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部分阅读
《第二次握手》不愧是“文革”中的一部奇书。它像是几滴甘露洒在文化沙漠上。只有曾身处“文革”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才能体验到这几滴甘露的宝贵。
在张扬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述了《第二次握手》写作经过，以及在这一“文字狱”中遭受迫害的经历。
1．被捕
1975年1月7日上午，阴冷潮湿的南方农村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员们都忙着出工。工间休息，生产队长来叫我，说是公社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上山下乡落户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公社机关就坐落在我们队，近在咫尺，几十秒钟后，我跨进了公社主任的办公室。
那时，“文革”**已经过去，我们知青户里，女知青各寻门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了人；男知青也八仙过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一条光棍。
5。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5）
走进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谈开了。***公社主任神古怪。他频频点头，似乎在倾听，却又心不在焉。
这时，门外又走进四个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环形在我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了一眼，并不在意，继续恳切陈词。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继续频频点头，一面抬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罢。”
什么？他们说说？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问。我回答了，但有点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时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稳地说出最后一句话，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出的。执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冷峻。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公社主任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们走出他的房间，接着是搜查我那间破旧、低矮、阴暗的土砖屋。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在屋里屋外“深挖细找”，忽然忆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乡那天。身上总共揣着亲友们送的14元钱。那几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拥有钱币的最高额！在“革命化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年之后的今天，我身上竟连14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一身褴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稿《含丹的歌》。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载了我个人的一段生的“文革”初期的爱悲剧。这几乎便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从长沙迢迢三百里赶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大家都用难以喻的神目送我。我戴着手铐，冲他们微笑颔，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黄昏时到达位于长沙市东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旧时这儿有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动军阀何键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专门用以残害人民群众，屠杀**人。鹿洞里成了这座监狱的代名词，声闻遐迩。新中国接管了这一片建筑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来关押过不少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2．1970年逃亡与第四稿《归来》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他在1968年给我的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给他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信”中的话，不需要解释，人们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那个“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经竭力逃跑。长沙一些哥们儿掩护我，在工厂、旅店、乡村……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我又重新写起了《归来》。这部作品成了我最钟的爱侣。
6。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6）
那时我一贫如洗。***我弟弟的一个同学送了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爱写。我便用那个本本写第四稿《归来》。在路灯下写，在农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在车站候车室中写，在工厂宿舍里写……每次多则一两千字，少则一二十字。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罗县乡下朋友家度过的。该县智峰公社位于大围山区，积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穷得连一张板凳也没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没有窗户，又点不起油。于是，白天我打开房门，借屋外映进的雪光写作，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手也嗦嗦抖，不听使唤，但我依然写着，写着……
从汨罗回到长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单位里，我写完了第四稿《归来》，恰好写到那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稿约六七万字。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处看一位朋友，预感到会出事，便将随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只身前往。
果然，浏阳来的警察在那位朋友处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没有什么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换洗衣裤……”
“我都没有。”其实这些东西都和《归来》一起，塞在那只挎包里。
“那么，你在哪里过夜？”
“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们会去作调查！”
他们要押解我回浏阳，但我没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东西。
父母都在各自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乡当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惨萧索，因为早已抄过多次了。
我趁两名警察不注意做了点手脚。
我对仍缩在被窝中的弟弟轻声说：“快去陈xx家，将里面的东西——”我打个手势：“嚓！嚓！”
然后，我走了，回浏阳蹲大狱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国营监狱”——县公安局看守所，却没填过拘留证或逮捕证。
当然，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
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获释，回到大围山区。
知青伙伴们见我形销骨立，便偷了鸡，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砖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锅，款待和慰问我，帮我恢复元气。其场景、气氛，有些像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伙伴们给我讲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无聊粗俗，有的却还文雅、颇具吸引力。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生在社会中的实事，或来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之，姑妄听之。而与世隔绝已三年的我，不论听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外大街旁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来。他叫苏冠兰……”一个五大三粗、以打架斗殴闻名的知青，居然轻声细语、娓娓动听地说起一个生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故事。
“你说什么？”我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我写的《归来》的开头吗？
“什么‘什么’？”他瞥瞥我，不高兴我打断他的话头。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苏冠兰。”
“好吧，你往下说，我听着。”吃惊之余，我又沉住了气。
他往下说，往下说，说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听过这个故事，或看过这个手抄本，便叽叽喳喳：
“哦，这书叫《归来》！”
“不，我看的那本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氢弹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骄》……”
“听说，写的是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写的，他了解况……”
7。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7）
七嘴八舌，五花八门。
我缄口不语，却扯长耳朵倾听，唯恐遗漏了一星半点。因为，我明白这关系到我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得知家里的人都还活着，于是回到长沙。
我悄悄问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时，要你去陈xx家……那本《归来》手稿，怎么样了？”
“啊，当时我没有毁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没什么嘛！我借给了xxx，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从沅江传到更远的地方！走着瞧吧。”
对《归来》一书中的传抄、围剿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中，张扬事后为写回忆文章曾被允许查阅这些文件。
3。第960期《内部参考》和姚文元指示
前面提到，我于1970年2月被捕前将《归来》手稿存放友人陈xx家，并嘱我弟弟去取回销毁。但是，“其弟借给马衍湘，马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李山又借给长沙市14中学生周利亚，周在传阅时，被红卫兵搜出交给老师贺志强。1976年3月，黄xx与吴xx（按：均系预审员）到北京钢院（贺志强从14中调北京钢院任教）找到贺老师，取到这本书。据黄xx介绍，贺老师调北京后，听说《归来》是部反动小说，正在收缴，他立即从其弟处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缴时，原物交出。但并未主动上交。”（详见预审主卷16）
可以想见，《归来》就是在上述传递过程中扩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对湖南省公安局说：张扬所写坏书《归来》，于1972年春由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阮（源？）带来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传。”（详见预审主卷1，p50）
上述材料说明《归来》在流传时有了另一个书名《归国》；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抄本书名缺失，在北京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后来都是以《第二次握手》书名传抄的。
1974年10月，都一家报纸在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况。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4时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绝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报社将上述“指示”向北京公安局14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以上均据《审查进程》）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登载了流传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该《内参》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这以后，便是我在湖南被拘留。
4．罗织罪名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写下了第四稿（实际上可能是第八、九稿），这一稿在结构、节上没有变动，唯一变动的是书名改作了《归来》。用《归来》比喻书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8。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8）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二十万零五千字，是几稿中最长的。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这一稿为蓝本。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室中呵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黄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哪一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
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
1。爱情文学与性文学（1）
禁区——“文革”中的爱文学
在
“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海港》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
地下文学对爱禁区的突破
在地下文学中突入爱禁区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爱方面，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次握手》在扉页上笔录了恩格斯的语录：“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作者为自己写爱生活的重要辩护。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行……”
“哎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
叶玉菡的父亲与苏冠兰的父亲是同窗，叶玉菡之父临终托孤，并且与苏冠兰的父亲为一对儿女“订下婚约”。叶玉菡从小寄养苏家。叶玉菡与苏冠兰一同读书两小无猜。苏冠兰爱上丁洁琼后，在其父压迫破坏下，被迫赌气同意与叶玉菡结婚，却要对方等二十年。而叶玉菡“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爱”，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
2。爱情文学与性文学（2）
作者不仅在苏冠兰面前构置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姐姐”，而且还设置了一个拨乱其间、搞阴谋诡计的“小人”——查路德神甫，一个帝国主义特务，也为叶玉菡设置了一个学绘画的年轻追求者朱尔同，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关山巍“穿插”其中。小说中，苏冠兰写信给丁洁琼：“琼姐，我亲爱的琼姐！在这封信的末尾，请允许我写一句冒昧的、然而也是真挚的话吧：当不久后我们重会的那一刹那，我一定要紧紧拥抱你！那时啊，你一定会用温柔的手为我拭净夺眶而出的泪花，用爱为我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用欢笑为我染黑开始变得灰白的鬓……”
苏叶两人的关系以“两次握手”悲剧性的结束。这部写爱的小说，也许会让现在的人们感到过分夸张，但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文革”时代千百读者的心。
对地下文学来讲，爱主题的表述从来没有休止过。对爱伦理的开掘，也并不是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著）所开始的。“文革”时代的地下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审美诸多方面并不比“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逊色。在爱题材上，既有让读者沉醉其中的作品，也不乏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小说。
中篇小说《波动》讲述了北京下乡知青杨讯与肖凌的爱。
“她从书包里掏出蓝皮笔记本。‘带上吧，答应我，等车开了再看。’
我默默地接过本子，紧紧抓住，好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波动》
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友爱”，仿佛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这是大多数知青曾体验过的那种群体之爱，是对于对方——另一个知青的珍视。
突然，哐的一声，列车缓缓移动了。她的下巴哆嗦了一下，猛地背过身去。
“肖凌——”
她转回身，脸色苍白，神呆滞。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纤细的手臂，浮在人群的上面，浮在远去的城市上面。
——《波动》
“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里已升华为诗。当我们合上《波动》，那只纤细的女知青的手臂还像旗帜一样挥动在苍茫的天际上……这后面有着千百万知青群体的背景，衣衫褴褛，面目黝黑，大睁着双目……
当杨讯责备肖凌隐瞒了曾同别人生有一个两岁的女孩时，肖凌说：“诚实？像我们学生时代所理解的诚实早就不存在了。你怎么能要求一个爱你的拆去自己伤口上的绷带呢？而另一种诚实需要的是沉默，默默地爱。默默地死！”
肖凌的真实思想是怕失去杨讯。当杨讯第二天即将调回北京，可能像头一个抛弃了她的干部子弟一样，一去不回，肖凌仍然紧紧拥抱了他，嘴唇上沾满了他咸涩的泪水，“一种母爱的感油然而生”。她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应该帮助他（杨讯），保护他”。这种像母亲一般的仁慈之心，是从苦难、贫困和磨折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为当时知青并不陌生的感。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赋予那个时期的男女爱以独特的方式、特有的社会生活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慈悲以及相互珍重的感，是当年知青群体之中所曾产生过的最可贵、最高尚的品质。肖凌与杨讯的爱也渗透了这种相互间的“仁慈”，作者的确把握了这一时代知青爱的典型特征。
在城市知青的爱生活中，爱的表达方式更为细腻、婉转。“文革”运动的狂暴袭击总有间隙，在短暂的宁静中，在一个个无风的小角落便会滋生出爱的小花。一些爱短诗，记述了这种曲折、微妙的心态，某个静默、意味深长的瞬间。
赠（1975。11。11舒婷）
我为你扼腕可惜
在那些月光流动的舷边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得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3。爱情文学与性文学（3）
然而我不敢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重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这里面包含着两个人心与心的沟通，心与心的相互赞美。***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共同憧憬遥远的明天，并且品味着“细雨霏霏”的现在。
在严峻的生活中，理想的恋人是坚定的，不乏成熟、老练，却又不失活泼，纯真。这是一个美妙而又复杂的女孩形象。
我习惯了你在黑暗中为我点烟
火光摇晃，你总是悄悄地问
猜猜看，我烫伤了什么
……
——《习惯》北岛
在十字路口
你说：别分开，永远
一道道雪亮的车灯
从我们中间穿过
——《你说》北岛
这些画面、镜头，包含着幽郁之美。这是“文革”一代青年人对爱生活特有的体验。
性文学与性意识的萌动：《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
“文革”中手抄本《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究竟属于黄｜色读物，还是属于文学范畴，也许还需要争论一番。关于性文学，至今仍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关于**作品如《查太莱夫人的人》、《北回归线》在英美曾被长期查禁，美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审查还不许存在男女长吻或男士坐在女士床上的镜头。到了60年代电影分级制度建立以来，社会对**作品更加宽容，同时**作品也变得肆无忌惮，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抗议。**作品的尺度不易把握。在这里，要搞清的不是“文革”中的这些手抄本是否黄｜色，而是要分辨出它们是否是文学。
《曼娜回忆录》大约万字左右（也许还有更长的版本），女性第一人称。主人公是个女学生，文中所述三个男人与她的性生活，但不像《金瓶梅》那么露骨描写。与《少女的心》相比，此书更侧重讲述男女密切接触过程中种种感的反映、变化。无法判定此书是小说，还是真实回忆。
《少女的心》全文约五六千字，近似一篇放大的日记，文字不长。以第一人称“我”和表哥谈恋爱的过程为主要内容。先是与表哥认识，然后进入热恋，过程交代比较简单。文字集中在对“**”的描写上，写感交流却很少。由相识，定下恋爱关系，两人**接触由远而近。总共三次接触：先是抚摸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更进一步。最后是平和地分手，没有交代分手的原因。也许作者认为没有必要交代。应该说，《少女的心》是疏忽感，专门集中笔墨写**的一篇“作品”。主要讲述了少女的性经历。作者用她学到的有限的艺术语汇来讲述她的性恐怖和性经历之后的欣喜，其笔调是夸耀的、张扬的。
《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人称，她们自视为“秘密报告”。是曾经无畏地接触和深入“恐怖”领域的“先驱者”的报告，她们已登上了“新大陆”，然后宣布自己是“现”者。这在性文化极端贫乏、几乎等于零的年代，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幼稚浅薄。
这两个手抄本之所以在青年中有市场，是因为青年们想通过它来了解性知识、生理知识。
在“文革”中，几乎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抄满了各种“黄书”中摘出的格、警句，关于男女的秘密知识当然也在他们搜罗的范围中。但性知识的空白，是不易弥补的，社会，包括师长、父母都讳“性”存在。青年男女深入这一禁区需要十足的勇气。《曼娜回忆录》和《少女的心》的作者，这两个“叛逆”女性，深入禁区，并且“满载”而归，将它们呈现给青年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些文字，或许还确实具有一点“文学因素”。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精神现象，它们把正常社会人皆有之的**，涂上了一层“文学”色彩。
4。爱情文学与性文学（4）
《少女的心》中的少女，在被其表哥引诱之后，像描述一个未知世界一样，描述了**的美妙。这种“觉醒”和“现”具有典型社会意义和“文化”意味。
据一些报刊载文说，有不少少女、少男在读了《少女的心》之后“犯了错误”，或是“失了身”，甚至完全“堕落”了。《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的作者，在“文革”那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公开的毫不隐晦的出了她们对性的召唤。《曼娜回忆录》尽管倾诉了更多的苦涩，但她仍自视为进入了一个“神秘世界”。在“文革”后出版的《北京人》（大型报告）中，曾有一位女性自述，读《少女的心》后，被其迷惑，尝试了**后，完全没有书中所说的那么神乎其神，非常失望。《少女的心》对**的夸耀，的确包含有某种文化心理。
大概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禁欲主义的年代，才能产生出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产生于封建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近代过渡的最初阶段。《十日谈》在1497年曾作为“**”，扔在罗伦斯广场上，付?(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
在张扬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述了《第二次握手》写作经过，以及在这一“文字狱”中遭受迫害的经历。
1．被捕
1975年1月7日上午，阴冷潮湿的南方农村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员们都忙着出工。工间休息，生产队长来叫我，说是公社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上山下乡落户在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公社机关就坐落在我们队，近在咫尺，几十秒钟后，我跨进了公社主任的办公室。
那时，“文革”**已经过去，我们知青户里，女知青各寻门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了人；男知青也八仙过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一条光棍。
5。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5）
走进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谈开了。***公社主任神古怪。他频频点头，似乎在倾听，却又心不在焉。
这时，门外又走进四个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环形在我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了一眼，并不在意，继续恳切陈词。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继续频频点头，一面抬头冲对面的一个中年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罢。”
什么？他们说说？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警官盯着我问。我回答了，但有点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龄？”
“现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时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稳地说出最后一句话，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省革委会公安局出的。执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冷峻。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
公社主任避开我的视线，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们走出他的房间，接着是搜查我那间破旧、低矮、阴暗的土砖屋。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在屋里屋外“深挖细找”，忽然忆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乡那天。身上总共揣着亲友们送的14元钱。那几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拥有钱币的最高额！在“革命化道路”上艰苦跋涉了**年之后的今天，我身上竟连14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一身褴褛，骨瘦如柴。
从我的住处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稿《含丹的歌》。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记载了我个人的一段生的“文革”初期的爱悲剧。这几乎便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从长沙迢迢三百里赶来的是两辆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经围了许多人，大家都用难以喻的神目送我。我戴着手铐，冲他们微笑颔，环顾四周，然后钻入一辆小吉普。
在浏阳县公安局停车加油和交接档案后，车子又继续前进。黄昏时到达位于长沙市东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旧时这儿有一个颇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动军阀何键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专门用以残害人民群众，屠杀**人。鹿洞里成了这座监狱的代名词，声闻遐迩。新中国接管了这一片建筑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来关押过不少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
我被解除手铐，关进监房。
2．1970年逃亡与第四稿《归来》
在第一次审讯中，曾问及我“有无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对象，而且终于被捕了。原因是：浏阳有位中学生、红卫兵头头，一个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将”，他在1968年给我的书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红衣大主教”。我给他回过几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黑信”中的话，不需要解释，人们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狂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视作“**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显然指“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恶性膨胀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那个“蒙泰尼里红衣大主教”则指的是**。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将”大几岁，老谋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县里密切注视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几封。
他和他那些红卫兵同伙成了“反革命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我自然在劫难逃。
但我曾经竭力逃跑。长沙一些哥们儿掩护我，在工厂、旅店、乡村……我东躲西藏，这儿两天，那儿三天，疲惫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无聊，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我又重新写起了《归来》。这部作品成了我最钟的爱侣。
6。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6）
那时我一贫如洗。***我弟弟的一个同学送了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给我。他知道我爱写。我便用那个本本写第四稿《归来》。在路灯下写，在农村小镇旅店的昏黄油灯下写，在车站候车室中写，在工厂宿舍里写……每次多则一两千字，少则一二十字。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罗县乡下朋友家度过的。该县智峰公社位于大围山区，积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穷得连一张板凳也没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没有窗户，又点不起油。于是，白天我打开房门，借屋外映进的雪光写作，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手也嗦嗦抖，不听使唤，但我依然写着，写着……
从汨罗回到长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单位里，我写完了第四稿《归来》，恰好写到那个黑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一稿约六七万字。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处看一位朋友，预感到会出事，便将随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只身前往。
果然，浏阳来的警察在那位朋友处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没有什么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换洗衣裤……”
“我都没有。”其实这些东西都和《归来》一起，塞在那只挎包里。
“那么，你在哪里过夜？”
“火车站的候车室。”
“我们会去作调查！”
他们要押解我回浏阳，但我没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东西。
父母都在各自单位接受“群众专政”，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乡当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惨萧索，因为早已抄过多次了。
我趁两名警察不注意做了点手脚。
我对仍缩在被窝中的弟弟轻声说：“快去陈xx家，将里面的东西——”我打个手势：“嚓！嚓！”
然后，我走了，回浏阳蹲大狱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国营监狱”——县公安局看守所，却没填过拘留证或逮捕证。
当然，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
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获释，回到大围山区。
知青伙伴们见我形销骨立，便偷了鸡，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样是偷来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砖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锅，款待和慰问我，帮我恢复元气。其场景、气氛，有些像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伙伴们给我讲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无聊粗俗，有的却还文雅、颇具吸引力。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生在社会中的实事，或来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之，姑妄听之。而与世隔绝已三年的我，不论听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门外大街旁的一条小巷深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来。他叫苏冠兰……”一个五大三粗、以打架斗殴闻名的知青，居然轻声细语、娓娓动听地说起一个生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故事。
“你说什么？”我吃了一惊，这不正是我写的《归来》的开头吗？
“什么‘什么’？”他瞥瞥我，不高兴我打断他的话头。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
“苏冠兰。”
“好吧，你往下说，我听着。”吃惊之余，我又沉住了气。
他往下说，往下说，说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听过这个故事，或看过这个手抄本，便叽叽喳喳：
“哦，这书叫《归来》！”
“不，我看的那本叫《归国》！”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氢弹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骄》……”
“听说，写的是真事……”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不，是一个**写的，他了解况……”
7。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7）
七嘴八舌，五花八门。
我缄口不语，却扯长耳朵倾听，唯恐遗漏了一星半点。因为，我明白这关系到我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我得知家里的人都还活着，于是回到长沙。
我悄悄问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时，要你去陈xx家……那本《归来》手稿，怎么样了？”
“啊，当时我没有毁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没什么嘛！我借给了xxx，他又借给了别人。后来收不回来了，听说到了沅江，在那里的知青中流传……怎么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经从沅江传到更远的地方！走着瞧吧。”
对《归来》一书中的传抄、围剿的过程，都被记录在北京公安局的档案中，张扬事后为写回忆文章曾被允许查阅这些文件。
3。第960期《内部参考》和姚文元指示
前面提到，我于1970年2月被捕前将《归来》手稿存放友人陈xx家，并嘱我弟弟去取回销毁。但是，“其弟借给马衍湘，马又转借给郑文元和李山，李山又借给长沙市14中学生周利亚，周在传阅时，被红卫兵搜出交给老师贺志强。1976年3月，黄xx与吴xx（按：均系预审员）到北京钢院（贺志强从14中调北京钢院任教）找到贺老师，取到这本书。据黄xx介绍，贺老师调北京后，听说《归来》是部反动小说，正在收缴，他立即从其弟处索回，藏于衣箱底下，追缴时，原物交出。但并未主动上交。”（详见预审主卷16）
可以想见，《归来》就是在上述传递过程中扩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对湖南省公安局说：张扬所写坏书《归来》，于1972年春由湖南衡阳化工厂工人徐阮（源？）带来北京，经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传。”（详见预审主卷1，p50）
上述材料说明《归来》在流传时有了另一个书名《归国》；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是因为他所见到的抄本书名缺失，在北京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后来都是以《第二次握手》书名传抄的。
1974年10月，都一家报纸在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况。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10月14日下午4时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绝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报社将上述“指示”向北京公安局14处作了口头传达。该处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以上均据《审查进程》）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登载了流传况，说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该《内参》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
于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清，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这以后，便是我在湖南被拘留。
4．罗织罪名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写下了第四稿（实际上可能是第八、九稿），这一稿在结构、节上没有变动，唯一变动的是书名改作了《归来》。用《归来》比喻书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琼教授不仅人回到祖国，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8。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8）
从1972年12月29日获释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两年零九天。***所谓“自由”，也就是在乡下劳动。尽管贫苦不堪，我却仍然自内心地喜爱《归来》，决心重写《归来》。
仍然没有钱，仍然是我弟弟那个同学买了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送给我。
照我历来的说法，这算是第五稿。
与以前诸稿不同的是，这次我写得特别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我学过画，会写美术字，此稿从头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齐齐的方块美术字写出来的。此外，脱稿后共二十万零五千字，是几稿中最长的。后来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这一稿为蓝本。
这一稿《归来》中大大加强了对周总理亲切感人形象的刻画，增加了对美国进步科学家奥姆霍斯的描绘。丁洁琼在美国几十年的生活、事业历程，历稿中只是用短短几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带过，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绘。这些变化，无疑使作品总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帮”的爪牙在审讯室中呵斥我说，这一稿表明我“越写越离奇，越写越反动”！
不管怎样，《归来》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不是一条反动标语。当然，照“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观点，这两者是一码事，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照他们更彻底的主张，前者比后者更“阴险”，更富于“欺骗性”和“毒害性”。
但现在面临的不是纯意识形态，而是法律问题，要解决的是构成犯罪，要处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们给我罗织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终究经不起推敲，连办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几年那个‘前科’，现在虽还能挤出些油水，但总嫌底气不足。所以绕来绕去，最后仍是在《归来》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惩办。
当时有好些手抄本在流传，其中有一本黄书《少女的心》。
他们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
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对第四个罪名，我反问：“什么时候？有哪一项法律、政策、条例，包括‘文革’期间颁的全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中，规定了不准写爱？哪一条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项规定？”
他们不回答。因为无法回答。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照样把这一条列为我的定罪依据。
其他几条“罪状”，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驳。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请看：
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
书中的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
1。爱情文学与性文学（1）
禁区——“文革”中的爱文学
在
“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海港》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
地下文学对爱禁区的突破
在地下文学中突入爱禁区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爱方面，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次握手》在扉页上笔录了恩格斯的语录：“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作者为自己写爱生活的重要辩护。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行……”
“哎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
叶玉菡的父亲与苏冠兰的父亲是同窗，叶玉菡之父临终托孤，并且与苏冠兰的父亲为一对儿女“订下婚约”。叶玉菡从小寄养苏家。叶玉菡与苏冠兰一同读书两小无猜。苏冠兰爱上丁洁琼后，在其父压迫破坏下，被迫赌气同意与叶玉菡结婚，却要对方等二十年。而叶玉菡“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爱”，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
2。爱情文学与性文学（2）
作者不仅在苏冠兰面前构置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姐姐”，而且还设置了一个拨乱其间、搞阴谋诡计的“小人”——查路德神甫，一个帝国主义特务，也为叶玉菡设置了一个学绘画的年轻追求者朱尔同，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关山巍“穿插”其中。小说中，苏冠兰写信给丁洁琼：“琼姐，我亲爱的琼姐！在这封信的末尾，请允许我写一句冒昧的、然而也是真挚的话吧：当不久后我们重会的那一刹那，我一定要紧紧拥抱你！那时啊，你一定会用温柔的手为我拭净夺眶而出的泪花，用爱为我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用欢笑为我染黑开始变得灰白的鬓……”
苏叶两人的关系以“两次握手”悲剧性的结束。这部写爱的小说，也许会让现在的人们感到过分夸张，但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文革”时代千百读者的心。
对地下文学来讲，爱主题的表述从来没有休止过。对爱伦理的开掘，也并不是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著）所开始的。“文革”时代的地下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审美诸多方面并不比“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逊色。在爱题材上，既有让读者沉醉其中的作品，也不乏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小说。
中篇小说《波动》讲述了北京下乡知青杨讯与肖凌的爱。
“她从书包里掏出蓝皮笔记本。‘带上吧，答应我，等车开了再看。’
我默默地接过本子，紧紧抓住，好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波动》
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友爱”，仿佛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妹。这是大多数知青曾体验过的那种群体之爱，是对于对方——另一个知青的珍视。
突然，哐的一声，列车缓缓移动了。她的下巴哆嗦了一下，猛地背过身去。
“肖凌——”
她转回身，脸色苍白，神呆滞。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纤细的手臂，浮在人群的上面，浮在远去的城市上面。
——《波动》
“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里已升华为诗。当我们合上《波动》，那只纤细的女知青的手臂还像旗帜一样挥动在苍茫的天际上……这后面有着千百万知青群体的背景，衣衫褴褛，面目黝黑，大睁着双目……
当杨讯责备肖凌隐瞒了曾同别人生有一个两岁的女孩时，肖凌说：“诚实？像我们学生时代所理解的诚实早就不存在了。你怎么能要求一个爱你的拆去自己伤口上的绷带呢？而另一种诚实需要的是沉默，默默地爱。默默地死！”
肖凌的真实思想是怕失去杨讯。当杨讯第二天即将调回北京，可能像头一个抛弃了她的干部子弟一样，一去不回，肖凌仍然紧紧拥抱了他，嘴唇上沾满了他咸涩的泪水，“一种母爱的感油然而生”。她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我应该帮助他（杨讯），保护他”。这种像母亲一般的仁慈之心，是从苦难、贫困和磨折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为当时知青并不陌生的感。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赋予那个时期的男女爱以独特的方式、特有的社会生活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仁爱、慈悲以及相互珍重的感，是当年知青群体之中所曾产生过的最可贵、最高尚的品质。肖凌与杨讯的爱也渗透了这种相互间的“仁慈”，作者的确把握了这一时代知青爱的典型特征。
在城市知青的爱生活中，爱的表达方式更为细腻、婉转。“文革”运动的狂暴袭击总有间隙，在短暂的宁静中，在一个个无风的小角落便会滋生出爱的小花。一些爱短诗，记述了这种曲折、微妙的心态，某个静默、意味深长的瞬间。
赠（1975。11。11舒婷）
我为你扼腕可惜
在那些月光流动的舷边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得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想这样安慰你
3。爱情文学与性文学（3）
然而我不敢
我为你举手加额
为你窗扉上闪熠的午夜灯光
为你在书柜前弯身的形象
当你向我袒露你的觉醒
说春洪重又漫过了
你的河岸
你没有问问
走过你的窗下时
每夜我怎么想
如果你是树
我就是土壤
想这样提醒你
然而我不敢
这里面包含着两个人心与心的沟通，心与心的相互赞美。***在现实的重压下，他们共同憧憬遥远的明天，并且品味着“细雨霏霏”的现在。
在严峻的生活中，理想的恋人是坚定的，不乏成熟、老练，却又不失活泼，纯真。这是一个美妙而又复杂的女孩形象。
我习惯了你在黑暗中为我点烟
火光摇晃，你总是悄悄地问
猜猜看，我烫伤了什么
……
——《习惯》北岛
在十字路口
你说：别分开，永远
一道道雪亮的车灯
从我们中间穿过
——《你说》北岛
这些画面、镜头，包含着幽郁之美。这是“文革”一代青年人对爱生活特有的体验。
性文学与性意识的萌动：《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
“文革”中手抄本《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究竟属于黄｜色读物，还是属于文学范畴，也许还需要争论一番。关于性文学，至今仍是个很敏感的问题。
关于**作品如《查太莱夫人的人》、《北回归线》在英美曾被长期查禁，美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审查还不许存在男女长吻或男士坐在女士床上的镜头。到了60年代电影分级制度建立以来，社会对**作品更加宽容，同时**作品也变得肆无忌惮，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抗议。**作品的尺度不易把握。在这里，要搞清的不是“文革”中的这些手抄本是否黄｜色，而是要分辨出它们是否是文学。
《曼娜回忆录》大约万字左右（也许还有更长的版本），女性第一人称。主人公是个女学生，文中所述三个男人与她的性生活，但不像《金瓶梅》那么露骨描写。与《少女的心》相比，此书更侧重讲述男女密切接触过程中种种感的反映、变化。无法判定此书是小说，还是真实回忆。
《少女的心》全文约五六千字，近似一篇放大的日记，文字不长。以第一人称“我”和表哥谈恋爱的过程为主要内容。先是与表哥认识，然后进入热恋，过程交代比较简单。文字集中在对“**”的描写上，写感交流却很少。由相识，定下恋爱关系，两人**接触由远而近。总共三次接触：先是抚摸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更进一步。最后是平和地分手，没有交代分手的原因。也许作者认为没有必要交代。应该说，《少女的心》是疏忽感，专门集中笔墨写**的一篇“作品”。主要讲述了少女的性经历。作者用她学到的有限的艺术语汇来讲述她的性恐怖和性经历之后的欣喜，其笔调是夸耀的、张扬的。
《曼娜回忆录》、《少女的心》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人称，她们自视为“秘密报告”。是曾经无畏地接触和深入“恐怖”领域的“先驱者”的报告，她们已登上了“新大陆”，然后宣布自己是“现”者。这在性文化极端贫乏、几乎等于零的年代，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幼稚浅薄。
这两个手抄本之所以在青年中有市场，是因为青年们想通过它来了解性知识、生理知识。
在“文革”中，几乎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抄满了各种“黄书”中摘出的格、警句，关于男女的秘密知识当然也在他们搜罗的范围中。但性知识的空白，是不易弥补的，社会，包括师长、父母都讳“性”存在。青年男女深入这一禁区需要十足的勇气。《曼娜回忆录》和《少女的心》的作者，这两个“叛逆”女性，深入禁区，并且“满载”而归，将它们呈现给青年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些文字，或许还确实具有一点“文学因素”。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精神现象，它们把正常社会人皆有之的**，涂上了一层“文学”色彩。
4。爱情文学与性文学（4）
《少女的心》中的少女，在被其表哥引诱之后，像描述一个未知世界一样，描述了**的美妙。这种“觉醒”和“现”具有典型社会意义和“文化”意味。
据一些报刊载文说，有不少少女、少男在读了《少女的心》之后“犯了错误”，或是“失了身”，甚至完全“堕落”了。《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的作者，在“文革”那个禁欲主义的时代，公开的毫不隐晦的出了她们对性的召唤。《曼娜回忆录》尽管倾诉了更多的苦涩，但她仍自视为进入了一个“神秘世界”。在“文革”后出版的《北京人》（大型报告）中，曾有一位女性自述，读《少女的心》后，被其迷惑，尝试了**后，完全没有书中所说的那么神乎其神，非常失望。《少女的心》对**的夸耀，的确包含有某种文化心理。
大概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禁欲主义的年代，才能产生出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产生于封建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近代过渡的最初阶段。《十日谈》在1497年曾作为“**”，扔在罗伦斯广场上，付?( 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7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