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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有别。
其四,非常重视定期的“算民”或“案比”。《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法,常以八月算人”。《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又《后汉书·安帝纪》注引《东观汉纪》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这里的所谓“算民”、“案比”,就是指户口的调查登记,而且东汉规定,全国各县、道都必须在每年的“仲秋”,即八月举行。汉代名籍簿上记载的内容,从《居延汉简》中可知,有籍贯、住址、爵位、职务、姓名、年龄、肤sè、家庭成员及赀产等。
其五,实行名籍“上计”制度。各地将名籍册编造后,每至岁终要逐级进行“上计”。《续汉书·百官志》云:“郡守之职,常以net行所在县,……岁尽遣吏上计”。郡之下的县令、长,“皆掌之民……秋冬集课,上计属郡国。”上计不只是名籍,还包括当地的垦田数、赋税收入和社会治安等情况,不过“名籍”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
2.卫生管理
城市卫生体现着城市的风貌。汉代在城市卫生管理方面,制定了不少措施。汉代专门负责管理卫生的官吏,史料不曾记载,然而兼管卫生的吏员还是有的。在陵园,“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园,案行扫除”36。亭的亭父的职责之一就是“掌开闭扫除”37。另外,还有“中涓”官,以管居室卫生。史载:“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如淳注曰:“中涓,如中谒者也”。师古曰:“涓,洁也,言其在内主知洁清洒扫之事,盖视亲近左右也”38。这里,颜师古与如淳解释不同,看来,中涓官是兼有两种职能,既负责屋内的卫生扫除,又为“中谒”,这点在颜师古的另一解释中得到证明。“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师古注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洁者也。外有书谒,令备受之也”39。中涓官,汉代许多著名大臣都做过,如周勃、濯婴、靳歙等4o。中涓官的职位不高,《汉书·贾谊传》曰:“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预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廛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但它属内侍之官,一般迹较快。汉代对清扫的质量也有严格规定,如扫除不尽,“笞之可也”41。
对城市道路卫生,统治者很早就较注重。《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手”。《史记·李斯列传》载:“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说明殷商时代即有了此法,周秦因之。汉代城市的展远胜于前,在卫生管理上不会落后,应该也有此法,只不过量刑轻重不同罢了。汉代还洒水降尘,保持道路清洁,减少灰尘污染。如《后汉书·张让传》云:灵帝时,“使掖庭令毕岚……作翻车、渴鸟,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平时保持清洁,特殊情况更是如此。“清道,谓天子将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扫洒清净”42。可见,皇帝外出或斋祠之rì尤其要保持道路的清洁。
汉代在路的两旁开水沟,如“合战五rì,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颜师古注曰:“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43。考古掘表明,汉代大小城市都有下水道,并且排水系统比较完备。汉代还非常注重城市厕所的设置和粪便的处理。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反映,当时宫廷、苑囿、吏舍、军营、邮舍、民舍中均设有厕所。既有私家专用厕所,还有公共厕所。汉代不但厕所设立较多,而且设置的位置也很讲究。汉代一般住处与厕所分开,所谓“居不杂厕”。如:“就是奇觚与众异罗列诸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44。
从广州掘的汉代大墓中,可以看到许多厕所设在猪圈之上,实行“厕溷合一”。有些用木墙与正房分开或干脆单独一间为厕45。这样,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便于积聚粪便。
粪便既是宝贵的肥料,又是重要的污染源,汉代很注意对粪便的处理。为了处理好粪便,设有专门人员。如:“粪土臣既往”46。“粪土”47。这里的“粪土臣”当为管理粪便的人员。这类人员对粪便进行集中管理。”48。从上简中可看出,对粪便集中管理,还统计其数量,显然这是一项重农的措施,但客观上起到了防止污染,清洁卫生的效果。
3.绿化管理
绿化是改善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汉代在建设城市时,就注意绿化问题,以保证整体环境的美化。汉代的上林苑,周围数百里,内有山川林泽,规模极其宏大。除上林苑外,长安附近另有甘泉苑,洛阳城内有西苑、显阳苑、平乐苑、芳林园、南园、濯龙园等49。王公贵族和官僚豪富们也在城内外大建园林。西汉茂陵富豪袁广汉“子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其中“奇兽怪禽委积,奇树异草靡不具植”5o。东汉梁冀“广开园囿”,“多拓林苑”,“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51。在这些苑囿中,除了大片的自然林外,人工营植的奇花异木很多。如汉武帝时在扶荔官“以植所(从南越)得奇草异木,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52五柞宫内,“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亩”53。
汉代还在主要道路两旁植树。秦修驰道就规定:“三丈而树,……树以青松”54。汉承秦制,并设官管理。《汉书·百官表》云: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把道旁植树作为将作大臣的重要职责之一。城中宫殿、官署、宅弟之内也植树木。如“御史府吏舍百余区”内“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55城市居民宅旁,汉zhèng fǔ更是强行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56
除道旁、宅旁植树外,汉代在湖池边也广植树木。据有关文献载,长安的昆明池、太液池等人工湖边都植有许多树木,成为飞鸟的栖息之所。
对林木花草保护不力的官员严厉惩罚。如扶荔宫的花卉异木,“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57当然,这也反映了统治者的穷奢极yù,滥杀无辜。同时从侧面反映其对绿化的重视程度。汉代保护林木,禁止乱伐的诏令也很多。如《汉律》云:“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58又“汉诸陵皆属太常,有人盗柏者弃市。”59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四年、七年皆有“吏民毋得伐树木”的诏令6o。可见,汉代是不准乱伐树木的。
总之,汉代在城市管理的诸多方面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构,一定程度完善了城市管理机制,保证了汉代城市的繁荣,对以后的城市管理体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即使到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毋庸讳言,汉代城市的管理水平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其管理水平总体不高,管理体制也很不完善,有些还处于初始状态。这些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认识它,才能看清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应有位置。
注释:
1《汉书·百官公卿表》。
2《后汉书·桓帝纪》注引《袁山松书》。
3、3o、33、34《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版。
4《汉书·昭帝纪》。
5、43《汉书·刘屈传》。
6《后汉书·致恽传》。
7、42、52、53、57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o年第1版。
8《汉书·景十三王传》。
9《汉书·李广传》。
1o《北堂书钞·武功部》引《汉旧仪》。
11、13、16、17、27、44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
出版社1987年第1版。
12《后汉书·廉范传》。
14《汉书·文帝纪》。
15《汉书·武帝纪传》。
18《汉书·司马相如传》。
19《汉书·尹翁归传》。
2o《汉书·张敞传》。
21《汉书·王温舒传》。
22《汉书·严延年传》。
23《后汉书·樊晔传》。
24《汉书·江充传》。
25《汉书·高帝纪》。
26《汉书·淮南衡山济北传》。
28《商君书·去强篇》,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29《商君书·垦令篇》,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31《汉书·尹赏传》。
32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
988年第1版。
35《汉书·景帝纪》。
36《后汉书·百官志》。
37《汉书·高帝纪》应劭注。
38《汉书·曹参传》。
39《汉书·石奋传》。
4o《汉书·周勃传》。
41《齐民要求》序。
45详见《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46、47、48、6o《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
49《东汉会要》卷八十八。
5o《西京杂记全译》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51《后汉书·梁冀传》。
54《汉书·贾邹枚路传》。
55《汉书·朱博传》。
56《汉书·食货志》。
58张鹏一:《汉律类纂》,转引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9《三辅旧事》,《丛书集成初编》本。(责任编辑肖建新)
6o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婚姻六礼
古代的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曾命刘歆制婚仪。汉朝以后至南北朝,皇太子成婚无亲迎礼。而从东汉至东晋更是因社会动荡,顾不得六礼,仅行拜时(拜公婆)之礼,连合卺仪式也不要了。直到隋唐,皇太子才恢复行亲迎礼,帝室成婚也照六礼行事。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繁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征。《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取三礼,三礼也成为明代的定制。清代仅重纳采、亲迎二礼,中间加女家铺房一礼。清代《通礼》载,汉官七品以上才实行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五礼。清末后,六礼演变纷繁,也就逐渐衰落了。
纳采
婚姻礼仪。为六礼之礼。男方yù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清代的纳采多为定婚礼,与历代不同。
问名
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纳吉
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宋代民间多以合婚的形式卜吉定婚。至明代,以媒氏通书、合婚代之。清代,纳吉一仪已融于问名和合婚的过程中。民国时期,无纳吉仪,只有简单的卜吉习仪,多将女方庚贴放置灶神前,如三rì内无生异事,则认为顺利,就拿男女庚贴去合婚。
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婚姻礼仪。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rì子。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rì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至清代,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rì、迎娶rì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
亲迎
又称迎亲。婚姻礼仪。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定阙祥,亲
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带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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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汉四相的真实面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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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葛亮
一说诸葛亮人们常说“忠武侯”。事实上诸葛亮特点明确,忠而好权,武而不遂。
1)忠而好权,诸葛亮忠心不必表述,事实上诸葛亮的忠心是对于君主而言是绝对主动xing的,因为主公刘禅是听从于诸葛亮的,而诸葛亮也有“相父”尊称,诸葛亮鞠躬尽瘁更是事无巨细,但同时又是排除异己,党同伐异,乾纲独断。
2)武而不遂,诸葛亮一生虽身负管仲萧何之政才但是迫于局势屡屡征伐,遂身有魏延,王平,姜维等名将,但是由于不太敢放权,做事比较谨慎小心,缺乏奇谋,而且喜好军法,加上国力和粮草等因素,造成了身负“武”名,徒听其威名,难见伟业的现象。
按,诸葛亮必是贤相无疑,有帅才也是无疑的,有点缺点,也就是稍微过于谨慎,不太会放权,
2,蒋琬
---蒋琬的谥号是‘恭侯“,事实上蒋琬特点也很明确,恭而得幸,事而不成。
1),恭而得幸。蒋琬能成为蜀汉第二人相,全仗自己的特点---恭,对谁都恭敬,尤其是对丞相诸葛亮更是俯首帖耳,诸葛亮自然也把它作为心腹,事实上蒋琬在总领百官做具体事务之前,蒋琬可谓人缘上的完人,蜀汉莫论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派派支持信服。
2),事而不成,蒋琬成为首辅之后,虽然鞠躬尽瘁,但是一作具体事务问题就出来了,
蒋琬任相定两大策略,但是个个黄了,
;首先就是汉中大练水军六年走上庸战略,结果群臣反对,自己都被姜费责出病。
b;其次是领大军住焙援助姜维攻伐陇右,次而援助汉中军事。但是实行起来全反了调,蒋琬领兵住焙后姜维反而领兵不过万了,真到汉中有事他病得更厉害了,而且王平大呼”离得太远“。
蒋琬用人也有点问题
;蒋琬任相最大力提拔的是费祎和姜维,但是就是费祎和姜维作为主力把蒋琬搞到二线成半退休状态。
b;蒋琬别出心裁的用文盲做萧何之用--署府事,也许文盲有一定政工能力,但是相比马忠邓芝,他毕竟是军事出身,也许用军事能力辅助其在前线征伐治军反而更好。
按,蒋琬可谓宽相,恭相,但是也可以称为”浮相‘,一切和谐,啥也没落实。
3,费祎
费祎的谥号是敬候,事实上费祎很复杂,是敬而内鬼,靠山抱腿。可谓“jing的像猴”-敬候。
1),敬而内鬼,费祎也是个和稀泥的角sè,人员极好,貌似敬着任何人,实际上他的脑子里只敬着自己,比如
;和谐魏延和杨仪的事,他关键时候来个挑拨离间,放暗箭,魏延趴下了,他成了尚书令(三把手),
b;杨仪找他素素苦,结果在他密表的努力下,把杨仪又废了,他成了二把手
c;蒋琬大力提拔他,他表面敬着,暗地里培植势力,做尚书令靠着和姜维一起去汉中找蒋琬议论国策就把蒋琬整的病了,还病到二线,成都汉中都不能待,找了个偏僻的“焙”给一把手蒋琬安了家。他现在成了事实上的一把手。
d;姜维在办蒋琬中给费祎立了头功,但是费祎过河拆桥,之后把姜维压制的领兵还没过万。牛了,----敬而内鬼,小人中的jing品。
2)靠山抱腿。
费祎是靠大山抱大腿的神级人物,
;政治地域上费祎本身是东州派,但是费祎本身投靠的是荆州派(诸葛亮),这叫站好队,他本人随着荆州势力掌权也跟着水涨船高(反面的东州派李严早被废了).
b;军政上,那也是二货,外面二于杨仪,里面二于蒋琬。但是抱得全是能干的大腿啊。最后把这两全收拾了。
c;军事上,只抱一个大腿,这个大腿就是王平。费祎自从北伐开始凡在正史中军事冲突中出现,必然是王平军事主谋,主干,大腿就是粗,越抱官跃升越快。第一次护军升为军师,尚书令,第二次直接大将军假节开府。
按,费祎必是能相(断事干练),但是也是佞相(用黄皓,喜公款吃喝),最后也死于醉酒时(左将军郭循身份可疑)。
4,董允
董允是蜀汉四相之一,没有谥号,但被评为秉心公亮。……董允匡主,义形於sè,总结为“公正恪主”。我认为他还‘宫正克主〃有点类似酷吏--针对皇帝。
1)侍中处理**,是蜀汉董允的个人独创,而且还管理皇宫宿卫营。刘禅打算多找个妃子,董允竟然大言不惭说“古代天子妃嫔不过十二,现在都够了,你不能找。**,这是神马理论,纯屁话,估计董允和他老子董和妻妾都过数十了,皇帝连多找个妃子都不行。这臣子真是宫正到家了。
2)克主,董允的职责本身应该王佐,即辅助刘禅,但是在事实上他对刘禅更多的是恐吓威胁,神马天子妃子不过十二的纯属胡扯。也就是对刘禅发威,对待诸葛亮,蒋琬,费祎等那可是纯孙子,诸葛亮数次出兵未果你干毛去了?费祎数次无理大赦,你屁话没有,连大司农孟光都看不惯了,你干毛了?董允纯属安排在刘禅身边的权臣的爪牙,随时出爪抓一把来显示权臣的威力。
古今时间对照
【子时】夜半,又名子夜、中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23时至01时)。
【丑时】鸡鸣,又名荒鸡: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01时至03时)。
【寅时】平旦,又称黎明、早晨、ri旦等:时是夜与ri的交替之际。(03时至05时)。
【卯时】ri出,又名ri始、破晓、旭ri等:指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初升的那段时间。(05时至07时)。
【辰时】食时,又名早食等:古人“朝食”之时也就是吃早饭时间,(07时至09时)。
【巳时】隅中,又名ri禺等:临近中午的时候称为隅中。(09时至11时)。
【午时】ri中,又名ri正、中午等:(11时至13时)。
【未时】ri昳,又名ri跌、ri央等:太阳偏西为ri跌。(13时至15时)。
【申时】哺时,又名ri铺、夕食等:(15时至17时)。
【酉时】ri入,又名ri落、ri沉、傍晚: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17时至19时)。
【戌时】黄昏,又名ri夕、ri暮、ri晚等: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将黑未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故称黄昏。(19时至21时)。
【亥时】人定,又名定昏等定,又名定昏等:此时夜sè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人定也就是人静。(21时至23时)。
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个小时为一时辰。
23-1子时属于水1-3丑时属于土3-5寅时属于木5-7卯时属于木7-9辰时属于土9-11巳时属于火11-13午时属于火13-15未时属于土15-17申时属于金17-19酉时属于金19-21戌时属于土21-23亥时属于水;
三国蜀汉土着豪族初论(转载)
作者:罗开玉来源《三国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观点,不过一些资料数据都很不错
东汉晚期至蜀汉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发展至顶峰,一呼百应,敢与地方zhèng fu、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如中平五年(188)蜀中爆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攻占雒县(今广汉),捕杀州刺史后攻下成都、武阳(今彭山)等地,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面对义军,官军节节败退,几无抵抗能力。但犍为豪族贾龙却率家兵,多次击败义军后,又召集溃散的官吏、军队等,最后消灭了义军(《刘焉传》)。刘璋接任益州牧之初,刘焉旧部赵韪企图夺权,便率领土著豪族武装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刘璋传引《英雄记》》)。在刘备攻打汉中之际,蜀中豪族马秦、高胜率部曲数打下郪县、牛鞞(今简阳)、资中等县城,威胁到蜀汉统治的腹心。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主要由南中土著豪族搞的南中叛乱,诸葛亮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平乱。这些表明当时蜀中豪族已是一股极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蜀汉建国后,怎样对待土著豪族,在统治者内部曾有过一些分歧,最后统一在诸葛亮的从严治蜀、坚决打击、抑制土著豪族的国策下。本文试就蜀汉土著豪族的发展渊源、主要特征、蜀汉zhèng fu对土著豪族的主要政策及其影响做一初步研究,欢迎指正。
一,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之渊源
豪族,古籍中或称豪强、豪宗、豪家、豪右、激ān豪、豪滑,强族、大族、大姓,宗强、右姓、旧族、大家等。在我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豪族初兴于西汉中期,发展壮大于东汉中、晚期。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势力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多数豪族是经东汉逐步发展形成的。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于预政治、武断乡曲。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沦为部曲,失去zi you。
残余奴隶制度是豪族发展的动因之一整个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一直存在残余的奴隶制度。东汉zhèng fu曾采用各种手段,在蜀中大量释放奴婢。光武帝平蜀后,虽曾多次诏令释放奴婢,但却未能解决产生奴婢的主要来源,即未解决土地兼并、财产集中等问题。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后,zhèng fu对豪族买卖、使用、虐待奴婢之事,基本上采取姑息态度。故东汉早期,虽在光武帝时奴婢一度有所减少,但至明帝、章帝时,又超过了西汉末期;更为严重的是,被豪族大姓控制的部曲、家丁数目大幅度增加,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建武十二年chun三月,汉军尚未最后攻下成都,刘秀便在洛阳发布诏书:诏陇、蜀百姓被略为奴婢现又提出自讼者,及狱官未报告者,全部免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诏;益州百姓在公孙述时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被迫为妻,yu去者,听任自去;谁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论处1。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释放奴隶时,其主人要求退还买奴隶的身价钱等。结果,释奴措施在许多地区都不能贯彻落实。朝廷了解情况后,又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圳免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即规定凡从建武八年以来曾向所在地宫府提出自讼的奴婢,皆释放为庶人,不准追索奴婢身价等。这个政策在蜀中贯彻较好。从考古资料看,东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奴婢数一度比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明显减少,但奴婢及其买卖仍广泛存在。这些措施无疑会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丧失土地、兵荒、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汉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滥,少则影响税收、徭役、治安,大则酝酿暴动、起义,威胁整个社会。王莽时期,战火四起,大批流民涌入巴蜀。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原,关中等地豪族兼并较巴蜀发展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涌入巴蜀。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或主动内属,或被掳入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较外地更多。东汉zhèng fu曾采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时就颁诏天下:流民无名数yu自占者赐爵一级。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规定流民yu定居者赐爵一级。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关中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特别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垦田减少,谷价昂贵、灾区贫穷者被迫流亡。与此同时,巴蜀地区却大获丰收,又吸引进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诏令各郡国“募人无田yu徙它界就肥田者,恣听之”,即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同时又规定这些人所到的郡国,应赐给公田,借给粮种,贳与农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头税,若无公田则应设法尽量雇以耕佣。这样,进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参加边地开发(“赐以公田”)外,一部分则转变为豪族大姓的仆从耕佣、家丁部曲。流民的产生,与豪族兼并有关,流民向部曲的转化,加速了豪族兼并。这种恶xing循环,在东汉早期,甚至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
光武帝刘秀本身是豪族。东汉政权,亦是依靠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系豪强地主。东汉初期,为扩大赋税来,巩固zhong yāng集权,刘秀曾试图用“度田”措施限制豪族的发展。但此举立刻遭到了豪强地主的普遍反抗,同时也遭到各层官僚的消极抵制,朝廷也就不了了之。综观两汉政治、经济,西汉对豪族的基本态度是抑制,东汉则是放任。东汉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大体都有利于豪族地主的发展。
东汉早期,除短时间的个别地区外,巴蜀地区的各级统治者,基本上都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骨干。如蜀郡守张堪,系南阳豪族子弟,年青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钱让与侄子,因此闻名(《后汉书》卷31《张堪传》)。蜀郡守第五伦,在西汉末年战乱时,率族人筑碉堡等坚守,铜马、赤眉义军前往攻打数十回,皆不能下(《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可见其抵抗能力之强,势力之大。蜀郡守陈宠,沛国豪族,世代为朝廷命官。蜀郡守廉范(《后汉书》卷21《廉范传》),战国赵将廉颇之后,祖父廉褒,西汉成、哀间为右将军,父廉丹,王莽时期为大司马庸部(益州)牧,家里田地财产极多,为杜陵豪族。南阳西鄂人王子稚,曾任蜀郡太守,家累千金,无子,死后由三女各出钱五百万筑墓并修墓楼等。仅这一笔费用便相当于当时个50个“中产”之家的总值。东汉制度,郡椽、县吏主要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人大体都是当地豪族子弟。乡里统治,则由豪族直接担任。这样便形成了以各层豪族为中心的豪族共同体。该共同体与zhèng fu虽也有许多矛盾,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首先富起来的人以官吏为多。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富贵,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牛怒马,以财货自达。”(《后汉书#183;第五伦传》可见,这些官吏主要是依靠权力,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取巨资。向这些官吏行贿者,主要是工商业者。巴郡谯君黄,西汉末年成帝哀帝之时曾任谏议大夫,回乡后触怒公孙述,被公孙述赐毒酒;其子交出八百万钱才获免(《华阳国志》卷3《蜀志》)。八百万,相当于当时八十户中家之产
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东汉早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基本特征。属于东汉早期(光武、明帝时期)的考古资料,现已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旺苍洪江镇券顶砖墓(m1)(《旺苍县洪江镇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了年4期)、西昌的部分砖墓(《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化》1983年1期)、金堂焦山、内江魏家冲、三台、荥经水井坎崖墓、新都马家山崖墓m5、成都天回镇大湾砖墓(《四川三台县东汉岩墓内发现新莽铜钱》,《文物》1982年6期;《四川荥经水井坎岩墓》,《文物》1985年5期等)。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文化面貌多承西汉遗风,墓葬规模较小,随葬陶俑类型少、数量少.多系拱手而立的男女俑;体型小(高20厘米左右)、表情呆滞。从陶俑看,这时家丁、部曲、奴仆内部分工不细,奴婢一般直接来于农家,未经过专业技艺训练阶段。这些表现了经济恢复之初,豪族大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特征。这一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不太多,—般豪富之家也还未达到奴仆成群。
二,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主要特征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可分三大类:一般地主夕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四万至一百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一千亩以上,家产总值一百万至一千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此试讨论二、三类的基本特征。
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其中以郡县官吏家庭较为突出。在地区分布上,以川西平原者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了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的部落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土地私有观念不浓,甚至尚未兴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谈不上豪族。
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共同体内,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du li的飞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西汉王褒,仅系当时资中的一般名门,但在《僮约》一文中要求奴仆要做的劳作,便有农作、水利、畜牧、打猎、打渔、木业如制船,商业则北到洛阳飞南达益州、西到武都经手各种买卖,手工业如白做刀矛飞园林业如种植桑树、果树,副业如织席、编绳等。迄至东汉中晚期,自给自足的体系更趋细密完善。巴蜀东汉豪族,往往“家有盐井”、酒坊、冶炼作坊等。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徒附。当时一般以家、族、姓、宗为纽带,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聚族面居。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大的活动,如械斗、服役、迁徙等,不仅宗族自身、即使社会、国家也多以“姓”、“族”为单位征调、摊派。如东汉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迁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队伍,刘璋才先后委任他为牛鞞(今简阳)县长、江原(今崇庆)县长、成都县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员与族长的关系,外表上是同宗关系,实质上是依附关系,是徒附。他们租种族长的土地,也得给族长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一般用牲口,有时也以俘虏)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汉末三国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战乱频繁、官吏**、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颇受限制,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人豪族(家族)。故到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zhèng fu、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zi you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 三国之龙套 http://www.xlawen.org/kan/3906/ )
其四,非常重视定期的“算民”或“案比”。《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法,常以八月算人”。《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又《后汉书·安帝纪》注引《东观汉纪》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这里的所谓“算民”、“案比”,就是指户口的调查登记,而且东汉规定,全国各县、道都必须在每年的“仲秋”,即八月举行。汉代名籍簿上记载的内容,从《居延汉简》中可知,有籍贯、住址、爵位、职务、姓名、年龄、肤sè、家庭成员及赀产等。
其五,实行名籍“上计”制度。各地将名籍册编造后,每至岁终要逐级进行“上计”。《续汉书·百官志》云:“郡守之职,常以net行所在县,……岁尽遣吏上计”。郡之下的县令、长,“皆掌之民……秋冬集课,上计属郡国。”上计不只是名籍,还包括当地的垦田数、赋税收入和社会治安等情况,不过“名籍”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
2.卫生管理
城市卫生体现着城市的风貌。汉代在城市卫生管理方面,制定了不少措施。汉代专门负责管理卫生的官吏,史料不曾记载,然而兼管卫生的吏员还是有的。在陵园,“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园,案行扫除”36。亭的亭父的职责之一就是“掌开闭扫除”37。另外,还有“中涓”官,以管居室卫生。史载:“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如淳注曰:“中涓,如中谒者也”。师古曰:“涓,洁也,言其在内主知洁清洒扫之事,盖视亲近左右也”38。这里,颜师古与如淳解释不同,看来,中涓官是兼有两种职能,既负责屋内的卫生扫除,又为“中谒”,这点在颜师古的另一解释中得到证明。“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师古注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洁者也。外有书谒,令备受之也”39。中涓官,汉代许多著名大臣都做过,如周勃、濯婴、靳歙等4o。中涓官的职位不高,《汉书·贾谊传》曰:“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预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廛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但它属内侍之官,一般迹较快。汉代对清扫的质量也有严格规定,如扫除不尽,“笞之可也”41。
对城市道路卫生,统治者很早就较注重。《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手”。《史记·李斯列传》载:“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说明殷商时代即有了此法,周秦因之。汉代城市的展远胜于前,在卫生管理上不会落后,应该也有此法,只不过量刑轻重不同罢了。汉代还洒水降尘,保持道路清洁,减少灰尘污染。如《后汉书·张让传》云:灵帝时,“使掖庭令毕岚……作翻车、渴鸟,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平时保持清洁,特殊情况更是如此。“清道,谓天子将出,或有斋祠,先令道路扫洒清净”42。可见,皇帝外出或斋祠之rì尤其要保持道路的清洁。
汉代在路的两旁开水沟,如“合战五rì,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颜师古注曰:“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43。考古掘表明,汉代大小城市都有下水道,并且排水系统比较完备。汉代还非常注重城市厕所的设置和粪便的处理。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反映,当时宫廷、苑囿、吏舍、军营、邮舍、民舍中均设有厕所。既有私家专用厕所,还有公共厕所。汉代不但厕所设立较多,而且设置的位置也很讲究。汉代一般住处与厕所分开,所谓“居不杂厕”。如:“就是奇觚与众异罗列诸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44。
从广州掘的汉代大墓中,可以看到许多厕所设在猪圈之上,实行“厕溷合一”。有些用木墙与正房分开或干脆单独一间为厕45。这样,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便于积聚粪便。
粪便既是宝贵的肥料,又是重要的污染源,汉代很注意对粪便的处理。为了处理好粪便,设有专门人员。如:“粪土臣既往”46。“粪土”47。这里的“粪土臣”当为管理粪便的人员。这类人员对粪便进行集中管理。”48。从上简中可看出,对粪便集中管理,还统计其数量,显然这是一项重农的措施,但客观上起到了防止污染,清洁卫生的效果。
3.绿化管理
绿化是改善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汉代在建设城市时,就注意绿化问题,以保证整体环境的美化。汉代的上林苑,周围数百里,内有山川林泽,规模极其宏大。除上林苑外,长安附近另有甘泉苑,洛阳城内有西苑、显阳苑、平乐苑、芳林园、南园、濯龙园等49。王公贵族和官僚豪富们也在城内外大建园林。西汉茂陵富豪袁广汉“子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其中“奇兽怪禽委积,奇树异草靡不具植”5o。东汉梁冀“广开园囿”,“多拓林苑”,“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51。在这些苑囿中,除了大片的自然林外,人工营植的奇花异木很多。如汉武帝时在扶荔官“以植所(从南越)得奇草异木,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52五柞宫内,“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亩”53。
汉代还在主要道路两旁植树。秦修驰道就规定:“三丈而树,……树以青松”54。汉承秦制,并设官管理。《汉书·百官表》云: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把道旁植树作为将作大臣的重要职责之一。城中宫殿、官署、宅弟之内也植树木。如“御史府吏舍百余区”内“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55城市居民宅旁,汉zhèng fǔ更是强行规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56
除道旁、宅旁植树外,汉代在湖池边也广植树木。据有关文献载,长安的昆明池、太液池等人工湖边都植有许多树木,成为飞鸟的栖息之所。
对林木花草保护不力的官员严厉惩罚。如扶荔宫的花卉异木,“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57当然,这也反映了统治者的穷奢极yù,滥杀无辜。同时从侧面反映其对绿化的重视程度。汉代保护林木,禁止乱伐的诏令也很多。如《汉律》云:“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58又“汉诸陵皆属太常,有人盗柏者弃市。”59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四年、七年皆有“吏民毋得伐树木”的诏令6o。可见,汉代是不准乱伐树木的。
总之,汉代在城市管理的诸多方面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构,一定程度完善了城市管理机制,保证了汉代城市的繁荣,对以后的城市管理体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即使到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毋庸讳言,汉代城市的管理水平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其管理水平总体不高,管理体制也很不完善,有些还处于初始状态。这些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认识它,才能看清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应有位置。
注释:
1《汉书·百官公卿表》。
2《后汉书·桓帝纪》注引《袁山松书》。
3、3o、33、34《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版。
4《汉书·昭帝纪》。
5、43《汉书·刘屈传》。
6《后汉书·致恽传》。
7、42、52、53、57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o年第1版。
8《汉书·景十三王传》。
9《汉书·李广传》。
1o《北堂书钞·武功部》引《汉旧仪》。
11、13、16、17、27、44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
出版社1987年第1版。
12《后汉书·廉范传》。
14《汉书·文帝纪》。
15《汉书·武帝纪传》。
18《汉书·司马相如传》。
19《汉书·尹翁归传》。
2o《汉书·张敞传》。
21《汉书·王温舒传》。
22《汉书·严延年传》。
23《后汉书·樊晔传》。
24《汉书·江充传》。
25《汉书·高帝纪》。
26《汉书·淮南衡山济北传》。
28《商君书·去强篇》,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29《商君书·垦令篇》,中华书局1974年第1版。
31《汉书·尹赏传》。
32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
988年第1版。
35《汉书·景帝纪》。
36《后汉书·百官志》。
37《汉书·高帝纪》应劭注。
38《汉书·曹参传》。
39《汉书·石奋传》。
4o《汉书·周勃传》。
41《齐民要求》序。
45详见《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46、47、48、6o《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
49《东汉会要》卷八十八。
5o《西京杂记全译》卷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51《后汉书·梁冀传》。
54《汉书·贾邹枚路传》。
55《汉书·朱博传》。
56《汉书·食货志》。
58张鹏一:《汉律类纂》,转引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9《三辅旧事》,《丛书集成初编》本。(责任编辑肖建新)
6o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婚姻六礼
古代的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曾命刘歆制婚仪。汉朝以后至南北朝,皇太子成婚无亲迎礼。而从东汉至东晋更是因社会动荡,顾不得六礼,仅行拜时(拜公婆)之礼,连合卺仪式也不要了。直到隋唐,皇太子才恢复行亲迎礼,帝室成婚也照六礼行事。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繁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征。《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取三礼,三礼也成为明代的定制。清代仅重纳采、亲迎二礼,中间加女家铺房一礼。清代《通礼》载,汉官七品以上才实行议婚、纳采、纳币、请期、亲迎五礼。清末后,六礼演变纷繁,也就逐渐衰落了。
纳采
婚姻礼仪。为六礼之礼。男方yù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清代的纳采多为定婚礼,与历代不同。
问名
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纳吉
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宋代民间多以合婚的形式卜吉定婚。至明代,以媒氏通书、合婚代之。清代,纳吉一仪已融于问名和合婚的过程中。民国时期,无纳吉仪,只有简单的卜吉习仪,多将女方庚贴放置灶神前,如三rì内无生异事,则认为顺利,就拿男女庚贴去合婚。
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婚姻礼仪。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rì子。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rì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至清代,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rì、迎娶rì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
亲迎
又称迎亲。婚姻礼仪。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定阙祥,亲
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带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书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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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三国之龙套二群227149964;
季汉四相的真实面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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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葛亮
一说诸葛亮人们常说“忠武侯”。事实上诸葛亮特点明确,忠而好权,武而不遂。
1)忠而好权,诸葛亮忠心不必表述,事实上诸葛亮的忠心是对于君主而言是绝对主动xing的,因为主公刘禅是听从于诸葛亮的,而诸葛亮也有“相父”尊称,诸葛亮鞠躬尽瘁更是事无巨细,但同时又是排除异己,党同伐异,乾纲独断。
2)武而不遂,诸葛亮一生虽身负管仲萧何之政才但是迫于局势屡屡征伐,遂身有魏延,王平,姜维等名将,但是由于不太敢放权,做事比较谨慎小心,缺乏奇谋,而且喜好军法,加上国力和粮草等因素,造成了身负“武”名,徒听其威名,难见伟业的现象。
按,诸葛亮必是贤相无疑,有帅才也是无疑的,有点缺点,也就是稍微过于谨慎,不太会放权,
2,蒋琬
---蒋琬的谥号是‘恭侯“,事实上蒋琬特点也很明确,恭而得幸,事而不成。
1),恭而得幸。蒋琬能成为蜀汉第二人相,全仗自己的特点---恭,对谁都恭敬,尤其是对丞相诸葛亮更是俯首帖耳,诸葛亮自然也把它作为心腹,事实上蒋琬在总领百官做具体事务之前,蒋琬可谓人缘上的完人,蜀汉莫论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派派支持信服。
2),事而不成,蒋琬成为首辅之后,虽然鞠躬尽瘁,但是一作具体事务问题就出来了,
蒋琬任相定两大策略,但是个个黄了,
;首先就是汉中大练水军六年走上庸战略,结果群臣反对,自己都被姜费责出病。
b;其次是领大军住焙援助姜维攻伐陇右,次而援助汉中军事。但是实行起来全反了调,蒋琬领兵住焙后姜维反而领兵不过万了,真到汉中有事他病得更厉害了,而且王平大呼”离得太远“。
蒋琬用人也有点问题
;蒋琬任相最大力提拔的是费祎和姜维,但是就是费祎和姜维作为主力把蒋琬搞到二线成半退休状态。
b;蒋琬别出心裁的用文盲做萧何之用--署府事,也许文盲有一定政工能力,但是相比马忠邓芝,他毕竟是军事出身,也许用军事能力辅助其在前线征伐治军反而更好。
按,蒋琬可谓宽相,恭相,但是也可以称为”浮相‘,一切和谐,啥也没落实。
3,费祎
费祎的谥号是敬候,事实上费祎很复杂,是敬而内鬼,靠山抱腿。可谓“jing的像猴”-敬候。
1),敬而内鬼,费祎也是个和稀泥的角sè,人员极好,貌似敬着任何人,实际上他的脑子里只敬着自己,比如
;和谐魏延和杨仪的事,他关键时候来个挑拨离间,放暗箭,魏延趴下了,他成了尚书令(三把手),
b;杨仪找他素素苦,结果在他密表的努力下,把杨仪又废了,他成了二把手
c;蒋琬大力提拔他,他表面敬着,暗地里培植势力,做尚书令靠着和姜维一起去汉中找蒋琬议论国策就把蒋琬整的病了,还病到二线,成都汉中都不能待,找了个偏僻的“焙”给一把手蒋琬安了家。他现在成了事实上的一把手。
d;姜维在办蒋琬中给费祎立了头功,但是费祎过河拆桥,之后把姜维压制的领兵还没过万。牛了,----敬而内鬼,小人中的jing品。
2)靠山抱腿。
费祎是靠大山抱大腿的神级人物,
;政治地域上费祎本身是东州派,但是费祎本身投靠的是荆州派(诸葛亮),这叫站好队,他本人随着荆州势力掌权也跟着水涨船高(反面的东州派李严早被废了).
b;军政上,那也是二货,外面二于杨仪,里面二于蒋琬。但是抱得全是能干的大腿啊。最后把这两全收拾了。
c;军事上,只抱一个大腿,这个大腿就是王平。费祎自从北伐开始凡在正史中军事冲突中出现,必然是王平军事主谋,主干,大腿就是粗,越抱官跃升越快。第一次护军升为军师,尚书令,第二次直接大将军假节开府。
按,费祎必是能相(断事干练),但是也是佞相(用黄皓,喜公款吃喝),最后也死于醉酒时(左将军郭循身份可疑)。
4,董允
董允是蜀汉四相之一,没有谥号,但被评为秉心公亮。……董允匡主,义形於sè,总结为“公正恪主”。我认为他还‘宫正克主〃有点类似酷吏--针对皇帝。
1)侍中处理**,是蜀汉董允的个人独创,而且还管理皇宫宿卫营。刘禅打算多找个妃子,董允竟然大言不惭说“古代天子妃嫔不过十二,现在都够了,你不能找。**,这是神马理论,纯屁话,估计董允和他老子董和妻妾都过数十了,皇帝连多找个妃子都不行。这臣子真是宫正到家了。
2)克主,董允的职责本身应该王佐,即辅助刘禅,但是在事实上他对刘禅更多的是恐吓威胁,神马天子妃子不过十二的纯属胡扯。也就是对刘禅发威,对待诸葛亮,蒋琬,费祎等那可是纯孙子,诸葛亮数次出兵未果你干毛去了?费祎数次无理大赦,你屁话没有,连大司农孟光都看不惯了,你干毛了?董允纯属安排在刘禅身边的权臣的爪牙,随时出爪抓一把来显示权臣的威力。
古今时间对照
【子时】夜半,又名子夜、中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23时至01时)。
【丑时】鸡鸣,又名荒鸡:十二时辰的第二个时辰。(01时至03时)。
【寅时】平旦,又称黎明、早晨、ri旦等:时是夜与ri的交替之际。(03时至05时)。
【卯时】ri出,又名ri始、破晓、旭ri等:指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初升的那段时间。(05时至07时)。
【辰时】食时,又名早食等:古人“朝食”之时也就是吃早饭时间,(07时至09时)。
【巳时】隅中,又名ri禺等:临近中午的时候称为隅中。(09时至11时)。
【午时】ri中,又名ri正、中午等:(11时至13时)。
【未时】ri昳,又名ri跌、ri央等:太阳偏西为ri跌。(13时至15时)。
【申时】哺时,又名ri铺、夕食等:(15时至17时)。
【酉时】ri入,又名ri落、ri沉、傍晚: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17时至19时)。
【戌时】黄昏,又名ri夕、ri暮、ri晚等: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将黑未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故称黄昏。(19时至21时)。
【亥时】人定,又名定昏等定,又名定昏等:此时夜sè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人定也就是人静。(21时至23时)。
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个小时为一时辰。
23-1子时属于水1-3丑时属于土3-5寅时属于木5-7卯时属于木7-9辰时属于土9-11巳时属于火11-13午时属于火13-15未时属于土15-17申时属于金17-19酉时属于金19-21戌时属于土21-23亥时属于水;
三国蜀汉土着豪族初论(转载)
作者:罗开玉来源《三国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观点,不过一些资料数据都很不错
东汉晚期至蜀汉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发展至顶峰,一呼百应,敢与地方zhèng fu、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如中平五年(188)蜀中爆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攻占雒县(今广汉),捕杀州刺史后攻下成都、武阳(今彭山)等地,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面对义军,官军节节败退,几无抵抗能力。但犍为豪族贾龙却率家兵,多次击败义军后,又召集溃散的官吏、军队等,最后消灭了义军(《刘焉传》)。刘璋接任益州牧之初,刘焉旧部赵韪企图夺权,便率领土著豪族武装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刘璋传引《英雄记》》)。在刘备攻打汉中之际,蜀中豪族马秦、高胜率部曲数打下郪县、牛鞞(今简阳)、资中等县城,威胁到蜀汉统治的腹心。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主要由南中土著豪族搞的南中叛乱,诸葛亮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平乱。这些表明当时蜀中豪族已是一股极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蜀汉建国后,怎样对待土著豪族,在统治者内部曾有过一些分歧,最后统一在诸葛亮的从严治蜀、坚决打击、抑制土著豪族的国策下。本文试就蜀汉土著豪族的发展渊源、主要特征、蜀汉zhèng fu对土著豪族的主要政策及其影响做一初步研究,欢迎指正。
一,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之渊源
豪族,古籍中或称豪强、豪宗、豪家、豪右、激ān豪、豪滑,强族、大族、大姓,宗强、右姓、旧族、大家等。在我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豪族初兴于西汉中期,发展壮大于东汉中、晚期。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势力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多数豪族是经东汉逐步发展形成的。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于预政治、武断乡曲。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沦为部曲,失去zi you。
残余奴隶制度是豪族发展的动因之一整个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一直存在残余的奴隶制度。东汉zhèng fu曾采用各种手段,在蜀中大量释放奴婢。光武帝平蜀后,虽曾多次诏令释放奴婢,但却未能解决产生奴婢的主要来源,即未解决土地兼并、财产集中等问题。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后,zhèng fu对豪族买卖、使用、虐待奴婢之事,基本上采取姑息态度。故东汉早期,虽在光武帝时奴婢一度有所减少,但至明帝、章帝时,又超过了西汉末期;更为严重的是,被豪族大姓控制的部曲、家丁数目大幅度增加,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建武十二年chun三月,汉军尚未最后攻下成都,刘秀便在洛阳发布诏书:诏陇、蜀百姓被略为奴婢现又提出自讼者,及狱官未报告者,全部免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诏;益州百姓在公孙述时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被迫为妻,yu去者,听任自去;谁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论处1。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释放奴隶时,其主人要求退还买奴隶的身价钱等。结果,释奴措施在许多地区都不能贯彻落实。朝廷了解情况后,又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圳免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即规定凡从建武八年以来曾向所在地宫府提出自讼的奴婢,皆释放为庶人,不准追索奴婢身价等。这个政策在蜀中贯彻较好。从考古资料看,东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奴婢数一度比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明显减少,但奴婢及其买卖仍广泛存在。这些措施无疑会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丧失土地、兵荒、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汉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滥,少则影响税收、徭役、治安,大则酝酿暴动、起义,威胁整个社会。王莽时期,战火四起,大批流民涌入巴蜀。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原,关中等地豪族兼并较巴蜀发展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涌入巴蜀。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或主动内属,或被掳入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较外地更多。东汉zhèng fu曾采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时就颁诏天下:流民无名数yu自占者赐爵一级。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规定流民yu定居者赐爵一级。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关中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特别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垦田减少,谷价昂贵、灾区贫穷者被迫流亡。与此同时,巴蜀地区却大获丰收,又吸引进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诏令各郡国“募人无田yu徙它界就肥田者,恣听之”,即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同时又规定这些人所到的郡国,应赐给公田,借给粮种,贳与农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头税,若无公田则应设法尽量雇以耕佣。这样,进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参加边地开发(“赐以公田”)外,一部分则转变为豪族大姓的仆从耕佣、家丁部曲。流民的产生,与豪族兼并有关,流民向部曲的转化,加速了豪族兼并。这种恶xing循环,在东汉早期,甚至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
光武帝刘秀本身是豪族。东汉政权,亦是依靠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系豪强地主。东汉初期,为扩大赋税来,巩固zhong yāng集权,刘秀曾试图用“度田”措施限制豪族的发展。但此举立刻遭到了豪强地主的普遍反抗,同时也遭到各层官僚的消极抵制,朝廷也就不了了之。综观两汉政治、经济,西汉对豪族的基本态度是抑制,东汉则是放任。东汉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大体都有利于豪族地主的发展。
东汉早期,除短时间的个别地区外,巴蜀地区的各级统治者,基本上都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骨干。如蜀郡守张堪,系南阳豪族子弟,年青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钱让与侄子,因此闻名(《后汉书》卷31《张堪传》)。蜀郡守第五伦,在西汉末年战乱时,率族人筑碉堡等坚守,铜马、赤眉义军前往攻打数十回,皆不能下(《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可见其抵抗能力之强,势力之大。蜀郡守陈宠,沛国豪族,世代为朝廷命官。蜀郡守廉范(《后汉书》卷21《廉范传》),战国赵将廉颇之后,祖父廉褒,西汉成、哀间为右将军,父廉丹,王莽时期为大司马庸部(益州)牧,家里田地财产极多,为杜陵豪族。南阳西鄂人王子稚,曾任蜀郡太守,家累千金,无子,死后由三女各出钱五百万筑墓并修墓楼等。仅这一笔费用便相当于当时个50个“中产”之家的总值。东汉制度,郡椽、县吏主要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人大体都是当地豪族子弟。乡里统治,则由豪族直接担任。这样便形成了以各层豪族为中心的豪族共同体。该共同体与zhèng fu虽也有许多矛盾,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首先富起来的人以官吏为多。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富贵,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牛怒马,以财货自达。”(《后汉书#183;第五伦传》可见,这些官吏主要是依靠权力,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取巨资。向这些官吏行贿者,主要是工商业者。巴郡谯君黄,西汉末年成帝哀帝之时曾任谏议大夫,回乡后触怒公孙述,被公孙述赐毒酒;其子交出八百万钱才获免(《华阳国志》卷3《蜀志》)。八百万,相当于当时八十户中家之产
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东汉早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基本特征。属于东汉早期(光武、明帝时期)的考古资料,现已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旺苍洪江镇券顶砖墓(m1)(《旺苍县洪江镇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了年4期)、西昌的部分砖墓(《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化》1983年1期)、金堂焦山、内江魏家冲、三台、荥经水井坎崖墓、新都马家山崖墓m5、成都天回镇大湾砖墓(《四川三台县东汉岩墓内发现新莽铜钱》,《文物》1982年6期;《四川荥经水井坎岩墓》,《文物》1985年5期等)。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文化面貌多承西汉遗风,墓葬规模较小,随葬陶俑类型少、数量少.多系拱手而立的男女俑;体型小(高20厘米左右)、表情呆滞。从陶俑看,这时家丁、部曲、奴仆内部分工不细,奴婢一般直接来于农家,未经过专业技艺训练阶段。这些表现了经济恢复之初,豪族大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特征。这一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不太多,—般豪富之家也还未达到奴仆成群。
二,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主要特征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可分三大类:一般地主夕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四万至一百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一千亩以上,家产总值一百万至一千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此试讨论二、三类的基本特征。
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其中以郡县官吏家庭较为突出。在地区分布上,以川西平原者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了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的部落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土地私有观念不浓,甚至尚未兴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谈不上豪族。
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共同体内,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du li的飞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西汉王褒,仅系当时资中的一般名门,但在《僮约》一文中要求奴仆要做的劳作,便有农作、水利、畜牧、打猎、打渔、木业如制船,商业则北到洛阳飞南达益州、西到武都经手各种买卖,手工业如白做刀矛飞园林业如种植桑树、果树,副业如织席、编绳等。迄至东汉中晚期,自给自足的体系更趋细密完善。巴蜀东汉豪族,往往“家有盐井”、酒坊、冶炼作坊等。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徒附。当时一般以家、族、姓、宗为纽带,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聚族面居。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大的活动,如械斗、服役、迁徙等,不仅宗族自身、即使社会、国家也多以“姓”、“族”为单位征调、摊派。如东汉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迁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队伍,刘璋才先后委任他为牛鞞(今简阳)县长、江原(今崇庆)县长、成都县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员与族长的关系,外表上是同宗关系,实质上是依附关系,是徒附。他们租种族长的土地,也得给族长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一般用牲口,有时也以俘虏)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汉末三国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战乱频繁、官吏**、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颇受限制,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人豪族(家族)。故到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zhèng fu、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zi you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 三国之龙套 http://www.xlawen.org/kan/3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