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阅读
一个下雨天的晚上，祖母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掐帽辫。我说：“把煤油灯点亮吧？”
祖母说：不用灯，黑摸也能掐帽辫。我相信祖母掐帽辫的技能水平，但是我想借灯光看小人书，那是一本我从一位同学手上借来的，人家只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
祖母看我不走，就问我是不是要看娃娃书，祖母竟猜出了她孙子的心思。
我高兴得赶快用火柴点亮了小油灯，随手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小人书。《水浒传》小人书一套几十本就剩下这本《野猪林》了，下午捡柴火时我已经翻看了一遍，可是还觉得不过瘾。
祖母掐着帽辫，不时地抬起头来看我，当我还想翻看第二遍时，她一口气吹灭了油灯。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就把书装进了口袋里。我知道煤油灯里的煤油是用钱买来的，而我们家缺的就是钱啊！
太阳就要落山了
挥起胳膊擦汗的那一瞬间，忽然现太阳向西又滑去了许多，我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眼泪就出来了。因为我眼前那只很大的笼还没被柴草装满。
58。粮食（45）
天灰灰的，沉沉的，一点儿也不干净，就像是好久没人居住的屋子里飞进一只受了惊吓的大公鸡，扑打得到处都是灰尘。那个平日里光芒万丈的太阳这时候也蔫得像只橘红色的大皮球，被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向前踢着，没了一点儿精气神儿。风，很急很急，把到处是冰凌和残雪的世界吹得非常寒冷，寒冷得田野里没有一点儿生机。山坡上、河岸上也没了动物踪迹，只有小鱼儿在河堤的石缝中慢悠悠地游荡着。
这是故乡的冬天，越是冷，白天的时间就越短，太阳好像也怕冷似的急匆匆地往回赶。我和小伙伴都着急，总想伸出手去拽住太阳的尾巴。天就要黑了，拾在笼里的柴草还不够烧开一锅水，这样回去，给家里是交不了账的。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填不饱肚子。野菜被挖光了，能吃的树皮被剥光了，路旁、山坡上的草也在绿的时候被人割光了，可是到了冬天还要打拾柴火，以满足一家人烧水做饭之用。这任务是孩子们的，不管谁家，不管富裕还是贫穷，孩子们都必须去干这非常具体的活儿。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下午放学后，每人提一只笼，扛一只耙子或䦆头就上了坡，下了河，到处去寻找可作燃料用的干草、树枝、树根和其他。大家先是用铁丝做成的耙子搂干枯了的草，后来用䦆头去刨草根，再后来就是下到河里去寻找被水冲下来的柴草，最后不得不上到山坡上去挖酸枣树和其他灌木。这些对孩子们来说，劳动强度都是很大的。
这个下午，我在山坡上现了一棵不大的榆树根，就在用力挖的时候，忽然一只脚踩空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好在没有伤着筋骨，可是脸和手脚被枣树划破了，血不住地流，没有办法，只好抓起土疙瘩，捻细了撒在伤口上止血，结果弄得满身都是黄土。躺在地上，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真想提起柴笼回家去，可是一想到祖母皱着的眉头，我抓起䦆头又爬上了坡。太阳在向西滚落，越落越快，树根还没挖出来。我想找一块儿来的几个小伙伴帮忙，可是他们早已没了人影儿。寒冷、饥饿、焦急，还有天黑时没有伙伴的恐惧一起向我袭来。求援的希望没有了，只能靠自己，于是我抡起䦆头拼命挖，终于把那棵我多少年也没能忘掉的榆树根挖了出来。树根挖出来了，下坡的路早已经模糊了。在祖母的呼唤声中我回到了家，远远看见祖父在门外的皂角树下等我。看着满脸是伤全身是土的小孙子，祖父“唉”地长叹了一声，祖母的眼泪早已流出来了。“要不是没柴火烧，哪能让娃受这罪啊！”祖母一边说，一边撩起围裙擦眼泪。
邻居婶婶帮我擦去了黄土，又给我的伤口上抹了红药水，我这才端起祖母送到我手上的菜稀饭。
吃完饭我正要做作业，忽然听见崖上狗子哥的哭叫声，紧接着就是狗子哥父亲的吼骂声，不用猜就知道，又是狗子哥贪玩没有完成他爸爸指定的拾柴任务。善良的祖母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拐着一双小脚出去了，她要去批评狗子哥的爸爸。祖母一辈子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打孩子，她常说孩子们小，打不得，要说教。
那个夜晚，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把清冷的村庄、田野、小河都照得亮亮的。这个晚上，我写了一篇日记，叫《太阳就要落山了》。教语文的老师是我的三叔父，平时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表扬过我，这一次他却把我的这篇日记读给了我们全年级的同学听。
第一次进城
刚放寒假，生产队长就通知我们几个中学生到城里供下作，就是时下人们说的做小工。队长说，夏天时在西安房地局揽了些修缮房子的活，年底前要交工，生产队男劳力少，不让孩子们去顶替一下不行。祖父叼着旱烟袋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扭过头来对我说，去吧去吧，也是个锻炼。
我早就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城，过去说进城，实际上就是到西安市东郊的纺织城，至于城门、城河、城墙、钟楼、鼓楼、邮电大楼、报话大楼这些代表性的建筑物，压根儿还不知道是啥样子。
59。粮食（46）
鸡叫头遍就背着行囊出了，上午10时多我们才看到了东城门楼，赶到工地上正赶上吃中午饭。
工地在西安市二府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我们几个学生的任务是为干技术活的大工服务，具体工作是搬砖、和泥、拉沙土，传递一切大工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在城市人眼里，让正读书的孩子干这种气力活很不合适。当然，还有一个不好说的原因，就是担心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监工几次要求生产队的领队换人，可是时间一长，他们才现这些乡下孩子干活并不比大人差。就这样，我们几个学生的工钱也只能是大人的八成。这些收入全归生产队，我们得到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是10分，价值两角钱，我们一天的工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一角六分。二府街在西安市中心的西北角，距离钟楼很近，一天辛苦劳作无论多疲惫，也不管天气是阴是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相约到钟楼逛一圈。用大人的话说，就是给眼睛“过生日”。钟楼是西安市的中心，从二府街到钟楼，路过报话大楼、邮电大楼，到钟楼向西走不远就是鼓楼，再从鼓楼一直向北就又回到了二府街。开始时，我们看的都是些建筑，走了几次以后注意力慢慢转移到对商店和商品的欣赏。一个晚上，我们转到钟楼东北角时，被一阵嘈杂的小商贩叫卖声吸引住了。
这是一处卖小吃食的地方，有冰糖葫芦、芝麻糖、糖人、黄豆糕等食品和各种水果。叫卖声最响亮的是一位卖梨的中年跛脚男子，售货车是一辆破旧的架子车，车辕下支着一把长条凳子，车厢中间放着两个大木盘，盘中盛的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也许是卖梨人洪亮的嗓门儿，也许是半拉梨散出的香味儿，也许是我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尝过梨子的滋味，大家好像是被磁体吸住了似的，站在这个卖梨人跟前不动了。卖梨的中年男子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眨着眼睛说：“小伙子，吃个梨吧！这是大山甜梨，河北的，水汽大得很。甜！”看见我们犹豫，他又说：“不要看模样不好看，便宜，五分钱两个，随便挑。”这下说对了，我们想吃梨，我们要的是便宜。我咽着口水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的仅有的两元钱和一枚五分的硬币。
这个晚上，我们几个乡下孩子第一次尝到了梨子的滋味，那种甜一直甜到了我们的心里，以致以后多少年都不能忘记，就是今天想起来还是甜丝丝的。北方不生长橘子、香蕉等南方水果，这我知道。可是，我们老家的人为什么不种梨树，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在二府街，我还见到这样一件事。那是个中午，我们下班路过一住家户门口，意外地现一位小女孩踩在一张小板凳上擀面条。我很吃惊，就停住脚步看。这女孩儿有六七岁的样子，擀面时累得小脸红扑扑的，可是她的动作很娴熟，面也擀得又圆又光。我由此怀疑这女孩儿是后妈所养，直到有一天修他们家院子的走道时才知道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只是她的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忙不过来，早早培养她干起了家务活儿。这样的事，在乡下农村是很少见的，过去我总以为城市孩子生活在蜜糖罐中，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件事使我改变了对城市孩子的看法。这女孩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我相信她成｜人后的生活自理自立能力一定比其他人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决心也一定很足、很大。
回到村子里以后，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故意考我们几个孩子，问我们东西南北大街各有几里、东城门多高有几层有几个窗户、和平门几孔门洞哪孔大哪孔小？我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注意这些。
因为，这次进西安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城门、城河、城墙、钟楼、鼓楼、邮电大楼、报话大楼这些代表性的建筑物，而是那半个大山甜梨和擀面条的小女孩儿。
这是我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做小工。
60。十块钱（1）
星期三下午，星星回家背馍，妈妈给他准备的是六七个包谷面坨坨，几块煮熟了的红薯和白萝卜。星星一句话也没说，噘着嘴走了，妈妈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撩起围裙就擦眼泪。
星星在距离村子五里路的中学上学，每月要交十块钱的伙食费，然后从家里再背些米面和馒头，米面一月交一次，馒头之类，一周背两次，星期天一次，星期三一次，因为这些吃食放上三天就坏了，特别是夏天。
春天，村子里闹鸡瘟，星星家的两只老母鸡也死了，没了老母鸡就没了鸡蛋，没了鸡蛋家里就没了收入，没了收入星星就没了钱交伙食费。星星只能给妈妈说，他害怕看爸爸那张长满了胡须从来不会笑的黑脸，他更怕爸爸不让他上学了。
这个年月大学不招生，城里的学生都到农村插队了，乡下学习再好的学生最终还要回到农村，星星爸爸说上学白花钱，星星妈羡慕读书的人，说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关键是要多识几个字。
晚饭后，星星爸问星星妈星星回来了没有。
星星妈说，回来了，又走了。
星星爸问，星星没说要钱的事儿？
星星妈就着煤油灯纳鞋底，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
星星爸眼睛一瞪，手一拍桌子，大吼一声：“问你话呢？”
星星妈很不愿地抬起头，噙满泪花的眼望了一下自己的丈夫，说：“我看娃这书是念不下去了。”
星星爸再没说话，拿起打气筒就给架子车的轮胎打气。
星星妈站起身，也出了屋门。妈妈了解爸爸的脾气，这年月人的火气都旺，特别是男人们，动不动就火，甚至动手打老婆孩子。你说，要是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富裕，谁家男人会打自己的孩子、老婆。星星妈经常这么想，她不想看丈夫火，更不愿意和丈夫吵架闹仗。
星星妈在场沿上站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星星爸拉着架子车走了，她心里纳闷，这么晚，他干什么去呀？
星星妈也生星星爸的气，有事说事，有话说话，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愿他干啥干啥去，眼不见心不烦，你走了就走吧！我还能清闲一会儿。
星星妈心里想着又回到了家里。眼看着一只鞋底就纳完了，星星爸还没回来，星星妈一走神针就刺到了手指上，殷红的鲜血珠儿随着就滚了出来，她急忙用嘴去吸，血还是没有止住，她放下鞋底针线，随着捏了墙根儿上的土按了上去。
星星妈站在崖头上向这里望，月亮很亮，星星很多，远处的田野，近处的树干都静静的，就是不见星星爸的影子。
村子里各家各户窗户都黑下了，月亮也向西斜了，星星爸还没回家。星星妈忍不住披起衣服出了门，她先到生产队饲养室，从门缝向里面望了望，里面的灯已经熄灭，只有驴牛马骡的呼吸声。星星妈走到打麦场上，把麦草堆子前前后后看了一遍，然后到星星爸最要好的朋友泉水家去找。泉水家大门紧关着，里面没有一丝声音，星星妈的手快要拍到门环时忽然又停住了。她怕影响泉水家人休息，更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们两口子吵架。
星星妈知道架子车无论如何拉不上白鹿原的，那只有浐河了，他爸到大河滩干啥呀？
星星妈心里猜想着，脚步已经向通往河边的大路移动了。
浐河离村子不远，约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时间，就听见“哗——哗——”的石子儿撞击声。星星妈熟悉这种筛选沙石的声音，她曾多次在河滩里淘过沙子选过石子儿。
“难道——”她脑子一激灵，忽然想到了卖石子儿。
星星妈猜准了，河滩上挖沙子选石子儿的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抓起一把锨帮着干了起来。
星星爸看见星星妈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回去吧，回去吧，小心人家看见了，我后半夜把这沙子送到纺织城沙石站，娃这个月的伙食费就有了。”
仔细回味丈夫的话，星星妈在寒夜里觉察出一阵暖意。
61。十块钱（2）
一路小跑回到家，星星妈取了水壶和两个包谷面坨坨送到丈夫手上时，已经是三更天了。
星星爸披了星光拉着石子儿到纺织城去了，星星妈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担心生产队会现丈夫私卖石子儿的事，被人拉去批斗，但一想到星星这个月的伙食费有钱交了，嘴角一咧又笑了。
马兴事件
这个漆黑的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姑姑回来了，带进来的一股寒风差点儿刮灭了桌上的煤油灯。
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姑姑和爷爷说话。姑姑是爷爷的小女儿，也是一家人中唯一不怕爷爷的人，这时却有点儿惊慌。爷爷的面孔很严肃，昏黄的灯光下眉毛拧成了疙瘩。
说话间，三爷爷、三叔父、三婶子进了屋。他们叽叽咕咕说了很长时间后，就见姑姑和三叔父背起背包、拿了手电筒匆匆出了家门。不一会儿三婶子也回家了，剩下了爷爷和三爷爷就着灯光抽旱烟，有一句没一句地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了大概意思：我们马兴公社红卫兵去西安参加工农总部批判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途中，与西安市东郊的农民造反队生了冲突，两派组织辩论激烈，互不相让，差点儿动了手。这种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应该是正常况，没想到，在我们公社的红卫兵返回的路上，西安市东郊农民造反队又联络西安市东郊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围追他们，到马兴公社所在地时渐渐形成了包围趋势，而且企图抓走我们公社红卫兵中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姑姑不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口齿伶俐，能善辩，声音洪亮，造反派组织的人便认为她是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也把她列为抓捕的人物之一。
造反派的成员不断向西安传送消息，并散布谣说，红卫兵动手打人，把打成重伤的造反派的成员抓起来塞进齐腰深的水中。致使西安的造反派战士义愤填膺，连夜组织队伍向马兴集中，进行救援。人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况很是危急。我们家有一远门亲戚，此时正在造反派队伍之中，论观点两派势不两立，讲人，这位亲戚很为姑姑担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并借混乱之机，拉出姑姑让她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姑姑虽然极有个性，但总归是农民出身，从来没见过这等场面，再看眼前人群涌动，呼喊声、口号声震耳欲聋，特别是不断开向这里的大小汽车，她忽然有点儿害怕了，于是借着夜色，抄小路跑回了家。
爷爷不相信他的宝贝女儿会惹下这等大祸，但又怕真的生了什么意外，家中人匆匆商议，认为暂时离开家，到其他地方躲避一下应该是上策。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就决定让三叔父陪伴着姑姑连夜上白鹿原，到鲸鱼沟一家亲戚家藏身，等风波过后再回来。
姑姑走后不久，远处就传来了轰轰隆隆的汽车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爷爷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他说：“不对，真的要出事儿了！”说着就和三爷爷一前一后向外走去。
我急忙穿了衣服跟了出去，刚走到大门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官路上的汽车排成了长龙，看不见头，也看不到尾，汽车的灯光照得川原上下像白天一样，很像电影《南征北战》里国民党军队行进的场面。回头看，爷爷和三爷爷在树下站着，村子里许多人也都在这里站着，望着眼前从未见过的景象，他们都傻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不知道这到底是干什么。
这时，马兴公社门前的街道上人山人海，夜色里已经很难分辨出自己人还是对立派了。红卫兵、造反队两派组织从辩论、吵闹已经展到了拉拉扯扯，甚至有人浑水摸鱼想动手。势十分危急，忽然，村子里的铃声响了：“快回家拿家伙啊！造反队把公社包围了！”随之一个粗嗓门的男声响起了。
这种铃声，这种喊声，几乎同时在马兴公社的十几个村子响起，于是，许多个红卫兵手持各种农具走出自己的村子一起拥向马兴街道。农民们起来了，他们以各种不同姿态、不同方式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局部“革命活动”。庆幸的是，这个时候，武斗还没有开始，他们虽然处在无政府状态，可是他们举起的䦆头、锨、铁棍都没有动一个人的汗毛，他们只是把这些造反派战士包围起来，堵在了马兴街道上。
62。十块钱（3）
这些消息还在向西安传送，向西安市的那些造反派组织传送，于是增援的人还在乘着汽车源源不断开向马兴这座农村小镇，西安市中心的钟楼上也贴出了“活抓xxx”“炮轰xxx”“打倒xxx”的巨幅标语，街头散的传单也集中反映“马兴事件”的整个过程。***
原本一件小小的事，在谣的蛊惑下很快变成了一个事件，一时间成了西安地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事态在蔓延，在扩大，最终因为众多的造反派战士的增加，从口舌之战迅即转入了手脚行动，农民红卫兵在众多的造反派战士和无数辆汽车、无数只高音喇叭的压力下退却了。这些造反派战士押解着公社党委书记、社长和几位农民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胜利归回到西安。
乡村又恢复了过去的宁静，村头大树上高音喇叭每天都响亮着马兴地区造反派的声音。男人们依然下地干活，女人们依旧烧火做饭喂猪喂鸡，只是孩子不再背书包上学了，他们胳膊上戴了红袖章，手中捧着红宝书，在村子中间的打麦场上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有的还站在村口的大路上拦挡行人，要求他们必须背一段最高指示才让其通过。
有一天，有人在打麦场的麦草堆里刨出了一辆摩托车。又有一天，两个青年从老鸦窝里掏出了几顶黄军帽。还有一天，有个穿黄军大衣的人上了白鹿原，从鲸鱼沟旁的村子叫回了两个人，那个穿黄军大衣的叫赵运来，叫回家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姑姑，一个是我的三叔。
赵运来是我的表叔，在遥远的青海工作，他所在的单位建在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单位没有名称，对外叫邮政信箱，单位工作的人全部穿解放军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运来表叔从不告诉他们单位生产什么产品，也不说他从事什么工作。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运来表叔差不多每年冬天都回家探亲，这一次到西安，刚下火车就看见西安市中心的钟楼上贴着许多巨幅标语，内容全与“马兴事件”有关，其中一幅要“活捉”的一串人名中竟然有我的姑姑。运来表叔一惊，没有回他们家，直接赶到我们家。听了爷爷、三爷爷的叙述，紧张的面容马上舒展了。他要我们家不必慌乱，当天晚上就把我的姑姑、三叔叫回了家。
爷爷仍然心有余悸，因为姑姑走后，曾有两拨身穿黄军大衣，胳膊上戴“造反司令部”袖章的人来我们家搜查，并且要求我们，若是姑姑回来了就必须给他们报告。
运来表叔的到来，好像一家人有了主心骨，但是爷爷说什么也不让姑姑出门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
许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站在了青海省的一块戈壁滩上。
这地方距离青海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人们曾把这里划为死亡地带，因为海拔高，因为气候恶劣，还因为这里不长草、也没有鸟，从来没有人居住。可是，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牺牲个人利益，克服重重困难，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甚至生命奉献给了这块土地。他们从事的事业叫国防事业，他们的工作单位就是“xx邮政信箱”。
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踏冰卧雪，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硬是靠人拉肩扛，用汗水、泪水、意志和毅力建起了一座座厂房、楼房，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来填补共和国的某些空白。
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推迟婚期，甚至打单身；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中有不少人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对家人也不说自己在从事什么工作，有的甚至自己工作的地方也不告诉。
许多年过去了，这里开始对外开放，并且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博物馆供后来者参观，称之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照片、实物整整排列了几个展馆，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进去的人满面笑容，出来时却一脸严肃，因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一代特殊青年，他们在这里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他们被那个时代的青年和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他们也在思考许许多多的问题。
63。十块钱（4）
我作为参观者来到这里，和大多数人一样被感动、被教育，不同的是我还在寻找许多年前的秘密。***
我在博物馆一个展厅的角落里看到一幅照片，这照片像钉子钉住了我的脚步。虽然照片不是太清晰，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中也找不出他的姓名，但是我认定他就是我的表叔，那个叫赵运来的人。原因是，他在青海戈壁滩上工作，他的工作单位叫“信箱”，他从来不告诉自己工作的地方和单位，还有他的服装、他的神、他的精神等等。可是，他20多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信仰和追求远走了。他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他的表兄、我的三叔父告诉了这个消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找到这个地方，看看运来表叔工作过的地方。
我终于来了，并且知道他的死是因为一种元素的长期影响，难怪他住进医院就没有出来，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死因。
面对这张照片，我掏出手机，希望把这个消息告诉运来表叔的表兄、我的三叔父，可是手机一直不通。
站在这张照片前，我静静地站着，紧闭眼睛说了我心中多年前想说的话，然后深深地向他三鞠躬。
返回的路上，同行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一位著名的民歌手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写下了许多人们喜爱的歌曲，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最为出名。大家都要求他唱一下，这位朋友没有客气，清了清嗓子就唱了，谁知只唱了两句就没声了，大家看他时，现他满眼含泪，于是整个车厢都沉默了。
我没有看他，因为我的眼泪早就流出来了。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一片黄的叫金滩，那一片白的叫银滩。金滩、银滩上都生长着一团一团的戈壁草，无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它们都顽强地生长着，用平凡的身躯装点着广袤草原美丽的景色。
姑姑的婚事
“马兴事件”过后，姑姑回来了。可是，爷爷的脸上仍然布满着阴云，他不和姑姑说话，甚至看也不看姑姑一眼。
姑姑是爷爷的小女儿，对子女要求一直十分严格的爷爷，却对姑姑常常表现出束手无策来。姑姑的要求，爷爷一般都予以答应，姑姑做什么事，一般况下都会得到爷爷支持，甚至爷爷每次火，也都是姑姑相劝才能平息下来。三爷爷和奶奶都说姑姑是爷爷的“克星”。
“马兴事件”的生，爷爷忽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改变对女儿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无数次的教育自己女儿不再去参加那些他认为“不务正业”的事，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是，女儿根本不吃这一套，依旧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各种活动，照常出去开会、贴标语、传单。
爷爷不理姑姑，姑姑就跟在后面喊父亲，找一切机会和父亲说话，闹得爷爷哭笑不得。
爷爷无法，就给几家亲戚捎话，让给姑姑找婆家。这一招果然灵，姑姑顿时老实下来了。这事，爷爷自然不知道原因，因为姑姑没有告诉爷爷。姑姑的一位朋友是村子的妇女主任，这位妇女主任给姑姑介绍了一位男朋友，这位青年小伙子正在甘肃部队上服役。
姑姑不说，是时机不成熟。因为爷爷早就给姑姑约法三章：一是家境贫寒者不嫁，二是父母不全者不嫁，三是现役军人不嫁。这三条，小伙子都占上：他们家中三口只有一间厦房、一间厨房，父亲已去世多年，小伙子本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姑姑不给爷爷说，也不答应给她提的亲。这次亲戚们介绍的对象她一个也不见。
事僵持着，姑姑和爷爷也僵持着。
一天晚饭后，这位妇女主任终于出现了，恰巧家中人都在，妇女主任就当面锣对面鼓地把姑姑对象的事倒核桃枣儿地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事，这个女人就低下头等着爷爷脾气。
爷爷叹了一口气，好长时间不说话，屋子里空气快要让人窒息了，妇女主任终于忍不住了，憋红了脸对爷爷说：“叔，我敢拿我的命给你保证，这一家人都好得挑不出个蒜皮皮，你就放心吧。”
64。十块钱（5）
爷爷说：“女大不中留，留下结冤仇，就让她自己拿主意，以后受罪不要怨人！”
其实，姑姑和妇女主任也不知道，有人昨天晚上刚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爷爷，爷爷也打听到这户人家祖辈况，虽然不是爷爷要求的那样理想，但是年轻人的人品是全村人公认的好。
不久，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跟着介绍人走进了我们家，手里提着烟酒点心四色礼和一包专门送给姑姑的东西。
这一天，我们家的烟囱一直冒着炊烟，院子上空飘浮的味道特别香，门中的老人们早早就坐在了桌子周围。姑姑就要订婚了，这些人在等着喝喜酒。
这一天，也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得到了一顶的确良军帽，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所以，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解放军战士。那个年代，全社会的男青年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军帽。听说西安市街头每天都生抢军帽的事，有人为军帽常常大打出手，甚至闹出武斗事件来。
手拿军帽爱不释手，我晚上睡觉还把军帽抱在怀里。
第二年春天，姑姑结婚了。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可是送亲的人并不多，因为村子里正在移风易俗“破四旧”。姑姑被那位解放军战士用自行车带走了，其他送亲的都是坐马车去的，一路上都听见高音喇叭在唱**语录歌。
结了婚的姑姑一下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每天要做三顿饭，其他时间就在田间地头干活。因为，她的婆婆出不了门，她爱人的妹妹也到了出嫁的年龄。
从此，这个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就落在姑姑的肩上，姑姑也很少说红卫兵、造反派的事了。
大字报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城乡各地。这年秋天，村子的小学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字写得很大，内容却很简单，几乎是喊口号的。因为城镇乡村到处都在批判各单位的领导，这张批判学校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字报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
引起人们关心、并没完没了议论的是第二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共有八大张，从头到尾批判的是地主、资本家千金小姐欧阳蓉的，既揭露了欧阳家的家史、剥削史，还揭露了欧阳蓉贪图享受、讲究吃穿、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把欧阳蓉上大学时搞对象、和男同学生男女关系也写了出来，并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红杠杠。第二天早晨，欧阳蓉起床推开门，现门外扔着一大堆破鞋。欧阳蓉愤怒极了，一边拾起破鞋向远处扔，一边大骂：“无耻！”
欧阳蓉的做法引起无知的小同学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捡起这些破鞋向欧阳蓉扔去，并且冲着欧阳蓉高喊：“破鞋——破鞋——”
欧阳蓉气得脸色蜡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淌，她呆呆地站着，任凭一只只脏兮兮的破鞋雨点似的扔来。
学校教导主任严凤霞闻讯赶来，严厉制止学生的这种做法，然后把欧阳蓉拉进自己的办公室。当学生忽然想起教导主任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他们又跑到严主任的办公室门口吵闹。严主任一脸严肃，狠狠地批评了这些孩子，并且耐心给孩子讲尊敬老师的道理，终于使这些孩子乖乖地回家去了。
学生们暂时平静了，欧阳蓉的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几天前，她的父母和哥哥都受到了这场运动的严重冲击，而自己今天遇到的仅仅是开始，也是最轻的，她不明白，更不理解，最不能使她容忍的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这个晚上，欧阳蓉又失眠了，她是一所专科学校中文系的毕业生，自愿放弃城市的舒适环境，要求到乡村小学当老师的。在这里，她一直要求自己向周围的老师学习，最大程度地适应农村的环境与生活，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知道自己做得还不够，距离组织的要求还很远，比如说自己穿戴比较特殊，还有说话办事不能和农民融合，但是她一直在努力。这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以前没有，现在才搞，好多事不能理解，是有道理的。但是眼前，许多人的做法她又无法理解，于是，她一遍又一遍翻阅着报纸想从中找出一些答案来，可是没有。望着窗外惨淡的月光，静听村子里悠长的鸡啼，她知道已经是三更天了，她觉得自己的太阳｜穴一阵阵钻心的疼。
65。十块钱（6）
冬夜里的火光
又一个冬天的夜晚，一阵撕心裂肺似的呼喊声划破了村子寂静的夜空。这是一个女人变了调的声音，以致多少年后，人们一想起这个声音还毛骨悚然。
我也是被这声音惊醒的。当我穿着棉衣、棉裤跑到大门外时，现离我家不远的学校着火了，这火光已经照亮了村子的上空。
村里的大人都已经起来了，我看见影影绰绰的人匆匆向学校跑去。
望着眼前熊熊燃烧的大火时，我不知是吃惊还是害怕，全身哆嗦着，牙齿也开始打架。
喊救火的是学校教导主任严凤霞，后来她给公安局的人说，她是在睡梦中被欧阳蓉喊醒的，当她披着衣服跑出门外时，火已经上了房屋的顶棚。
挑水的、提水的、端水的；跑的、走的、喊的、叫的……这支自的救火队伍一直从夜里忙到凌晨，火是扑灭了，房子也已经烧毁了。
严凤霞叫来了第一个救火的人就开始找欧阳蓉，可是到天大亮的时候也没有找到。
公安局出动了，五六个穿着解放军衣服的公安人员在学校内外、川原上下进行调查搜寻，水库、枯井、深沟……全找遍了，也没有欧阳蓉的影子。
第二天中午，我和长生、长绳、来来在废墟里寻找弹球之类的玩物，长生从烧毁的门下拉出一件油乎乎的东西来，长生胆大劲儿也大，可是当时脸就吓白了，我们也吓得往后躲。这时，公安局的人来了，经查看，这油乎乎的东西的确是一具女性尸体。
公安局的人叫来严凤霞，严凤霞从已经烧焦了的尸体特征上认出了欧阳蓉。欧阳( 那些事儿(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88/ )
祖母说：不用灯，黑摸也能掐帽辫。我相信祖母掐帽辫的技能水平，但是我想借灯光看小人书，那是一本我从一位同学手上借来的，人家只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
祖母看我不走，就问我是不是要看娃娃书，祖母竟猜出了她孙子的心思。
我高兴得赶快用火柴点亮了小油灯，随手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小人书。《水浒传》小人书一套几十本就剩下这本《野猪林》了，下午捡柴火时我已经翻看了一遍，可是还觉得不过瘾。
祖母掐着帽辫，不时地抬起头来看我，当我还想翻看第二遍时，她一口气吹灭了油灯。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就把书装进了口袋里。我知道煤油灯里的煤油是用钱买来的，而我们家缺的就是钱啊！
太阳就要落山了
挥起胳膊擦汗的那一瞬间，忽然现太阳向西又滑去了许多，我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眼泪就出来了。因为我眼前那只很大的笼还没被柴草装满。
58。粮食（45）
天灰灰的，沉沉的，一点儿也不干净，就像是好久没人居住的屋子里飞进一只受了惊吓的大公鸡，扑打得到处都是灰尘。那个平日里光芒万丈的太阳这时候也蔫得像只橘红色的大皮球，被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向前踢着，没了一点儿精气神儿。风，很急很急，把到处是冰凌和残雪的世界吹得非常寒冷，寒冷得田野里没有一点儿生机。山坡上、河岸上也没了动物踪迹，只有小鱼儿在河堤的石缝中慢悠悠地游荡着。
这是故乡的冬天，越是冷，白天的时间就越短，太阳好像也怕冷似的急匆匆地往回赶。我和小伙伴都着急，总想伸出手去拽住太阳的尾巴。天就要黑了，拾在笼里的柴草还不够烧开一锅水，这样回去，给家里是交不了账的。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填不饱肚子。野菜被挖光了，能吃的树皮被剥光了，路旁、山坡上的草也在绿的时候被人割光了，可是到了冬天还要打拾柴火，以满足一家人烧水做饭之用。这任务是孩子们的，不管谁家，不管富裕还是贫穷，孩子们都必须去干这非常具体的活儿。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下午放学后，每人提一只笼，扛一只耙子或䦆头就上了坡，下了河，到处去寻找可作燃料用的干草、树枝、树根和其他。大家先是用铁丝做成的耙子搂干枯了的草，后来用䦆头去刨草根，再后来就是下到河里去寻找被水冲下来的柴草，最后不得不上到山坡上去挖酸枣树和其他灌木。这些对孩子们来说，劳动强度都是很大的。
这个下午，我在山坡上现了一棵不大的榆树根，就在用力挖的时候，忽然一只脚踩空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好在没有伤着筋骨，可是脸和手脚被枣树划破了，血不住地流，没有办法，只好抓起土疙瘩，捻细了撒在伤口上止血，结果弄得满身都是黄土。躺在地上，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真想提起柴笼回家去，可是一想到祖母皱着的眉头，我抓起䦆头又爬上了坡。太阳在向西滚落，越落越快，树根还没挖出来。我想找一块儿来的几个小伙伴帮忙，可是他们早已没了人影儿。寒冷、饥饿、焦急，还有天黑时没有伙伴的恐惧一起向我袭来。求援的希望没有了，只能靠自己，于是我抡起䦆头拼命挖，终于把那棵我多少年也没能忘掉的榆树根挖了出来。树根挖出来了，下坡的路早已经模糊了。在祖母的呼唤声中我回到了家，远远看见祖父在门外的皂角树下等我。看着满脸是伤全身是土的小孙子，祖父“唉”地长叹了一声，祖母的眼泪早已流出来了。“要不是没柴火烧，哪能让娃受这罪啊！”祖母一边说，一边撩起围裙擦眼泪。
邻居婶婶帮我擦去了黄土，又给我的伤口上抹了红药水，我这才端起祖母送到我手上的菜稀饭。
吃完饭我正要做作业，忽然听见崖上狗子哥的哭叫声，紧接着就是狗子哥父亲的吼骂声，不用猜就知道，又是狗子哥贪玩没有完成他爸爸指定的拾柴任务。善良的祖母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拐着一双小脚出去了，她要去批评狗子哥的爸爸。祖母一辈子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打孩子，她常说孩子们小，打不得，要说教。
那个夜晚，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把清冷的村庄、田野、小河都照得亮亮的。这个晚上，我写了一篇日记，叫《太阳就要落山了》。教语文的老师是我的三叔父，平时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表扬过我，这一次他却把我的这篇日记读给了我们全年级的同学听。
第一次进城
刚放寒假，生产队长就通知我们几个中学生到城里供下作，就是时下人们说的做小工。队长说，夏天时在西安房地局揽了些修缮房子的活，年底前要交工，生产队男劳力少，不让孩子们去顶替一下不行。祖父叼着旱烟袋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扭过头来对我说，去吧去吧，也是个锻炼。
我早就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城，过去说进城，实际上就是到西安市东郊的纺织城，至于城门、城河、城墙、钟楼、鼓楼、邮电大楼、报话大楼这些代表性的建筑物，压根儿还不知道是啥样子。
59。粮食（46）
鸡叫头遍就背着行囊出了，上午10时多我们才看到了东城门楼，赶到工地上正赶上吃中午饭。
工地在西安市二府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我们几个学生的任务是为干技术活的大工服务，具体工作是搬砖、和泥、拉沙土，传递一切大工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在城市人眼里，让正读书的孩子干这种气力活很不合适。当然，还有一个不好说的原因，就是担心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监工几次要求生产队的领队换人，可是时间一长，他们才现这些乡下孩子干活并不比大人差。就这样，我们几个学生的工钱也只能是大人的八成。这些收入全归生产队，我们得到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是10分，价值两角钱，我们一天的工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一角六分。二府街在西安市中心的西北角，距离钟楼很近，一天辛苦劳作无论多疲惫，也不管天气是阴是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相约到钟楼逛一圈。用大人的话说，就是给眼睛“过生日”。钟楼是西安市的中心，从二府街到钟楼，路过报话大楼、邮电大楼，到钟楼向西走不远就是鼓楼，再从鼓楼一直向北就又回到了二府街。开始时，我们看的都是些建筑，走了几次以后注意力慢慢转移到对商店和商品的欣赏。一个晚上，我们转到钟楼东北角时，被一阵嘈杂的小商贩叫卖声吸引住了。
这是一处卖小吃食的地方，有冰糖葫芦、芝麻糖、糖人、黄豆糕等食品和各种水果。叫卖声最响亮的是一位卖梨的中年跛脚男子，售货车是一辆破旧的架子车，车辕下支着一把长条凳子，车厢中间放着两个大木盘，盘中盛的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也许是卖梨人洪亮的嗓门儿，也许是半拉梨散出的香味儿，也许是我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尝过梨子的滋味，大家好像是被磁体吸住了似的，站在这个卖梨人跟前不动了。卖梨的中年男子大概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眨着眼睛说：“小伙子，吃个梨吧！这是大山甜梨，河北的，水汽大得很。甜！”看见我们犹豫，他又说：“不要看模样不好看，便宜，五分钱两个，随便挑。”这下说对了，我们想吃梨，我们要的是便宜。我咽着口水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的仅有的两元钱和一枚五分的硬币。
这个晚上，我们几个乡下孩子第一次尝到了梨子的滋味，那种甜一直甜到了我们的心里，以致以后多少年都不能忘记，就是今天想起来还是甜丝丝的。北方不生长橘子、香蕉等南方水果，这我知道。可是，我们老家的人为什么不种梨树，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在二府街，我还见到这样一件事。那是个中午，我们下班路过一住家户门口，意外地现一位小女孩踩在一张小板凳上擀面条。我很吃惊，就停住脚步看。这女孩儿有六七岁的样子，擀面时累得小脸红扑扑的，可是她的动作很娴熟，面也擀得又圆又光。我由此怀疑这女孩儿是后妈所养，直到有一天修他们家院子的走道时才知道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只是她的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忙不过来，早早培养她干起了家务活儿。这样的事，在乡下农村是很少见的，过去我总以为城市孩子生活在蜜糖罐中，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件事使我改变了对城市孩子的看法。这女孩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我相信她成｜人后的生活自理自立能力一定比其他人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决心也一定很足、很大。
回到村子里以后，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故意考我们几个孩子，问我们东西南北大街各有几里、东城门多高有几层有几个窗户、和平门几孔门洞哪孔大哪孔小？我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注意这些。
因为，这次进西安城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城门、城河、城墙、钟楼、鼓楼、邮电大楼、报话大楼这些代表性的建筑物，而是那半个大山甜梨和擀面条的小女孩儿。
这是我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做小工。
60。十块钱（1）
星期三下午，星星回家背馍，妈妈给他准备的是六七个包谷面坨坨，几块煮熟了的红薯和白萝卜。星星一句话也没说，噘着嘴走了，妈妈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撩起围裙就擦眼泪。
星星在距离村子五里路的中学上学，每月要交十块钱的伙食费，然后从家里再背些米面和馒头，米面一月交一次，馒头之类，一周背两次，星期天一次，星期三一次，因为这些吃食放上三天就坏了，特别是夏天。
春天，村子里闹鸡瘟，星星家的两只老母鸡也死了，没了老母鸡就没了鸡蛋，没了鸡蛋家里就没了收入，没了收入星星就没了钱交伙食费。星星只能给妈妈说，他害怕看爸爸那张长满了胡须从来不会笑的黑脸，他更怕爸爸不让他上学了。
这个年月大学不招生，城里的学生都到农村插队了，乡下学习再好的学生最终还要回到农村，星星爸爸说上学白花钱，星星妈羡慕读书的人，说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关键是要多识几个字。
晚饭后，星星爸问星星妈星星回来了没有。
星星妈说，回来了，又走了。
星星爸问，星星没说要钱的事儿？
星星妈就着煤油灯纳鞋底，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
星星爸眼睛一瞪，手一拍桌子，大吼一声：“问你话呢？”
星星妈很不愿地抬起头，噙满泪花的眼望了一下自己的丈夫，说：“我看娃这书是念不下去了。”
星星爸再没说话，拿起打气筒就给架子车的轮胎打气。
星星妈站起身，也出了屋门。妈妈了解爸爸的脾气，这年月人的火气都旺，特别是男人们，动不动就火，甚至动手打老婆孩子。你说，要是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富裕，谁家男人会打自己的孩子、老婆。星星妈经常这么想，她不想看丈夫火，更不愿意和丈夫吵架闹仗。
星星妈在场沿上站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星星爸拉着架子车走了，她心里纳闷，这么晚，他干什么去呀？
星星妈也生星星爸的气，有事说事，有话说话，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愿他干啥干啥去，眼不见心不烦，你走了就走吧！我还能清闲一会儿。
星星妈心里想着又回到了家里。眼看着一只鞋底就纳完了，星星爸还没回来，星星妈一走神针就刺到了手指上，殷红的鲜血珠儿随着就滚了出来，她急忙用嘴去吸，血还是没有止住，她放下鞋底针线，随着捏了墙根儿上的土按了上去。
星星妈站在崖头上向这里望，月亮很亮，星星很多，远处的田野，近处的树干都静静的，就是不见星星爸的影子。
村子里各家各户窗户都黑下了，月亮也向西斜了，星星爸还没回家。星星妈忍不住披起衣服出了门，她先到生产队饲养室，从门缝向里面望了望，里面的灯已经熄灭，只有驴牛马骡的呼吸声。星星妈走到打麦场上，把麦草堆子前前后后看了一遍，然后到星星爸最要好的朋友泉水家去找。泉水家大门紧关着，里面没有一丝声音，星星妈的手快要拍到门环时忽然又停住了。她怕影响泉水家人休息，更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们两口子吵架。
星星妈知道架子车无论如何拉不上白鹿原的，那只有浐河了，他爸到大河滩干啥呀？
星星妈心里猜想着，脚步已经向通往河边的大路移动了。
浐河离村子不远，约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时间，就听见“哗——哗——”的石子儿撞击声。星星妈熟悉这种筛选沙石的声音，她曾多次在河滩里淘过沙子选过石子儿。
“难道——”她脑子一激灵，忽然想到了卖石子儿。
星星妈猜准了，河滩上挖沙子选石子儿的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抓起一把锨帮着干了起来。
星星爸看见星星妈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回去吧，回去吧，小心人家看见了，我后半夜把这沙子送到纺织城沙石站，娃这个月的伙食费就有了。”
仔细回味丈夫的话，星星妈在寒夜里觉察出一阵暖意。
61。十块钱（2）
一路小跑回到家，星星妈取了水壶和两个包谷面坨坨送到丈夫手上时，已经是三更天了。
星星爸披了星光拉着石子儿到纺织城去了，星星妈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担心生产队会现丈夫私卖石子儿的事，被人拉去批斗，但一想到星星这个月的伙食费有钱交了，嘴角一咧又笑了。
马兴事件
这个漆黑的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姑姑回来了，带进来的一股寒风差点儿刮灭了桌上的煤油灯。
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姑姑和爷爷说话。姑姑是爷爷的小女儿，也是一家人中唯一不怕爷爷的人，这时却有点儿惊慌。爷爷的面孔很严肃，昏黄的灯光下眉毛拧成了疙瘩。
说话间，三爷爷、三叔父、三婶子进了屋。他们叽叽咕咕说了很长时间后，就见姑姑和三叔父背起背包、拿了手电筒匆匆出了家门。不一会儿三婶子也回家了，剩下了爷爷和三爷爷就着灯光抽旱烟，有一句没一句地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了大概意思：我们马兴公社红卫兵去西安参加工农总部批判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途中，与西安市东郊的农民造反队生了冲突，两派组织辩论激烈，互不相让，差点儿动了手。这种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应该是正常况，没想到，在我们公社的红卫兵返回的路上，西安市东郊农民造反队又联络西安市东郊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围追他们，到马兴公社所在地时渐渐形成了包围趋势，而且企图抓走我们公社红卫兵中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姑姑不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口齿伶俐，能善辩，声音洪亮，造反派组织的人便认为她是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也把她列为抓捕的人物之一。
造反派的成员不断向西安传送消息，并散布谣说，红卫兵动手打人，把打成重伤的造反派的成员抓起来塞进齐腰深的水中。致使西安的造反派战士义愤填膺，连夜组织队伍向马兴集中，进行救援。人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况很是危急。我们家有一远门亲戚，此时正在造反派队伍之中，论观点两派势不两立，讲人，这位亲戚很为姑姑担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并借混乱之机，拉出姑姑让她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姑姑虽然极有个性，但总归是农民出身，从来没见过这等场面，再看眼前人群涌动，呼喊声、口号声震耳欲聋，特别是不断开向这里的大小汽车，她忽然有点儿害怕了，于是借着夜色，抄小路跑回了家。
爷爷不相信他的宝贝女儿会惹下这等大祸，但又怕真的生了什么意外，家中人匆匆商议，认为暂时离开家，到其他地方躲避一下应该是上策。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就决定让三叔父陪伴着姑姑连夜上白鹿原，到鲸鱼沟一家亲戚家藏身，等风波过后再回来。
姑姑走后不久，远处就传来了轰轰隆隆的汽车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爷爷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他说：“不对，真的要出事儿了！”说着就和三爷爷一前一后向外走去。
我急忙穿了衣服跟了出去，刚走到大门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官路上的汽车排成了长龙，看不见头，也看不到尾，汽车的灯光照得川原上下像白天一样，很像电影《南征北战》里国民党军队行进的场面。回头看，爷爷和三爷爷在树下站着，村子里许多人也都在这里站着，望着眼前从未见过的景象，他们都傻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不知道这到底是干什么。
这时，马兴公社门前的街道上人山人海，夜色里已经很难分辨出自己人还是对立派了。红卫兵、造反队两派组织从辩论、吵闹已经展到了拉拉扯扯，甚至有人浑水摸鱼想动手。势十分危急，忽然，村子里的铃声响了：“快回家拿家伙啊！造反队把公社包围了！”随之一个粗嗓门的男声响起了。
这种铃声，这种喊声，几乎同时在马兴公社的十几个村子响起，于是，许多个红卫兵手持各种农具走出自己的村子一起拥向马兴街道。农民们起来了，他们以各种不同姿态、不同方式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局部“革命活动”。庆幸的是，这个时候，武斗还没有开始，他们虽然处在无政府状态，可是他们举起的䦆头、锨、铁棍都没有动一个人的汗毛，他们只是把这些造反派战士包围起来，堵在了马兴街道上。
62。十块钱（3）
这些消息还在向西安传送，向西安市的那些造反派组织传送，于是增援的人还在乘着汽车源源不断开向马兴这座农村小镇，西安市中心的钟楼上也贴出了“活抓xxx”“炮轰xxx”“打倒xxx”的巨幅标语，街头散的传单也集中反映“马兴事件”的整个过程。***
原本一件小小的事，在谣的蛊惑下很快变成了一个事件，一时间成了西安地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事态在蔓延，在扩大，最终因为众多的造反派战士的增加，从口舌之战迅即转入了手脚行动，农民红卫兵在众多的造反派战士和无数辆汽车、无数只高音喇叭的压力下退却了。这些造反派战士押解着公社党委书记、社长和几位农民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胜利归回到西安。
乡村又恢复了过去的宁静，村头大树上高音喇叭每天都响亮着马兴地区造反派的声音。男人们依然下地干活，女人们依旧烧火做饭喂猪喂鸡，只是孩子不再背书包上学了，他们胳膊上戴了红袖章，手中捧着红宝书，在村子中间的打麦场上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有的还站在村口的大路上拦挡行人，要求他们必须背一段最高指示才让其通过。
有一天，有人在打麦场的麦草堆里刨出了一辆摩托车。又有一天，两个青年从老鸦窝里掏出了几顶黄军帽。还有一天，有个穿黄军大衣的人上了白鹿原，从鲸鱼沟旁的村子叫回了两个人，那个穿黄军大衣的叫赵运来，叫回家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姑姑，一个是我的三叔。
赵运来是我的表叔，在遥远的青海工作，他所在的单位建在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单位没有名称，对外叫邮政信箱，单位工作的人全部穿解放军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运来表叔从不告诉他们单位生产什么产品，也不说他从事什么工作。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人。
运来表叔差不多每年冬天都回家探亲，这一次到西安，刚下火车就看见西安市中心的钟楼上贴着许多巨幅标语，内容全与“马兴事件”有关，其中一幅要“活捉”的一串人名中竟然有我的姑姑。运来表叔一惊，没有回他们家，直接赶到我们家。听了爷爷、三爷爷的叙述，紧张的面容马上舒展了。他要我们家不必慌乱，当天晚上就把我的姑姑、三叔叫回了家。
爷爷仍然心有余悸，因为姑姑走后，曾有两拨身穿黄军大衣，胳膊上戴“造反司令部”袖章的人来我们家搜查，并且要求我们，若是姑姑回来了就必须给他们报告。
运来表叔的到来，好像一家人有了主心骨，但是爷爷说什么也不让姑姑出门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
许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站在了青海省的一块戈壁滩上。
这地方距离青海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人们曾把这里划为死亡地带，因为海拔高，因为气候恶劣，还因为这里不长草、也没有鸟，从来没有人居住。可是，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大，牺牲个人利益，克服重重困难，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甚至生命奉献给了这块土地。他们从事的事业叫国防事业，他们的工作单位就是“xx邮政信箱”。
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踏冰卧雪，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硬是靠人拉肩扛，用汗水、泪水、意志和毅力建起了一座座厂房、楼房，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来填补共和国的某些空白。
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推迟婚期，甚至打单身；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中有不少人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建设这个“信箱”，他们对家人也不说自己在从事什么工作，有的甚至自己工作的地方也不告诉。
许多年过去了，这里开始对外开放，并且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博物馆供后来者参观，称之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照片、实物整整排列了几个展馆，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进去的人满面笑容，出来时却一脸严肃，因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一代特殊青年，他们在这里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他们被那个时代的青年和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他们也在思考许许多多的问题。
63。十块钱（4）
我作为参观者来到这里，和大多数人一样被感动、被教育，不同的是我还在寻找许多年前的秘密。***
我在博物馆一个展厅的角落里看到一幅照片，这照片像钉子钉住了我的脚步。虽然照片不是太清晰，图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中也找不出他的姓名，但是我认定他就是我的表叔，那个叫赵运来的人。原因是，他在青海戈壁滩上工作，他的工作单位叫“信箱”，他从来不告诉自己工作的地方和单位，还有他的服装、他的神、他的精神等等。可是，他20多年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信仰和追求远走了。他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他的表兄、我的三叔父告诉了这个消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找到这个地方，看看运来表叔工作过的地方。
我终于来了，并且知道他的死是因为一种元素的长期影响，难怪他住进医院就没有出来，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死因。
面对这张照片，我掏出手机，希望把这个消息告诉运来表叔的表兄、我的三叔父，可是手机一直不通。
站在这张照片前，我静静地站着，紧闭眼睛说了我心中多年前想说的话，然后深深地向他三鞠躬。
返回的路上，同行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一位著名的民歌手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写下了许多人们喜爱的歌曲，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最为出名。大家都要求他唱一下，这位朋友没有客气，清了清嗓子就唱了，谁知只唱了两句就没声了，大家看他时，现他满眼含泪，于是整个车厢都沉默了。
我没有看他，因为我的眼泪早就流出来了。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一片黄的叫金滩，那一片白的叫银滩。金滩、银滩上都生长着一团一团的戈壁草，无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它们都顽强地生长着，用平凡的身躯装点着广袤草原美丽的景色。
姑姑的婚事
“马兴事件”过后，姑姑回来了。可是，爷爷的脸上仍然布满着阴云，他不和姑姑说话，甚至看也不看姑姑一眼。
姑姑是爷爷的小女儿，对子女要求一直十分严格的爷爷，却对姑姑常常表现出束手无策来。姑姑的要求，爷爷一般都予以答应，姑姑做什么事，一般况下都会得到爷爷支持，甚至爷爷每次火，也都是姑姑相劝才能平息下来。三爷爷和奶奶都说姑姑是爷爷的“克星”。
“马兴事件”的生，爷爷忽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改变对女儿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无数次的教育自己女儿不再去参加那些他认为“不务正业”的事，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是，女儿根本不吃这一套，依旧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各种活动，照常出去开会、贴标语、传单。
爷爷不理姑姑，姑姑就跟在后面喊父亲，找一切机会和父亲说话，闹得爷爷哭笑不得。
爷爷无法，就给几家亲戚捎话，让给姑姑找婆家。这一招果然灵，姑姑顿时老实下来了。这事，爷爷自然不知道原因，因为姑姑没有告诉爷爷。姑姑的一位朋友是村子的妇女主任，这位妇女主任给姑姑介绍了一位男朋友，这位青年小伙子正在甘肃部队上服役。
姑姑不说，是时机不成熟。因为爷爷早就给姑姑约法三章：一是家境贫寒者不嫁，二是父母不全者不嫁，三是现役军人不嫁。这三条，小伙子都占上：他们家中三口只有一间厦房、一间厨房，父亲已去世多年，小伙子本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姑姑不给爷爷说，也不答应给她提的亲。这次亲戚们介绍的对象她一个也不见。
事僵持着，姑姑和爷爷也僵持着。
一天晚饭后，这位妇女主任终于出现了，恰巧家中人都在，妇女主任就当面锣对面鼓地把姑姑对象的事倒核桃枣儿地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事，这个女人就低下头等着爷爷脾气。
爷爷叹了一口气，好长时间不说话，屋子里空气快要让人窒息了，妇女主任终于忍不住了，憋红了脸对爷爷说：“叔，我敢拿我的命给你保证，这一家人都好得挑不出个蒜皮皮，你就放心吧。”
64。十块钱（5）
爷爷说：“女大不中留，留下结冤仇，就让她自己拿主意，以后受罪不要怨人！”
其实，姑姑和妇女主任也不知道，有人昨天晚上刚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爷爷，爷爷也打听到这户人家祖辈况，虽然不是爷爷要求的那样理想，但是年轻人的人品是全村人公认的好。
不久，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跟着介绍人走进了我们家，手里提着烟酒点心四色礼和一包专门送给姑姑的东西。
这一天，我们家的烟囱一直冒着炊烟，院子上空飘浮的味道特别香，门中的老人们早早就坐在了桌子周围。姑姑就要订婚了，这些人在等着喝喜酒。
这一天，也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得到了一顶的确良军帽，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所以，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解放军战士。那个年代，全社会的男青年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军帽。听说西安市街头每天都生抢军帽的事，有人为军帽常常大打出手，甚至闹出武斗事件来。
手拿军帽爱不释手，我晚上睡觉还把军帽抱在怀里。
第二年春天，姑姑结婚了。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可是送亲的人并不多，因为村子里正在移风易俗“破四旧”。姑姑被那位解放军战士用自行车带走了，其他送亲的都是坐马车去的，一路上都听见高音喇叭在唱**语录歌。
结了婚的姑姑一下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每天要做三顿饭，其他时间就在田间地头干活。因为，她的婆婆出不了门，她爱人的妹妹也到了出嫁的年龄。
从此，这个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就落在姑姑的肩上，姑姑也很少说红卫兵、造反派的事了。
大字报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城乡各地。这年秋天，村子的小学里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字写得很大，内容却很简单，几乎是喊口号的。因为城镇乡村到处都在批判各单位的领导，这张批判学校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字报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
引起人们关心、并没完没了议论的是第二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共有八大张，从头到尾批判的是地主、资本家千金小姐欧阳蓉的，既揭露了欧阳家的家史、剥削史，还揭露了欧阳蓉贪图享受、讲究吃穿、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甚至把欧阳蓉上大学时搞对象、和男同学生男女关系也写了出来，并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红杠杠。第二天早晨，欧阳蓉起床推开门，现门外扔着一大堆破鞋。欧阳蓉愤怒极了，一边拾起破鞋向远处扔，一边大骂：“无耻！”
欧阳蓉的做法引起无知的小同学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捡起这些破鞋向欧阳蓉扔去，并且冲着欧阳蓉高喊：“破鞋——破鞋——”
欧阳蓉气得脸色蜡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淌，她呆呆地站着，任凭一只只脏兮兮的破鞋雨点似的扔来。
学校教导主任严凤霞闻讯赶来，严厉制止学生的这种做法，然后把欧阳蓉拉进自己的办公室。当学生忽然想起教导主任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他们又跑到严主任的办公室门口吵闹。严主任一脸严肃，狠狠地批评了这些孩子，并且耐心给孩子讲尊敬老师的道理，终于使这些孩子乖乖地回家去了。
学生们暂时平静了，欧阳蓉的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几天前，她的父母和哥哥都受到了这场运动的严重冲击，而自己今天遇到的仅仅是开始，也是最轻的，她不明白，更不理解，最不能使她容忍的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这个晚上，欧阳蓉又失眠了，她是一所专科学校中文系的毕业生，自愿放弃城市的舒适环境，要求到乡村小学当老师的。在这里，她一直要求自己向周围的老师学习，最大程度地适应农村的环境与生活，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知道自己做得还不够，距离组织的要求还很远，比如说自己穿戴比较特殊，还有说话办事不能和农民融合，但是她一直在努力。这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以前没有，现在才搞，好多事不能理解，是有道理的。但是眼前，许多人的做法她又无法理解，于是，她一遍又一遍翻阅着报纸想从中找出一些答案来，可是没有。望着窗外惨淡的月光，静听村子里悠长的鸡啼，她知道已经是三更天了，她觉得自己的太阳｜穴一阵阵钻心的疼。
65。十块钱（6）
冬夜里的火光
又一个冬天的夜晚，一阵撕心裂肺似的呼喊声划破了村子寂静的夜空。这是一个女人变了调的声音，以致多少年后，人们一想起这个声音还毛骨悚然。
我也是被这声音惊醒的。当我穿着棉衣、棉裤跑到大门外时，现离我家不远的学校着火了，这火光已经照亮了村子的上空。
村里的大人都已经起来了，我看见影影绰绰的人匆匆向学校跑去。
望着眼前熊熊燃烧的大火时，我不知是吃惊还是害怕，全身哆嗦着，牙齿也开始打架。
喊救火的是学校教导主任严凤霞，后来她给公安局的人说，她是在睡梦中被欧阳蓉喊醒的，当她披着衣服跑出门外时，火已经上了房屋的顶棚。
挑水的、提水的、端水的；跑的、走的、喊的、叫的……这支自的救火队伍一直从夜里忙到凌晨，火是扑灭了，房子也已经烧毁了。
严凤霞叫来了第一个救火的人就开始找欧阳蓉，可是到天大亮的时候也没有找到。
公安局出动了，五六个穿着解放军衣服的公安人员在学校内外、川原上下进行调查搜寻，水库、枯井、深沟……全找遍了，也没有欧阳蓉的影子。
第二天中午，我和长生、长绳、来来在废墟里寻找弹球之类的玩物，长生从烧毁的门下拉出一件油乎乎的东西来，长生胆大劲儿也大，可是当时脸就吓白了，我们也吓得往后躲。这时，公安局的人来了，经查看，这油乎乎的东西的确是一具女性尸体。
公安局的人叫来严凤霞，严凤霞从已经烧焦了的尸体特征上认出了欧阳蓉。欧阳( 那些事儿(全本) http://www.xlawen.org/kan/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