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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往里请！”……以至于不少人误以为他是剧院的院长或是本剧的编导，这都是确实的。他觉得这有什么，他是江先生介绍来的，他是给江先生当“门脸儿”来了。所以，他和以前干他喜欢干的事儿一样，欢欢实实地忙活起来。可后来他现，不对啦，剧团里的人拿一种什么眼神儿看着他啊！小青年们拿他“开涮”，叫他“李导演”、“李院长”，这倒也罢了，就连江先生好像也嫌他站的不是地方了。每次演日，当他兴冲冲地换上那身中山装，到剧院门口准备张罗时，江先生总找个话茬儿把他从身边支开。让他去端花盆啦，去看看贵宾室安排得如何啦，一来二去的，他明白啦：穿着中山装，在门口握手、寒暄，那是高雅之人干的事，那不是自己欢实的地方！可他又有几分伤心，莫不是因为自己到那儿站着了，你们就该翻白眼珠儿，在话音儿里掺粉子味儿吗？人哪，得将心比心，替人设身处地。他喜欢剧院，他为它得意。他想起自己是剧院的人，就觉得挺提气。站的不是地方，你们就不能明说吗？别人不知道我，江先生您应该知道我的呀！
4.第四节 找乐（4）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着机会把心窝子掏给别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么样？
他四十岁出头才娶了个“二锅头”，没两年，老婆生下德志，得了产后风，死了。***老婆死了几年没续上，说老实话，谁能不动点儿凡人之念呢？更何况每天看着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有一天他从楼下走过，听见二楼上水声哗哗，女人的笑声话声传来，他想起这是女浴室，女演员们刚下戏，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么了，走不动了，放慢了脚步，仰起脸儿，看着那扇打开的窗户，好像巴望着从那上面看出点儿什么来，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可这成毛病啦，每回路过那楼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仰脖儿看两眼。没想到，不知被谁反映上去了。
大概因为他最服江先生，所以，还是江先生找他谈的话。说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见什么，他要是一口咬定没看，这事便过去了。可他说：“我错啦。我是想看来着，可看不见。”他觉得这有什么，谁能没有点儿邪念？咱不再存这心思就是啦。唉，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结果呢，整个儿屎盆子给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给人当笑料儿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员们本来“李大叔”、“李师傅”的叫得甜着哪，脆着哪，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伙子们那话就更损了：“老李头儿，玻璃店里卖镜子啦！”……他们还都是识文断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贵之人呢，他们要是真像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倒也罢了。可他们有的人一边取笑他李忠祥，一边又“搞破鞋”，这不装孙子吗？
李忠祥蔫儿了，再也不像以前，今儿“萧长华”，明儿“杨宝森”了。从这以后，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后老伴儿，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事儿，“成”或者“不成”。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非把那事儿告诉人家不可，纯粹是为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几个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个娘们儿回家，天天当着你的面，假模假式的装孙子，谁受得了！
“文革”临开始那年，他和剧场卖票的鲁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岁了，鲁桂英五十岁，是个寡妇。别的心思没有，老了老了，找个伴儿，有个说话的人儿，也互相有个照应。两个人平常关系不错，可真把这事儿摊开的时候，李忠祥立刻说：“我得明告诉你，我在剧院里名声不好。有一档子事……”“别说啦别说啦，”鲁桂英打断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儿啦，我知道。再说呢，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谁还能没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
在这之前，因为鲁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还有点犹豫，可听了这句话，心里一热，齐啦！这么多年，没人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好像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妈小人！其实，躺被窝儿里摸着自己的心窝子想想，真的就没有一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咳，还生这份儿气干什么？这不有一个鲁桂英吗？真能找着这么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当老伴儿，也就不错啦。可是，他和鲁桂英的事到底还是没成。鲁桂英的婆家挑着孙子孙女跟他们的妈妈闹，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很难听的话。桂英怕伤他，只是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也快熬出来了，就算啦。其实，真正原因他已经从别处听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革”结束那年，已经六十五了，他该退休了。可临到眼前，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那是剧院的保留剧目。一听人提起这出戏，他就心动。虽然他再也不会鲜衣华服，凑到江先生身边，在剧院门口迎宾了，也绝不会再提一句民国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馆找他聊天的事。剧院伤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又忍不住干了一次蠢事，又伤了一次心的话，他还想在剧院多待几年，多看几遍那出戏哪。
“文革”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时候江先生挨整，报纸上点名，广播里批判，看来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过康乐酒家（那会儿改名儿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见江先生一人在里面闷头闷脑地喝酒，桌上摆了好几样菜。他心说不好，跑回剧院，偷偷写了个字条，大意是说：我们爱您的戏，您想开点儿。扫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会写了。名字他可没敢落上，只好写“革命群众”。写完了，回到饭馆门口，托一个进门的人捎进去了。“文革”后，江先生又上台了，在重排《杠夫》的动员大会上说，因为一个观众的那么一张条子，使他决定活下来了，他说得老泪直流。散会以后，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当然，他是不会说出那字条的根梢的。又过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从箱底里找出那身中山装，穿着上剧院了。他早就学会了该往哪儿站啦。他还可能和江院长站一块儿欢实去吗？可江先生啊，他见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说：“李大爷，后台那儿缺人。您到后台去照应照应好不？”……
5.第四节 找乐（5）
唉，他要退休了。***这回，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
现在，他家的墙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那张红底烫金的“光荣退休”证书。他还记得剧院为他召开的“欢送大会”，还记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辆“上海”卧车，把他送回了辘轳把儿胡同10号。江先生和剧院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小屋里坐下的时候，他觉得湿漉漉的泪水顺着脸上的褶子沟流下来了，流到了嘴角上，咸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赶紧给擦了。他开始后悔了。人哪，怎么禁不起一点儿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车、抬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是太金贵了，好日子催的！饱暖生闲事！江先生忙啊，能什么都照应得那么周到吗？能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你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站在不该你欢实的地方瞎欢实，就对吗？你存着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对吗？
…………
这些，都是旧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们，李忠祥觉着自己这辈子算是快到头儿了。待着吧，吃点儿好的，喝点儿好的，这就算个乐子啦，还有什么？他可没想到，豌豆街那儿竟然有一伙子老哥们儿在那儿吹拉弹唱，在那儿神吹海聊！
那是些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卖煎鸡蛋的出身，上不得席面儿的人物，可都讲实理儿，不装孙子。他到了这儿，没三天，又“活”啦！在剧院的时候，他老得留神着，别带出脏字儿来，让人家笑话。说话得留一手，别让人家以为你吹。再往后呢，处处认，蔫头耷脑。再说了，人家一张口，都是这个“斯”，那个“基”的，他也不能插嘴啊。敢该着他欢实的地方在这儿哪！他开始唱，开始聊，开始忙活。唱得挺开心，忙活得也挺开心，好像四十年前那个爱吹爱聊、爱逗爱唱的杠夫又回来啦！他知道这伙子老哥们儿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儿不成？这不，他们说他是“新长华”、“总教习”。“总教习”就“总教习”，不就是张罗张罗吗？也该着，谁让他是扮“丑”的呢，您看过去那些戏班子里，不都是扮“丑”儿的张罗呀！
第三
李忠祥因为来到了文化站，和这一帮子戏迷、票友们一块儿混，“活”了。这帮子戏迷、票友们呢，也因为李忠祥的到来，“欢”了。李忠祥大马金刀地忙乎，昨儿宣布了排演的时辰，今儿开始分派角色。明儿，他领来个“须生”，后儿呢，说不定又领来两位“花脸”。找办事处议定是不是应该挂个什么剧团的名目啦，是不是再添置两件“家伙儿”啦。因为他屁颠儿屁颠儿地交涉，文化站至少由每月的逢单日开门，改为天天大门洞开了。文武场面的“家伙儿”也齐全了。过去这伙子人里缺个小生，像《穆柯寨》啦，《群英会》啦，老得找个人反串，不那么带劲。辘轳把儿胡同26号的郭森林，那是在正经的京剧团里演小生的，戏校毕业，大伙儿早就托人带话儿去请他过来玩玩儿。别看郭森林在剧团里扮过的最牛气的“角儿”，也不过是当过“十八棵青松”里的一棵而已，他还真不给面子，不甘与这帮“糟老头子”为伍。李忠祥说：“我豁出去啦，撕破脸皮啦！”三顾茅庐，花说柳说，诱以“挂头牌”、“挑大梁”之类，愣给拉来了。还有现在这位琴师老李先生，人家可正经是徐兰沅的弟子，买了张月票，天天坐一小时的汽车往返，给大伙儿拉弦儿吊嗓儿，这也是李忠祥与他在天桥汽车站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请来的……所以，尽管这位李忠祥大哥也时不时在排戏时瞎指挥，摆摆“总教习”的威风，招得大伙儿时常要和他抬抬杠、开开心，说他“假花脖子”，实际上，在大家的心里，他的功劳不小呢！
不过，最近大伙儿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嘀咕：这位李大哥有时也未免热得过度。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往唱戏的伙计们中间拉俩能人，大伙儿一块儿唱着也开心不是？可后来，也不知怎么了，他还不光在辘轳把儿胡同，就是走在大街上，也总想往那些蹲在商店门口晒太阳，坐在酒铺里喝闷酒的老哥们儿身边儿凑，巴巴甑儿的打听人家有点儿什么“灾”，什么“愁”，只要一听说这个，嗓子眼儿就痒痒，非跟人家说说这每天晚上凑一块儿，唱两嗓儿该有多么乐和，多么得劲儿，好像他们也只有跟他去，用这一招儿才能消愁解闷儿，这都成个毛病啦。
6.第四节 找乐（6）
那一天，他把他的对门儿，辘轳把儿胡同9号的赫老头儿领来了。***一本正经地宣布：“这位赫大哥是唱旦的！”赫老头儿，大伙儿是久闻其名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家，而后金银细软又被折成了钱，还回来了。他的儿子二臭骑着一辆摩托车，吵得满街不安。可谁也没听说过这老头儿有这一手儿哇！其实，连他自己也都是那天临来才在李忠祥的煽乎下，知道自己有“这一手儿”的。
那日李忠祥正出门儿，看见他在对面的墙根儿底下蹲着哪，“赫大哥，怎么跑这儿偎窝子来啦！”赫老头儿叹一口气，没声儿。李忠祥追问了一句，才知道老头儿跟家里那台新买的彩色电视怄气哪：“……不定什么时候就亲上嘴儿啦，要不，就演两口子在被窝儿里扯臊。再不价，男男女女，光着大腿，胡萝卜似的，跳哪！和闺女、小子坐一块儿看，能不臊得慌？！不看吧，怕漏了好的。看吧，就怕它来这个！”李忠祥这就来劲儿啦：“得嘞，您跟它生这份儿气干吗？跟着我，找别的乐子去吧！”“唱戏？我不会。”“您别蒙我。您是在‘旗’的。在‘旗’的没有不会的。看您这手，瞒不了我，您练过旦，年轻时扮相儿差不了。不信您来两口我听听。”他居然把赫大哥的兴致勾起来了，当即唱了一嗓子。咱们的“总教习”也不知道是怎么听的——“您行！跟我去吧，跟着弦儿，吊两天再看。您这嗓子，不让梅老板！”……嗬，还“梅老板”呢，赫老头儿一开口，大伙儿全乐啦：好嘛，不扑弦儿！
这种事儿，有一回也就差不多了。您该长长记性儿了吧？他不。没过几天，他在小酒铺里喝酒时碰见了一位“老兄弟”——素不相识，可聊得挺对路，于是转眼的工夫就成“老兄弟”啦！——知道了人家有那么点儿不顺心，在家受儿媳妇气了。他又把人家揽过来了：“老弟，听你大哥一句，一唱解千愁。跟大哥去！大哥在那儿主事儿哪！不会？不要紧。听听也解闷儿！”——我的天，就像北京的老头儿们动不动就劝人吞人丹，广州的老太太们动不动就劝人抹驱风油一样，他也不管人家得的什么病，全开这一个方儿：“跟我去，唱两口儿！”
…………
一而再，再而三，豌豆街的文化站因为李忠祥而红火，也因为李忠祥而过于红火了。屋子里又加了两圈条凳，中间的空场儿也就连“巴掌大”都够不上了。这下倒好，清唱的人也甭想裹着大棉袄，把手揣袖管儿里了——站在那儿，几乎等于搂着火炉子唱吧。更让那些老票友们哭笑不得的是，像赫老头儿那样的，因为让李忠祥的几句话给上了“轿子”，抬着，有点儿犯晕，还真以为自己“吊两天”，真能“不让梅老板”哪，练唱的劲头儿十足，一段接一段，整个儿晚上净听他一人在那儿嚎，真正的内行反倒给晾那儿了。这倒也罢了。戏迷们中间，既添了那么多肚里委屈、心里憋闷的老头儿们，难免不借题挥。唱完一段《乌龙院》，有人骂自己的“娘们儿”，唱完一段《四进士》，就有人感叹“宋士杰少哇”，又扯开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朋友的朋友有什么冤屈啦。由《连升店》而论势利眼，由《三关排宴》而骂“不争气的儿子”……家长里短，海阔天空，一时间，文化站里唱的唱，聊的聊，可有点儿乱营。老伙计们都碍着面子，对他们的“总教习”，也不好说什么。对赫老头儿们，更不能说什么啦。
倒是那位准备来“挂头牌”、“挑大梁”的“青松”郭森林，耐不住性儿了，跑去找负责这文化站的街道干部汤和顺老头儿嚷嚷起来：“您拿把刀宰了我得了！您这是让我唱戏来了还是受罪来了？明儿啊，咱可撤啦！”
汤和顺大高个儿，总爱佝偻着，可这非但不显矮，反倒使他像只大虾米了。老头儿们和他厮熟，叫他“虾头儿”。汤和顺小时候学过旦，看那脸庞便可知，扮相儿不错。可他后来个头儿猛蹿，上了台比蹬靴的花脸还高半头，只好改唱清音。有人解放前在劝业场对面的“善第一楼”听过他唱，唱得不错，尤以偷气换气功夫为一绝，所以唱起来总是声气不竭，游刃有余。谁承想，没几年他又“塌了中”，心想这辈子是没有吃这碗饭的命啦。幸好还粗通文墨，在街上摆摊儿代写尺牍讼状之类。
7.第四节 找乐（7）
解放后，他一直干街道工作，凭着梨园出身的那点儿底子，组织个“街道清音社”，倒也可以算是旧业重操了。***更没承想“文革”中又因此罹祸，得了个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挨了红卫兵一顿臭揍，他算是彻底伤心认头了。如果不是吃着“官饭”，他是恨不能听见锣鼓点儿就撒丫子的。说是“绝不再搞运动了”，谁敢说呢？再说，他算是明白了，这辈子和“戏”字无缘，沾边儿就倒霉，索性离远点儿。可每月还拿着公家几十块钱不是？一点儿不干也不落忍。要是退休呢，几块钱不又白扔了？所以，他还得勉为其难，当这文化站的“虾头儿”。不过，别的他一概不管不问，只管两件事：第一，他得不断留神着每天的报纸，看看是不是又要“批”什么了。目的呢？用他的话来说，“得把门脸儿弄干净”。其实，方法倒也简单，文化站大门的东边，有一个壁报栏。他看报纸上提什么口号了，裁一条纸，写一个“通栏”贴上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啦，“清除精神污染”啦，“通栏”底下，贴的全是剪报。他又何尝不知道，“门脸儿”弄来弄去，里面唱的还是《八大锤》《玉堂春》。不过，他还是要这么弄，要不然心里不踏实。第二，他得编点儿唱词，老段儿新唱，计划生育啦，晚婚晚恋啦，打击刑事犯罪啦，都得预备出几段来，赶明儿区里调演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区里评选“文化活动先进街道”，才不听你的《西厢记》哪，有那么一段《结扎好》，齐了！
本来，汤和顺是乐得李忠祥大包大揽的。甭说将来有个什么闪失，能有个人替他扛着了，也甭算计省了多少工夫，多少精气神儿了，光是茶叶他就省了不少。可现在，看这样子，是得出来管管了，再由着这位老哥抡圆了膀子干下去，招来的杂人太多，惹事儿不说，就这屋子也装不下了呀。
可李忠祥还没有醒过味儿来。每天晚上和老伙计们一块儿，唱一段儿，聊一会儿，横论天下，纵叹人生，还觉得自己的“总教习”当得不赖呢。及至听了汤和顺的话，才觉得这确也算个事儿，不过转念一想，又有点儿不服气：唉，但凡到这儿来的，不都是为了找个乐子嘛，他郭森林还真的想到这儿当个角儿不成？您要是真想当角儿，还是到别处当算啦……
“唉，你这个老李哥呀，说您胖，您就鼓腮帮子。说您‘总教习’，您倒好，也要办个‘喜连成’！可瞧您拉来的这些人，也办不成‘喜连成’啊，办个敬老院差不多啦！”汤和顺比李忠祥小四岁，平常两个人就爱开玩笑，所以这回也直快语，“您行行好行不？您请来的那老哥儿几个，唱不了的，别这儿添乱了，该干吗干吗去得了！”
汤和顺不过说说而已，其实他也没非要这样。可李忠祥听了，心里好不受用。想到自己请来的几个伙计得让人撮出去，面子在其次，让他们回到商店门口蹲着，跟儿子怄气，和老伴儿憋火儿，心里真不落忍。他半天没吭气儿，终于，耷拉着眼皮说：“行了行了，就这么凑合着唱吧，你能让谁来，不让谁来？”想了想，又叹了一口气，“唉，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
李忠祥这句话，在北京的小辈儿人里，大概很少有人能听得懂了。
过去北京的骆驼多，所以才留下这么一句话。骆驼上车，那就是这骆驼死了，拉作坊开宰，进汤锅去啦。辛苦了一辈子，只有坐这么一趟车的乐子，这玩笑开得未免太令人心酸了。不过，这话是李忠祥这样的人过去常说的——给人家出了殡回来，累了一天，往烧酒铺一坐，二两“烧刀子”端着，叹口气：“嗨，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这种感叹在他这一辈子已习以为常，所以是不能苛求的。再说，对于那些被他拉来唱戏听戏的老头儿们来说，说不定这真是最后一个乐儿啦！
汤和顺倒也通达理，他知道这位老哥们儿的心思，想了想，说：“这么着吧，已经来了的人就算了，咱们也别轰人家了。没有来的人呢，您也别满世界给我招了。再招，这儿得爆炸了！”
8.第四节 找乐（8）
“好嘞！”李忠祥痛痛快快地一摆手儿，“我也长个记性儿，我再给你招一个来，我爬着走，怎么样？”
第四
誓，是顶没用的东西。***比如这位李忠祥，三天还没过，又给戏迷、票友们领来了一位。您真的能让他“爬着走”？当然，他自有他一套理由：“谁让咱们赶上了呢！皇上二大爷的事儿我可以不管。我这位万有兄弟的事，我得担着。人家对我有恩哪！”
乔万有比李忠祥小十岁。李忠祥在杠房混饭的时候，乔万有还是个孩子，他十二岁上死了爹，没了饭辙，去给办丧事的人家打执事，举个雪柳啦，打个“肃静”、“回避”啦，每回弄几大枚，聊补无米之炊。李忠祥光棍儿一人，对他常有接济。民国二十二年，乔万有他妈害了“鼓胀病”，李忠祥典衣买药。人死了，又是李忠祥拉上几个哥们儿，去求同仁堂赊了一口薄棺材，帮助乔万有送走了老人。这些，对于李忠祥来说，都是“哥们儿应当的”，“谁还没个求人的时候呢？”所以，如果说“有恩”，倒是李忠祥对乔万有有恩在先，不过，他自己已经忘了就是了。
过去，北京有个撒纸钱儿的，外号“一撮毛”，因为下颏有痣，上有几根长毛而得此称，真名倒很少有人记得了。“一撮毛”过去也是个打执事的孩子，在同行中挣得少，被人挤对，于是狠练得一手撒纸钱的功夫。据说，“一撮毛”撒纸钱的时候，左臂胳肢窝儿底下夹着一把，臂弯儿处夹一把，手里捏一把，扬起右手，刷刷刷，三把纸钱儿打着旋儿转着圈儿飞上去，能高过西四牌楼，雪片儿似的满天飘，落在地上，愣找不出两张粘在一块儿的来。就这一手儿，九城闻名啦，听说袁世凯、黎元洪出殡时，都是他撒的。每回多则一百现大洋，少则也要二十现大洋，此外还能赚一身孝服。没多久，“一撮毛”就啦，自己还开了买卖。乔万有也有志气，也学着“一撮毛”的样子，练出一手撒纸钱儿的绝活。“一撮毛”一死，就看他的啦。当然，他挣的是怎么也顶不上“一撮毛”了，每回几块现大洋吧。不过他不像别人。他不仅不抽、不喝、不嫖、不赌，而且还挺会算计。比如吧，他找了一帮孩子，每回出殡，他在前面撒，那帮孩子们呢，在后面捡。捡回来交给他，换根糖葫芦。他把这些纸钱儿用绳穿起来，洒点儿水，用木板一夹，下回还使它。这就把办事人家买纸钱的钱都赚下啦。几年过后，乔万有倒是攒下了俩钱儿，娶了媳妇，买下了辘轳把儿胡同10号这个“三合”院儿。这时候，李忠祥还在野茶馆等零活儿，吃的接不上顿儿，穿的换不下季来哪。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李忠祥的土房子又塌了，连个窝儿都没啦。乔万有闻讯，来请忠祥大哥搬过去，一块儿住。李忠祥不去。唉，混了一辈子，连个窝儿都混没了，还要到人家小老弟门下，难免臊眉耷眼的。可又一想，不去又上哪儿呢？就这么着，也搬到了辘轳把儿胡同10号院儿。哥儿俩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乔万有一家住在北屋，李忠祥住在西屋。东屋租给了挑挑儿煎灌肠儿的李家。现在，“灌肠儿李”老两口儿随儿子享福去了，房子由闺女女婿住着。女的叫李玉芳，从街道领些纸盒回家来糊，男的叫贺鑫，是个“右派”，新近“改正”了，回到北京一家大学里教书。他们的闺女叫圆圆。
掐指算来，李忠祥和乔万有一块儿住在10号院儿里也有四十来年了。除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北京的私人房产全缴了公，李忠祥和乔万有一样，向房管所交房租，心里还算踏实点儿以外，他的心里一直别扭着。他跟万有说过，是不是该给他点儿房钱。话没说完，平时脾气平和、少少语的乔万有就红了脸：“您这是骂我！”他不敢再提了。他说乔万有对他“有恩”，就是说的这回事儿。不过，不是说这几块钱，说的是这个分。相比之下，他对人家的分就太浅啦，不找个机会报答一下，心里总是不舒坦。
这天中午，李忠祥正在家里喝酒，乔万有推门儿进来了。哥儿俩有穿堂过室的交。李忠祥家又没有女眷，所以，乔万有是毫无顾忌的。
9.第四节 找乐（9）
“德志呢？”
德志是李忠祥的儿子，每天去农贸市场摆摊儿裁衣服。可今天，他是出去玩儿去了。
“这小子，搞上对象了吧？”
“也该着啦，三十三了。”李忠祥给万有拿过酒盅，斟上酒，摆上筷子。他在豌豆街口碰见过儿子和一个姑娘结伴儿走。那姑娘他是早见过的，时时在文化站那儿露个脑袋，脸盘儿挺漂亮，身材也是个样儿。不过，谁敢担保是不是对象呢？
乔万有老了老了倒不像年轻时那么较真儿，有时也端起酒盅，喝几口了。他个儿不高，精瘦，眼窝子有点儿眍䁖，鼻梁细高，却鹤童颜，一副心地平和、与世无争的模样。这种脾性的人在过去所谓“下九流”出身的人里是难找的。他平日语不多，但在李忠祥这儿还是从来不闷儿着的。可今天也不知怎么了，心事重重的，什么也不说，只顾低头啜酒。
“唉——”他终于叹出口气来了，抬起头把李忠祥的屋子上上下下扫了个遍，“忠祥大哥，还是您这儿好哇。您没再找个老太婆算是对啦，至少，闹个清静！”
李忠祥说：“穿鞋的都看着光脚的舒坦，凉快！可光脚的还看着穿鞋的眼馋哪！不瞒你说，我现在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去唱两嗓儿，找了个乐子，说不定还真得找个老伴儿哪。”
乔万有又不说话了。
“万有，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犯难的事儿，跟哥说一声儿，能搭把手也好。”李忠祥可熬不住这腻腻歪歪的劲儿。
“你可帮不上忙。”乔万有苦笑了，“明说了吧，明儿法院要来人调查了——传生和秀莲打离婚哪。”
秀莲是万有的女儿，传生是女婿，两个人是一个厂子里的工人。传生家里没房，结婚就在老丈人这边过了。可他们结婚才半年啊。李忠祥一听这个，火了：“兔崽子想干什么？！”
“怨不了人家。要是换我身上，也没法儿过一块儿啦！”乔万有又叹气了，“算啦算啦，家丑不可外扬。说实话，我都愁，明儿法院来人，叫我怎么张口！”
李忠祥不再深问了，他知道这位老弟是个讲脸面的人，既然不说，是不该再逼人家的。可说实话，乔万有心里那股火憋了有日子啦，再说，别看他平时没话，却是个沾酒便来话的主儿。几盅“北京大曲”下肚，好像反倒生怕肚子里那点儿事捂馊了，非抖搂出来不可，你不听都不行啦。
乔万有的老伴儿姓何，过去是天桥卖“瞪眼儿食”的。“瞪眼儿食”这东西现在是没了。其实，就是各饭馆的“折箩”——北京人又叫“杂和菜”，文词儿叫“残羹剩饭”。这是专为穷苦百姓预备的吃食：大桶里有大块儿的肥肉，也有鱼头鱼骨，花生皮、瓜子皮、牙签棍儿、香烟头儿……全啦！卖时一大桶搁在那儿，您就看着下筷子吧，甭管什么，您夹五筷子，得给一大枚，您可不得瞪圆了眼珠子挑肉？老板娘呢，她得给您数着，夹五下，拿过来一片竹片儿，那眼珠子瞪得也不比您小，故有“瞪眼儿食”之称。解放后就没这买卖啦，所以何老太太就一直在家侍候老头儿了。
这几年，街道上公益之事很多，从老太太老头儿们上街宣传计划生育到讨论“异化”问题。当然，有的当时说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其实呢，是“完全没必要的，非常糟糕的”，而有的，确实实在是“完全必要的”了。还有的，也许对干部啦，对知识分子啦，是完全必要的，对老太婆们来说，则无可无不可了。所以不能等同视之。不过，不管干的是什么，何老太太永远是积极分子。最近，为了抓坏人，打击刑事犯罪，她戴上了红箍儿，满街里巡逻，被小痞子们小流氓们恶毒攻击为“小脚侦缉队”，显然是居心叵测。中国此种老太太还是太少了，若多几个，“五讲四美”则指日可待矣。当然，何老太太大概也未免养成了一点儿“管事”之瘾。您多管管公益之事是没错儿的，可您别什么事儿都管呀。乔老头儿曾经爱养鸟。“烧的！一天两毛钱肉侍候它！你再养，我买两毛钱‘敌敌畏’，喂了它！”乔老头儿只好去种花。“告诉你啊，水钱我这儿可不给开支！”就连老头儿吃饭时塞了牙，找根牙签儿剔两下，她都能甩出话来，碎嘴唠叨地说上半天。“瞪眼儿”的传统她倒是一点儿也没糟蹋，全继承下来了。可您要是在哪儿都“瞪”，也够让人憷头的。我不是说啦，乔万有是平和之人，所以也就不与她一般见识了。不过这一回，她连闺女、女婿两口子的事都管上了，乔万有的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了。
10.第四节 找乐（10）
北京人把最小的孩子叫做“老小子”或“老闺女”。秀莲就是乔老头儿和何老太太的“老闺女”。俗话说老闺女是当妈的“贴身小棉袄”，足见当妈的何等心疼了。秀莲结婚不走，把姑爷招来，当妈的自然高兴。可结婚的前几天，何老太太把闺女、姑爷招到一块儿，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是要结婚吗？要是不在我这儿过嘛，我管不着。既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过，我可告诉你们：‘那事儿’啊，不顶饭吃，一个礼拜来一次，得了。别没完没了，对你们谁都没好处！再说了，你不心疼我闺女，我还心疼我闺女呢！”这叫什么事儿！她还有邪的哪。您想吧，人家小两口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又是燕尔新婚，就难免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时候。小两口的新房和他们老两口儿的卧室又只隔一扇木隔断，这位老丈母娘在这儿也当上“小脚侦缉队”啦。她倒真惊醒，听见隔壁有点儿什么动静，甭管真的假的，有事儿没事儿，她总得敲那木隔断，冷冷语损一顿，搁谁身上受得了？就甭说人家小两口儿因此拌嘴干架闹离婚了，就连乔万有如此能忍之人，也不免粗了脖子红了筋了：“你怎么这么出息！管天管地，拉屎放屁，全他妈管！……”
何老太太呢，当街当院儿的，扯开嗓子回了一句，差点儿没让乔老头儿背过气去：“我不管？明说了吧，你们男人知道我们娘儿们的苦处吗？当初你们乔家把我娶过来的时候，白天，得给我婆婆干活儿，晚上，得给他妈你干活儿，熬我的鹰。妇女解放啦，不能让你们欺负啦……”
乔万有一边说，一边喝，本来顶多二两的量，看看喝了三两也出去了，话也有些颠三倒四了：“唉，一……一听她开……开口，我……我的脑……脑仁儿疼！”“丢脸，丢脸！真……真他妈丢……丢尽人啦！”说到最后，颠来倒去的也就是这两句了。
李忠祥看着这位老弟，心里犯开了愁。你说，你有点儿什么难处不好！没钱，从我这儿拿三百五百的也拿得出来。要出力，我一个，我儿子也算一个，不够，咱们还可以找！可你这事儿，我……清官还断不了家务事呢，老夫老妻了，我总不能撺掇你们也去打离婚吧？……可这位老弟呀，这么多年来也没跟咱诉过苦、张过口，当大哥的我依傍了人家多少年，这会儿连个宽心的主意都拿不出来，也未免太“那个”啦。
李忠祥一时着急，加上多喝了点儿，也就顾不上什么过誓没过誓的了。就像北京的老头儿这会儿自然还会想到“人丹”，广州的老太太还会想到“驱风油”一样，他想了想，一把夺过了乔老头儿的酒杯，说：“万有，古话说，‘自得其乐’。你呀，别这么愁啦。也别去听咱们的弟妹在那儿扯臊了。跟着老哥哥我，唱唱戏，乐和乐和去得啦。”
“唱戏？……”乔万有眯着眼睛，一下一下地摇头，“我……不……不会。”
“那你就来个场面！”
“场……场面？”
“是啊，敲个锣，打个镲，拉拉二胡，会不？”
“那……那也……不会。”
“那你就学！我就不信你学不会！当初那两手撒纸钱儿的功夫怎么学会的？”
“唔。”乔万有不语了，想了想，点点头，叹了口气说，“反正，甭管怎么着，听戏也比听骂强不是？跟着您，我的大哥，试试吧！”
…………
当天晚上，李忠祥不知从哪儿给他的万有老弟淘换来了一把旧二胡。第二天傍晚，领着他到文化站来了。当然，咱们的“总教习”因为自己的“食”，大概也感到一点惭愧了，所以还特意从自家拎来了一把折叠凳，把他的撒纸钱儿出身的老弟安排在一个旮旯上。
自此，每天晚上，你都能看见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坐在“排演场”东边的旮旯里，膝上架着把二胡，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和那些拿着京胡、二胡、月琴、檀板之类的老头儿们一道，为生旦净丑做“场面”。这就是乔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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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节 找乐（4）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着机会把心窝子掏给别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么样？
他四十岁出头才娶了个“二锅头”，没两年，老婆生下德志，得了产后风，死了。***老婆死了几年没续上，说老实话，谁能不动点儿凡人之念呢？更何况每天看着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员。有一天他从楼下走过，听见二楼上水声哗哗，女人的笑声话声传来，他想起这是女浴室，女演员们刚下戏，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么了，走不动了，放慢了脚步，仰起脸儿，看着那扇打开的窗户，好像巴望着从那上面看出点儿什么来，其实什么也看不见。可这成毛病啦，每回路过那楼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仰脖儿看两眼。没想到，不知被谁反映上去了。
大概因为他最服江先生，所以，还是江先生找他谈的话。说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见什么，他要是一口咬定没看，这事便过去了。可他说：“我错啦。我是想看来着，可看不见。”他觉得这有什么，谁能没有点儿邪念？咱不再存这心思就是啦。唉，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结果呢，整个儿屎盆子给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给人当笑料儿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员们本来“李大叔”、“李师傅”的叫得甜着哪，脆着哪，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伙子们那话就更损了：“老李头儿，玻璃店里卖镜子啦！”……他们还都是识文断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贵之人呢，他们要是真像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倒也罢了。可他们有的人一边取笑他李忠祥，一边又“搞破鞋”，这不装孙子吗？
李忠祥蔫儿了，再也不像以前，今儿“萧长华”，明儿“杨宝森”了。从这以后，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后老伴儿，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事儿，“成”或者“不成”。可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非把那事儿告诉人家不可，纯粹是为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几个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个娘们儿回家，天天当着你的面，假模假式的装孙子，谁受得了！
“文革”临开始那年，他和剧场卖票的鲁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岁了，鲁桂英五十岁，是个寡妇。别的心思没有，老了老了，找个伴儿，有个说话的人儿，也互相有个照应。两个人平常关系不错，可真把这事儿摊开的时候，李忠祥立刻说：“我得明告诉你，我在剧院里名声不好。有一档子事……”“别说啦别说啦，”鲁桂英打断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儿啦，我知道。再说呢，都从那个岁数过来的，谁还能没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
在这之前，因为鲁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还有点犹豫，可听了这句话，心里一热，齐啦！这么多年，没人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好像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妈小人！其实，躺被窝儿里摸着自己的心窝子想想，真的就没有一点儿上不得台盘儿的心思？……咳，还生这份儿气干什么？这不有一个鲁桂英吗？真能找着这么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当老伴儿，也就不错啦。可是，他和鲁桂英的事到底还是没成。鲁桂英的婆家挑着孙子孙女跟他们的妈妈闹，自然少不了关于他的很难听的话。桂英怕伤他，只是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也快熬出来了，就算啦。其实，真正原因他已经从别处听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革”结束那年，已经六十五了，他该退休了。可临到眼前，他又有点儿舍不得了，特别是舍不得那出写杠夫的戏。那是剧院的保留剧目。一听人提起这出戏，他就心动。虽然他再也不会鲜衣华服，凑到江先生身边，在剧院门口迎宾了，也绝不会再提一句民国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馆找他聊天的事。剧院伤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又忍不住干了一次蠢事，又伤了一次心的话，他还想在剧院多待几年，多看几遍那出戏哪。
“文革”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时候江先生挨整，报纸上点名，广播里批判，看来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过康乐酒家（那会儿改名儿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见江先生一人在里面闷头闷脑地喝酒，桌上摆了好几样菜。他心说不好，跑回剧院，偷偷写了个字条，大意是说：我们爱您的戏，您想开点儿。扫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会写了。名字他可没敢落上，只好写“革命群众”。写完了，回到饭馆门口，托一个进门的人捎进去了。“文革”后，江先生又上台了，在重排《杠夫》的动员大会上说，因为一个观众的那么一张条子，使他决定活下来了，他说得老泪直流。散会以后，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当然，他是不会说出那字条的根梢的。又过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从箱底里找出那身中山装，穿着上剧院了。他早就学会了该往哪儿站啦。他还可能和江院长站一块儿欢实去吗？可江先生啊，他见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说：“李大爷，后台那儿缺人。您到后台去照应照应好不？”……
5.第四节 找乐（5）
唉，他要退休了。***这回，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
现在，他家的墙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那张红底烫金的“光荣退休”证书。他还记得剧院为他召开的“欢送大会”，还记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辆“上海”卧车，把他送回了辘轳把儿胡同10号。江先生和剧院的其他领导到他的小屋里坐下的时候，他觉得湿漉漉的泪水顺着脸上的褶子沟流下来了，流到了嘴角上，咸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赶紧给擦了。他开始后悔了。人哪，怎么禁不起一点儿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车、抬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是太金贵了，好日子催的！饱暖生闲事！江先生忙啊，能什么都照应得那么周到吗？能整天琢磨着怎么对你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站在不该你欢实的地方瞎欢实，就对吗？你存着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对吗？
…………
这些，都是旧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们，李忠祥觉着自己这辈子算是快到头儿了。待着吧，吃点儿好的，喝点儿好的，这就算个乐子啦，还有什么？他可没想到，豌豆街那儿竟然有一伙子老哥们儿在那儿吹拉弹唱，在那儿神吹海聊！
那是些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卖煎鸡蛋的出身，上不得席面儿的人物，可都讲实理儿，不装孙子。他到了这儿，没三天，又“活”啦！在剧院的时候，他老得留神着，别带出脏字儿来，让人家笑话。说话得留一手，别让人家以为你吹。再往后呢，处处认，蔫头耷脑。再说了，人家一张口，都是这个“斯”，那个“基”的，他也不能插嘴啊。敢该着他欢实的地方在这儿哪！他开始唱，开始聊，开始忙活。唱得挺开心，忙活得也挺开心，好像四十年前那个爱吹爱聊、爱逗爱唱的杠夫又回来啦！他知道这伙子老哥们儿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儿不成？这不，他们说他是“新长华”、“总教习”。“总教习”就“总教习”，不就是张罗张罗吗？也该着，谁让他是扮“丑”的呢，您看过去那些戏班子里，不都是扮“丑”儿的张罗呀！
第三
李忠祥因为来到了文化站，和这一帮子戏迷、票友们一块儿混，“活”了。这帮子戏迷、票友们呢，也因为李忠祥的到来，“欢”了。李忠祥大马金刀地忙乎，昨儿宣布了排演的时辰，今儿开始分派角色。明儿，他领来个“须生”，后儿呢，说不定又领来两位“花脸”。找办事处议定是不是应该挂个什么剧团的名目啦，是不是再添置两件“家伙儿”啦。因为他屁颠儿屁颠儿地交涉，文化站至少由每月的逢单日开门，改为天天大门洞开了。文武场面的“家伙儿”也齐全了。过去这伙子人里缺个小生，像《穆柯寨》啦，《群英会》啦，老得找个人反串，不那么带劲。辘轳把儿胡同26号的郭森林，那是在正经的京剧团里演小生的，戏校毕业，大伙儿早就托人带话儿去请他过来玩玩儿。别看郭森林在剧团里扮过的最牛气的“角儿”，也不过是当过“十八棵青松”里的一棵而已，他还真不给面子，不甘与这帮“糟老头子”为伍。李忠祥说：“我豁出去啦，撕破脸皮啦！”三顾茅庐，花说柳说，诱以“挂头牌”、“挑大梁”之类，愣给拉来了。还有现在这位琴师老李先生，人家可正经是徐兰沅的弟子，买了张月票，天天坐一小时的汽车往返，给大伙儿拉弦儿吊嗓儿，这也是李忠祥与他在天桥汽车站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请来的……所以，尽管这位李忠祥大哥也时不时在排戏时瞎指挥，摆摆“总教习”的威风，招得大伙儿时常要和他抬抬杠、开开心，说他“假花脖子”，实际上，在大家的心里，他的功劳不小呢！
不过，最近大伙儿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嘀咕：这位李大哥有时也未免热得过度。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往唱戏的伙计们中间拉俩能人，大伙儿一块儿唱着也开心不是？可后来，也不知怎么了，他还不光在辘轳把儿胡同，就是走在大街上，也总想往那些蹲在商店门口晒太阳，坐在酒铺里喝闷酒的老哥们儿身边儿凑，巴巴甑儿的打听人家有点儿什么“灾”，什么“愁”，只要一听说这个，嗓子眼儿就痒痒，非跟人家说说这每天晚上凑一块儿，唱两嗓儿该有多么乐和，多么得劲儿，好像他们也只有跟他去，用这一招儿才能消愁解闷儿，这都成个毛病啦。
6.第四节 找乐（6）
那一天，他把他的对门儿，辘轳把儿胡同9号的赫老头儿领来了。***一本正经地宣布：“这位赫大哥是唱旦的！”赫老头儿，大伙儿是久闻其名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家，而后金银细软又被折成了钱，还回来了。他的儿子二臭骑着一辆摩托车，吵得满街不安。可谁也没听说过这老头儿有这一手儿哇！其实，连他自己也都是那天临来才在李忠祥的煽乎下，知道自己有“这一手儿”的。
那日李忠祥正出门儿，看见他在对面的墙根儿底下蹲着哪，“赫大哥，怎么跑这儿偎窝子来啦！”赫老头儿叹一口气，没声儿。李忠祥追问了一句，才知道老头儿跟家里那台新买的彩色电视怄气哪：“……不定什么时候就亲上嘴儿啦，要不，就演两口子在被窝儿里扯臊。再不价，男男女女，光着大腿，胡萝卜似的，跳哪！和闺女、小子坐一块儿看，能不臊得慌？！不看吧，怕漏了好的。看吧，就怕它来这个！”李忠祥这就来劲儿啦：“得嘞，您跟它生这份儿气干吗？跟着我，找别的乐子去吧！”“唱戏？我不会。”“您别蒙我。您是在‘旗’的。在‘旗’的没有不会的。看您这手，瞒不了我，您练过旦，年轻时扮相儿差不了。不信您来两口我听听。”他居然把赫大哥的兴致勾起来了，当即唱了一嗓子。咱们的“总教习”也不知道是怎么听的——“您行！跟我去吧，跟着弦儿，吊两天再看。您这嗓子，不让梅老板！”……嗬，还“梅老板”呢，赫老头儿一开口，大伙儿全乐啦：好嘛，不扑弦儿！
这种事儿，有一回也就差不多了。您该长长记性儿了吧？他不。没过几天，他在小酒铺里喝酒时碰见了一位“老兄弟”——素不相识，可聊得挺对路，于是转眼的工夫就成“老兄弟”啦！——知道了人家有那么点儿不顺心，在家受儿媳妇气了。他又把人家揽过来了：“老弟，听你大哥一句，一唱解千愁。跟大哥去！大哥在那儿主事儿哪！不会？不要紧。听听也解闷儿！”——我的天，就像北京的老头儿们动不动就劝人吞人丹，广州的老太太们动不动就劝人抹驱风油一样，他也不管人家得的什么病，全开这一个方儿：“跟我去，唱两口儿！”
…………
一而再，再而三，豌豆街的文化站因为李忠祥而红火，也因为李忠祥而过于红火了。屋子里又加了两圈条凳，中间的空场儿也就连“巴掌大”都够不上了。这下倒好，清唱的人也甭想裹着大棉袄，把手揣袖管儿里了——站在那儿，几乎等于搂着火炉子唱吧。更让那些老票友们哭笑不得的是，像赫老头儿那样的，因为让李忠祥的几句话给上了“轿子”，抬着，有点儿犯晕，还真以为自己“吊两天”，真能“不让梅老板”哪，练唱的劲头儿十足，一段接一段，整个儿晚上净听他一人在那儿嚎，真正的内行反倒给晾那儿了。这倒也罢了。戏迷们中间，既添了那么多肚里委屈、心里憋闷的老头儿们，难免不借题挥。唱完一段《乌龙院》，有人骂自己的“娘们儿”，唱完一段《四进士》，就有人感叹“宋士杰少哇”，又扯开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朋友的朋友有什么冤屈啦。由《连升店》而论势利眼，由《三关排宴》而骂“不争气的儿子”……家长里短，海阔天空，一时间，文化站里唱的唱，聊的聊，可有点儿乱营。老伙计们都碍着面子，对他们的“总教习”，也不好说什么。对赫老头儿们，更不能说什么啦。
倒是那位准备来“挂头牌”、“挑大梁”的“青松”郭森林，耐不住性儿了，跑去找负责这文化站的街道干部汤和顺老头儿嚷嚷起来：“您拿把刀宰了我得了！您这是让我唱戏来了还是受罪来了？明儿啊，咱可撤啦！”
汤和顺大高个儿，总爱佝偻着，可这非但不显矮，反倒使他像只大虾米了。老头儿们和他厮熟，叫他“虾头儿”。汤和顺小时候学过旦，看那脸庞便可知，扮相儿不错。可他后来个头儿猛蹿，上了台比蹬靴的花脸还高半头，只好改唱清音。有人解放前在劝业场对面的“善第一楼”听过他唱，唱得不错，尤以偷气换气功夫为一绝，所以唱起来总是声气不竭，游刃有余。谁承想，没几年他又“塌了中”，心想这辈子是没有吃这碗饭的命啦。幸好还粗通文墨，在街上摆摊儿代写尺牍讼状之类。
7.第四节 找乐（7）
解放后，他一直干街道工作，凭着梨园出身的那点儿底子，组织个“街道清音社”，倒也可以算是旧业重操了。***更没承想“文革”中又因此罹祸，得了个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挨了红卫兵一顿臭揍，他算是彻底伤心认头了。如果不是吃着“官饭”，他是恨不能听见锣鼓点儿就撒丫子的。说是“绝不再搞运动了”，谁敢说呢？再说，他算是明白了，这辈子和“戏”字无缘，沾边儿就倒霉，索性离远点儿。可每月还拿着公家几十块钱不是？一点儿不干也不落忍。要是退休呢，几块钱不又白扔了？所以，他还得勉为其难，当这文化站的“虾头儿”。不过，别的他一概不管不问，只管两件事：第一，他得不断留神着每天的报纸，看看是不是又要“批”什么了。目的呢？用他的话来说，“得把门脸儿弄干净”。其实，方法倒也简单，文化站大门的东边，有一个壁报栏。他看报纸上提什么口号了，裁一条纸，写一个“通栏”贴上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啦，“清除精神污染”啦，“通栏”底下，贴的全是剪报。他又何尝不知道，“门脸儿”弄来弄去，里面唱的还是《八大锤》《玉堂春》。不过，他还是要这么弄，要不然心里不踏实。第二，他得编点儿唱词，老段儿新唱，计划生育啦，晚婚晚恋啦，打击刑事犯罪啦，都得预备出几段来，赶明儿区里调演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区里评选“文化活动先进街道”，才不听你的《西厢记》哪，有那么一段《结扎好》，齐了！
本来，汤和顺是乐得李忠祥大包大揽的。甭说将来有个什么闪失，能有个人替他扛着了，也甭算计省了多少工夫，多少精气神儿了，光是茶叶他就省了不少。可现在，看这样子，是得出来管管了，再由着这位老哥抡圆了膀子干下去，招来的杂人太多，惹事儿不说，就这屋子也装不下了呀。
可李忠祥还没有醒过味儿来。每天晚上和老伙计们一块儿，唱一段儿，聊一会儿，横论天下，纵叹人生，还觉得自己的“总教习”当得不赖呢。及至听了汤和顺的话，才觉得这确也算个事儿，不过转念一想，又有点儿不服气：唉，但凡到这儿来的，不都是为了找个乐子嘛，他郭森林还真的想到这儿当个角儿不成？您要是真想当角儿，还是到别处当算啦……
“唉，你这个老李哥呀，说您胖，您就鼓腮帮子。说您‘总教习’，您倒好，也要办个‘喜连成’！可瞧您拉来的这些人，也办不成‘喜连成’啊，办个敬老院差不多啦！”汤和顺比李忠祥小四岁，平常两个人就爱开玩笑，所以这回也直快语，“您行行好行不？您请来的那老哥儿几个，唱不了的，别这儿添乱了，该干吗干吗去得了！”
汤和顺不过说说而已，其实他也没非要这样。可李忠祥听了，心里好不受用。想到自己请来的几个伙计得让人撮出去，面子在其次，让他们回到商店门口蹲着，跟儿子怄气，和老伴儿憋火儿，心里真不落忍。他半天没吭气儿，终于，耷拉着眼皮说：“行了行了，就这么凑合着唱吧，你能让谁来，不让谁来？”想了想，又叹了一口气，“唉，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
李忠祥这句话，在北京的小辈儿人里，大概很少有人能听得懂了。
过去北京的骆驼多，所以才留下这么一句话。骆驼上车，那就是这骆驼死了，拉作坊开宰，进汤锅去啦。辛苦了一辈子，只有坐这么一趟车的乐子，这玩笑开得未免太令人心酸了。不过，这话是李忠祥这样的人过去常说的——给人家出了殡回来，累了一天，往烧酒铺一坐，二两“烧刀子”端着，叹口气：“嗨，骆驼上车，就这么一个乐儿啦！”这种感叹在他这一辈子已习以为常，所以是不能苛求的。再说，对于那些被他拉来唱戏听戏的老头儿们来说，说不定这真是最后一个乐儿啦！
汤和顺倒也通达理，他知道这位老哥们儿的心思，想了想，说：“这么着吧，已经来了的人就算了，咱们也别轰人家了。没有来的人呢，您也别满世界给我招了。再招，这儿得爆炸了！”
8.第四节 找乐（8）
“好嘞！”李忠祥痛痛快快地一摆手儿，“我也长个记性儿，我再给你招一个来，我爬着走，怎么样？”
第四
誓，是顶没用的东西。***比如这位李忠祥，三天还没过，又给戏迷、票友们领来了一位。您真的能让他“爬着走”？当然，他自有他一套理由：“谁让咱们赶上了呢！皇上二大爷的事儿我可以不管。我这位万有兄弟的事，我得担着。人家对我有恩哪！”
乔万有比李忠祥小十岁。李忠祥在杠房混饭的时候，乔万有还是个孩子，他十二岁上死了爹，没了饭辙，去给办丧事的人家打执事，举个雪柳啦，打个“肃静”、“回避”啦，每回弄几大枚，聊补无米之炊。李忠祥光棍儿一人，对他常有接济。民国二十二年，乔万有他妈害了“鼓胀病”，李忠祥典衣买药。人死了，又是李忠祥拉上几个哥们儿，去求同仁堂赊了一口薄棺材，帮助乔万有送走了老人。这些，对于李忠祥来说，都是“哥们儿应当的”，“谁还没个求人的时候呢？”所以，如果说“有恩”，倒是李忠祥对乔万有有恩在先，不过，他自己已经忘了就是了。
过去，北京有个撒纸钱儿的，外号“一撮毛”，因为下颏有痣，上有几根长毛而得此称，真名倒很少有人记得了。“一撮毛”过去也是个打执事的孩子，在同行中挣得少，被人挤对，于是狠练得一手撒纸钱的功夫。据说，“一撮毛”撒纸钱的时候，左臂胳肢窝儿底下夹着一把，臂弯儿处夹一把，手里捏一把，扬起右手，刷刷刷，三把纸钱儿打着旋儿转着圈儿飞上去，能高过西四牌楼，雪片儿似的满天飘，落在地上，愣找不出两张粘在一块儿的来。就这一手儿，九城闻名啦，听说袁世凯、黎元洪出殡时，都是他撒的。每回多则一百现大洋，少则也要二十现大洋，此外还能赚一身孝服。没多久，“一撮毛”就啦，自己还开了买卖。乔万有也有志气，也学着“一撮毛”的样子，练出一手撒纸钱儿的绝活。“一撮毛”一死，就看他的啦。当然，他挣的是怎么也顶不上“一撮毛”了，每回几块现大洋吧。不过他不像别人。他不仅不抽、不喝、不嫖、不赌，而且还挺会算计。比如吧，他找了一帮孩子，每回出殡，他在前面撒，那帮孩子们呢，在后面捡。捡回来交给他，换根糖葫芦。他把这些纸钱儿用绳穿起来，洒点儿水，用木板一夹，下回还使它。这就把办事人家买纸钱的钱都赚下啦。几年过后，乔万有倒是攒下了俩钱儿，娶了媳妇，买下了辘轳把儿胡同10号这个“三合”院儿。这时候，李忠祥还在野茶馆等零活儿，吃的接不上顿儿，穿的换不下季来哪。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李忠祥的土房子又塌了，连个窝儿都没啦。乔万有闻讯，来请忠祥大哥搬过去，一块儿住。李忠祥不去。唉，混了一辈子，连个窝儿都混没了，还要到人家小老弟门下，难免臊眉耷眼的。可又一想，不去又上哪儿呢？就这么着，也搬到了辘轳把儿胡同10号院儿。哥儿俩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乔万有一家住在北屋，李忠祥住在西屋。东屋租给了挑挑儿煎灌肠儿的李家。现在，“灌肠儿李”老两口儿随儿子享福去了，房子由闺女女婿住着。女的叫李玉芳，从街道领些纸盒回家来糊，男的叫贺鑫，是个“右派”，新近“改正”了，回到北京一家大学里教书。他们的闺女叫圆圆。
掐指算来，李忠祥和乔万有一块儿住在10号院儿里也有四十来年了。除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北京的私人房产全缴了公，李忠祥和乔万有一样，向房管所交房租，心里还算踏实点儿以外，他的心里一直别扭着。他跟万有说过，是不是该给他点儿房钱。话没说完，平时脾气平和、少少语的乔万有就红了脸：“您这是骂我！”他不敢再提了。他说乔万有对他“有恩”，就是说的这回事儿。不过，不是说这几块钱，说的是这个分。相比之下，他对人家的分就太浅啦，不找个机会报答一下，心里总是不舒坦。
这天中午，李忠祥正在家里喝酒，乔万有推门儿进来了。哥儿俩有穿堂过室的交。李忠祥家又没有女眷，所以，乔万有是毫无顾忌的。
9.第四节 找乐（9）
“德志呢？”
德志是李忠祥的儿子，每天去农贸市场摆摊儿裁衣服。可今天，他是出去玩儿去了。
“这小子，搞上对象了吧？”
“也该着啦，三十三了。”李忠祥给万有拿过酒盅，斟上酒，摆上筷子。他在豌豆街口碰见过儿子和一个姑娘结伴儿走。那姑娘他是早见过的，时时在文化站那儿露个脑袋，脸盘儿挺漂亮，身材也是个样儿。不过，谁敢担保是不是对象呢？
乔万有老了老了倒不像年轻时那么较真儿，有时也端起酒盅，喝几口了。他个儿不高，精瘦，眼窝子有点儿眍䁖，鼻梁细高，却鹤童颜，一副心地平和、与世无争的模样。这种脾性的人在过去所谓“下九流”出身的人里是难找的。他平日语不多，但在李忠祥这儿还是从来不闷儿着的。可今天也不知怎么了，心事重重的，什么也不说，只顾低头啜酒。
“唉——”他终于叹出口气来了，抬起头把李忠祥的屋子上上下下扫了个遍，“忠祥大哥，还是您这儿好哇。您没再找个老太婆算是对啦，至少，闹个清静！”
李忠祥说：“穿鞋的都看着光脚的舒坦，凉快！可光脚的还看着穿鞋的眼馋哪！不瞒你说，我现在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去唱两嗓儿，找了个乐子，说不定还真得找个老伴儿哪。”
乔万有又不说话了。
“万有，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犯难的事儿，跟哥说一声儿，能搭把手也好。”李忠祥可熬不住这腻腻歪歪的劲儿。
“你可帮不上忙。”乔万有苦笑了，“明说了吧，明儿法院要来人调查了——传生和秀莲打离婚哪。”
秀莲是万有的女儿，传生是女婿，两个人是一个厂子里的工人。传生家里没房，结婚就在老丈人这边过了。可他们结婚才半年啊。李忠祥一听这个，火了：“兔崽子想干什么？！”
“怨不了人家。要是换我身上，也没法儿过一块儿啦！”乔万有又叹气了，“算啦算啦，家丑不可外扬。说实话，我都愁，明儿法院来人，叫我怎么张口！”
李忠祥不再深问了，他知道这位老弟是个讲脸面的人，既然不说，是不该再逼人家的。可说实话，乔万有心里那股火憋了有日子啦，再说，别看他平时没话，却是个沾酒便来话的主儿。几盅“北京大曲”下肚，好像反倒生怕肚子里那点儿事捂馊了，非抖搂出来不可，你不听都不行啦。
乔万有的老伴儿姓何，过去是天桥卖“瞪眼儿食”的。“瞪眼儿食”这东西现在是没了。其实，就是各饭馆的“折箩”——北京人又叫“杂和菜”，文词儿叫“残羹剩饭”。这是专为穷苦百姓预备的吃食：大桶里有大块儿的肥肉，也有鱼头鱼骨，花生皮、瓜子皮、牙签棍儿、香烟头儿……全啦！卖时一大桶搁在那儿，您就看着下筷子吧，甭管什么，您夹五筷子，得给一大枚，您可不得瞪圆了眼珠子挑肉？老板娘呢，她得给您数着，夹五下，拿过来一片竹片儿，那眼珠子瞪得也不比您小，故有“瞪眼儿食”之称。解放后就没这买卖啦，所以何老太太就一直在家侍候老头儿了。
这几年，街道上公益之事很多，从老太太老头儿们上街宣传计划生育到讨论“异化”问题。当然，有的当时说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其实呢，是“完全没必要的，非常糟糕的”，而有的，确实实在是“完全必要的”了。还有的，也许对干部啦，对知识分子啦，是完全必要的，对老太婆们来说，则无可无不可了。所以不能等同视之。不过，不管干的是什么，何老太太永远是积极分子。最近，为了抓坏人，打击刑事犯罪，她戴上了红箍儿，满街里巡逻，被小痞子们小流氓们恶毒攻击为“小脚侦缉队”，显然是居心叵测。中国此种老太太还是太少了，若多几个，“五讲四美”则指日可待矣。当然，何老太太大概也未免养成了一点儿“管事”之瘾。您多管管公益之事是没错儿的，可您别什么事儿都管呀。乔老头儿曾经爱养鸟。“烧的！一天两毛钱肉侍候它！你再养，我买两毛钱‘敌敌畏’，喂了它！”乔老头儿只好去种花。“告诉你啊，水钱我这儿可不给开支！”就连老头儿吃饭时塞了牙，找根牙签儿剔两下，她都能甩出话来，碎嘴唠叨地说上半天。“瞪眼儿”的传统她倒是一点儿也没糟蹋，全继承下来了。可您要是在哪儿都“瞪”，也够让人憷头的。我不是说啦，乔万有是平和之人，所以也就不与她一般见识了。不过这一回，她连闺女、女婿两口子的事都管上了，乔万有的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了。
10.第四节 找乐（10）
北京人把最小的孩子叫做“老小子”或“老闺女”。秀莲就是乔老头儿和何老太太的“老闺女”。俗话说老闺女是当妈的“贴身小棉袄”，足见当妈的何等心疼了。秀莲结婚不走，把姑爷招来，当妈的自然高兴。可结婚的前几天，何老太太把闺女、姑爷招到一块儿，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不是要结婚吗？要是不在我这儿过嘛，我管不着。既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过，我可告诉你们：‘那事儿’啊，不顶饭吃，一个礼拜来一次，得了。别没完没了，对你们谁都没好处！再说了，你不心疼我闺女，我还心疼我闺女呢！”这叫什么事儿！她还有邪的哪。您想吧，人家小两口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又是燕尔新婚，就难免有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时候。小两口的新房和他们老两口儿的卧室又只隔一扇木隔断，这位老丈母娘在这儿也当上“小脚侦缉队”啦。她倒真惊醒，听见隔壁有点儿什么动静，甭管真的假的，有事儿没事儿，她总得敲那木隔断，冷冷语损一顿，搁谁身上受得了？就甭说人家小两口儿因此拌嘴干架闹离婚了，就连乔万有如此能忍之人，也不免粗了脖子红了筋了：“你怎么这么出息！管天管地，拉屎放屁，全他妈管！……”
何老太太呢，当街当院儿的，扯开嗓子回了一句，差点儿没让乔老头儿背过气去：“我不管？明说了吧，你们男人知道我们娘儿们的苦处吗？当初你们乔家把我娶过来的时候，白天，得给我婆婆干活儿，晚上，得给他妈你干活儿，熬我的鹰。妇女解放啦，不能让你们欺负啦……”
乔万有一边说，一边喝，本来顶多二两的量，看看喝了三两也出去了，话也有些颠三倒四了：“唉，一……一听她开……开口，我……我的脑……脑仁儿疼！”“丢脸，丢脸！真……真他妈丢……丢尽人啦！”说到最后，颠来倒去的也就是这两句了。
李忠祥看着这位老弟，心里犯开了愁。你说，你有点儿什么难处不好！没钱，从我这儿拿三百五百的也拿得出来。要出力，我一个，我儿子也算一个，不够，咱们还可以找！可你这事儿，我……清官还断不了家务事呢，老夫老妻了，我总不能撺掇你们也去打离婚吧？……可这位老弟呀，这么多年来也没跟咱诉过苦、张过口，当大哥的我依傍了人家多少年，这会儿连个宽心的主意都拿不出来，也未免太“那个”啦。
李忠祥一时着急，加上多喝了点儿，也就顾不上什么过誓没过誓的了。就像北京的老头儿这会儿自然还会想到“人丹”，广州的老太太还会想到“驱风油”一样，他想了想，一把夺过了乔老头儿的酒杯，说：“万有，古话说，‘自得其乐’。你呀，别这么愁啦。也别去听咱们的弟妹在那儿扯臊了。跟着老哥哥我，唱唱戏，乐和乐和去得啦。”
“唱戏？……”乔万有眯着眼睛，一下一下地摇头，“我……不……不会。”
“那你就来个场面！”
“场……场面？”
“是啊，敲个锣，打个镲，拉拉二胡，会不？”
“那……那也……不会。”
“那你就学！我就不信你学不会！当初那两手撒纸钱儿的功夫怎么学会的？”
“唔。”乔万有不语了，想了想，点点头，叹了口气说，“反正，甭管怎么着，听戏也比听骂强不是？跟着您，我的大哥，试试吧！”
…………
当天晚上，李忠祥不知从哪儿给他的万有老弟淘换来了一把旧二胡。第二天傍晚，领着他到文化站来了。当然，咱们的“总教习”因为自己的“食”，大概也感到一点惭愧了，所以还特意从自家拎来了一把折叠凳，把他的撒纸钱儿出身的老弟安排在一个旮旯上。
自此，每天晚上，你都能看见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坐在“排演场”东边的旮旯里，膝上架着把二胡，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和那些拿着京胡、二胡、月琴、檀板之类的老头儿们一道，为生旦净丑做“场面”。这就是乔万有。
不过，您得听仔( 放生（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4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