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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及苏格兰的贵族。
“有人说他的公开课极有宗教理论意义。我并不是想改变我以前对他的看法。他在临去世前表达了单纯的心灵和对上帝的忠诚，他的所有宗教理念都源于单纯的心灵和对上帝的忠诚。他勤奋地研究上帝的意旨，完美地诠释了上帝的意愿，是个真诚卑微的基督徒。
“当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上课，无法体会上课的快乐了，就总说起学生们，谈到他以前那么尽心尽力地提高学生们的学业。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阐释他的学问，将他的哲学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可以预见他的成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教授过的学生能发扬光大、继续发展他的事业。坐在古德塞家的沙发上就像享受艺术熏陶，像呼吸清新的空气。他去世了，但他会享有永恒的荣誉光环。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潜心哲学、宗教和思想研究，他的床头柜上放着艾萨克·牛顿爵士的著作、五卷关于圣经的著作、一部结晶学著作和一碟标本，他本想发表以三角形为基础的有机物学理论，但终于没有完成。那个瓶子里的标本是他晚年理想生活的最重要贡献。
“约翰·古德塞和爱德华·福布斯年轻时就是一起念书的同学，两个人共同亲密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共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欧洲地区获得了声誉，并且同一个屋檐下尽享生命的最后时光。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生前友情深厚，死后约翰·古德塞埋葬在爱丁堡大公墓爱德华·福布斯的旁边，墓前竖立着花岗岩的方尖碑。约翰·古德塞的螺旋形墓志铭刻在了方尖碑一侧。螺旋代表了古德塞著作中所讲的生命力量，表彰了教授在有机物生长方面的成就。
“有位作家在《帕尔默公报》上说，自约翰·亨特以来没有谁在解剖学方面能出约翰·古德塞其右，没有谁比他更专注于研究现象，没有谁比他能更深刻地理解、总结，没有谁比他更清晰、更有效地从事解剖学、人类学和比较学的研究。唯一的遗憾是他没留下什么发现和总结的记录。他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几乎没有时间将他无数的科学研究发现成果加工整理永恒地保存下来。但仅存的一些著作也足以证明他聪明智慧、推理正确、总结有力，在哲学方面理解力深厚。无论任何学科，即便和他最喜欢的解剖学风马牛不相及，他都十分了解。1854年，他接替死去的朋友爱德华·福布斯教博物史。博物史和他的专业稍有联系，他在博物史方面也是个大师。
“他的去世对于科学知识和学术教育来说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希望他慷慨大度的感染力和人性光辉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失。他的弟子中也有像他那样的人，那样具有男性热情、那样高贵坦诚、那样具有骑士般高贵的自我奉献精神。”
他的一生主要研究和讲授解剖学知识。在英国似乎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入研究，将解剖数据列表合成。古德塞的历史地位不能用他发表的论著衡量，而只能用他的广泛创新和研究来衡量。他教授了万千桃李，为世界医学界带来恒久的影响。他用自己的方法教课，鼓舞、教育了很多人。他不但找到了解剖数据和事实，而且用各种方法诠释了这些事实。像展示水晶石的不同侧面一样，发现了全新的偏振现象。
古德塞干起工作来玩命，甚至不知道放松一下换换心境。每天如此，执着倔强地工作。他干起工作来就像自己的身体是部机器一样。他的脑子不停地运转，就像有煤不断送进英国炉一样。他的生命一点一滴在繁重的工作中消耗掉，他的每根神经都像紧绷着的琴弦，好像随时要上台表演。很多朋友要么亲口建议，要么写信建议让他工作悠着点儿，但古德塞拒绝一切娱乐，只知辛勤工作；根本不管明天该怎么消遣，脑子里永远想的是他的研究。他对工作有无尽的热情，不允许耽误、拖延实现工作目标。多年不停地工作很自然导致了健康的破坏、身体功能失常和病变。所有解剖学者都想逃离解剖室到安静的乡村去，聆听大自然的喃喃私语；所有解剖学者都想彻底地放个假，但古德塞好像不知道什么是放松。他出国度假，不是在拉贡·马吉奥河或布鲁昂河岸边欣赏风景，而是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博物馆里学习研究。从欧洲大陆旅行归来，朋友问他假期过得怎么样，他头脑简单地说了实话：“啊，很好！我一天六个小时待在博物馆里，和穆勒、海特尔和高利克在一起。”异域优美的景致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致，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研究有机体，没有什么比自然科学发现更吸引人的了。
下面讲的人不是科学界的泰斗，但在他那个时代，他还是很出名的，他一生收获颇丰，他就是亨斯洛教授。
他能力卓著、热情肯干，哪怕是普通工作，他也能创造出非同凡响的成绩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孜孜追求理想，因而成功地获得了大家的关注。在无知、低俗的芸芸众生中，作为一名牧师，他给大家带来了知识和光明。在剑桥学习的时候，他以卓越非凡的口才见长，以致力于自然科学而闻名。获得学位一年后，他被任命为矿物学教授。他的演讲风格流畅、生动，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作为博物学家，他先后到过怀特岛、曼岛、安格尔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并彻底勘察了剑桥郡。他的传记作家热情地说他很幸运发现了一种特殊淡水双壳贝类，以前人们不知道总是将这种特殊淡水双壳贝类和普通的淡水双壳贝类相混淆。后来这种贝类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使他流芳千古。三年后，他被任命为植物学教授。他立刻显示了他的实践精神，重建了废弃的植物园，并充分利用，在一所废弃的博物馆里收藏既完美又有价值的展品。他的教室里很快坐满了感激的学生。夏天他和学生们一起坐着大马车去芬思的偏远乡村。他们带的大箱子和各种设备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兴趣。三十岁时他结了婚并被任命为牧师。他一周一次敞开大门在家中迎接学生和其他人。这个方法非常好，他家就像大学生喜欢的俱乐部一样。他著名的学生达尔文先生盛赞他的品格：“没有什么比他给予学生的鼓励更简单、更温暖、更真诚的了。我很快和他熟悉了。尽管我们十分敬畏他渊博的知识，但他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能让人感到跟他在一起很随意。在见到他之前，有个学生只用一句话简单地总结了他的成就：他无所不知。他比我们年龄大得多，在各个方面都比我们强，每当我回想起和他在一起时总感到十分轻松惬意。我想这是由于他个性真诚、透明、热情，从不以自我为中心。”
也许是由于他政治方面的贡献，他被国王提拔到舒福柯的希区安。那里生活环境更好一些，一年挣一千镑。教区太大，工作任务更重，他聪明地决定放弃大学教师工作，全心全意干牧师工作。他的新工作使他的毅力、勇气和旺盛的精力得以充分施展。这个教区原来风气很差。村民们生活穷困，道德水平低下。没人去教堂，教会费非常高。人们游手好闲、思想堕落，犯罪频频发生。人们内心深处还是渴望最普通的道德教育和最基本的宗教知识。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最急迫的就是整治风尚。没人帮他，教民们无知、不讲理、迟钝，反对他搞道德建设。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唤醒教民们沉睡的对知识的渴望。他决定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慰藉他们。他组织了板球队，给大家放烟火。他亲自撰写并出版一系列《致舒福柯农民的信》。在信中他的科学知识派上了用场。他积极支持承包制，建立铁锹承租制，并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他全然不顾他的主要教民——农民们——的坚决反对，将植物学引入乡村教室。后来孩子们也会写双子叶植物、阔叶植物和花托这样非常难写的词了。该区的教育检察官向上级部门报告说希区安教学状况很好，后来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将植物学作为学校正式教学科目。亨斯洛教授还用另外一个办法——娱乐基金——激发了教民沉睡的智慧。他用娱乐基金的钱带领村民参观了很多好地方，包括1851年的大英博览会。在他的详细筹划和积极关怀下农民们还参观了剑桥。后来诺里奇（注：英格兰东部伦敦东北的自治区）主教位置空缺，上级考虑是否应让他担此重任，还是派他做稍低级一些的工作。他的朋友给他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躲进屋里，跪在地上做了一次特殊祷告，祈祷永远不要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么高的职位。即便让他干，他也不想干。后来他还是在希区安当牧师而不是去诺里奇当主教。他十分感谢上帝的安排，认为这是他祈祷的结果。
亨斯洛先生讲课非常出名，已故的女王丈夫曾邀请他到白金汉宫给年轻的皇子们讲课。据说“他在乡村讲课时语言简练、全情投入，在皇宫他以同样的魅力征服了年轻的皇子们，他们都听得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他的教诲”。他参加了1860年在牛津举办的英国协会会议，是博物学分会主席。与会会员激烈争论达尔文的理论，他起到了很好的缓和作用。“我非常尊重朋友们的见解，”有一次他写道，“但我也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无法使我相信达尔文的理论。”他反对一切否定上帝的科学理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突然对凯尔特人漂流非常感兴趣。1860年秋，他到法国去看亚眠（注：法国北部城市，位于巴黎以北索姆河沿岸。建于罗马以前的时代，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纺织中心）和阿布维利著名的砾石坑，就阿布维利文化写了好多封信，反对别的科学家确定的遗迹年代。然而，他的观点也并不确定。在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想在牛津哲学协会发表他的结论。据说，他相信阿布维利文化并不像地理学家说的那么久远，但确实比已知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早。
他去世得也很神奇，大夫在耶稣受难节（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告诉他他活不了多久了，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命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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