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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国等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香港和台湾地区使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另有数字内容产业、文化科技产业等称谓。但不管如何，创意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柱产业。创意产业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6.第八章京族的文化传承（6）
当民族遇上创意产业，更会碰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是创意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作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体现，旅游业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把民族文化、自然资源和民间传统技能变成财富。
2006年，京族“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东兴市凭借京族独弦琴项目，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荣誉的取得，离不开京族地区日益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民族创意产业的日益展。
防城港小龙庄京族文化风村的成立是一次把市场经济引入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尝试。由京族第二个大学生孙进于2000年初自费创建。风村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万尾岛东边。距东兴市20千米。是集京族文化风、高新农业、美食、烧烤、歌舞娱乐、沙滩排球、垂钓、海滩冲浪、休闲为一体的农庄式旅游度假。目前已建成可容纳150人左右的特色船型餐厅和能供表演的歌舞台，已建成多套别墅式的客房，并与岛上渔民建立“渔家乐”连锁服务。小龙庄还专门配备一艘可供游客环岛观光、白龙岛观光和邻国越南海岸线观光旅游之用的游艇。还与防城港、东兴两市旅游局和市里各旅行社、旅游公司等旅游管理机构和单位组成中越边境跨国旅游专线。
一年一度的中越两国青年界河对歌活动，自举办以来，就以其独特的“界河舞台”特色受到各方的关注和好评，现已经称为京族所在的东兴市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两国青年界河对歌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吸引两国的观众越来越多。
还有每年的哈节，京族人民都举行一系列的文体活动，包括综合晚会、京族歌圩、围海捉鸭、沙滩自行车比赛等。京族的哈节仪式功能逐渐转换，由最初单纯的娱神变为现在的既娱神又娱人，甚至展为娱人功能更多的传统节日，变成了人们固定的节庆日，哈亭成为了唱哈、听哈的娱乐场所，“坐蒙”成了人们喜迎八方来客、广交天下朋友、畅享生活，分享生活、展示各家生活条件的平台。延绵10多公里的金滩，平整洁净，在这里可以观欣赏跳竹竿舞、弹独弦琴、拉大网、放虾灯等，条件允许还可以乘船出海打鱼，做一回京族渔民，领略一下京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俗风。别具一格的民族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更有海内外的游客和学者慕名而来，有效的推广了“哈节”这一品牌活动。
然而，现代旅游业已经不是简单的走走看看，文化创意应该在现代旅游业中得到更多的运用，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文化的和自然的体验才是现代旅游业展的方向。在当今社会，只有充分挖掘这些文化底蕴，将民族元素进行再创造，才能创造出有特色的创意产品和文化品牌来。
京族的文化创意产业，刚刚起步，有很多地方存在粗糙的地方。一个突出表现是，京族唱哈的音乐形式简化。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表的一些关于京族哈节的书籍或刊物中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哈节有很多表演的活动，如斗牛、男子比武角力竞赛、唱“嘲剧”等，哈妹唱哈有哈哥用独弦琴或三弦琴等伴奏。现在，这些活动都被简化了，斗牛、男子比武角力竞赛、唱嘲剧这些活动在哈节期间已经找寻不到踪影，哈妹唱哈时也只是用锣鼓和竹片进行简单的伴奏。另一个表现是，因为“哈节”只持续几天，节日一过，京岛的游客零落稀少。也就是说，该文化创意产业缺乏持续性与深入性。在京岛旅游区，游客能看到的与京族文化有关的旅游产品更是几乎为零，千篇一律的、各地都能看到的廉价旅游产品，让旅游者倍感失望。这说明哈节的旅游开还缺少文化内涵，还没有完整的产业链。
一个旅游产品的开，其基本点是提供游客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的构成很复杂，异地性和文化性是构成这种体验的重要构件。核心的观点是将民族文化、古典文化与旅游产品结合在一起，通过与当地文化的紧密结合，文化创意在旅游体验提供方面具有很大的适用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旅游开就是给游客创造一种文化体验，满足其内心的需求。“立足本地实际、打造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树立宣传意识”是文化创意产业展的有效途径。做文化创意产业，一定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对京族人来说，不仅要丰富其哈节仪式，更要聚居区的民居、民族服饰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保护，为哈节文化提供继续生存的文化空间。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记忆，开京族三岛就要先保护好原生态京族文化。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保护和开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的内在的意愿，文化产业展并非外来的开垦。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展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应该有一个协调展。现代化进程中，京族的传统捕鱼方式、传统民居、民族服饰等都已经逐渐向现代城镇居民靠拢，这给京族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复杂性与丰富性共生。
7.第八章京族的文化传承（7）
尽管总体京族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不难看到，一个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展的时代已经来临。***展创意产业，能为展文化产业和科技产业、弘扬京族传统文化预示广阔空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展京族创意产业，不仅能继续带动经济的快速展，而且也将把源远流长的京族文化扬光大。
民族文化价值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独特而漫长的历史道路和现实生活的显现和积淀。京族文化亦然。文化视野中的京族文化是京族人民生产、生活和劳动的缩影；是对“神灵”的敬仰和祭祀传统的展现；更是对海洋文化的独特神韵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京族文化同时也是一部丰富的京族“体现史”。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做的最适应的选择”。京族文化在体现海洋文化的同时，又是边疆和内陆文化、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其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亲海性和爱海性。在长期的海洋开历史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具有独特内涵的海洋文化，包括海洋捕捞文化、海水养殖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水晒盐文化等。二是多元性和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其最大特点是由多元文化交汇而成的丰富多彩边海民俗文化。以信仰为例，京族人既有信奉佛教或道教，也有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等教派的。至今，沿海延边各地仍有不少体现各种宗教和民俗信仰的寺、院、宫、庙，这些也是多元文化交汇集成的体现。三是重商性和国际性，主要表现在边贸文化、商业文化和旅游文化等方面，京族边海文化的展与对外交往、贸易同步，商业气氛甚浓。四是爱国性和革命性，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文化上。
具有上述特征的京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族的文化，京族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历史，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替代。因此，掘、抢救、保护京族文化，对实施广西从山到海的文化转型战略，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对京族地区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促进人们全面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国现代海洋文化，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将带动和促进整个中华文化的弘扬。
（二）京族文化又是一个跨境文化，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民族化语境下，研究、传承、开拓京族文化，不仅对于提升少数民族文化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对于边疆和平、区域稳定、促进国家间的交流等方面也具有国际战略意义。
（三）京族文化植根于处于特定地理环境中，京族文化与北部湾地区的文化传统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并具有很深的程度。京族文化反映了京族的经济状况、群体面貌和心理素质，体现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适应独特的自然环境——海洋而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力，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1.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1）
商贸交往
1949年以前，渔业生产是京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关的调查表明，1949年以前江平一带绝大多数京族家庭每年的生活费用中约有70％以上依靠捕鱼〖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况调查》（内部资料），第196页，1954年版。〗。这样的经济生产活动类型决定了京族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更为迫切，因此，京族人很早就有了商贸活动。
因与越南越族同源同宗，京族有与越南进行经济交往的传统，与越族的商贸关系较为密切。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商贸活动主要是互通有无的以物易物方式。到了商品经济活动较为频繁的清末，有的京族小商贩还利用他们的优势经常跑到越南经商〖韩肇明：《京族》，第31-32页，民族出版社，1993年。〗，但人数不多。一些近代文明词汇，也是那时从法语传入越语再传入中国京语里来的，如“肥皂”、“毛线”等词。从这些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京族和越南越族商贸交往的状况。1949年以前，澫尾、巫头等地就有不少京族村民到越南芒街等地经商。1950年代至1960年代，虽然国内政策对边境贸易多有限制，但京族和越族边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没有中断。而即使是在1979年中越关系严重恶化期间，京族地区也仍然有人到越南边境地区贩卖商品。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重新恢复，由于京族人与越族之间不存在信任障碍，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京族人成为边境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江平集镇、东兴集镇的商贸比较达，京族与这一带的汉族人的商贸交往也很密切。清末，不仅有广东、福建和越南的商人来到东兴与京族人做生意，也有不少京族人到东兴从事商业活动，做小商贩。江平镇是离京族聚居区最近的商品集散地，更多的京族人则是每到街圩，涉水而来，用鱼产品和汉族、壮族等换取粮食、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京族与汉族密切接触、京族人当中出现不少双语人，正是从集贸市场的讨价还价开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京族商贩在江平镇购置房屋经营小本生意。如当时江平镇有5家经营鱼汁的商店，其中有4家就是由京族的小商贩经营的。京族人的双语使用况更加常见。
由于京族地区的商品销售渠道不畅，1949年以前京族地区渔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较为低廉。一些老年村民说，一斤鱼还换不到一斤米，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因此，尽管鱼产颇丰，但京族人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京族渔民家庭的经济开支，主要用来购买粮食。除恒望、红坎、山心，大部分京族人聚居的村庄由于土地贫瘠，大米、玉米、红薯、木薯等粮食作物不能自给，只能从集市买入，价格往往比较高。而居住在山区的汉、壮、瑶等同胞，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甚少，自产农产品但缺乏鱼虾、海盐等海产品，这和京族的经济生活形成了互补。一些京族渔民肩挑海产品，游走于附近山区的大小村庄之间，以咸鱼干等换取山民的大米和木薯干。由于同样缺少现钱，在部分京族渔民与当地山区农村的壮、汉族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鱼产品换取粮食的以货易货形式。这种只求获取所需而没有过多赢利目的的商品交换形式，不仅使当地农民和渔民能够各取所需，同时也免去了以货币作为流通工具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密切了京族人与山区的汉族、壮族、瑶族的商贸往来。
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及边境战事等影响，京族与外族的商贸活动非常稀少。改革开放后，京族聚居区的商贸活动得到了恢复和展，市场经济的浪潮也席卷到了京族聚居区，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联系日益增多。与传统的纯渔业捕捞相比，改革开放后海产养殖、海产品加工等新行业得到了展，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活动比以往更密切、频繁和深入，不仅与附近的各族人民开展了贸易活动，有的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港澳台等地。边境贸易的升温，京族人挥精通越语、有亲戚朋友在越南居住、了解越南况的优势，充当边贸经纪人、中介人，与越南越族人的边境贸易成了京族人的龙头从业项目。经济学家指出，语是贸易中最有效的交际工具，与说相同语的人最容易生直接的贸易关系。越南人做生意喜欢与京族人直接联系，而且也比较信任京族人。在边境做生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商人，但一般总是先由京族人用本民族语与越南商人商量好后，再由京族人与外族商贩洽谈生意。除了充当翻译和中介，京族人还从越南采购国内所需商品运回国内销售，又将越南市场需求的商品，通过陆路、水路运到越南销售，直接加入了边境贸易的行列。京族的族际商贸往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2.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2）
族际往来
一般地讲，由于社会制度和所实行的政策不同，民族关系也随之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容。京族与外族的族际往来，以1949年为界。在此之前的族际关系，因为剥削制度、阶级因素、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1949年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实施，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则较为融洽、和谐。
和汉族的往来
京族来到现今的聚居地之初，由于海水阻隔，与大陆上的汉族接触是非常少的。京族人以近海捕捞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打到鱼后，就会拿到江平集市卖。在集市上，才与汉族人民产生有限的接触关系。因为民族间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互补的，因此，京族与汉族交往存在互利互惠。
当然，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展，一些村落，如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都是京、汉族杂居。在阶级社会下，阶级制度的存在对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总会产生影响，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及其它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物质的、政治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等）是相互交错、互相制约的。
京族一直打渔为生，较少耕田或经商。京族人种植水稻是向周边的汉族学来的，后来还从汉族那里学来了煮盐技术，而汉族也从京族渔民这里学到了渔业生产的不少经验。这是京、汉两族人民友好互助的见证。
解放前，京族人由于经济落后，因此不得不向经济宽裕的租用一些生产工具。如在江平，就有一些汉族人出资购买包括渔网、竹排等捕捞工具，然后租给贫穷的“不会打算”的京族渔民，京族渔民打到鱼后就得按“东家”定的价卖给他们，而且在计量上往往受“东家”的牵制。另外，不少京族人自小即给汉族地主或财主打工。在阶级社会，经济剥削方面是不分民族界限的，但是这些有钱有工具的“东家”、地主、财主，绝大部分是当地汉族，因此，在经济关系上，部分汉族上层小资产者与京族普通大众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旦关系紧张，很容易就和民族压迫等敏感问题联系起来。
在政治上，汉族官僚阶层与京族普通群众之间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汉族，官吏们总是对京族群众征更重的捐税，如“用粮赋税”、“渔盐海税”、“人丁税”、“过秤税”、“乡保长米”、“自卫班长”等，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奇不有。这是京汉不平等关系的一个表现。
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汉族人也陆续来到了原先只有京族聚居的海岛上。虽然京、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了这片土地，但是，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后到的汉族人，为了生存，便凭借人多势众，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原属于京族人的山林、耕地、农田。因此械斗时有生，出现伤亡事件。而官府又往往站在汉族人一方，引起了京族群众的不满。为保护京族的居住地，京族群众团结一致，曾在澫尾的东西南北各方位划出界线，作为京族人的“保留地”，汉人不许侵入。而在20年代，京汉两族人还曾为山林归属纠纷打过官司，后来在岛上立了一块界碑作为林地及居住地的界线。国民党时期，原来属于自然领袖的“翁村”，有一些变成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乡长、保长、甲长，其性质因此产生了变化，也被利用作为统治京族人民的工具。而且，当时分保、甲完全按民族居住区域来分，实际上是进一步把京族与汉族隔开。这是认为制造民族隔阂的表现。1948年12月，国民党江平联防主任、恶霸地主黄某，指挥其保安团中队长邓某，借捉**为名，在山心岛上捉去京族青年共30多人进行威逼吊打，勒索钱财。在尾村，1948年12月，村长、副保队李某，勾结惯匪陈某假冒**，洗劫了尾岛京族人民的财产，还绑架了吴世隆等人勒索钱财；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巫头岛的京族人民洗劫一空。这些来抢劫者都是汉族，而且他们只抢京族而对旁边的汉族却不动分毫。这样，给京族群众以“汉人专门欺负我们”的感觉，加深了京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3.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3）
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而在面临外敌入侵的况下，京、汉两族人民往往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如19世纪末法帝入侵，京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转战边疆，在共同的战斗中是不分京族汉族壮族的。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人倡议并实行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深得民心，不少汉族、壮族、京族人民直接参加了防城（今广西防城港市境内）起义、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友谊关）起义、钦廉（钦州和廉州，现广西北海市境内）起义等，很多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领导各族群众在防城、江平一带进行革命斗争，京族人民与**游击队、工作组密切配合，反抗官僚恶霸，从而与**政府、汉族同胞种下合作谅解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但是，民族特点导致民族差异，民族与民族差异的存在产生出不同的民族问题。而且，民族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存在，民族差异的持久性也将使民族问题长期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不尽相同而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成为其他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京族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加之历史积怨、生活习俗差异等原因，因此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汉族、京族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隔阂。当时有汉族民谣“千其千，有女莫嫁安南千；一日三餐不得食，皮黄骨瘦真可怜”。据京族老人回忆，在整个尾村，解放前他所知道的汉族女子嫁给京族的仅有两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多是京族女子外嫁，汉族女子嫁给京族的非常罕见。据当地人回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一个京族男子与汉族女子谈恋爱，走在路上人们都要朝他扔小石子，由此可见这里边的歧视态度。
七十年代后，由于京族经济地位的改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平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等原因，京族人摆脱了自卑心理，汉族对京族的歧视消失，京族、汉族之间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总的来说，京汉关系的展的大致脉络是由不平等到平等，由对抗到联合，由失衡到平衡，由差异到趋一。〖韦家朝：简论京汉民族关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和壮族的往来
在竹山等地，京族人与壮族是杂居的，因为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京族与汉族的关系较为缓和，在法军入侵时也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永福曾率领壮、汉、京等族边民组成的黑旗军开赴越南，与法国殖民者展开殊死搏斗，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谊。
京族人为了换取粮食，经常肩挑海产品到山区叫卖。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山区的人家又多穷困，京族人以鱼换米的期待时常因为没有稳固的保障而难以兑现，更由于卖鱼的人又多以小孩、妇女为主，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多数人家往往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村寨作为以鱼换米的地方。由于交易地点相对较为稳定，一些京族人家为了方便来往，便与山区农村的壮族村民结成“亲戚”，当地人称之为“认亲戚”。这种以“亲戚”为媒介、以以货易货为主要形式的“贸易联盟”使得鱼和米的互换往往也就有了着落，大家都不愁卖也不愁买，心里踏实了许多。
1970年代京族三岛“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京族地区的粮食生产基本实现了自给，由于国家同时还给予京族人的一些民族优待政策，京族人的粮食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往来山区农村卖鱼的京族人不断减少，“认亲戚”的人家也不如以前。不过，那些曾经认过的“亲戚”，有不少人家直到如今仍有来往。
4.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4）
和越族的往来
由于同宗同源，京族与越族的往来从未间断过，往来也较为频繁。***1886年，越南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法国殖民者，后来遭到法国殖民者的武力镇压，其间有部分越南边民涌向我边境东兴一带，京族人民热地接纳了他们。中法勘界后，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不少人有血亲或姻亲关系。双方的村寨一般只相隔几里的水路。节日喜庆丧葬，京族和越族群众互相走访，或祝贺或帮忙。打渔跑到对方村落那边也是常有的事。京族地区出现私塾后，师资非常不稳定，京族有时也从越族那边聘请塾师。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战争年代，由于沉重的苛捐杂税、征兵服役及战事连绵，包括京族群众在内的中国边民曾逃到越南避难。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越族边民流向我国。京族群众给予了这些同胞兄弟无私的帮助。在越南人民的抗法和抗美斗争时期，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中国于1968年在靠近越南的防城港建设战备港口，作为中越海上运输航线的起运港，向越南转运援越物资，当时这条航线被誉为“海上胡志明小道”。越族边民到我边境避难，我当地政府和群众均慷慨解囊相助，尤其是京族群众，热地接待了这些难民。就算在中越关系陷入低谷的七八十年代，由于京族与越族之间不少有亲戚关系，因此民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边民交往更加密切，边境贸易十分红火，双方优势互补，增强了友谊，改善了生活。当然，虽然同宗同源，但分属两个国家，京族和越族都走上了各自独立展道路，用京族人的话说，就如两兄弟，成年后都有了自己的家。现代社会中，京族人在国家问题上要考虑的是中国公民的责任，而不是民族归属。有学者认为，京族因为历史与展程度的因素，对越族感到优越，藉用中国公民身分与越族区隔。但京、越文化又高度互通，维持了京族在国家范畴内的独特性。〖石之瑜：中国跨界民族身分策略中的国家意识：京族面对越族的区隔与联系，载〖台湾〗《文化研究》，第147-168页，2005年第1期。〗这也许较为贴切地道出了京族与越族交往的微妙关系。
从历史展看，民族关系的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一、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由于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总之，现今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和谐的，正如李秋洪教授所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的民族关系基调是融洽、和谐的，未生过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全局性的民族关系紧张事件，各民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从而为广西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展，特别是近几年的高速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第18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广西社会科学院近日布《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展报告》显示，67．6％的受调查者最满意广西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已经连续11年成为广西民众最满意的社会展指标。这充分展示了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巨大成就，也从侧面证实了维系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的重大现实意义。宽松、平和、友爱、互助的族际环境，将对各民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提供更为优裕的展环境。
第三节文化互动
民族接触、民族交往带来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字、民间文学及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方面。
5.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5）
经过一百多年与当地粤方的接触，中国的京语与越南语相比，呈现出一些诧异。在语音系统上，由于粤方词的大量借用，京语增加了几个辅音和元音；在词汇上，近现代的文化词、科技词，用的更多的是粤方借词。一些新造的词，也都是以粤方音作为造词材料，这与原先的用汉越音造词大不相同。语法语用上，也是有向粤方靠拢饿倾向。在语的使用上，大部分京族人都掌握粤方，可以说，大部分京族人都是双语人，单纯会京语的人已经不多了。一些京族人已经实现了语转用，只会说粤方。在一些村落，如竹山，是京、汉、壮杂居的村组，通用汉、壮两种语，京族人不会讲京语〖王绍辉：略论广西京族语与汉语及越南语的交流现状，载《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2期。〗。京族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交际对象，也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语、语码的转换非常常见。在一些汉、京杂居的地方，不少汉族人也会讲京语；嫁入京族家庭的汉族媳妇，不到一年也掌握了京语。这是京、汉语的相互影响在个人语使用上的微观体现。
由于历史原因，越南有相当长的时间使用汉字，因此汉字是京族一直使用的书面工具。大约在公元9世纪左右，越南出现了记载本民族语的土俗字——“喃字”。它是采用汉字的构字方法、借汉字的整体或部分来记录京语语的文字体系。该文字在越南本土产生，京族人民把它带到了京族三岛地区。由于与汉族的接触深度、广度都与越南不一样，因此京族地区的喃字也有一些不同于越南喃字的特点。
语文字的影响是相互的，当地汉族的语和土俗字，也有一些受京族语文字影响的痕迹。但由于汉族是主体民族，因此京语对当地汉语的影响相比而比较小。
汉族的民间文化对京族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汉族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在京族地区流传较广，并经过京族民间艺人不断加工和改编，逐渐具有了京族的一些社会文化特点。值得指出的是，京族民间故事《金仲与阿翘》，是京汉文学交流、各种文体不断演化的结晶。它历经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的史书记载（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中国作家文学（汉语古文短篇小说→汉语话本短篇小说→汉语话本长篇小说）→越南作家文学（越语六八体叙事长诗）→京族民间长歌与故事（京语演唱、讲述和汉语粤方讲述）的演变轨迹，是京汉两族文学文化互动的结果。
独弦琴的古老乐曲多来自越南，但在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汉族、壮族的音乐元素，充分体现了京、壮、汉诸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在文化习俗方面，京族一些节日习俗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如京族原先是在农历新年前祭祖扫墓的，后来一些地方也逐渐和汉族一样于清明节扫墓了。
壮族的“花”崇拜也被京族文化所吸收。如给新生儿“定花根”、给体弱多病的小孩“盘花根”、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添命粮”等，无不是受到了壮族“花”神崇拜的影响。京族实行二次葬、屈肢葬，这些习俗也和壮族是一样的。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多民族社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营造了一个多元文化氛围。通过文化桥梁达到各民族心理的沟通和理解，使民族团结向深层次展，对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第十章京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1）
近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京族是16世纪迁入中国的。***由于与越南主体民族血脉相连，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京族人保留着母国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然而，由于身处强势民族、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下，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他们选择了“群体性遗忘”，即母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事件，如越南远古神话“龙子仙孙”、“山精水精”、“金龟传”，越南各个朝代的更替、英雄人物等等，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淡忘。再者，由于京族是一个迁移民族，这一群体绝大部分为穷苦的渔民，特定的人口构成、生产生活状况及地理环境等因素，使得京族有关自身历史的文字记录相对匮乏。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短暂的三百年中，无论是文字史还是口述史，都缺乏对这一时期京族历史人物的描述。
京族直到近代才出现了有影响的民族英雄、文化人物。这其中又以苏光清、杜光辉为代表。
苏光清，生卒年不详，其生活年代大约为鸦片战争前后。苏光清从小勤读诗书，苦练武艺，年轻时就在官府为官。鸦片战争时期，苏光清不慎染上毒瘾，被捕入狱，方知悔悟，决心痛改前非。出狱后，苏光清一心向佛，为民解忧。岛上常有洋寇欲登岸贩毒烟，苏光清组织村民购买大炮，在密林中建炮台，多次击溃洋船入侵，立了大功，被清政府任命为宁海副总。苏光清带领民众，利用岛上有利地形，以“借鸟击鼓”、“全民战”等战术，打败强盗侵扰，保卫家乡安宁，维护边疆稳定。
苏光清任统领期间最值得称道的作为是为京族三岛争取到了确定的海上作业区。他多方奔走，并经在防城县任职的苏光宝从中斡旋，终于使清政府有关当局正式下达官文，划定北部湾海面西至竹山江口、东到白龙水口、南抵白苏公石礁海域为三岛京族海上作业区，其他人等不得擅自进入该海域作业。特别是严禁其他人等使用大型渔具在该海域作业。从此，三岛京族有了自己的专属作业区，免除了被人驱赶、欺侮之苦。这一作业区域的划定，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确认。苏光清在澫尾哈亭书写( 中国京族（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163/ )
6.第八章京族的文化传承（6）
当民族遇上创意产业，更会碰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是创意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作为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体现，旅游业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把民族文化、自然资源和民间传统技能变成财富。
2006年，京族“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东兴市凭借京族独弦琴项目，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些荣誉的取得，离不开京族地区日益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民族创意产业的日益展。
防城港小龙庄京族文化风村的成立是一次把市场经济引入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尝试。由京族第二个大学生孙进于2000年初自费创建。风村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万尾岛东边。距东兴市20千米。是集京族文化风、高新农业、美食、烧烤、歌舞娱乐、沙滩排球、垂钓、海滩冲浪、休闲为一体的农庄式旅游度假。目前已建成可容纳150人左右的特色船型餐厅和能供表演的歌舞台，已建成多套别墅式的客房，并与岛上渔民建立“渔家乐”连锁服务。小龙庄还专门配备一艘可供游客环岛观光、白龙岛观光和邻国越南海岸线观光旅游之用的游艇。还与防城港、东兴两市旅游局和市里各旅行社、旅游公司等旅游管理机构和单位组成中越边境跨国旅游专线。
一年一度的中越两国青年界河对歌活动，自举办以来，就以其独特的“界河舞台”特色受到各方的关注和好评，现已经称为京族所在的东兴市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两国青年界河对歌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吸引两国的观众越来越多。
还有每年的哈节，京族人民都举行一系列的文体活动，包括综合晚会、京族歌圩、围海捉鸭、沙滩自行车比赛等。京族的哈节仪式功能逐渐转换，由最初单纯的娱神变为现在的既娱神又娱人，甚至展为娱人功能更多的传统节日，变成了人们固定的节庆日，哈亭成为了唱哈、听哈的娱乐场所，“坐蒙”成了人们喜迎八方来客、广交天下朋友、畅享生活，分享生活、展示各家生活条件的平台。延绵10多公里的金滩，平整洁净，在这里可以观欣赏跳竹竿舞、弹独弦琴、拉大网、放虾灯等，条件允许还可以乘船出海打鱼，做一回京族渔民，领略一下京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俗风。别具一格的民族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更有海内外的游客和学者慕名而来，有效的推广了“哈节”这一品牌活动。
然而，现代旅游业已经不是简单的走走看看，文化创意应该在现代旅游业中得到更多的运用，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文化的和自然的体验才是现代旅游业展的方向。在当今社会，只有充分挖掘这些文化底蕴，将民族元素进行再创造，才能创造出有特色的创意产品和文化品牌来。
京族的文化创意产业，刚刚起步，有很多地方存在粗糙的地方。一个突出表现是，京族唱哈的音乐形式简化。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表的一些关于京族哈节的书籍或刊物中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哈节有很多表演的活动，如斗牛、男子比武角力竞赛、唱“嘲剧”等，哈妹唱哈有哈哥用独弦琴或三弦琴等伴奏。现在，这些活动都被简化了，斗牛、男子比武角力竞赛、唱嘲剧这些活动在哈节期间已经找寻不到踪影，哈妹唱哈时也只是用锣鼓和竹片进行简单的伴奏。另一个表现是，因为“哈节”只持续几天，节日一过，京岛的游客零落稀少。也就是说，该文化创意产业缺乏持续性与深入性。在京岛旅游区，游客能看到的与京族文化有关的旅游产品更是几乎为零，千篇一律的、各地都能看到的廉价旅游产品，让旅游者倍感失望。这说明哈节的旅游开还缺少文化内涵，还没有完整的产业链。
一个旅游产品的开，其基本点是提供游客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的构成很复杂，异地性和文化性是构成这种体验的重要构件。核心的观点是将民族文化、古典文化与旅游产品结合在一起，通过与当地文化的紧密结合，文化创意在旅游体验提供方面具有很大的适用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旅游开就是给游客创造一种文化体验，满足其内心的需求。“立足本地实际、打造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树立宣传意识”是文化创意产业展的有效途径。做文化创意产业，一定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对京族人来说，不仅要丰富其哈节仪式，更要聚居区的民居、民族服饰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保护，为哈节文化提供继续生存的文化空间。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记忆，开京族三岛就要先保护好原生态京族文化。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保护和开必须是基于本民族自觉的内在的意愿，文化产业展并非外来的开垦。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展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应该有一个协调展。现代化进程中，京族的传统捕鱼方式、传统民居、民族服饰等都已经逐渐向现代城镇居民靠拢，这给京族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复杂性与丰富性共生。
7.第八章京族的文化传承（7）
尽管总体京族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不难看到，一个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展的时代已经来临。***展创意产业，能为展文化产业和科技产业、弘扬京族传统文化预示广阔空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展京族创意产业，不仅能继续带动经济的快速展，而且也将把源远流长的京族文化扬光大。
民族文化价值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独特而漫长的历史道路和现实生活的显现和积淀。京族文化亦然。文化视野中的京族文化是京族人民生产、生活和劳动的缩影；是对“神灵”的敬仰和祭祀传统的展现；更是对海洋文化的独特神韵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京族文化同时也是一部丰富的京族“体现史”。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做的最适应的选择”。京族文化在体现海洋文化的同时，又是边疆和内陆文化、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其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亲海性和爱海性。在长期的海洋开历史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具有独特内涵的海洋文化，包括海洋捕捞文化、海水养殖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水晒盐文化等。二是多元性和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其最大特点是由多元文化交汇而成的丰富多彩边海民俗文化。以信仰为例，京族人既有信奉佛教或道教，也有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等教派的。至今，沿海延边各地仍有不少体现各种宗教和民俗信仰的寺、院、宫、庙，这些也是多元文化交汇集成的体现。三是重商性和国际性，主要表现在边贸文化、商业文化和旅游文化等方面，京族边海文化的展与对外交往、贸易同步，商业气氛甚浓。四是爱国性和革命性，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文化上。
具有上述特征的京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海洋民族的文化，京族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历史，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替代。因此，掘、抢救、保护京族文化，对实施广西从山到海的文化转型战略，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对京族地区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促进人们全面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国现代海洋文化，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将带动和促进整个中华文化的弘扬。
（二）京族文化又是一个跨境文化，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民族化语境下，研究、传承、开拓京族文化，不仅对于提升少数民族文化而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对于边疆和平、区域稳定、促进国家间的交流等方面也具有国际战略意义。
（三）京族文化植根于处于特定地理环境中，京族文化与北部湾地区的文化传统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并具有很深的程度。京族文化反映了京族的经济状况、群体面貌和心理素质，体现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适应独特的自然环境——海洋而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力，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1.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1）
商贸交往
1949年以前，渔业生产是京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关的调查表明，1949年以前江平一带绝大多数京族家庭每年的生活费用中约有70％以上依靠捕鱼〖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况调查》（内部资料），第196页，1954年版。〗。这样的经济生产活动类型决定了京族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更为迫切，因此，京族人很早就有了商贸活动。
因与越南越族同源同宗，京族有与越南进行经济交往的传统，与越族的商贸关系较为密切。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商贸活动主要是互通有无的以物易物方式。到了商品经济活动较为频繁的清末，有的京族小商贩还利用他们的优势经常跑到越南经商〖韩肇明：《京族》，第31-32页，民族出版社，1993年。〗，但人数不多。一些近代文明词汇，也是那时从法语传入越语再传入中国京语里来的，如“肥皂”、“毛线”等词。从这些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京族和越南越族商贸交往的状况。1949年以前，澫尾、巫头等地就有不少京族村民到越南芒街等地经商。1950年代至1960年代，虽然国内政策对边境贸易多有限制，但京族和越族边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没有中断。而即使是在1979年中越关系严重恶化期间，京族地区也仍然有人到越南边境地区贩卖商品。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重新恢复，由于京族人与越族之间不存在信任障碍，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京族人成为边境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江平集镇、东兴集镇的商贸比较达，京族与这一带的汉族人的商贸交往也很密切。清末，不仅有广东、福建和越南的商人来到东兴与京族人做生意，也有不少京族人到东兴从事商业活动，做小商贩。江平镇是离京族聚居区最近的商品集散地，更多的京族人则是每到街圩，涉水而来，用鱼产品和汉族、壮族等换取粮食、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京族与汉族密切接触、京族人当中出现不少双语人，正是从集贸市场的讨价还价开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京族商贩在江平镇购置房屋经营小本生意。如当时江平镇有5家经营鱼汁的商店，其中有4家就是由京族的小商贩经营的。京族人的双语使用况更加常见。
由于京族地区的商品销售渠道不畅，1949年以前京族地区渔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较为低廉。一些老年村民说，一斤鱼还换不到一斤米，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因此，尽管鱼产颇丰，但京族人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京族渔民家庭的经济开支，主要用来购买粮食。除恒望、红坎、山心，大部分京族人聚居的村庄由于土地贫瘠，大米、玉米、红薯、木薯等粮食作物不能自给，只能从集市买入，价格往往比较高。而居住在山区的汉、壮、瑶等同胞，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甚少，自产农产品但缺乏鱼虾、海盐等海产品，这和京族的经济生活形成了互补。一些京族渔民肩挑海产品，游走于附近山区的大小村庄之间，以咸鱼干等换取山民的大米和木薯干。由于同样缺少现钱，在部分京族渔民与当地山区农村的壮、汉族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鱼产品换取粮食的以货易货形式。这种只求获取所需而没有过多赢利目的的商品交换形式，不仅使当地农民和渔民能够各取所需，同时也免去了以货币作为流通工具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密切了京族人与山区的汉族、壮族、瑶族的商贸往来。
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及边境战事等影响，京族与外族的商贸活动非常稀少。改革开放后，京族聚居区的商贸活动得到了恢复和展，市场经济的浪潮也席卷到了京族聚居区，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联系日益增多。与传统的纯渔业捕捞相比，改革开放后海产养殖、海产品加工等新行业得到了展，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活动比以往更密切、频繁和深入，不仅与附近的各族人民开展了贸易活动，有的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港澳台等地。边境贸易的升温，京族人挥精通越语、有亲戚朋友在越南居住、了解越南况的优势，充当边贸经纪人、中介人，与越南越族人的边境贸易成了京族人的龙头从业项目。经济学家指出，语是贸易中最有效的交际工具，与说相同语的人最容易生直接的贸易关系。越南人做生意喜欢与京族人直接联系，而且也比较信任京族人。在边境做生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商人，但一般总是先由京族人用本民族语与越南商人商量好后，再由京族人与外族商贩洽谈生意。除了充当翻译和中介，京族人还从越南采购国内所需商品运回国内销售，又将越南市场需求的商品，通过陆路、水路运到越南销售，直接加入了边境贸易的行列。京族的族际商贸往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2.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2）
族际往来
一般地讲，由于社会制度和所实行的政策不同，民族关系也随之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容。京族与外族的族际往来，以1949年为界。在此之前的族际关系，因为剥削制度、阶级因素、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1949年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实施，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则较为融洽、和谐。
和汉族的往来
京族来到现今的聚居地之初，由于海水阻隔，与大陆上的汉族接触是非常少的。京族人以近海捕捞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打到鱼后，就会拿到江平集市卖。在集市上，才与汉族人民产生有限的接触关系。因为民族间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互补的，因此，京族与汉族交往存在互利互惠。
当然，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展，一些村落，如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都是京、汉族杂居。在阶级社会下，阶级制度的存在对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总会产生影响，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及其它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物质的、政治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等）是相互交错、互相制约的。
京族一直打渔为生，较少耕田或经商。京族人种植水稻是向周边的汉族学来的，后来还从汉族那里学来了煮盐技术，而汉族也从京族渔民这里学到了渔业生产的不少经验。这是京、汉两族人民友好互助的见证。
解放前，京族人由于经济落后，因此不得不向经济宽裕的租用一些生产工具。如在江平，就有一些汉族人出资购买包括渔网、竹排等捕捞工具，然后租给贫穷的“不会打算”的京族渔民，京族渔民打到鱼后就得按“东家”定的价卖给他们，而且在计量上往往受“东家”的牵制。另外，不少京族人自小即给汉族地主或财主打工。在阶级社会，经济剥削方面是不分民族界限的，但是这些有钱有工具的“东家”、地主、财主，绝大部分是当地汉族，因此，在经济关系上，部分汉族上层小资产者与京族普通大众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旦关系紧张，很容易就和民族压迫等敏感问题联系起来。
在政治上，汉族官僚阶层与京族普通群众之间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汉族，官吏们总是对京族群众征更重的捐税，如“用粮赋税”、“渔盐海税”、“人丁税”、“过秤税”、“乡保长米”、“自卫班长”等，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奇不有。这是京汉不平等关系的一个表现。
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汉族人也陆续来到了原先只有京族聚居的海岛上。虽然京、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了这片土地，但是，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后到的汉族人，为了生存，便凭借人多势众，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原属于京族人的山林、耕地、农田。因此械斗时有生，出现伤亡事件。而官府又往往站在汉族人一方，引起了京族群众的不满。为保护京族的居住地，京族群众团结一致，曾在澫尾的东西南北各方位划出界线，作为京族人的“保留地”，汉人不许侵入。而在20年代，京汉两族人还曾为山林归属纠纷打过官司，后来在岛上立了一块界碑作为林地及居住地的界线。国民党时期，原来属于自然领袖的“翁村”，有一些变成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乡长、保长、甲长，其性质因此产生了变化，也被利用作为统治京族人民的工具。而且，当时分保、甲完全按民族居住区域来分，实际上是进一步把京族与汉族隔开。这是认为制造民族隔阂的表现。1948年12月，国民党江平联防主任、恶霸地主黄某，指挥其保安团中队长邓某，借捉**为名，在山心岛上捉去京族青年共30多人进行威逼吊打，勒索钱财。在尾村，1948年12月，村长、副保队李某，勾结惯匪陈某假冒**，洗劫了尾岛京族人民的财产，还绑架了吴世隆等人勒索钱财；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巫头岛的京族人民洗劫一空。这些来抢劫者都是汉族，而且他们只抢京族而对旁边的汉族却不动分毫。这样，给京族群众以“汉人专门欺负我们”的感觉，加深了京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3.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3）
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而在面临外敌入侵的况下，京、汉两族人民往往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如19世纪末法帝入侵，京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转战边疆，在共同的战斗中是不分京族汉族壮族的。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人倡议并实行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深得民心，不少汉族、壮族、京族人民直接参加了防城（今广西防城港市境内）起义、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友谊关）起义、钦廉（钦州和廉州，现广西北海市境内）起义等，很多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领导各族群众在防城、江平一带进行革命斗争，京族人民与**游击队、工作组密切配合，反抗官僚恶霸，从而与**政府、汉族同胞种下合作谅解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但是，民族特点导致民族差异，民族与民族差异的存在产生出不同的民族问题。而且，民族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存在，民族差异的持久性也将使民族问题长期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民族问题的表现形态和内容不尽相同而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成为其他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京族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加之历史积怨、生活习俗差异等原因，因此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汉族、京族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隔阂。当时有汉族民谣“千其千，有女莫嫁安南千；一日三餐不得食，皮黄骨瘦真可怜”。据京族老人回忆，在整个尾村，解放前他所知道的汉族女子嫁给京族的仅有两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多是京族女子外嫁，汉族女子嫁给京族的非常罕见。据当地人回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一个京族男子与汉族女子谈恋爱，走在路上人们都要朝他扔小石子，由此可见这里边的歧视态度。
七十年代后，由于京族经济地位的改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平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等原因，京族人摆脱了自卑心理，汉族对京族的歧视消失，京族、汉族之间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总的来说，京汉关系的展的大致脉络是由不平等到平等，由对抗到联合，由失衡到平衡，由差异到趋一。〖韦家朝：简论京汉民族关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和壮族的往来
在竹山等地，京族人与壮族是杂居的，因为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京族与汉族的关系较为缓和，在法军入侵时也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永福曾率领壮、汉、京等族边民组成的黑旗军开赴越南，与法国殖民者展开殊死搏斗，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谊。
京族人为了换取粮食，经常肩挑海产品到山区叫卖。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山区的人家又多穷困，京族人以鱼换米的期待时常因为没有稳固的保障而难以兑现，更由于卖鱼的人又多以小孩、妇女为主，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多数人家往往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村寨作为以鱼换米的地方。由于交易地点相对较为稳定，一些京族人家为了方便来往，便与山区农村的壮族村民结成“亲戚”，当地人称之为“认亲戚”。这种以“亲戚”为媒介、以以货易货为主要形式的“贸易联盟”使得鱼和米的互换往往也就有了着落，大家都不愁卖也不愁买，心里踏实了许多。
1970年代京族三岛“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京族地区的粮食生产基本实现了自给，由于国家同时还给予京族人的一些民族优待政策，京族人的粮食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往来山区农村卖鱼的京族人不断减少，“认亲戚”的人家也不如以前。不过，那些曾经认过的“亲戚”，有不少人家直到如今仍有来往。
4.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4）
和越族的往来
由于同宗同源，京族与越族的往来从未间断过，往来也较为频繁。***1886年，越南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法国殖民者，后来遭到法国殖民者的武力镇压，其间有部分越南边民涌向我边境东兴一带，京族人民热地接纳了他们。中法勘界后，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不少人有血亲或姻亲关系。双方的村寨一般只相隔几里的水路。节日喜庆丧葬，京族和越族群众互相走访，或祝贺或帮忙。打渔跑到对方村落那边也是常有的事。京族地区出现私塾后，师资非常不稳定，京族有时也从越族那边聘请塾师。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战争年代，由于沉重的苛捐杂税、征兵服役及战事连绵，包括京族群众在内的中国边民曾逃到越南避难。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越族边民流向我国。京族群众给予了这些同胞兄弟无私的帮助。在越南人民的抗法和抗美斗争时期，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中国于1968年在靠近越南的防城港建设战备港口，作为中越海上运输航线的起运港，向越南转运援越物资，当时这条航线被誉为“海上胡志明小道”。越族边民到我边境避难，我当地政府和群众均慷慨解囊相助，尤其是京族群众，热地接待了这些难民。就算在中越关系陷入低谷的七八十年代，由于京族与越族之间不少有亲戚关系，因此民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边民交往更加密切，边境贸易十分红火，双方优势互补，增强了友谊，改善了生活。当然，虽然同宗同源，但分属两个国家，京族和越族都走上了各自独立展道路，用京族人的话说，就如两兄弟，成年后都有了自己的家。现代社会中，京族人在国家问题上要考虑的是中国公民的责任，而不是民族归属。有学者认为，京族因为历史与展程度的因素，对越族感到优越，藉用中国公民身分与越族区隔。但京、越文化又高度互通，维持了京族在国家范畴内的独特性。〖石之瑜：中国跨界民族身分策略中的国家意识：京族面对越族的区隔与联系，载〖台湾〗《文化研究》，第147-168页，2005年第1期。〗这也许较为贴切地道出了京族与越族交往的微妙关系。
从历史展看，民族关系的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一、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由于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总之，现今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和谐的，正如李秋洪教授所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的民族关系基调是融洽、和谐的，未生过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全局性的民族关系紧张事件，各民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从而为广西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展，特别是近几年的高速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第18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广西社会科学院近日布《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展报告》显示，67．6％的受调查者最满意广西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已经连续11年成为广西民众最满意的社会展指标。这充分展示了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巨大成就，也从侧面证实了维系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的重大现实意义。宽松、平和、友爱、互助的族际环境，将对各民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提供更为优裕的展环境。
第三节文化互动
民族接触、民族交往带来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字、民间文学及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方面。
5.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5）
经过一百多年与当地粤方的接触，中国的京语与越南语相比，呈现出一些诧异。在语音系统上，由于粤方词的大量借用，京语增加了几个辅音和元音；在词汇上，近现代的文化词、科技词，用的更多的是粤方借词。一些新造的词，也都是以粤方音作为造词材料，这与原先的用汉越音造词大不相同。语法语用上，也是有向粤方靠拢饿倾向。在语的使用上，大部分京族人都掌握粤方，可以说，大部分京族人都是双语人，单纯会京语的人已经不多了。一些京族人已经实现了语转用，只会说粤方。在一些村落，如竹山，是京、汉、壮杂居的村组，通用汉、壮两种语，京族人不会讲京语〖王绍辉：略论广西京族语与汉语及越南语的交流现状，载《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2期。〗。京族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交际对象，也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语、语码的转换非常常见。在一些汉、京杂居的地方，不少汉族人也会讲京语；嫁入京族家庭的汉族媳妇，不到一年也掌握了京语。这是京、汉语的相互影响在个人语使用上的微观体现。
由于历史原因，越南有相当长的时间使用汉字，因此汉字是京族一直使用的书面工具。大约在公元9世纪左右，越南出现了记载本民族语的土俗字——“喃字”。它是采用汉字的构字方法、借汉字的整体或部分来记录京语语的文字体系。该文字在越南本土产生，京族人民把它带到了京族三岛地区。由于与汉族的接触深度、广度都与越南不一样，因此京族地区的喃字也有一些不同于越南喃字的特点。
语文字的影响是相互的，当地汉族的语和土俗字，也有一些受京族语文字影响的痕迹。但由于汉族是主体民族，因此京语对当地汉语的影响相比而比较小。
汉族的民间文化对京族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汉族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在京族地区流传较广，并经过京族民间艺人不断加工和改编，逐渐具有了京族的一些社会文化特点。值得指出的是，京族民间故事《金仲与阿翘》，是京汉文学交流、各种文体不断演化的结晶。它历经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的史书记载（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中国作家文学（汉语古文短篇小说→汉语话本短篇小说→汉语话本长篇小说）→越南作家文学（越语六八体叙事长诗）→京族民间长歌与故事（京语演唱、讲述和汉语粤方讲述）的演变轨迹，是京汉两族文学文化互动的结果。
独弦琴的古老乐曲多来自越南，但在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汉族、壮族的音乐元素，充分体现了京、壮、汉诸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在文化习俗方面，京族一些节日习俗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如京族原先是在农历新年前祭祖扫墓的，后来一些地方也逐渐和汉族一样于清明节扫墓了。
壮族的“花”崇拜也被京族文化所吸收。如给新生儿“定花根”、给体弱多病的小孩“盘花根”、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添命粮”等，无不是受到了壮族“花”神崇拜的影响。京族实行二次葬、屈肢葬，这些习俗也和壮族是一样的。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多民族社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营造了一个多元文化氛围。通过文化桥梁达到各民族心理的沟通和理解，使民族团结向深层次展，对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第十章京族有影响的文化人物（1）
近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
京族是16世纪迁入中国的。***由于与越南主体民族血脉相连，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京族人保留着母国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然而，由于身处强势民族、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下，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他们选择了“群体性遗忘”，即母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事件，如越南远古神话“龙子仙孙”、“山精水精”、“金龟传”，越南各个朝代的更替、英雄人物等等，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淡忘。再者，由于京族是一个迁移民族，这一群体绝大部分为穷苦的渔民，特定的人口构成、生产生活状况及地理环境等因素，使得京族有关自身历史的文字记录相对匮乏。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短暂的三百年中，无论是文字史还是口述史，都缺乏对这一时期京族历史人物的描述。
京族直到近代才出现了有影响的民族英雄、文化人物。这其中又以苏光清、杜光辉为代表。
苏光清，生卒年不详，其生活年代大约为鸦片战争前后。苏光清从小勤读诗书，苦练武艺，年轻时就在官府为官。鸦片战争时期，苏光清不慎染上毒瘾，被捕入狱，方知悔悟，决心痛改前非。出狱后，苏光清一心向佛，为民解忧。岛上常有洋寇欲登岸贩毒烟，苏光清组织村民购买大炮，在密林中建炮台，多次击溃洋船入侵，立了大功，被清政府任命为宁海副总。苏光清带领民众，利用岛上有利地形，以“借鸟击鼓”、“全民战”等战术，打败强盗侵扰，保卫家乡安宁，维护边疆稳定。
苏光清任统领期间最值得称道的作为是为京族三岛争取到了确定的海上作业区。他多方奔走，并经在防城县任职的苏光宝从中斡旋，终于使清政府有关当局正式下达官文，划定北部湾海面西至竹山江口、东到白龙水口、南抵白苏公石礁海域为三岛京族海上作业区，其他人等不得擅自进入该海域作业。特别是严禁其他人等使用大型渔具在该海域作业。从此，三岛京族有了自己的专属作业区，免除了被人驱赶、欺侮之苦。这一作业区域的划定，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确认。苏光清在澫尾哈亭书写( 中国京族（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3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