比较荒凉，出敦煌后，经楼兰，米兰，尼雅，和田，叶尔羌等最后和北线在喀什会合。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域，东面以玉门、阳关为限；西侧止子葱岭。据《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订，三十六国是：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秆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关于城郭诸国的族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仅在叙述大宛的况时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魏书·西域传》才直接提到城郭诸国，“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亲自经过西域的唐朝名僧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佉沙（今新疆喀什市）人‘：文身绿睛”。上述记载所说的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各地及敦煌千佛洞等处，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古代文献。“就现已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后三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与现在塔什库尔千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中世纪和阗出土的文书语现通称为和阗——塞语，巴楚的称托姆舒克——塞语”。
36.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6）
城郭诸国基本上都是农业国，人民大都是定居的农业劳动者，有城郭、农田和牲畜。且末以西和以北各国都种五谷，土地草木、畜牧业和兵器生产等和仅族地区大体相伺。许多地方还出产葡萄等瓜果。
西汉时，西域已有手工业、采矿和冶炼等生产。除著名的于阗玉以外，莎车以青玉著称，鄯善也出玉。姑墨产铜铁和雌黄，莎车有铁矿山，龟兹出铅。龟兹能进行冶炼和铸造。鄯善可制作弓、矛、刀、剑等武器。商业也初步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疏勒，由于它地处通往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由若干商店组成的市场。其余各国也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汉搜粟都尉桑弘羊说：轮台附近各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易谷食”。“西域三十六国”于汉哀帝、平帝时（前6年—5年）分裂成55国。东汉初，都善、于寘（阗）和车师三国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大概在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都护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3300户19300人增至32000户、83000人。焉耆从4000户、32100人增至15000户、52000人。疏勒亦从1510户增至21000户。当时于寘、龟兹、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有许多游牧“国”。其特征是人民“随畜逐水草”过游牧生活。除个别例外，都没有城。国王以某一山谷为其统治中心。
游牧之国一般人口不多。实际上大多是一个游牧部落被称为一个“国”。其中最大的是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并且“主治卢城”。5000人的游牧国有桃槐、蒲犁和山国。5000以下2000人以上的有4国。不到2000人的有9国。另外4国只有几百人，其中乌贪訾离最小，仅41户，231人。《汉书·西域传》中载21个游牧国共有7380户，49564人。其人口数仅占西域总人口的15。3％。游牧诸国大都分布在西域的边缘地区，即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一带。昆仑山北麓，从玉门、阳关往西南，直到葱岭，在这一漫长地带游牧的大多是羌人的部落。《汉书·西域传》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即指羌人建立的婼羌国而。此外，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等国附近的南面，均有其他婼羌部落。昆仑山西段北麓的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葱岭上的无雷等国，也是“其种类羌氏行国”。1949年后在新疆沙雅县现“汉归义羌长”铜印，表明汉代羌族的足迹远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边缘地带。
游牧诸国中，族属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塞种建立的休循国和捐毒国。乌贪訾离国则为匈奴部落。是前48—前33年（汉元帝）时归降西域都护的东蒲类王部众，被安排到乌贪訾离地方放牧畜群。其他游牧国家，大概多半是操古东伊朗语的部落。此外，三国时从婼羌国西到葱岭的昆仑山中，尚有“月氏余种”存在。
乌孙对于同它邻近的游牧之国有一定影响，例如无雷虽然风俗习惯和子合国相同，但衣服穿戴却类似乌孙人。衣服类似乌孙的，还有尉头国，以及休循和捐毒两个塞种之国。
上述游牧国家的牲畜有牛、马、骆驼、驴和羊等。当时已有骡，《汉书·西域传》中写作赢。西汉时著名的大宛“天马”和乌孙“西极马”以外，蒲类国也出好马。
游牧国大多不从事农业。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向邻近的城郭之国交换粮食。也有个别国家，例如依耐，生产少量粮食，但仍主要依靠邻国供应。及至后汉时，在邻近的城郭诸国和汉朝屯田的影响下，蒲类和东且弥两国的游牧民虽仍以畜牧业为主，但也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汉代西域的游牧国，有的已知开采铁矿石和生产铁器。如婼羌国从当地的山中采铁，加以冶炼锻铸，自己制造弓、矛、服刀、剑和盔甲。山国的山中也产铁。
游牧诸国在官职设置方面，塔里木盆地南北有所不同。南面昆仑山北麓的羌族等部落，因为地点偏僻遥远，婼羌、西夜、子合、依耐和无雷等国均未设官。只有蒲犁国因人口较多，又离城郭诸国较近，所以设置了官职，但也只有侯和都尉各1名。北面天山一带的各游牧国却普遍设有各种官职，即使只有41户的乌贪訾离国，也有辅国侯、左都尉和右都尉等3人。以上诸国交通比较方便，离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驻地也近，在汉朝的督促下，他们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设置较为完备。
37.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7）
前176年（西汉文帝四年）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支，略定西域楼兰等26国。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监领西域，向各国收取赋税。由于西域富饶，匈奴搜括到很多财富，从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时，大宛杀以重金求购好马的汉朝使者，并夺其财物，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经过四年争战，汉朝取得胜利。于是西域震动，各国纷纷向汉遣使贡献。汉朝从敦煌往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一路上设立了许多岗亭；并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境内）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境）各派几百名兵士屯田。置使者校尉统领其事。这是汉朝在西域设官和屯田之始。
至汉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监领丝绸之路南道各国。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澈销僮仆都尉。汉朝任命郑吉为都护。监领南、北两道。从此，玉门和葱岭之间的整个西域为汉朝管辖，由西域都护驻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策云）直接统辖。
从汉宣帝刘询时起，至西汉末，汉朝先后任命过18位西域都护。其中，段会宗两任都护，四次安辑乌孙，最后以75岁高龄病死于乌孙。西域城郭诸国为之丧立祠，追念其恩德。东汉的西域都护以班超最为著名。超绥定西域，当时王门关以西葱岭以东50余国均“纳质内属”于汉。班超从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前往西域，102年（东汉永元十四年）八月抱病返回长安，九月逝世，享年71岁。超在西域30年，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爱戴。先是75年，超奉调回京，路过于寘。当地的王侯百姓哭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超留下。汉和帝刘肇称赞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班超确是一位想西域诸民族之所想的汉朝好使者，因此得到西北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西域都护的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丞各1人，司马、候、千人各2人。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都护之下还有戊已校尉。戊己校尉领兵屯田，其下属有丞、司马各1人，候5人。西域各地的屯田官有伊循都尉（前77年置）、宜禾都尉（73年置，屯田伊吾卢）和伊吾司马（121年置）等。
除了直接派官员、将校与屯田士卒驻守西域以外，汉朝并且册封当地各级领。西汉时西域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一些国曾由汉朝册立新的国王。例如，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立当时在内地的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改其国名为鄯善。前65年（西汉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路过莎车，将杀死前王而篡立的呼屠徵击斩之，另立新的莎车王。东汉时，班超曾先后改立疏勒、龟兹、焉眷、尉黎、危须、山国等王。西域长史班勇曾改立车师后部王和东且弥王。132年（东汉阳嘉元年）和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朝曾两次帮助拘弥复国，重新立王。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西域诸国均在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西域诸国向汉朝派遣侍子，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楼兰、大宛、莎车等国曾遣侍子入汉。45年（东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18国主动遣侍子至汉朝，并请求重新派都护至西域，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未受此请。94年（永元六年）班超平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19〗杭爱山脉：汉代中国称为燕然山，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离雁门关大概在1800公里左右，是历代中**队可以深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杭爱山以北，中国人称为“极北”，基本上被视为地狱。杭爱山在南北朝末期又改称于都斤山，现在蒙古国中部境内，全长约700公里，主峰鄂特冈腾格里峰（otgontenger）海拔4031米。杭爱山脉是蒙古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的分界线，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均源于其北麓，向北经过俄罗斯境内最终注入北冰洋。《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燕然山因中国东汉年间“车骑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追及此，与耿秉登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记汉威德”一事而著名，后世中国文人在希望国家能够抗御外侮时，往往以勒石燕然为鼓励。
38.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8）
〖20〗怛罗斯：怛罗斯的所在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曾称江布尔城）的附近地区。***盛唐在中亚的征服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唐帝国曾经在几乎整个中亚草原建立了霸权，但751年怛罗斯一役，交战双方是中国唐朝和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这场战争结束了唐朝向中亚扩张的全部历史。从此以后，中亚草原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也不再有任何如同药杀水那样的汉字地名了。
〖21〗鄂尔浑河：蒙古的母亲河，历代漠北游牧民族，都把夏季的王庭设在这条河流边。鄂尔浑河也是蒙古国最长的河流，这条河流整体都在蒙古境内，源于杭爱山脉森林茂盛的山坡。它向东流出山区，然后转向北，经过古代蒙古帝国的都喀喇昆仑。1889年在喀喇昆仑附近现8世纪时的墓碑，上面有一些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语的文字，称鄂尔浑铭文。鄂尔浑河全长1130公里，只有在7、8月间可以通航吃水浅的拖船。流域面积约132，000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土拉（tuul）、哈拉（hr）和友鲁（yoroo）河，它们都源于肯特山脉。
〖22〗中亚草原：是西突厥各部和后继突厥人诸王朝历史上的主要活动地区。东以阿尔泰山，鄂尔齐斯河上游于漠北各部相邻。北线沿巴尔喀什湖，楚河一线，直到咸海。南线先以天山山脉与西域及回部相邻，然后经过兴都库什山脉同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为邻。西线的界限比较模糊，一般可以以咸海和阿姆河为界，但游牧民族的活动，有时可以到达里海沿岸，甚至可以越过里海，到达亚美尼亚高原，伏尔加河，极限可以到达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印度曾严重地长期遭受来自中亚广大干草原民族的入侵和征服。最初是中亚和伊朗的雅利安人，后来是不同时期不同族系的波斯人，一次是蒙古人，而始于10世纪的中亚突厥人的多次侵略则逐步征服了北印度的大部分。突厥－阿富汗人的征服以建立莫卧儿帝国为顶点，他们也带来了新鲜的波斯影响和文化。
没有对中亚和中亚各民族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就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干草原经济的相对落后，长期在游牧民族中引起到毗邻的中国和印度富庶农业区进行袭击和侵略的诱惑。虽然他们人数较少，但他们的骑兵战术使他们在军事上难以对付。另外，经过中亚干草原地区的商路特别有吸引力，因为那是印度和中国之间大多数接触生的地方；而几乎全部这类接触都是间接的，都要依靠中亚的中间人，就像佛教及其相关艺术形式从印度传播到中国那样。
世界最大的半干旱及沙漠地区覆盖着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它从乌克兰及今土耳其开始，跨越前苏联南半部、伊朗大部、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满洲辽河中段以北和东经约75度以东的中国领土的大部。从气候和植被方面看，西藏也属于同类型干草原－沙漠范畴，尽管它的自然环境主要由它的高海拔决定。在欧亚大陆的这片广大地区的大部分，永久性耕地的农业只在几处拥有可用于补充灌溉的水源的有利地区才有可能，比如分散很远的绿洲。
这片广大地域历来几乎全被一些不同的民族占据，其中最重要的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主要依靠游动的畜牧，即让牲畜摄取干草原牧草的营养，然后以牲畜的奶和肉为生。中亚很多游牧民族瞧不起一切农业和从事农业的人，这一点蒙古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把所有农业活动与历来看不起的中国敌人联系在一起，将定居的农业生产和一切定居的生活方式看成与束缚无异，他们更愿过那种开阔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个人和集体甚至在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时也要抵制领导和控制这种习性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
典型游牧群体是部落，虽然很多部落可能有共同的语、共同的血统和共同的文化，但他们的相互关系通常是对抗、竞争和不时生的战争。
39.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9）
突厥人、蒙古人和其他部落有时共同行动以反对其他游牧群体，或者像塞尔柱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和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女真人那样，联合在一起以从事更广大领土的征服。不过大多数冲突生在小得多的部落群之间，而且一般是为了争夺放牧权。牧草是所有游牧民族不可缺少而又有限的资源，是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群的资产。每个游牧部落都养成了多多少少固定的游动路线，为的是到每个牧草地区放牧频度正好与维持稳定牧草产量所允许的相适应。
由于这种牧场使用方式，一个部落宣布拥有的放牧区的任何一个部分，可能是他们按季节、按一年或很多年的循环中的一环，因而有可能在很长时间甚至几年内不用，而此时该部落及其牲畜群完全可能在数百英里之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其他部落乘虚侵入从而引连绵不断的小规模战争，因为保有所声称的放牧权确确实实是部落及其畜群的生死攸关大事。同其他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一样，不同年份降雨量的差异可高达40％。环境的苛刻限制、游牧方式的低生产力和部落间连绵不断的争斗，使得他们的人口一直很少。成吉思汗在12世纪统一起来的蒙古部落看来顶多达到100万，而20世纪初在总面积几乎与西欧相等的领土上其总人数也大致如此。西藏的人口数也与此相当，但其面积略小，也主要靠游牧。突厥部落总人口可能只比这稍多一点。
使游牧生活成为可能的牲畜主要是绵羊和山羊，它们是中亚干草原的原种，与野生的很少差别。它们往往是杂交品种，而且同其他所有地方的这类品种一样，能够靠比维持牛群所需草料更贫瘠、营养更差或更瘦矮的牧草生存。考虑到游牧民的放牧习惯，特别是密集啃食，牧场的草必然消耗很快，因而必须在造成的破坏无法弥补之前继续迁移。
马和骆驼只用于乘骑和运输。最早训练马拉货物的是古代农业社群而非游牧民族，可能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间就使用过某种挽具，而很久以后，农业社群才训练马用于乘骑。游牧方式的出现可从它与中亚周边地区——中国、印度、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定居农业社群在公元前2千纪和1千纪期间的相互交往而间接看出。到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古印欧民族从他们在中亚的祥地（大概是今伊朗）向东和向西迁徙，游牧民族向西侵人苏美尔和埃及，向东则自称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他们实行这些侵略时，已经使用了配备驭手和战士、由两匹马拉的轻便快速战车，这是一种令敌人胆寒的武器。
对于游牧民族，马的主要用途是在定期迁移寻找牧场时将牲畜赶到一起行进。绵羊行动缓慢，但乘马的骑手能催它们快走。骑手也是防备食肉动物的流动哨和前进路线的侦察员。游牧民成了骑马和繁殖马的高手，将马术提高到完美的顶点。男人年龄很小时就在马鞍上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马匹几乎与他们放牧的牲畜一样宝贵和生死攸关。所谓的蒙古马，或草原矮种马，被调理得极其强壮以弥补小个子缺陷，尤其是它们很少同其他亚种杂交而与其东方干草原原种几乎没有差别。它们能靠低品质而且数量较少的草料生存，它们蓬松的毛皮和坚韧的忍耐力有助于它们忍受原产地严冬的酷寒和大风。大约前4世纪中国明的马肚带和5世纪后不久明的马轭，大大提高了拉货牲口的使用效率，但骑马技艺的巨大跃进则是中国周王朝时代明马镫之后到来的；中亚突厥人和征服印度的贵霜人大概在前1世纪也独立明了马镫。马镫使骑手能在飞驰中扣箭上弦、瞄准和射，立身侧射或甚至向后射出所谓的回马箭。它们也掌握了根据命令由一队骑马弓箭手齐射的技术。
马上弓箭手成了游牧民族的主要作战手段，骑术无比娴熟的战士用这种战术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弓被做成类似丘比特弓的来复式合成弓，以适应在马背上使用，因为它们比较短，在马背上易于摆弄，而且并不明显降低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同最初驯养和训练马用于拉货和乘骑一样，合成弓也是定居民族明的，最早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在中国出现。这种弓用薄片型木头、牛羊角和肌健叠合而成，所用材料都是游牧民族容易得到的。
40.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20）
整个中亚普遍使用骆驼，但一般不是用于看管牲畜，而是用于驮运物品和旅行。骆驼原产中亚，具有极强的适应那里严酷环境的能力；当然，众所周知，它们能靠吸收驼峰贮备的水和脂肪的氧化，而长时间不吃不喝；它们也能靠多刺、坚硬、味苦的植物和连山羊都拒绝的略咸的水维持生命；它们柔软扩展的脚使它们较易在松软或深沙层上行走。骆驼还有透明的副眼睑，在频繁的灰尘或沙暴中也能视物。骆驼是中亚地区内部和跨越中亚贸易的主要驮运者，其品质和较大运货量远比马匹合用。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也将骆驼用手骑兵，但这种用途在欧亚大陆东部游牧民族中较少见。骆驼肉和奶偶尔也作为食物的补充，骆驼皮也加以利用或出售，但这些都不是饲养骆驼的主要目的。中国人坚持尝试将农业扩展到他们的于草原边境地带，往往不顾缺少现代灌溉技术支持的环境长此下去可能引起的后果。沿中亚的很多段边境线上，宜农地区和传统技术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宜农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广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一地带内，游牧制度与定居农业制度之间的竞争，从游牧制度出现后反复进行了数千年。只是到了20世纪，由于出现了许多新事物——铁路、公路、动力设备、水坝、抽水机、运河、新农业技术以及大大活跃的全国性及国际市场——得到现代国家多方面支持的农业才彻底占了上风。
当然，正是通过这一传统竞争地带，建起了中国的长城，它虽然主要用作军事壁垒—事实证明它完全可以渗透——它也是干草原和农耕区的分界线，是游牧民族放牧区和中华帝国领土的分界线。长城以内，中国管辖权和中国制度居支配地位；长城以外，中国的威望迅速衰减，进入长城以外地区的人是要自担风险的。毫不奇怪的是，在前3世纪后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几百年，就实际上建起了好几条城墙，其目的是要在可以作为一个地带的地方标志出这样一条分界线。降雨充沛年份在分界线以外建立的定居点和城墙，随着降雨量长期达不到平均水平而逐渐被放弃，愚蠢地扩张太远的中国农业殖民地也跟着衰退而被抛弃了。现存的长城乃明王朝于15世纪全面重建，它代表着无需现代大规模灌溉工程也能够持久耕种的地区经常变动的范围的合理平均界限。印度的壁垒则是基本无间断的高耸山脉——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它们构成了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的边界。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很少是真诚的，通常是相互敌对的。游牧民族试图在很多方面尽量减少对贸易和实物交换的依赖，但他们不得不依靠农业区提供他们需要的大部分谷物、盐、金属和金属制品（尽管有些游牧民族偶尔自己开矿、冶炼和制造金属品，或雇请外国铁匠或冶金专家帮忙做这些事），以及后来需要的茶叶和瓷器。为了支付他们之所需，游牧民族用羊毛、皮革、马匹、骆驼、有时也用裘皮作为交换。周围定居民族的帝国对马匹的需求几乎没有止境，绝大多数马匹当然用于作战；他们自己繁殖的马匹永远不够用，干草原则是天然的马匹繁殖场。
〖23〗克烈：克烈是辽、金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部族。其居地在土拉河黑林、鄂尔浑河上游。亦或译作克列夷、怯烈、怯里亦、客列亦惕、凯烈等。《辽史》称之为“阻卜”或“北阻卜”，亦作“达旦”。据拉施德丁《史集》记载：此部之王生有八子，皆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后来诸子之( 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034/ )
在汉和乌孙的联盟中，“和亲”起了巩固和加强联合的重要作用。解忧公主在乌孙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公主和乌孙昆弥一起连续上书，要求汉朝兵和乌孙一起夹击匈奴，终于大败匈奴，并使之衰落。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和孙伊秩靡等，世代相继为乌孙大昆弥（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被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长女弟史，在龟兹王绛宾一再求婚后，结为夫妇。前65年（汉元康元年）夫妻同至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龟兹王及夫人印缓。“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来，龟兹王又多次来汉朝觐见。喜欢汉人的衣服和制度，回国后，仿汉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子丞德继位，自称汉外孙，直到西汉末年仍不断来觐。汉皇室待之甚厚。
34.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4）
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各国敬重信任冯嫽，尊称之为冯夫人，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当乌孙故肥王之子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时，冯夫人说降乌就屠。汉宣帝专门召见冯夫人，并派谒者竺次为正使，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返乌孙。冯夫人“锦车侍节”，召唤乌就屠到乌孙府赤谷城，听候长罗侯常惠的安排。前51年（汉甘露三年），冯嫽随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长安。又因新继位为乌孙大昆弥的公主之孙星靡年少，请求再去乌孙辅佐星靡。汉帝允之，派兵100人护送前往。冯嫽是解忧公主非常得力的助手，身为一弱女子，远行数千里，代表汉朝和公主，团结了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乌孙国自狂王以后，汉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的印绶。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领6万多户，小昆弥辖4万余户。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等高级官员亦均佩汉朝的金印紫绶。
由上可知，有关乌孙的军国大事，都由西汉中央王朝直接过问、决策和处理。同时，西域都护也对乌孙进行督察和协助。都护段会宗曾助乌孙招回逃亡的群众，稳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死。汉立拊离子为小昆弥。乌孙贵人姑莫匿等将逃亡的日贰刺死。为此，都护廉褒赏赐姑莫匿等每人金2o斤、缯300匹。后来，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北附康居，企图兼并大、小两昆弥。因此，两昆弥更加亲近并依赖汉西域都护。1—5年（汉元始）中，卑爰疐降汉，被封为归义侯。而卑爰疐又侵凌大、小昆弥。都护孙建为了保护两昆弥，将卑爰疐杀死。
乌孙是游牧民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饮食、衣服和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国内盛产马匹，富人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出好马。汉武帝初得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得大宛汗血马，更为健壮，就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随着汉公主及其大批侍从、汉使臣和众多屯田将士进入乌孙，乌孙使者、贵族及众多随从人员前往长安，双方迅速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乌孙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展。考古资料表明，在前1世纪及以后的乌孙墓葬中，现了碾谷子的石碾、磨盘和青铜镰刀等农具，以及谷物等。从前1世纪以后的墓葬中现许多反映定居生活特征的平底陶罐，以及更多的金属陪葬品和铁锅等铁器。在新疆昭苏具的一座乌孙墓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3公斤重的铁铧。在汉朝西域都护和驻在乌孙的汉公主等大批汉人的影响下，随着本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展，乌孙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后汉时，乌孙仍归附于汉朝。74年（汉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等非常高兴，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83年（汉建初八年），汉章帝遣卫候李邑为使者，赐给大小昆弥及其下属锦帛。三国时，《魏略·西戎传》载：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西行至乌贪国（即《汉书》中的乌贪訾离），“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当时，乌孙无变化，仍维持原状。南北朝时，乌孙因遭柔然侵袭，已西迁入葱岭山中。437年（北魏太延三年），北魏招抚西域各国的使臣散骑侍郎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乌孙王还向董琬介绍破洛那（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今中亚塔什干）两国的况，并派向导和翻译陪同北魏使者前往。当董琬等东返时，乌孙又遣使者同至北魏朝贡。此后，乌孙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在《辽史·太宗纪》中，有938年（会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的记载。《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中有“乌孙国王府”。疑辽下属的乌孙国王府，实际上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乌孙人曾“来贡”而虚设的。古代乌孙人即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35.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5）
〖17〗月氏：现在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大约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他们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学者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月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国中亚地区，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后迁出他们故乡的。有些“最初的”印欧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离开家乡，他们包括像赫梯人和说centum语的其他民族。这些运动覆盖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我们必须基于自然和人文事实，把这些过徙具体分成几批和几个阶段。centum语的人的意义上，扰乱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欧人，他们都说stem语，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波”的印欧人。他们总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之西。这些“第二波”的印欧人包括各种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后者又包括cimmerin、古波斯铭刻和印度资料里的塞人、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后来的塞种、srmtins和其亲属部族……考古学正开始确认这个已从历史以及传说为人所知的过程。无疑，在详细叙述”最初的”和“第二波”的印欧人的运动之前，还要做许多工作，并需要预先作出一些假说。
所谓“印度欧罗巴人”虽与人种有关，但先是个用于语学的概念和术语。塞人的语是伊朗语，属s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
〖18〗西域：指今天的南疆塔里木盆地地区。历史上的界限，东以玉门关，敦煌为界。北线以盆地边缘一系列弧形绿洲，哈密，吐鲁番，库车，等等，最后到达喀什。南线比较荒凉，出敦煌后，经楼兰，米兰，尼雅，和田，叶尔羌等最后和北线在喀什会合。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域，东面以玉门、阳关为限；西侧止子葱岭。据《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订，三十六国是：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秆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关于城郭诸国的族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仅在叙述大宛的况时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魏书·西域传》才直接提到城郭诸国，“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亲自经过西域的唐朝名僧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佉沙（今新疆喀什市）人‘：文身绿睛”。上述记载所说的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各地及敦煌千佛洞等处，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古代文献。“就现已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后三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与现在塔什库尔千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中世纪和阗出土的文书语现通称为和阗——塞语，巴楚的称托姆舒克——塞语”。
36.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6）
城郭诸国基本上都是农业国，人民大都是定居的农业劳动者，有城郭、农田和牲畜。且末以西和以北各国都种五谷，土地草木、畜牧业和兵器生产等和仅族地区大体相伺。许多地方还出产葡萄等瓜果。
西汉时，西域已有手工业、采矿和冶炼等生产。除著名的于阗玉以外，莎车以青玉著称，鄯善也出玉。姑墨产铜铁和雌黄，莎车有铁矿山，龟兹出铅。龟兹能进行冶炼和铸造。鄯善可制作弓、矛、刀、剑等武器。商业也初步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疏勒，由于它地处通往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由若干商店组成的市场。其余各国也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汉搜粟都尉桑弘羊说：轮台附近各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易谷食”。“西域三十六国”于汉哀帝、平帝时（前6年—5年）分裂成55国。东汉初，都善、于寘（阗）和车师三国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大概在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都护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3300户19300人增至32000户、83000人。焉耆从4000户、32100人增至15000户、52000人。疏勒亦从1510户增至21000户。当时于寘、龟兹、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有许多游牧“国”。其特征是人民“随畜逐水草”过游牧生活。除个别例外，都没有城。国王以某一山谷为其统治中心。
游牧之国一般人口不多。实际上大多是一个游牧部落被称为一个“国”。其中最大的是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并且“主治卢城”。5000人的游牧国有桃槐、蒲犁和山国。5000以下2000人以上的有4国。不到2000人的有9国。另外4国只有几百人，其中乌贪訾离最小，仅41户，231人。《汉书·西域传》中载21个游牧国共有7380户，49564人。其人口数仅占西域总人口的15。3％。游牧诸国大都分布在西域的边缘地区，即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一带。昆仑山北麓，从玉门、阳关往西南，直到葱岭，在这一漫长地带游牧的大多是羌人的部落。《汉书·西域传》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即指羌人建立的婼羌国而。此外，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等国附近的南面，均有其他婼羌部落。昆仑山西段北麓的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葱岭上的无雷等国，也是“其种类羌氏行国”。1949年后在新疆沙雅县现“汉归义羌长”铜印，表明汉代羌族的足迹远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边缘地带。
游牧诸国中，族属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塞种建立的休循国和捐毒国。乌贪訾离国则为匈奴部落。是前48—前33年（汉元帝）时归降西域都护的东蒲类王部众，被安排到乌贪訾离地方放牧畜群。其他游牧国家，大概多半是操古东伊朗语的部落。此外，三国时从婼羌国西到葱岭的昆仑山中，尚有“月氏余种”存在。
乌孙对于同它邻近的游牧之国有一定影响，例如无雷虽然风俗习惯和子合国相同，但衣服穿戴却类似乌孙人。衣服类似乌孙的，还有尉头国，以及休循和捐毒两个塞种之国。
上述游牧国家的牲畜有牛、马、骆驼、驴和羊等。当时已有骡，《汉书·西域传》中写作赢。西汉时著名的大宛“天马”和乌孙“西极马”以外，蒲类国也出好马。
游牧国大多不从事农业。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向邻近的城郭之国交换粮食。也有个别国家，例如依耐，生产少量粮食，但仍主要依靠邻国供应。及至后汉时，在邻近的城郭诸国和汉朝屯田的影响下，蒲类和东且弥两国的游牧民虽仍以畜牧业为主，但也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汉代西域的游牧国，有的已知开采铁矿石和生产铁器。如婼羌国从当地的山中采铁，加以冶炼锻铸，自己制造弓、矛、服刀、剑和盔甲。山国的山中也产铁。
游牧诸国在官职设置方面，塔里木盆地南北有所不同。南面昆仑山北麓的羌族等部落，因为地点偏僻遥远，婼羌、西夜、子合、依耐和无雷等国均未设官。只有蒲犁国因人口较多，又离城郭诸国较近，所以设置了官职，但也只有侯和都尉各1名。北面天山一带的各游牧国却普遍设有各种官职，即使只有41户的乌贪訾离国，也有辅国侯、左都尉和右都尉等3人。以上诸国交通比较方便，离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驻地也近，在汉朝的督促下，他们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设置较为完备。
37.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7）
前176年（西汉文帝四年）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支，略定西域楼兰等26国。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监领西域，向各国收取赋税。由于西域富饶，匈奴搜括到很多财富，从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时，大宛杀以重金求购好马的汉朝使者，并夺其财物，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经过四年争战，汉朝取得胜利。于是西域震动，各国纷纷向汉遣使贡献。汉朝从敦煌往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一路上设立了许多岗亭；并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境内）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境）各派几百名兵士屯田。置使者校尉统领其事。这是汉朝在西域设官和屯田之始。
至汉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监领丝绸之路南道各国。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澈销僮仆都尉。汉朝任命郑吉为都护。监领南、北两道。从此，玉门和葱岭之间的整个西域为汉朝管辖，由西域都护驻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策云）直接统辖。
从汉宣帝刘询时起，至西汉末，汉朝先后任命过18位西域都护。其中，段会宗两任都护，四次安辑乌孙，最后以75岁高龄病死于乌孙。西域城郭诸国为之丧立祠，追念其恩德。东汉的西域都护以班超最为著名。超绥定西域，当时王门关以西葱岭以东50余国均“纳质内属”于汉。班超从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前往西域，102年（东汉永元十四年）八月抱病返回长安，九月逝世，享年71岁。超在西域30年，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爱戴。先是75年，超奉调回京，路过于寘。当地的王侯百姓哭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超留下。汉和帝刘肇称赞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班超确是一位想西域诸民族之所想的汉朝好使者，因此得到西北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西域都护的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丞各1人，司马、候、千人各2人。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都护之下还有戊已校尉。戊己校尉领兵屯田，其下属有丞、司马各1人，候5人。西域各地的屯田官有伊循都尉（前77年置）、宜禾都尉（73年置，屯田伊吾卢）和伊吾司马（121年置）等。
除了直接派官员、将校与屯田士卒驻守西域以外，汉朝并且册封当地各级领。西汉时西域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一些国曾由汉朝册立新的国王。例如，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立当时在内地的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改其国名为鄯善。前65年（西汉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路过莎车，将杀死前王而篡立的呼屠徵击斩之，另立新的莎车王。东汉时，班超曾先后改立疏勒、龟兹、焉眷、尉黎、危须、山国等王。西域长史班勇曾改立车师后部王和东且弥王。132年（东汉阳嘉元年）和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朝曾两次帮助拘弥复国，重新立王。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西域诸国均在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西域诸国向汉朝派遣侍子，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楼兰、大宛、莎车等国曾遣侍子入汉。45年（东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18国主动遣侍子至汉朝，并请求重新派都护至西域，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未受此请。94年（永元六年）班超平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19〗杭爱山脉：汉代中国称为燕然山，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离雁门关大概在1800公里左右，是历代中**队可以深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杭爱山以北，中国人称为“极北”，基本上被视为地狱。杭爱山在南北朝末期又改称于都斤山，现在蒙古国中部境内，全长约700公里，主峰鄂特冈腾格里峰（otgontenger）海拔4031米。杭爱山脉是蒙古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的分界线，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均源于其北麓，向北经过俄罗斯境内最终注入北冰洋。《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燕然山因中国东汉年间“车骑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追及此，与耿秉登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记汉威德”一事而著名，后世中国文人在希望国家能够抗御外侮时，往往以勒石燕然为鼓励。
38.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8）
〖20〗怛罗斯：怛罗斯的所在地还未完全确定，但应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曾称江布尔城）的附近地区。***盛唐在中亚的征服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唐帝国曾经在几乎整个中亚草原建立了霸权，但751年怛罗斯一役，交战双方是中国唐朝和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这场战争结束了唐朝向中亚扩张的全部历史。从此以后，中亚草原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也不再有任何如同药杀水那样的汉字地名了。
〖21〗鄂尔浑河：蒙古的母亲河，历代漠北游牧民族，都把夏季的王庭设在这条河流边。鄂尔浑河也是蒙古国最长的河流，这条河流整体都在蒙古境内，源于杭爱山脉森林茂盛的山坡。它向东流出山区，然后转向北，经过古代蒙古帝国的都喀喇昆仑。1889年在喀喇昆仑附近现8世纪时的墓碑，上面有一些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语的文字，称鄂尔浑铭文。鄂尔浑河全长1130公里，只有在7、8月间可以通航吃水浅的拖船。流域面积约132，000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土拉（tuul）、哈拉（hr）和友鲁（yoroo）河，它们都源于肯特山脉。
〖22〗中亚草原：是西突厥各部和后继突厥人诸王朝历史上的主要活动地区。东以阿尔泰山，鄂尔齐斯河上游于漠北各部相邻。北线沿巴尔喀什湖，楚河一线，直到咸海。南线先以天山山脉与西域及回部相邻，然后经过兴都库什山脉同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为邻。西线的界限比较模糊，一般可以以咸海和阿姆河为界，但游牧民族的活动，有时可以到达里海沿岸，甚至可以越过里海，到达亚美尼亚高原，伏尔加河，极限可以到达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印度曾严重地长期遭受来自中亚广大干草原民族的入侵和征服。最初是中亚和伊朗的雅利安人，后来是不同时期不同族系的波斯人，一次是蒙古人，而始于10世纪的中亚突厥人的多次侵略则逐步征服了北印度的大部分。突厥－阿富汗人的征服以建立莫卧儿帝国为顶点，他们也带来了新鲜的波斯影响和文化。
没有对中亚和中亚各民族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就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干草原经济的相对落后，长期在游牧民族中引起到毗邻的中国和印度富庶农业区进行袭击和侵略的诱惑。虽然他们人数较少，但他们的骑兵战术使他们在军事上难以对付。另外，经过中亚干草原地区的商路特别有吸引力，因为那是印度和中国之间大多数接触生的地方；而几乎全部这类接触都是间接的，都要依靠中亚的中间人，就像佛教及其相关艺术形式从印度传播到中国那样。
世界最大的半干旱及沙漠地区覆盖着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它从乌克兰及今土耳其开始，跨越前苏联南半部、伊朗大部、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满洲辽河中段以北和东经约75度以东的中国领土的大部。从气候和植被方面看，西藏也属于同类型干草原－沙漠范畴，尽管它的自然环境主要由它的高海拔决定。在欧亚大陆的这片广大地区的大部分，永久性耕地的农业只在几处拥有可用于补充灌溉的水源的有利地区才有可能，比如分散很远的绿洲。
这片广大地域历来几乎全被一些不同的民族占据，其中最重要的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主要依靠游动的畜牧，即让牲畜摄取干草原牧草的营养，然后以牲畜的奶和肉为生。中亚很多游牧民族瞧不起一切农业和从事农业的人，这一点蒙古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把所有农业活动与历来看不起的中国敌人联系在一起，将定居的农业生产和一切定居的生活方式看成与束缚无异，他们更愿过那种开阔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个人和集体甚至在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时也要抵制领导和控制这种习性所产生的无政府状态。
典型游牧群体是部落，虽然很多部落可能有共同的语、共同的血统和共同的文化，但他们的相互关系通常是对抗、竞争和不时生的战争。
39.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19）
突厥人、蒙古人和其他部落有时共同行动以反对其他游牧群体，或者像塞尔柱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和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女真人那样，联合在一起以从事更广大领土的征服。不过大多数冲突生在小得多的部落群之间，而且一般是为了争夺放牧权。牧草是所有游牧民族不可缺少而又有限的资源，是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群的资产。每个游牧部落都养成了多多少少固定的游动路线，为的是到每个牧草地区放牧频度正好与维持稳定牧草产量所允许的相适应。
由于这种牧场使用方式，一个部落宣布拥有的放牧区的任何一个部分，可能是他们按季节、按一年或很多年的循环中的一环，因而有可能在很长时间甚至几年内不用，而此时该部落及其牲畜群完全可能在数百英里之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其他部落乘虚侵入从而引连绵不断的小规模战争，因为保有所声称的放牧权确确实实是部落及其畜群的生死攸关大事。同其他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一样，不同年份降雨量的差异可高达40％。环境的苛刻限制、游牧方式的低生产力和部落间连绵不断的争斗，使得他们的人口一直很少。成吉思汗在12世纪统一起来的蒙古部落看来顶多达到100万，而20世纪初在总面积几乎与西欧相等的领土上其总人数也大致如此。西藏的人口数也与此相当，但其面积略小，也主要靠游牧。突厥部落总人口可能只比这稍多一点。
使游牧生活成为可能的牲畜主要是绵羊和山羊，它们是中亚干草原的原种，与野生的很少差别。它们往往是杂交品种，而且同其他所有地方的这类品种一样，能够靠比维持牛群所需草料更贫瘠、营养更差或更瘦矮的牧草生存。考虑到游牧民的放牧习惯，特别是密集啃食，牧场的草必然消耗很快，因而必须在造成的破坏无法弥补之前继续迁移。
马和骆驼只用于乘骑和运输。最早训练马拉货物的是古代农业社群而非游牧民族，可能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间就使用过某种挽具，而很久以后，农业社群才训练马用于乘骑。游牧方式的出现可从它与中亚周边地区——中国、印度、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定居农业社群在公元前2千纪和1千纪期间的相互交往而间接看出。到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古印欧民族从他们在中亚的祥地（大概是今伊朗）向东和向西迁徙，游牧民族向西侵人苏美尔和埃及，向东则自称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他们实行这些侵略时，已经使用了配备驭手和战士、由两匹马拉的轻便快速战车，这是一种令敌人胆寒的武器。
对于游牧民族，马的主要用途是在定期迁移寻找牧场时将牲畜赶到一起行进。绵羊行动缓慢，但乘马的骑手能催它们快走。骑手也是防备食肉动物的流动哨和前进路线的侦察员。游牧民成了骑马和繁殖马的高手，将马术提高到完美的顶点。男人年龄很小时就在马鞍上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马匹几乎与他们放牧的牲畜一样宝贵和生死攸关。所谓的蒙古马，或草原矮种马，被调理得极其强壮以弥补小个子缺陷，尤其是它们很少同其他亚种杂交而与其东方干草原原种几乎没有差别。它们能靠低品质而且数量较少的草料生存，它们蓬松的毛皮和坚韧的忍耐力有助于它们忍受原产地严冬的酷寒和大风。大约前4世纪中国明的马肚带和5世纪后不久明的马轭，大大提高了拉货牲口的使用效率，但骑马技艺的巨大跃进则是中国周王朝时代明马镫之后到来的；中亚突厥人和征服印度的贵霜人大概在前1世纪也独立明了马镫。马镫使骑手能在飞驰中扣箭上弦、瞄准和射，立身侧射或甚至向后射出所谓的回马箭。它们也掌握了根据命令由一队骑马弓箭手齐射的技术。
马上弓箭手成了游牧民族的主要作战手段，骑术无比娴熟的战士用这种战术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弓被做成类似丘比特弓的来复式合成弓，以适应在马背上使用，因为它们比较短，在马背上易于摆弄，而且并不明显降低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同最初驯养和训练马用于拉货和乘骑一样，合成弓也是定居民族明的，最早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在中国出现。这种弓用薄片型木头、牛羊角和肌健叠合而成，所用材料都是游牧民族容易得到的。
40.第四十一章.中心与边缘，中国未来地缘格局（20）
整个中亚普遍使用骆驼，但一般不是用于看管牲畜，而是用于驮运物品和旅行。骆驼原产中亚，具有极强的适应那里严酷环境的能力；当然，众所周知，它们能靠吸收驼峰贮备的水和脂肪的氧化，而长时间不吃不喝；它们也能靠多刺、坚硬、味苦的植物和连山羊都拒绝的略咸的水维持生命；它们柔软扩展的脚使它们较易在松软或深沙层上行走。骆驼还有透明的副眼睑，在频繁的灰尘或沙暴中也能视物。骆驼是中亚地区内部和跨越中亚贸易的主要驮运者，其品质和较大运货量远比马匹合用。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也将骆驼用手骑兵，但这种用途在欧亚大陆东部游牧民族中较少见。骆驼肉和奶偶尔也作为食物的补充，骆驼皮也加以利用或出售，但这些都不是饲养骆驼的主要目的。中国人坚持尝试将农业扩展到他们的于草原边境地带，往往不顾缺少现代灌溉技术支持的环境长此下去可能引起的后果。沿中亚的很多段边境线上，宜农地区和传统技术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宜农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广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一地带内，游牧制度与定居农业制度之间的竞争，从游牧制度出现后反复进行了数千年。只是到了20世纪，由于出现了许多新事物——铁路、公路、动力设备、水坝、抽水机、运河、新农业技术以及大大活跃的全国性及国际市场——得到现代国家多方面支持的农业才彻底占了上风。
当然，正是通过这一传统竞争地带，建起了中国的长城，它虽然主要用作军事壁垒—事实证明它完全可以渗透——它也是干草原和农耕区的分界线，是游牧民族放牧区和中华帝国领土的分界线。长城以内，中国管辖权和中国制度居支配地位；长城以外，中国的威望迅速衰减，进入长城以外地区的人是要自担风险的。毫不奇怪的是，在前3世纪后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几百年，就实际上建起了好几条城墙，其目的是要在可以作为一个地带的地方标志出这样一条分界线。降雨充沛年份在分界线以外建立的定居点和城墙，随着降雨量长期达不到平均水平而逐渐被放弃，愚蠢地扩张太远的中国农业殖民地也跟着衰退而被抛弃了。现存的长城乃明王朝于15世纪全面重建，它代表着无需现代大规模灌溉工程也能够持久耕种的地区经常变动的范围的合理平均界限。印度的壁垒则是基本无间断的高耸山脉——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它们构成了次大陆北部和西北部的边界。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很少是真诚的，通常是相互敌对的。游牧民族试图在很多方面尽量减少对贸易和实物交换的依赖，但他们不得不依靠农业区提供他们需要的大部分谷物、盐、金属和金属制品（尽管有些游牧民族偶尔自己开矿、冶炼和制造金属品，或雇请外国铁匠或冶金专家帮忙做这些事），以及后来需要的茶叶和瓷器。为了支付他们之所需，游牧民族用羊毛、皮革、马匹、骆驼、有时也用裘皮作为交换。周围定居民族的帝国对马匹的需求几乎没有止境，绝大多数马匹当然用于作战；他们自己繁殖的马匹永远不够用，干草原则是天然的马匹繁殖场。
〖23〗克烈：克烈是辽、金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部族。其居地在土拉河黑林、鄂尔浑河上游。亦或译作克列夷、怯烈、怯里亦、客列亦惕、凯烈等。《辽史》称之为“阻卜”或“北阻卜”，亦作“达旦”。据拉施德丁《史集》记载：此部之王生有八子，皆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后来诸子之( 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