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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星期三今天，埃尔茜牧师从芜湖回来了，她在那儿休息了一个星期，对她来说这是非常需要的。她说昨天那儿至少有3架中国飞机在机场被炸毁。人们怀疑有汉奸，但我们却无法知道实情。
埃尔茜将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吃中国饭菜，因为近来外国食品很贵。
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封信，说他们欢迎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起行动，并于10月15日～16日注册，18日开学。报纸报道说，西方日益严厉地抗议日本对中国侵略。
今晚，吴博士举行了一次最有趣的晚餐——一顿非常简单的中国饭菜。来吃饭的有： 著名的地质学家翁博士即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博士。，著名的哲学家张博士、富兰克林·侯博士、杭立武博士、教育部的张先生、贝茨博士、埃尔茜小姐和我。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谈论日本、俄国和中国的现状。贝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深入地研究了日本的现状。他说日本的新闻完全是一边倒，他发现尽管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背景，也受到了微妙的影响。感谢上帝，今晚下雨了。
9月30日，星期四今天下雨，因此没有空袭。上午，我们让人在校舍拱顶的阁楼地板上放置了两层沙袋。将沙袋放在阁楼的地板上，还是放在二楼的地上？我们讨论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们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儿就阻止炸弹，不想让它们在图书馆里爆炸。可谁又知道哪个是最佳方案？终于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武昌来信。伊娃说她一到武汉就受到空袭的迎接。到目前为止，她的7名学生还剩2名。现在武汉总共还有34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和教师。由于凯瑟琳的3名学生已到武汉，因此，她将坐一艘英国船去那儿。我们还从另外两个人那儿听到，鲁丝和弗洛伦斯已安全抵达上海。我们希望第二所金陵分校将在上海组成。又有两名学生开始考虑去四川成都。自从上个星期电厂被轰炸后，我们差不多有一星期没有听到1点钟的新闻了。
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14）
下午3时。贝茨、斯迈思、吴博士、马文焕（音译）博士、玛丽·特威纳姆（Mry Twinem）夫人和我，在杭立武博士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宣传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把实情告诉中国在西方的朋友。贝茨和马博士同意每天抽部分时间帮助在南京的国联工作人员。斯迈思和我将每星期把新闻消息传给纽约的联合董事会。杭立武将帮助立刻开播短波广播——现在有人提出这项建议。如果开播，马博士和贝茨也将提供协助。我们认识到，如果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朋友能够定期听到中国的可靠消息的话，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威纳姆夫人已成为每晚8时30分的英语长波播音的替补播音员。通过选择和缩短新闻，她已大大地提高了广播质量。我们还起草了给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一封电报，全文如下：“敦促10月10日作为国家与和平的祈祷日；鼓励为难民自我节衣缩食。”今天晚上，我听说南京有5000个防空洞。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每次我们外出都看见新的防空洞。这些防空洞用草伪装得很巧妙。几天前，我看见一些小孩在他们的防空洞上摆放数盆鲜花。据报道，正在建造的一些防空洞的造价是1万～2万美元。
天有点凉了。寒冬会给难民和伤员带来可怕的痛苦。老百姓还没有被动员起来面对这一巨大的困难。今天没有空袭，天下着小雨。
魏特琳日记1937（三）（1）
10月1日，星期五一个晴朗的早晨。在迎接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勒紧裤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天气会带来什么。上帝是多么怜悯我们，创造阳光让我们享受，但又让我们在期盼它的时候忐忑不安；为恋人和儿童创造了月光和星光，但又让我们渴望云彩来遮挡它们。
大约在9时，第一次警报响了，但没有紧急警报，约11时，空袭警报解除了。我一直呆在我的办公室里，打算在听到紧急警报时立即到地下室去。由于紧急警报没有响，我才能为《传教新闻通讯》写一段有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新闻。
我们现在每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答复要求使用我们校舍的各种机构。我们希望这些校舍将被用来救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让政府机构使用。大约有二十名“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占用了邻里中心。市立医院要求使用家庭手工学校的校舍，我们同意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把小小的邻里学校搬到主校园里来。我们星期天下午的礼拜也可以回到科学报告厅进行，多年来这一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的。
由于没有电，收音机还是无法使用。凯瑟琳在分别同吴博士、程夫人和我长时间的讨论，以及自己的长期考虑后，她终于决定星期一乘英国轮船去汉口。她原先想乘中国轮船，这样价格要便宜得多，但我们觉得风险太大。如果中国的交通工具是日本空袭目标的话，那么中国轮船是不安全的。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娱乐委员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娱乐。
10月2日，星期六今天早上的祈祷会刚结束，我就接到了上海纽（New）夫人的一个长途电话。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首先是对她的大学同学贻芳的关爱和邀请。然后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她们已在上海开始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注册了。她帮助鲁丝和弗洛伦斯在韦尔路999号楼建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她们对与圣约翰大学的合作计划很热情。幸运的是要到10月18日才开学。她们计划为仅有的7名学生再进行一次入学考试。这7名学生中有6人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考试，1人是在南京考的。如果我们能够招到一个小班的新生那就太好了。她们在潘亭街321号座找到了一个带家具的小公寓。校友和以前的教师如王贵学（音译）和林赛·刘（Lindsey Lieu）等都在帮助她们，那儿有很多朋友在分担重任。
上午8时～10时。在我吃完早饭前，警报响了，结果没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上午收到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两封令人鼓舞的信，信中她们讲述了校友聚会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聚会的事，有40名学生参加了聚会。学生的情绪很好，她们庆贺自己又能上学了。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学生说，现在她家有40个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难民。
看完这些信后，我们立即召集在校的招生委员会成员开了一次会，决定在10月11日考试，并在一天内考完。
下午5时～6时。我拜访了邻居，发现即使是菜农家，所有的年轻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我却发现他们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他们很大方地让穷邻居共享他们的防空洞。
我忘记说了，中午我去了布雷迪医生家，看看能否听到中午的广播。他们那儿还是没有电，但是我发现布雷迪、贝茨、斯迈思、米尔斯在吃中国餐。由于价格昂贵，许多外国人已经放弃了外国的食品。我听到了四次广播，而我原想只听一次。我在2时30分艰难地回到家。怎样鼓励越来越少的礼拜者？怎样帮助教会应付难民和伤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中国无法独自满足难民的需求。
吴博士收到了蒋夫人的一封信，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正在同日本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的那份任务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而且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12月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7时。我听见下关传来枪声，我的第一感觉是日本军舰到了，我们已处在被长期炮击的境地。幸运的是我错了，但我一直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校园里，我们继续把家具搬到三楼或是专门的房间。上午，一些工人还在清理中央楼、科学楼和实验学校，其他人在清理宿舍，助理注册员在写告示和牌子，而戴师傅在总务处为“引导员”指按照计划引导难民住宿者。做袖标。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8所房子分配给难民，每16平方英尺1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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