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阅读
那个王工程师也竟然写了证明材料，说自己在洗澡的时候，有人趴窗户，她吓得赶紧跑了出来……
柳青不知道张华涛这最后的话是否是一面之词，但凭一个女人和警察的直觉，对张华涛的陈述她是相信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女警官觉得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她只说：张华涛，你今天找我来听你说这件事，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
张华涛说：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很不错的警察。其实那天在掘尸现场，你已经向我走来了，我当时在车里……
柳青问：是那辆蓝色的面包车？
张华涛说：是的……你很棒……我很佩服你。
柳青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问：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张华涛站起身说：我请求政府在行刑前不要剃掉我的头发。
＆nbsp＆nbsp
死刑报告（八）
1995年1月20日，落城是一个阴天。一个月前的那场雪还没有被融化，在凛冽的寒风中变得非常坚硬。今天是〃8？24〃案四名主犯被执行的日子。
刑车和警车七点整准时到达监狱。这个监狱，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遗物，按照苏俄的设计模式建造的。高墙之内是几幢三层楼的监舍，围成一个四方形的院落。死囚则被羁押在地下室，有专门的通道。执行任务的武警和法官、检察官进入到里面，对四名死囚分别验明正身，准备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很快，这几个人被押出来了。
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张华涛。司法机关满足了他的愿望，没有剃掉他的头发，因此在柳青的感觉中，他的脸上不容易发现那种死亡的气息。柳青戴着墨镜，她的面部并不朝向他，但视线一直在注视着那个人。张华涛看看天空，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他的双臂就被拇指粗的绳索捆绑起来了。一只写有〃强Jian杀人犯张华涛〃的斩标插在了他的后背上。他的名字已经被打上了红色的叉。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本来，张华涛是应该由武警战士押上警车的，但是他自己一个箭步跳了上去，身影轻捷如同表演，却弄得武警一场虚惊。他走到前面，又看了看天空，然后埋下了头。
他的几个同伙却表现得十分糟糕。三个人中间有两个已经尿湿了裤子。还有一个根本就站不直身子，完全是被搀着出来的。
警车在市区走得很隐蔽，是从监狱的后门出发的，那里有一条路直通刑场。一走出监狱，警车就拉响了警笛。一共是五辆车。前两辆是刑车，坐着武警和死囚。后三辆是警车，分别载着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监刑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刑场设在市西郊的一片荒地，对面是同样荒芜的凤鸣山。那儿没有树木，只有野生的蒿草，长得很茂盛，风过时，就有那种轻微的唿哨声音。
到达刑场的时间是八点一刻，那时，太阳已经从人们的身后升起了，刑场上的蒿草被染上了一层橘色。四名死囚被押到了指定的位置，被按跪在地上，面对着凤鸣山。他们一字排开，彼此间隔大约在十米。然后，由法医对射击部位用粉笔画上标记--即在左背的心脏部位画上一个圆圈。执行的武警便把枪口对准它，进行近距离的射击。这样做，是最大地体现人道精神。死囚被剥夺生命，这是对他们进行的惩罚，他们需要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但死囚照样是人，需要用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减轻行刑过程中的痛苦。从前，执行枪决有射击头部的，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被纠正了，因为这样死者的面目就很难看。死囚也同样有着人的尊严。
监刑的法官对每个死囚都要问上一句：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这是给他们提供最后的机会。有的案件，也有在这个时候发现新线索的。但有的死囚就信口开河地胡说，目的是想多活几天吧。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相情愿。
柳青站在距离张华涛不足十米的地方。她清楚地听见他说：我罪有应得。我愿意将我的尸体捐给医学院。
法官说：那需要你本人出示一份委托书。
张华涛大声说：我自愿将尸体捐给医学院！你们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的。
法官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执行，是从右往左。每个执行任务的武警的枪膛里只允许装一发子弹。这是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当现场指挥发出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枪就响了。连续三枪响过，那三名死囚都是一枪毙命。最后一枪，射在张华涛身上，不料不仅没有把这个人撂倒，反而让他腾地转过身来了。他冲着执行任务的武警大喊了一声：哥们，再来啊！
那个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立刻就晕倒了。班长立刻上前把张华涛按倒，用脚踩住他的脖子，对着他后胸连续打了三枪。张华涛像只包袱那样向前倒去，但身体还在往前挪动，他的头部像一把犁那样在荒地上〃犁〃出了一道辙。班长再次上去，又打了三枪。总算结束了这个罪人的生命。
行刑之后接着就是验尸。这时，法医会用一根钢尺插入死囚的后脑的枕骨部位，伸进去对延髓稍作搅动。再观察瞳孔是否已经扩散。死亡以犯人的意识消失为标志。有的犯人在意识消失之后，还尚存一丝呼吸。张华涛就是这样的。行刑人员将他的尸体翻过来，看见他的几个弹出点还在不断地、有节奏地向外喷血，连同被击碎的肺组织一起喷出来。最后，他的呼吸完全停止了。
那天负责给张华涛画圈的是法医汪工，在回来的路上，柳青这样问法医：你是故意把那个圈画错的吗？
法医没有回答。
柳青看着他，说：汪工，有必要这么干吗？
法医说：我恨这个家伙！
柳青说：他已经还债了。每回从刑场回来，执行任务的同事都不怎么说话。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这里面既有对正义伸张后的那种扬眉吐气，也有对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人的惋惜。罪犯也是人啊，他们自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他们被剥夺的同样也是生命。
柳青第一次去刑场是在三年前。那次处决的是一个叫何小竹的年轻女人。她是因为谋杀丈夫而死的。女人谋杀亲夫，一般都是与私通有关，是现代版的〃潘金莲〃。但是，这个何小竹的情况不同。她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折磨而这么做的。这个女人说，她几乎每天遭受丈夫马江的殴打和蹂躏，她说这个男人一喝酒就发疯，然后就无休止地折磨她。手段很没有人性，先是要行乐，接着就骂她是根木头，连哼哼都不会。然后便是拳脚相加，还把她赤脚撵到外面的雪地里。
妇联上了她家，找到了那个马江。可是，马江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对老婆无礼，反而说何小竹脑子有毛病，应该送精神病院。弄得妇联也没有办法。何小竹后来也上过法院要求离婚，但法院居然也没有受理。
于是在8月的一个上午，刑警队接到邻居的报案，说好几天没有见到那个马江的身影了，又说他家里散发出一种臭味。刑警队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正是马江，而且已经被分尸了，卸成了几大块，堆放在卫生间里。奇怪的是何小竹没有跑，警察敲开门的时候，她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床上睡觉。见门外站着警察，她就明白了，说：你们来了，我去洗个脸，跟你们走。我总算好好睡了一觉。
何小竹后来被处以极刑。当她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突然大喊了一声：叔叔啊，你们饶了我吧，我才二十五岁啊！
柳青在今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人间正道的捍卫者，同时又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责任人。这种角色在特定的场合，对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在侦破一个案件的时候，当罪犯被捕获的时候，当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会为这份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在刑场上，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你的同类，不是牲口。所以，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事先是不和死囚打照面的。那很残忍。死囚最后的目光会像一道恐惧的影子追随着你的一生。我自然理解那个年轻的武警战士。如果换上我，也会一样的晕倒。
被处决的四名罪犯，张华涛的死还是让我感慨。我又想到了三年前被处决的那个何小竹。他们都是不该死的。如果张华涛没有遇见那桩倒霉的事，他不会就这么被部队退回来。他会在服完兵役后光荣地退伍到落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会遇见一个喜欢他的姑娘，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何小竹的事情被一个部门所重视，使那种法西斯式的婚姻关系及时终结，她怎么会采取如此极端而残暴的手段来对付丈夫呢？然而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何小竹那最后的一声悲惨呼喊，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着……第二天，李志扬来找柳青了。因为〃8？24〃这个案子，律师的脸上平添了几分憔悴。当那天在监狱中张华涛说出自己没有实施强Jian的事实之后，律师便在积极奔走。他本来希望作为鉴证工程师的柳青能在物证上提供帮助，但柳青说：所提取的混合精斑由于量少，而且因为时间和气候因素，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污染与毁坏，不能做出更详细的鉴定，也无法送到省城做DN。他又要求法院安排对张华涛进行〃性无能〃的鉴定，法院的回答是，即使这个人没有实施强Jian，仅凭活埋了两个人也是死罪难逃。况且他本人也放弃了上诉权。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柳青曾给李志扬去过电话，她说如果律师愿意去现场，她可以帮这个忙。律师说：我不去了。这样或许会使我平静一些。现在他来，是想证实在刑场上，张华涛临刑前提出捐献尸体的要求的。
柳青说：是的，我可以作证。当时我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他说了〃我自愿捐出自己的尸体给医学院〃。
李志扬说：那你得给我写一份证明。
柳青说：可以。
李志扬说：犯人拥有对身体的处置权，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柳青写完证明，不禁感叹道：这个案子让我太累了，心累，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干这行了。
李志扬说：别这么想，实际上你干得很出色。你忘了吗，那天在监狱里张华涛最后是怎么对你说的？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就与他交锋了。说明你作为警察的素质很好，而且直觉也不错。
柳青苦笑道：直觉有什么用呢？法庭上连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持怀疑态度，谁还理会你的直觉。
李志扬说：我想这个双休日去一趟山里，看看当年插队的地方。顺便再去距那里不远的玉秀山，见识一下新近发掘出来的石窟佛像。电视上这段时间一直在炒这个呢。
柳青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你带上我吧，城里真的有点闷了。
＆nbsp＆nbsp
死刑报告（九）
1995年1月24日，辛普森案正式开庭审理。首先由控方陈述。作为主控检察官，玛霞？克拉克女士一上场便显示出了不俗的专业水准。她以简洁的语言和高屋建瓴的气度对案情进行了陈述。她一点也不唆，因为在她看来，这个案件并不复杂，证据充分，语言便显得多余。她的论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警方在北洛金汉街360号辛普森住宅发现的血迹、物证--特别是血手套，与案发现场吻合，足以说明辛普森与妮可和隆纳的死有直接关系。其二，至今没有人能够证明事发当晚的10点至11点之间，辛普森在什么地方。其三，辛普森的左手有被锐器割伤的痕迹。最后一点，就是辛普森有虐待前妻的前科。〃不能认为警方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克拉克女士说，〃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稍有理性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辛普森有罪，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谋杀了与他共同生活十年之久并且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妮可和这个女人的男友隆纳。辛普森的逻辑就是，这个女人虽然法律上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仍然要像黑社会分子那样霸占着她。如果谁和这个女人有染，那么他就把他们杀了！〃
玛霞？克拉克继续指出，1994年6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辛普森偷偷溜出了自己的住宅，开着他的白色野马车前去妮可的住处，然后他用自己早已预备好的钥匙打开了门，进行了谋杀。事毕之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了自己的住地。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他做完这一切完全够了。
证据似乎在有力地支持着检察官。在所有的证据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那一双分散两个现场恰好又是配对的带血的皮手套。而且，这种牌子的皮手套是辛普森所喜欢的，在过去妮可离婚前使用的信用卡购物记录上，也证明她的确为辛普森购买了这种品牌的皮手套。现在，这双皮手套上留有的血迹，经化验，血型和红细胞酶型都与辛普森相符。而辛普森的左手又确实被割伤了。另外，这只手套上还有妮可和隆纳的头发、隆纳衬衫的纤维以及辛普森车毯的纤维。
警方后来还在辛普森卧室里找到了一双深蓝色的袜子，那上面的血迹经过DN鉴定，也是妮可的。
另外，在南班迪街875号现场，警方还发现了可疑的鞋印。后经检方痕迹专家鉴定，这种鞋印为意大利产的布鲁诺？马格利名牌鞋，规格为12号，与辛普森的鞋号一致。这种型号的鞋在全球只有299双的销量，而且销售地点也很有限。
玛霞？克拉克女士指出：〃来自数学的、物理的以及其他科学的证据，无不指向了被告O？J？辛普森。〃
据此，检方要求辛普森本人对6月12日晚的活动出面作证。但是，辛普森援引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关条款，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予以拒绝了。
辩方的陈述于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开场。
首席律师约翰？柯克伦的开场白同样是精彩的。这位著名的黑人律师素来以稳健的作风称著。他用一种看上去很轻松的语气说：〃这个案子最有趣的地方是有罪的证据太多了，但是多过了头，就到了可疑的地步。〃
此语一出，法庭上就引起了唏嘘。
柯克伦指出：被害人妮可和隆纳皆为身强力壮的青年，身中了二十多刀。经过我们的法医专家波顿博士看过尸体解剖资料后的分析，他们在被害前与凶手是经过至少十五分钟时间的搏斗的，既然是搏斗，那么就是双方的殊死较量了，也就是说，凶手必然就会受伤。可是辛普森除了左手指处留有小伤外，别无他碍--他的身体经过专家检验，没有任何受到伤害的痕迹，这该怎样解释呢？
还有，柯克伦律师继续指出，这个辛普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愚蠢的一个作案者。他扔掉了血衣和凶器，却要执拗地带回一只血手套，而且还把另一只与其配对的留在另一个现场；他扔掉了血鞋，却要带回一只染血的袜子；他事先预谋了杀人，却还要坚持为自己找一个目击证人--他不是预约了出租车司机在6月12日晚上10点30分之前来接他去机场吗？试问，还有如此愚蠢的谋杀犯吗？
陈晖感觉到，这场世纪审判至此才是真正的开端。辛普森一案未雨绸缪到今天，总算是真的下雨了，而且一上来，雨势就很猛。但陈晖预感到这不会是一场暴风雨或者雷阵雨，极有可能像黄梅天气，时大时小的雨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人心发霉。
这个春节记者去了一趟西藏。春节期间他人在雪域高原，手机信号几乎失灵，和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那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件无人认领的包裹，扔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谁都不愿动手打开。好在阿里的风光还在，蓝天白云和雪山碧水使他抖落掉了久居城市的晦气。在那些明丽的黄昏，记者很容易想起落城女警官妩媚的身姿，并由此幻想出许多浪漫的情形。昨天陈晖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注意电话的录音，他的人缘不错，春节期间朋友拜年问候的电话，就听了近半个小时。但是在这些电话录音里没有出现柳青的声音，这让他多少有点失望。他想这个女人还真的有些骄傲，既然这样，那就自己主动拨过去好了。这一次，他还是直接打进了女警官的办公室，结果却拨错了分机的号码。那边也是一个女声，问找谁？陈晖说我找柳青。对方就说，你等等，我去喊。过了会儿，柳青的声音就有了，女人上来就问：是陈晖吗？
陈晖说：你怎么就知道是我啊？
柳青说：我有预感。
陈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预感。
柳青说：你有什么事吗？
陈晖说：难道给你打电话就非得有事情吗？
柳青说：这是单位的电话啊。
陈晖说：这个时候你们也该下班了吧？再说春节刚过嘛。
柳青说：你这人很奇怪，春节的时候怎么就听不见你的声音呢？
陈晖说：我去西藏了，才回来。
柳青说：你可真滋润啊。
陈晖说：你最近过得好吗？
柳青说：我挺好的啊。
陈晖说：昨天我在西直门地铁口，遇见一个女的，侧面很像你……
柳青说：你大老远的来电话，就为这个？
陈晖说：这还不够吗？不过我得告诉你，也许过几天我就飞落城了。
记者还真不是在开玩笑。在那些电话录音里，有一个是《说法》杂志主编老何来的，他说落城大学最近有一件事值得关注：一对大学生，恋爱中出了点麻烦，女孩子怀孕了。校方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反了校规，于是就将他们双双开除了。老何说如果陈晖对这件事感兴趣，应承了采访任务，编辑部就不再联系别人了。这倒是一个机会，陈晖想，可以去看看那位漂亮的女警官，问题是后者不买账怎么办？即便是一个男人勾引女人，也应该是事不过三的。但是刚才电话里一听到女人的声音，陈晖就觉得，男人的那点尊严在这个时候就未必显得重要了。电话挂断，落城的柳青也一样感到心里不是滋味。这个电话是期待中的，但没说几句就这么挂断了，似乎意犹未尽。女人眼前浮现出的还是第一次见到男人的那个样子，戴着棒球帽，牛仔裤，夹克衫，口袋上挂着刚摘下来的墨镜，背着一只很大的包，总是一种行色匆忙的样子．对这个形象，女人说不上什么特殊的感觉来。她愿意欣赏这个形象，却又不能完全接受那个男人。
那时候大家都下班了，柳青还坐在沈蓉的办公室里。一会儿，沈蓉从食堂拿了两份盒饭回来了，陈晖的电话就是她接的。于是这女人进门就问：柳青，刚才那个男的，听口音像是北京的啊。
柳青点点头。
沈蓉又问：是你男朋友？
柳青说不是。她说：我和这个人也就见过两面。
沈蓉突然感叹道：这么远，人家还这么惦着你啊。
柳青说：他爱惦着就惦着吧。
沈蓉说：怪不得，上回肖秘书的事你一点也不感兴趣呢。
柳青说：这哪挨哪啊。
两个女人一边吃饭，一边聊。
柳青问：你怎么现在也在食堂吃盒饭了？
沈蓉说：我懒得回去。以前是儿子在家，现在孩子读大学了，我就不想回去了。一个人烧饭一个人吃，多没意思。
沈蓉的儿子是去年考取一所政法学院的。柳青说：你看，你比我大不了多少，儿子都上大学了，真的好福气。
沈蓉说：我结婚早呢。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就都不在了，又带着弟弟，就想早点把自己嫁出去。我结婚时是瞒着年龄的，前夫是个司机，大我很多，那个年代司机很赚钱。说实话，那个人很疼我，对我弟弟也不错，一起过了那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动过我一根指头。后来……我提离婚，他也依了，对我说，要是觉得不好，还可以回去。
柳青说：这个人倒真像一个丈夫。
沈蓉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说：想想也真对不住他，是我的错，我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狐狸精投的胎。
柳青想了想，又问：沈蓉，你后悔吗？
沈蓉放下饭盒，说：不，我不后悔，走到这一步了，后悔又能有什么用？就是……这个日子打发起来太难了。柳青，老郁很快就要走了，去省委党校参加高级班学习，这一走就怕是回不来了。
柳青觉得沈蓉所说的〃回不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郁之光会继续高升，直接安排在省里；其二，或许分得久了，沈蓉这头就失去了女人天生希望得到的那种安全感。她说：我想，他总会抽空回来看看你的。
沈蓉慢慢平静下来，又笑了，说：都说女人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这如狼似虎的年纪，还真是离不开男人的呢。
那天夜里，柳青没有睡好。她先是回想着白天陈晖的那个电话，想自己如果真去北京读研了，这个男人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和自己接近。她还做了这样的假设，要是和陈晖处得不错，就和他同居，过一种标准的情人生活，若即若离。想想沈蓉那么离不开男人，柳青就觉得自己有点委屈了。这样每天和工作、父母面对的日子她实在已经厌倦了。她必须要改变，去北京就是改变的第一步，然后就地求职，这大概也没什么问题，即使不回公安系统，她自信也能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和陈晖一起生活应该是有情趣的，格调也不会差。只有一点让她担心，就是陈晖这样的男人见的世面太多，总不能给人充分的信赖。这个问题很原则，也很严重。
到了黎明的时候，柳青陷入了杂乱的梦境之中。她先是梦见和陈晖在一间空房子的地板上Zuo爱。陈晖赤裸的身体对她一点也不陌生，只是觉得地板太硬，睡在上面不舒服。陈晖几乎是带有粗暴地进入到她的身体，可无论他们怎么折腾，就是达不到高潮，她被这个过程弄得很尴尬，就努力抓住男人的肩膀，却怎么也使不上劲。然后一切就都消失了，出现了一片蓝色。然后蓝色又变成了橙黄|色，那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广场。接着她看见了穿着碎花连衣裙的沈蓉，在爬一只很高的梯子。那梯子竖立在广场上，没有任何的支撑，沈蓉悬在中间仿佛是在玩杂技，显得摇摇欲坠，让一旁的她吓坏了。她大喊着〃当心当心〃，然后就带着惊吓醒了过来，看见母亲站在门边说，有电话找她。
电话是李志扬来的。律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打算明天就进山。
柳青懒散地说了声：好吧。
她似乎又有点犹豫了。
＆nbsp＆nbsp
死刑报告（十）
第二天黎明，李志扬开着那辆桑塔纳停到了柳青家的门前。他们要进山去了。那时候，城市还处在朦胧的睡意之中，空气中散发着湿润的甜味。柳青似乎第一次感到，自己生活居住的这个城市是这样的美好。偶尔看见有几个晨练的老人，也能听见在江边学京剧的孩子的吊嗓声。那时她就想，如果社会这么安宁，该是多好！可作为一名刑事警察，几乎每天都要面对那些丑恶的、肮脏的、血腥的东西。她把这个感慨说给了李志扬，律师也一样感慨。他说：警察这个职业很特殊，某种意义上，我是极其不赞成一个女孩子去从事这样的职业的。在西方，刑事警察需要定期去看心理医生的。他们需要一种调剂，更需要一种安慰。
车驶出了市区，向西而去。这条路对柳青来说是太熟悉了，从前面向右拐过去，那就是经常去的刑场。她自然想到了几天前在这里被处决的张华涛。那个过于惨烈的行刑场面已经沉淀到了她记忆的深处，无法将它抹掉。
这时，李志扬把车停下了，然后他下了车，点上了一支烟。柳青也跟着下来，她走到律师边上，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律师先说的是另外的事。
李志扬说：我第一次看枪毙人，是在家乡那个县里。那是1971年的8月底，我11岁，被枪毙的那个人是我们学校的会计，这个人因为母亲得了重病，就挪用了公家两万多块钱。
柳青很惊讶：贪污两万就判死刑？这也太过分了。
李志扬说：那时的两万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何况这个人曾经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教员的，按那时的划分，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就新账老账一把算了。
律师说到这里，不禁叹了口气。他接着说：枪毙他那一天，县里召开了公判大会。然后把他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临时物色的刑场边上，早早就围满了等待观看的人。我也在里面，因为个子小，挤不到前面，就和几个同学爬到了一棵树上。刑车来了，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着，还戴着一个大口罩，大概嘴里塞了什么东西吧。那时被执行的犯人临刑前是不允许说话的，担心他们会喊反动口号。他被带到指定的位置，刚跪下来，一个当兵的就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枪声非常地沉闷，就像受潮的爆竹。我看见一块东西飞了起来，接着他就倒下了……后来我才知道，飞起来的那块东西是他的右眼球……
柳青感到毛骨悚然，说：这太可怕了，现在执行死刑是不准射击犯人的头部的。
李志扬说：他被枪毙的当天，他母亲就悬梁自尽了……那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代，一个疯狂无比的年代。
柳青说：也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
律师点了一支烟，然后低声问道：我听说，张华涛给打了七枪？
柳青有点难受，说：是的，可能是弹入点没有找准……
李志扬沉默了一会儿，说：说实话，当时你在边上，是怎样的感受？
柳青说：很复杂的。每次去刑场，我都觉得不是个滋味。那些死囚，当审判他们的时候，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可是当他们在枪口下跪倒时，我又觉得他们是那样的无助，像只送进屠宰场的牲口……我这个人大概不适合当一名警察吧。
李志扬说：你是一个很好的警察。你所采取的也是一个警察的姿态，这种对同类的同情心很难得……我不喜欢死刑，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死刑的废除论者。
柳青感到很震惊。这样的话对于她来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她说：可是，在中国，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那么恶性的犯罪肯定是不能遏制的啊！
李志扬说：处死一个人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吗？即使是有，是否就意味着它是正当的呢？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应当被剥夺，无论是以怎样的名义。
柳青说：我想得很简单，如果有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法律就应该剥夺他的生命，我觉得这很公平。
李志扬说：是啊，连上帝都曾经这么说过。那么，对于偷盗者是否要砍断他的手，对于强Jian犯是否还要恢复宫刑呢？
柳青一时语塞，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李志扬说：你这还是一种以血还血的等害报应观念。或者说，这是一种刑罚的功利思想，却不是刑罚的本质。刑罚作为手段，目的是要引起罪人的忏悔……
柳青说：这恐怕太难了，也过于理想化了。你这样说，想过那些被害者家属的心情吗？法律可以不讲感情，但却不能不考虑到大众的情绪。
李志扬说：杀掉一个人是否就使某些人得到安慰了呢？如果一个社会全都充满着仇恨，那么这个社会可爱吗？
柳青再次沉默了，她在思考律师的话。
李志扬说：好了，我们不讨论这个。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今天是出来玩的。不久，他们进入到了凤鸣山脉的腹地。腊月里的乡村，到处弥漫着过年的气象。农民们辛勤耕耘了一年，只有到了年关，才显露出那种庄稼人特有的幸福感。他们忙着杀猪宰羊，忙着添置新衣，忙着盖房子娶媳妇，那种辞旧迎新的气氛热烈而隆重。
柳青说：这几年，农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
李志扬说：其实中国最困难的还是农民。他们的负担很重，我做过调查，这地方的一个农民每年上缴的各项费用超过了六百元，而他们的实际收入还不足两千元。
柳青说：也就是说，摊派给他们的费用超过了三分之一。
李志扬说：是啊，这不合理。我给市政府写过信，也给省里写过信，结果石沉大海。
柳青说：这个国家太大了，问题也就堆积成山了。
临近中午的时分，他们到达了一个叫〃桥头〃的村子，当年李志扬就在这里当知青的。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大约只有几十户人家。进村的路上有一座单孔的石桥，看上去很有年头了。1975年高中毕业的李志扬来这里插队时，才十六岁。先后住了三年，算起来，他离开这个地方恰好也是十六年了。离开以后只要有空闲，李志扬都会在春节前后到桥头村来看看。
他们把车停在村口一个老乡家门前，那家房东一见，就说：哟，是小李子来了！这个称呼在柳青听起来特别亲切。从气氛里她能感觉到，李志扬在这里的人缘很好。他们随老乡进屋了，那个老乡的老伴一个劲地盯着柳青看，后者就知道对方把她当成什么人了。柳青还没有解释，李志扬倒是先开了口，他这个时候反倒显得大大咧咧，他说：二婶，你别琢磨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叫柳青。我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能娶这样的媳妇。
这一说，柳青的脸倒红了。
李志扬低声对她说：柳青，你别见怪，乡下人就这么好奇，也就想多看你几眼而已。
柳青笑着说：没事，人生来就是让人看的。
李志扬说：你可别说你是警察啊。
柳青说：为什么？
李志扬说：这会让他们晕倒的。你哪像一个警察啊！
村子里的人听说小李子这回带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来了，就一个劲地往这边拥。李志扬把随身带来的糖果分给孩子们，然后便开始给他们照相。有几个年轻的姑娘还拉着柳青一块照，她就大方地站到了她们中间。那时候她就觉得特别开心，她还想，假如自己真的成了李志扬的对象，也许会有另外一种情调的。
在老乡家吃完午饭，时间就已经到了下午。他们还得去玉秀山。
李志扬对柳青说：看来咱们得在山里住一宿了。
柳青说：好啊。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我真希望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呢。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
李志扬说：咱们来晚了。要是秋天来，满山都是红叶，那才叫美呢。走，先把住的地方安顿好。
于是，他们去了村子南边山坡上的一座学校。那是一个完全小学，还附设了三个初中班。不过学校已经放寒假了，看不见什么人。李志扬把车开到操场上，同时按了几声喇叭。那个看门的老头也不过来。李志扬说，那老头是个哑巴。他们走下车，不一会儿，就见一个矮个略胖的看上去有几分腼腆的青年男子向这边跑来。李志扬介绍说，他叫安小文，是这个学校惟一的从落城师范专科出来的师资。当年李志扬在桥头插队时，这个安小文还是一个毛头小男孩，是李志扬帮助他补习完小学课程的。
安小文喊李志扬叫〃李哥〃。然后就看着柳青，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好。
柳青大方地伸出手：你好，我叫柳青，在市公安局工作。
安小文迟疑地问：你是警察？
李志扬说：柳青是我的朋友，她是落城刑警支队的工程师，你就叫她柳工好了。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一宿，你好安排吗？
安小文说：学校里有一间客房，刚粉刷过，很干净的。
李志扬说：那就可以了。客房给柳工，我去你那里捣腿，行吗？
安小文说：我反正就一个人，没有什么不行的。
李志扬说：我倒是希望你说不行。小文，你比我小六岁，今年也该是小三十的人了吧？
安小文说：过了年就是三十了。
李志扬说：那也该成个家了。
安小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想在这里成家。
李志扬说：这里山清水秀的，有什么不好？
安小文说：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李志扬被这句话给堵住了。
柳青在他们身后笑了起来，说：李志扬，你怎么不说话了？
李志扬也笑着回答：我有权保持沉默。
三个人就这样说笑着去了安小文的宿舍。那是夹在教室中间的一间简陋的平房，布置得却很有趣。墙的一侧挂着巨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另一侧贴着几张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海报，其中有美国的莎朗？斯通和香港的张曼玉，还有一张未完成的肖像素描，只画着一个女人的轮廓，却没有五官。
柳青问安小文：安老师，这是写生还是临摹？
安小文腼腆地说：都不是，我瞎画着玩的。( 死刑报告 http://www.xlawen.org/kan/4360/ )
柳青不知道张华涛这最后的话是否是一面之词，但凭一个女人和警察的直觉，对张华涛的陈述她是相信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女警官觉得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她只说：张华涛，你今天找我来听你说这件事，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
张华涛说：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很不错的警察。其实那天在掘尸现场，你已经向我走来了，我当时在车里……
柳青问：是那辆蓝色的面包车？
张华涛说：是的……你很棒……我很佩服你。
柳青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问：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张华涛站起身说：我请求政府在行刑前不要剃掉我的头发。
＆nbsp＆nbsp
死刑报告（八）
1995年1月20日，落城是一个阴天。一个月前的那场雪还没有被融化，在凛冽的寒风中变得非常坚硬。今天是〃8？24〃案四名主犯被执行的日子。
刑车和警车七点整准时到达监狱。这个监狱，还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遗物，按照苏俄的设计模式建造的。高墙之内是几幢三层楼的监舍，围成一个四方形的院落。死囚则被羁押在地下室，有专门的通道。执行任务的武警和法官、检察官进入到里面，对四名死囚分别验明正身，准备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很快，这几个人被押出来了。
第一个出来的就是张华涛。司法机关满足了他的愿望，没有剃掉他的头发，因此在柳青的感觉中，他的脸上不容易发现那种死亡的气息。柳青戴着墨镜，她的面部并不朝向他，但视线一直在注视着那个人。张华涛看看天空，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他的双臂就被拇指粗的绳索捆绑起来了。一只写有〃强Jian杀人犯张华涛〃的斩标插在了他的后背上。他的名字已经被打上了红色的叉。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本来，张华涛是应该由武警战士押上警车的，但是他自己一个箭步跳了上去，身影轻捷如同表演，却弄得武警一场虚惊。他走到前面，又看了看天空，然后埋下了头。
他的几个同伙却表现得十分糟糕。三个人中间有两个已经尿湿了裤子。还有一个根本就站不直身子，完全是被搀着出来的。
警车在市区走得很隐蔽，是从监狱的后门出发的，那里有一条路直通刑场。一走出监狱，警车就拉响了警笛。一共是五辆车。前两辆是刑车，坐着武警和死囚。后三辆是警车，分别载着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监刑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刑场设在市西郊的一片荒地，对面是同样荒芜的凤鸣山。那儿没有树木，只有野生的蒿草，长得很茂盛，风过时，就有那种轻微的唿哨声音。
到达刑场的时间是八点一刻，那时，太阳已经从人们的身后升起了，刑场上的蒿草被染上了一层橘色。四名死囚被押到了指定的位置，被按跪在地上，面对着凤鸣山。他们一字排开，彼此间隔大约在十米。然后，由法医对射击部位用粉笔画上标记--即在左背的心脏部位画上一个圆圈。执行的武警便把枪口对准它，进行近距离的射击。这样做，是最大地体现人道精神。死囚被剥夺生命，这是对他们进行的惩罚，他们需要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但死囚照样是人，需要用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减轻行刑过程中的痛苦。从前，执行枪决有射击头部的，现在这个做法已经被纠正了，因为这样死者的面目就很难看。死囚也同样有着人的尊严。
监刑的法官对每个死囚都要问上一句：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这是给他们提供最后的机会。有的案件，也有在这个时候发现新线索的。但有的死囚就信口开河地胡说，目的是想多活几天吧。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相情愿。
柳青站在距离张华涛不足十米的地方。她清楚地听见他说：我罪有应得。我愿意将我的尸体捐给医学院。
法官说：那需要你本人出示一份委托书。
张华涛大声说：我自愿将尸体捐给医学院！你们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的。
法官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执行，是从右往左。每个执行任务的武警的枪膛里只允许装一发子弹。这是防止意外的情况发生。
当现场指挥发出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枪就响了。连续三枪响过，那三名死囚都是一枪毙命。最后一枪，射在张华涛身上，不料不仅没有把这个人撂倒，反而让他腾地转过身来了。他冲着执行任务的武警大喊了一声：哥们，再来啊！
那个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立刻就晕倒了。班长立刻上前把张华涛按倒，用脚踩住他的脖子，对着他后胸连续打了三枪。张华涛像只包袱那样向前倒去，但身体还在往前挪动，他的头部像一把犁那样在荒地上〃犁〃出了一道辙。班长再次上去，又打了三枪。总算结束了这个罪人的生命。
行刑之后接着就是验尸。这时，法医会用一根钢尺插入死囚的后脑的枕骨部位，伸进去对延髓稍作搅动。再观察瞳孔是否已经扩散。死亡以犯人的意识消失为标志。有的犯人在意识消失之后，还尚存一丝呼吸。张华涛就是这样的。行刑人员将他的尸体翻过来，看见他的几个弹出点还在不断地、有节奏地向外喷血，连同被击碎的肺组织一起喷出来。最后，他的呼吸完全停止了。
那天负责给张华涛画圈的是法医汪工，在回来的路上，柳青这样问法医：你是故意把那个圈画错的吗？
法医没有回答。
柳青看着他，说：汪工，有必要这么干吗？
法医说：我恨这个家伙！
柳青说：他已经还债了。每回从刑场回来，执行任务的同事都不怎么说话。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这里面既有对正义伸张后的那种扬眉吐气，也有对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人的惋惜。罪犯也是人啊，他们自然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他们被剥夺的同样也是生命。
柳青第一次去刑场是在三年前。那次处决的是一个叫何小竹的年轻女人。她是因为谋杀丈夫而死的。女人谋杀亲夫，一般都是与私通有关，是现代版的〃潘金莲〃。但是，这个何小竹的情况不同。她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折磨而这么做的。这个女人说，她几乎每天遭受丈夫马江的殴打和蹂躏，她说这个男人一喝酒就发疯，然后就无休止地折磨她。手段很没有人性，先是要行乐，接着就骂她是根木头，连哼哼都不会。然后便是拳脚相加，还把她赤脚撵到外面的雪地里。
妇联上了她家，找到了那个马江。可是，马江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对老婆无礼，反而说何小竹脑子有毛病，应该送精神病院。弄得妇联也没有办法。何小竹后来也上过法院要求离婚，但法院居然也没有受理。
于是在8月的一个上午，刑警队接到邻居的报案，说好几天没有见到那个马江的身影了，又说他家里散发出一种臭味。刑警队赶到现场，发现死者正是马江，而且已经被分尸了，卸成了几大块，堆放在卫生间里。奇怪的是何小竹没有跑，警察敲开门的时候，她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床上睡觉。见门外站着警察，她就明白了，说：你们来了，我去洗个脸，跟你们走。我总算好好睡了一觉。
何小竹后来被处以极刑。当她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突然大喊了一声：叔叔啊，你们饶了我吧，我才二十五岁啊！
柳青在今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人间正道的捍卫者，同时又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直接责任人。这种角色在特定的场合，对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在侦破一个案件的时候，当罪犯被捕获的时候，当他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你会为这份职业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在刑场上，你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你的同类，不是牲口。所以，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事先是不和死囚打照面的。那很残忍。死囚最后的目光会像一道恐惧的影子追随着你的一生。我自然理解那个年轻的武警战士。如果换上我，也会一样的晕倒。
被处决的四名罪犯，张华涛的死还是让我感慨。我又想到了三年前被处决的那个何小竹。他们都是不该死的。如果张华涛没有遇见那桩倒霉的事，他不会就这么被部队退回来。他会在服完兵役后光荣地退伍到落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会遇见一个喜欢他的姑娘，过上正常的生活。如果何小竹的事情被一个部门所重视，使那种法西斯式的婚姻关系及时终结，她怎么会采取如此极端而残暴的手段来对付丈夫呢？然而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何小竹那最后的一声悲惨呼喊，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着……第二天，李志扬来找柳青了。因为〃8？24〃这个案子，律师的脸上平添了几分憔悴。当那天在监狱中张华涛说出自己没有实施强Jian的事实之后，律师便在积极奔走。他本来希望作为鉴证工程师的柳青能在物证上提供帮助，但柳青说：所提取的混合精斑由于量少，而且因为时间和气候因素，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污染与毁坏，不能做出更详细的鉴定，也无法送到省城做DN。他又要求法院安排对张华涛进行〃性无能〃的鉴定，法院的回答是，即使这个人没有实施强Jian，仅凭活埋了两个人也是死罪难逃。况且他本人也放弃了上诉权。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柳青曾给李志扬去过电话，她说如果律师愿意去现场，她可以帮这个忙。律师说：我不去了。这样或许会使我平静一些。现在他来，是想证实在刑场上，张华涛临刑前提出捐献尸体的要求的。
柳青说：是的，我可以作证。当时我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他说了〃我自愿捐出自己的尸体给医学院〃。
李志扬说：那你得给我写一份证明。
柳青说：可以。
李志扬说：犯人拥有对身体的处置权，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柳青写完证明，不禁感叹道：这个案子让我太累了，心累，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干这行了。
李志扬说：别这么想，实际上你干得很出色。你忘了吗，那天在监狱里张华涛最后是怎么对你说的？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你就与他交锋了。说明你作为警察的素质很好，而且直觉也不错。
柳青苦笑道：直觉有什么用呢？法庭上连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都持怀疑态度，谁还理会你的直觉。
李志扬说：我想这个双休日去一趟山里，看看当年插队的地方。顺便再去距那里不远的玉秀山，见识一下新近发掘出来的石窟佛像。电视上这段时间一直在炒这个呢。
柳青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你带上我吧，城里真的有点闷了。
＆nbsp＆nbsp
死刑报告（九）
1995年1月24日，辛普森案正式开庭审理。首先由控方陈述。作为主控检察官，玛霞？克拉克女士一上场便显示出了不俗的专业水准。她以简洁的语言和高屋建瓴的气度对案情进行了陈述。她一点也不唆，因为在她看来，这个案件并不复杂，证据充分，语言便显得多余。她的论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警方在北洛金汉街360号辛普森住宅发现的血迹、物证--特别是血手套，与案发现场吻合，足以说明辛普森与妮可和隆纳的死有直接关系。其二，至今没有人能够证明事发当晚的10点至11点之间，辛普森在什么地方。其三，辛普森的左手有被锐器割伤的痕迹。最后一点，就是辛普森有虐待前妻的前科。〃不能认为警方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克拉克女士说，〃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稍有理性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辛普森有罪，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谋杀了与他共同生活十年之久并且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妮可和这个女人的男友隆纳。辛普森的逻辑就是，这个女人虽然法律上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仍然要像黑社会分子那样霸占着她。如果谁和这个女人有染，那么他就把他们杀了！〃
玛霞？克拉克继续指出，1994年6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辛普森偷偷溜出了自己的住宅，开着他的白色野马车前去妮可的住处，然后他用自己早已预备好的钥匙打开了门，进行了谋杀。事毕之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了自己的住地。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他做完这一切完全够了。
证据似乎在有力地支持着检察官。在所有的证据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那一双分散两个现场恰好又是配对的带血的皮手套。而且，这种牌子的皮手套是辛普森所喜欢的，在过去妮可离婚前使用的信用卡购物记录上，也证明她的确为辛普森购买了这种品牌的皮手套。现在，这双皮手套上留有的血迹，经化验，血型和红细胞酶型都与辛普森相符。而辛普森的左手又确实被割伤了。另外，这只手套上还有妮可和隆纳的头发、隆纳衬衫的纤维以及辛普森车毯的纤维。
警方后来还在辛普森卧室里找到了一双深蓝色的袜子，那上面的血迹经过DN鉴定，也是妮可的。
另外，在南班迪街875号现场，警方还发现了可疑的鞋印。后经检方痕迹专家鉴定，这种鞋印为意大利产的布鲁诺？马格利名牌鞋，规格为12号，与辛普森的鞋号一致。这种型号的鞋在全球只有299双的销量，而且销售地点也很有限。
玛霞？克拉克女士指出：〃来自数学的、物理的以及其他科学的证据，无不指向了被告O？J？辛普森。〃
据此，检方要求辛普森本人对6月12日晚的活动出面作证。但是，辛普森援引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关条款，即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予以拒绝了。
辩方的陈述于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开场。
首席律师约翰？柯克伦的开场白同样是精彩的。这位著名的黑人律师素来以稳健的作风称著。他用一种看上去很轻松的语气说：〃这个案子最有趣的地方是有罪的证据太多了，但是多过了头，就到了可疑的地步。〃
此语一出，法庭上就引起了唏嘘。
柯克伦指出：被害人妮可和隆纳皆为身强力壮的青年，身中了二十多刀。经过我们的法医专家波顿博士看过尸体解剖资料后的分析，他们在被害前与凶手是经过至少十五分钟时间的搏斗的，既然是搏斗，那么就是双方的殊死较量了，也就是说，凶手必然就会受伤。可是辛普森除了左手指处留有小伤外，别无他碍--他的身体经过专家检验，没有任何受到伤害的痕迹，这该怎样解释呢？
还有，柯克伦律师继续指出，这个辛普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愚蠢的一个作案者。他扔掉了血衣和凶器，却要执拗地带回一只血手套，而且还把另一只与其配对的留在另一个现场；他扔掉了血鞋，却要带回一只染血的袜子；他事先预谋了杀人，却还要坚持为自己找一个目击证人--他不是预约了出租车司机在6月12日晚上10点30分之前来接他去机场吗？试问，还有如此愚蠢的谋杀犯吗？
陈晖感觉到，这场世纪审判至此才是真正的开端。辛普森一案未雨绸缪到今天，总算是真的下雨了，而且一上来，雨势就很猛。但陈晖预感到这不会是一场暴风雨或者雷阵雨，极有可能像黄梅天气，时大时小的雨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人心发霉。
这个春节记者去了一趟西藏。春节期间他人在雪域高原，手机信号几乎失灵，和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那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件无人认领的包裹，扔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谁都不愿动手打开。好在阿里的风光还在，蓝天白云和雪山碧水使他抖落掉了久居城市的晦气。在那些明丽的黄昏，记者很容易想起落城女警官妩媚的身姿，并由此幻想出许多浪漫的情形。昨天陈晖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注意电话的录音，他的人缘不错，春节期间朋友拜年问候的电话，就听了近半个小时。但是在这些电话录音里没有出现柳青的声音，这让他多少有点失望。他想这个女人还真的有些骄傲，既然这样，那就自己主动拨过去好了。这一次，他还是直接打进了女警官的办公室，结果却拨错了分机的号码。那边也是一个女声，问找谁？陈晖说我找柳青。对方就说，你等等，我去喊。过了会儿，柳青的声音就有了，女人上来就问：是陈晖吗？
陈晖说：你怎么就知道是我啊？
柳青说：我有预感。
陈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预感。
柳青说：你有什么事吗？
陈晖说：难道给你打电话就非得有事情吗？
柳青说：这是单位的电话啊。
陈晖说：这个时候你们也该下班了吧？再说春节刚过嘛。
柳青说：你这人很奇怪，春节的时候怎么就听不见你的声音呢？
陈晖说：我去西藏了，才回来。
柳青说：你可真滋润啊。
陈晖说：你最近过得好吗？
柳青说：我挺好的啊。
陈晖说：昨天我在西直门地铁口，遇见一个女的，侧面很像你……
柳青说：你大老远的来电话，就为这个？
陈晖说：这还不够吗？不过我得告诉你，也许过几天我就飞落城了。
记者还真不是在开玩笑。在那些电话录音里，有一个是《说法》杂志主编老何来的，他说落城大学最近有一件事值得关注：一对大学生，恋爱中出了点麻烦，女孩子怀孕了。校方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反了校规，于是就将他们双双开除了。老何说如果陈晖对这件事感兴趣，应承了采访任务，编辑部就不再联系别人了。这倒是一个机会，陈晖想，可以去看看那位漂亮的女警官，问题是后者不买账怎么办？即便是一个男人勾引女人，也应该是事不过三的。但是刚才电话里一听到女人的声音，陈晖就觉得，男人的那点尊严在这个时候就未必显得重要了。电话挂断，落城的柳青也一样感到心里不是滋味。这个电话是期待中的，但没说几句就这么挂断了，似乎意犹未尽。女人眼前浮现出的还是第一次见到男人的那个样子，戴着棒球帽，牛仔裤，夹克衫，口袋上挂着刚摘下来的墨镜，背着一只很大的包，总是一种行色匆忙的样子．对这个形象，女人说不上什么特殊的感觉来。她愿意欣赏这个形象，却又不能完全接受那个男人。
那时候大家都下班了，柳青还坐在沈蓉的办公室里。一会儿，沈蓉从食堂拿了两份盒饭回来了，陈晖的电话就是她接的。于是这女人进门就问：柳青，刚才那个男的，听口音像是北京的啊。
柳青点点头。
沈蓉又问：是你男朋友？
柳青说不是。她说：我和这个人也就见过两面。
沈蓉突然感叹道：这么远，人家还这么惦着你啊。
柳青说：他爱惦着就惦着吧。
沈蓉说：怪不得，上回肖秘书的事你一点也不感兴趣呢。
柳青说：这哪挨哪啊。
两个女人一边吃饭，一边聊。
柳青问：你怎么现在也在食堂吃盒饭了？
沈蓉说：我懒得回去。以前是儿子在家，现在孩子读大学了，我就不想回去了。一个人烧饭一个人吃，多没意思。
沈蓉的儿子是去年考取一所政法学院的。柳青说：你看，你比我大不了多少，儿子都上大学了，真的好福气。
沈蓉说：我结婚早呢。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就都不在了，又带着弟弟，就想早点把自己嫁出去。我结婚时是瞒着年龄的，前夫是个司机，大我很多，那个年代司机很赚钱。说实话，那个人很疼我，对我弟弟也不错，一起过了那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动过我一根指头。后来……我提离婚，他也依了，对我说，要是觉得不好，还可以回去。
柳青说：这个人倒真像一个丈夫。
沈蓉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说：想想也真对不住他，是我的错，我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狐狸精投的胎。
柳青想了想，又问：沈蓉，你后悔吗？
沈蓉放下饭盒，说：不，我不后悔，走到这一步了，后悔又能有什么用？就是……这个日子打发起来太难了。柳青，老郁很快就要走了，去省委党校参加高级班学习，这一走就怕是回不来了。
柳青觉得沈蓉所说的〃回不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郁之光会继续高升，直接安排在省里；其二，或许分得久了，沈蓉这头就失去了女人天生希望得到的那种安全感。她说：我想，他总会抽空回来看看你的。
沈蓉慢慢平静下来，又笑了，说：都说女人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这如狼似虎的年纪，还真是离不开男人的呢。
那天夜里，柳青没有睡好。她先是回想着白天陈晖的那个电话，想自己如果真去北京读研了，这个男人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和自己接近。她还做了这样的假设，要是和陈晖处得不错，就和他同居，过一种标准的情人生活，若即若离。想想沈蓉那么离不开男人，柳青就觉得自己有点委屈了。这样每天和工作、父母面对的日子她实在已经厌倦了。她必须要改变，去北京就是改变的第一步，然后就地求职，这大概也没什么问题，即使不回公安系统，她自信也能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和陈晖一起生活应该是有情趣的，格调也不会差。只有一点让她担心，就是陈晖这样的男人见的世面太多，总不能给人充分的信赖。这个问题很原则，也很严重。
到了黎明的时候，柳青陷入了杂乱的梦境之中。她先是梦见和陈晖在一间空房子的地板上Zuo爱。陈晖赤裸的身体对她一点也不陌生，只是觉得地板太硬，睡在上面不舒服。陈晖几乎是带有粗暴地进入到她的身体，可无论他们怎么折腾，就是达不到高潮，她被这个过程弄得很尴尬，就努力抓住男人的肩膀，却怎么也使不上劲。然后一切就都消失了，出现了一片蓝色。然后蓝色又变成了橙黄|色，那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广场。接着她看见了穿着碎花连衣裙的沈蓉，在爬一只很高的梯子。那梯子竖立在广场上，没有任何的支撑，沈蓉悬在中间仿佛是在玩杂技，显得摇摇欲坠，让一旁的她吓坏了。她大喊着〃当心当心〃，然后就带着惊吓醒了过来，看见母亲站在门边说，有电话找她。
电话是李志扬来的。律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打算明天就进山。
柳青懒散地说了声：好吧。
她似乎又有点犹豫了。
＆nbsp＆nbsp
死刑报告（十）
第二天黎明，李志扬开着那辆桑塔纳停到了柳青家的门前。他们要进山去了。那时候，城市还处在朦胧的睡意之中，空气中散发着湿润的甜味。柳青似乎第一次感到，自己生活居住的这个城市是这样的美好。偶尔看见有几个晨练的老人，也能听见在江边学京剧的孩子的吊嗓声。那时她就想，如果社会这么安宁，该是多好！可作为一名刑事警察，几乎每天都要面对那些丑恶的、肮脏的、血腥的东西。她把这个感慨说给了李志扬，律师也一样感慨。他说：警察这个职业很特殊，某种意义上，我是极其不赞成一个女孩子去从事这样的职业的。在西方，刑事警察需要定期去看心理医生的。他们需要一种调剂，更需要一种安慰。
车驶出了市区，向西而去。这条路对柳青来说是太熟悉了，从前面向右拐过去，那就是经常去的刑场。她自然想到了几天前在这里被处决的张华涛。那个过于惨烈的行刑场面已经沉淀到了她记忆的深处，无法将它抹掉。
这时，李志扬把车停下了，然后他下了车，点上了一支烟。柳青也跟着下来，她走到律师边上，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律师先说的是另外的事。
李志扬说：我第一次看枪毙人，是在家乡那个县里。那是1971年的8月底，我11岁，被枪毙的那个人是我们学校的会计，这个人因为母亲得了重病，就挪用了公家两万多块钱。
柳青很惊讶：贪污两万就判死刑？这也太过分了。
李志扬说：那时的两万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何况这个人曾经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教员的，按那时的划分，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就新账老账一把算了。
律师说到这里，不禁叹了口气。他接着说：枪毙他那一天，县里召开了公判大会。然后把他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临时物色的刑场边上，早早就围满了等待观看的人。我也在里面，因为个子小，挤不到前面，就和几个同学爬到了一棵树上。刑车来了，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着，还戴着一个大口罩，大概嘴里塞了什么东西吧。那时被执行的犯人临刑前是不允许说话的，担心他们会喊反动口号。他被带到指定的位置，刚跪下来，一个当兵的就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枪声非常地沉闷，就像受潮的爆竹。我看见一块东西飞了起来，接着他就倒下了……后来我才知道，飞起来的那块东西是他的右眼球……
柳青感到毛骨悚然，说：这太可怕了，现在执行死刑是不准射击犯人的头部的。
李志扬说：他被枪毙的当天，他母亲就悬梁自尽了……那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代，一个疯狂无比的年代。
柳青说：也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
律师点了一支烟，然后低声问道：我听说，张华涛给打了七枪？
柳青有点难受，说：是的，可能是弹入点没有找准……
李志扬沉默了一会儿，说：说实话，当时你在边上，是怎样的感受？
柳青说：很复杂的。每次去刑场，我都觉得不是个滋味。那些死囚，当审判他们的时候，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可是当他们在枪口下跪倒时，我又觉得他们是那样的无助，像只送进屠宰场的牲口……我这个人大概不适合当一名警察吧。
李志扬说：你是一个很好的警察。你所采取的也是一个警察的姿态，这种对同类的同情心很难得……我不喜欢死刑，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死刑的废除论者。
柳青感到很震惊。这样的话对于她来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她说：可是，在中国，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那么恶性的犯罪肯定是不能遏制的啊！
李志扬说：处死一个人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吗？即使是有，是否就意味着它是正当的呢？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不应当被剥夺，无论是以怎样的名义。
柳青说：我想得很简单，如果有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法律就应该剥夺他的生命，我觉得这很公平。
李志扬说：是啊，连上帝都曾经这么说过。那么，对于偷盗者是否要砍断他的手，对于强Jian犯是否还要恢复宫刑呢？
柳青一时语塞，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李志扬说：你这还是一种以血还血的等害报应观念。或者说，这是一种刑罚的功利思想，却不是刑罚的本质。刑罚作为手段，目的是要引起罪人的忏悔……
柳青说：这恐怕太难了，也过于理想化了。你这样说，想过那些被害者家属的心情吗？法律可以不讲感情，但却不能不考虑到大众的情绪。
李志扬说：杀掉一个人是否就使某些人得到安慰了呢？如果一个社会全都充满着仇恨，那么这个社会可爱吗？
柳青再次沉默了，她在思考律师的话。
李志扬说：好了，我们不讨论这个。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今天是出来玩的。不久，他们进入到了凤鸣山脉的腹地。腊月里的乡村，到处弥漫着过年的气象。农民们辛勤耕耘了一年，只有到了年关，才显露出那种庄稼人特有的幸福感。他们忙着杀猪宰羊，忙着添置新衣，忙着盖房子娶媳妇，那种辞旧迎新的气氛热烈而隆重。
柳青说：这几年，农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
李志扬说：其实中国最困难的还是农民。他们的负担很重，我做过调查，这地方的一个农民每年上缴的各项费用超过了六百元，而他们的实际收入还不足两千元。
柳青说：也就是说，摊派给他们的费用超过了三分之一。
李志扬说：是啊，这不合理。我给市政府写过信，也给省里写过信，结果石沉大海。
柳青说：这个国家太大了，问题也就堆积成山了。
临近中午的时分，他们到达了一个叫〃桥头〃的村子，当年李志扬就在这里当知青的。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大约只有几十户人家。进村的路上有一座单孔的石桥，看上去很有年头了。1975年高中毕业的李志扬来这里插队时，才十六岁。先后住了三年，算起来，他离开这个地方恰好也是十六年了。离开以后只要有空闲，李志扬都会在春节前后到桥头村来看看。
他们把车停在村口一个老乡家门前，那家房东一见，就说：哟，是小李子来了！这个称呼在柳青听起来特别亲切。从气氛里她能感觉到，李志扬在这里的人缘很好。他们随老乡进屋了，那个老乡的老伴一个劲地盯着柳青看，后者就知道对方把她当成什么人了。柳青还没有解释，李志扬倒是先开了口，他这个时候反倒显得大大咧咧，他说：二婶，你别琢磨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叫柳青。我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能娶这样的媳妇。
这一说，柳青的脸倒红了。
李志扬低声对她说：柳青，你别见怪，乡下人就这么好奇，也就想多看你几眼而已。
柳青笑着说：没事，人生来就是让人看的。
李志扬说：你可别说你是警察啊。
柳青说：为什么？
李志扬说：这会让他们晕倒的。你哪像一个警察啊！
村子里的人听说小李子这回带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来了，就一个劲地往这边拥。李志扬把随身带来的糖果分给孩子们，然后便开始给他们照相。有几个年轻的姑娘还拉着柳青一块照，她就大方地站到了她们中间。那时候她就觉得特别开心，她还想，假如自己真的成了李志扬的对象，也许会有另外一种情调的。
在老乡家吃完午饭，时间就已经到了下午。他们还得去玉秀山。
李志扬对柳青说：看来咱们得在山里住一宿了。
柳青说：好啊。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我真希望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呢。这里的景色真的很美。
李志扬说：咱们来晚了。要是秋天来，满山都是红叶，那才叫美呢。走，先把住的地方安顿好。
于是，他们去了村子南边山坡上的一座学校。那是一个完全小学，还附设了三个初中班。不过学校已经放寒假了，看不见什么人。李志扬把车开到操场上，同时按了几声喇叭。那个看门的老头也不过来。李志扬说，那老头是个哑巴。他们走下车，不一会儿，就见一个矮个略胖的看上去有几分腼腆的青年男子向这边跑来。李志扬介绍说，他叫安小文，是这个学校惟一的从落城师范专科出来的师资。当年李志扬在桥头插队时，这个安小文还是一个毛头小男孩，是李志扬帮助他补习完小学课程的。
安小文喊李志扬叫〃李哥〃。然后就看着柳青，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好。
柳青大方地伸出手：你好，我叫柳青，在市公安局工作。
安小文迟疑地问：你是警察？
李志扬说：柳青是我的朋友，她是落城刑警支队的工程师，你就叫她柳工好了。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一宿，你好安排吗？
安小文说：学校里有一间客房，刚粉刷过，很干净的。
李志扬说：那就可以了。客房给柳工，我去你那里捣腿，行吗？
安小文说：我反正就一个人，没有什么不行的。
李志扬说：我倒是希望你说不行。小文，你比我小六岁，今年也该是小三十的人了吧？
安小文说：过了年就是三十了。
李志扬说：那也该成个家了。
安小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想在这里成家。
李志扬说：这里山清水秀的，有什么不好？
安小文说：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李志扬被这句话给堵住了。
柳青在他们身后笑了起来，说：李志扬，你怎么不说话了？
李志扬也笑着回答：我有权保持沉默。
三个人就这样说笑着去了安小文的宿舍。那是夹在教室中间的一间简陋的平房，布置得却很有趣。墙的一侧挂着巨幅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另一侧贴着几张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海报，其中有美国的莎朗？斯通和香港的张曼玉，还有一张未完成的肖像素描，只画着一个女人的轮廓，却没有五官。
柳青问安小文：安老师，这是写生还是临摹？
安小文腼腆地说：都不是，我瞎画着玩的。( 死刑报告 http://www.xlawen.org/kan/4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