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能进行的六场战争4：不可能的战争（全本）

后遇到寻找活佛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众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金瓶掣签后，驻藏大臣、寻访灵童负责人要将掣签所得灵童的况报告中央政府，经中央政府批准后，才能举行坐床典礼。为此，清朝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用于**、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现存放于拉萨布达拉宫；另一个用于确认蒙藏大活佛、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现存放于北京雍和宫。

    清朝各代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为使国家长治久安，吸取明朝历史教训，对蒙藏问题特别注意。清政府将西藏密宗当作“政”对待。随着清政权在全国的巩固，藏传佛教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逐渐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来。到乾隆年间，更明确的提出“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方针政策。清政府把藏传佛教，分为四个区域来进行管理。藏区分为**管辖区，班禅管辖区。**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班禅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蒙古分为外蒙（喀尔喀蒙古），教权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清军将准噶尔噶尔丹消灭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又返回库伦。清朝内蒙古、甘肃、青海、京师、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的教权授予章嘉呼图克图。一世章嘉活佛原来是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佑宁寺选此村孩子为活佛，所以，佑宁寺的活佛系统，就称“张家”。康熙又授予章嘉呼图克图为清朝国师。把章嘉活佛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巡视使”和“钦差大臣”。因为五台山地处华北中心地带，又是高寒区适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区民族气候环境，章嘉作为国师，长住于此，就自然成为当时蒙藏佛教中心，清朝着力在五台山大兴黄教，康、乾二帝，特别是乾隆帝，朝山次数最多，曾去十一次之多。三世章嘉活佛，幼儿时就被接到清宫教养，后伴读乾隆皇帝，所以乾隆皇帝与他意很深。章嘉活佛的汉、满、蒙、藏语文字皆通，而且对这些典籍都有涉猎，造诣较深，在蒙藏佛教领袖中影响极大。他经常被派往外蒙、西藏地区巡视，六世班禅、八世**、三世哲布尊丹巴，都是他被皇帝授权赴藏认定的转世灵童。清朝乾隆年间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由于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许多和尚改为喇嘛，就是这个历史原因。

    1.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1）

    “chin”这一名称的来源，有许多种说法，中国使用“chin”这个英文名称始于1912年的民国时代。***

    在古印度，约前10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已出现的“cin”一词；在前4世纪的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旧约全书》中也有关于“sino”的记述。近代诸多国家几乎都用与上述近音的词为中国命名。译音为“支那”、“脂那”、“至那”、“希尼”、“震旦”、“契丹”等。说法有许多，但到1912年后都统一称呼为chin了。

    古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长时间里，就像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在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中，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都与丝绸有关，而与陶瓷，茶等无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甚至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当时他们知道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当时被称为“塞里斯国”（seres）。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后，面对向东而去的重重雪山，失去了勇气，掉头南下，前往印度。

    1世纪中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提到了“支那”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支那人”（thine），并且明确说到，丝绸就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大致是指今天的印度洋。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支那”与西方以前的介绍不同，它是第一次记述从海路到达“支那”，而以前的介绍都是从陆地前往“塞里斯国”。

    2世纪，西方世界“地心说”的创始人托勒密，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在这份地图上，就有“支那”，写为“sin”或“thin”。自此以后，西方长期以来都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陆地可以到达的“塞里斯国”，另一个是海路才能到达的“支那”，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出产丝绸，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地理观念里，无法想象这两个地方都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也认为自己到达的是“支那”，而非“塞里斯国”。这个误会一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以后才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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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俄语中中国的音是“kity”。俄罗斯人不知东方有大宋，只知东方有契丹，九世纪的契丹所建大辽王朝比大宋早出现44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这一称谓沿用至今。“中国”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直译过来叫做“天下”。如果说前一个称呼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性词，那么俄罗斯人在使用“天下”一词称呼中国时，还包含着尊重与称赞之。

    在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一词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并没有“中国”一词。目前人们所知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前11世纪西周早期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并营建东都成周的史实，其涉及“中国”部分铭文为“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这篇铭文把“中国”指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上古文献《尚书·梓材》中也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是指当时周朝统治下的全国而。自此，“中国”一词被人们普遍使用。

    2.第三十七章.天下战争，华夷五方（2）

    这时“中国”的含义仅仅是周朝人对自己居住的地域的称谓，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他们认为自己位于大地的中央，而把东方居住的民族称为夷，北方民族为狄，西方民族称为戎，南方民族称为蛮。西戎和东夷、北狄、南蛮合称四夷，泛指除华夏族以外的民族。这一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商、周时代几个世纪。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则自称都城为“中国”，其中“国”就是各诸侯的封地。后来中国作为京师的含义渐渐不用，而作为全国的含义却通行起来。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张，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越来越大。汉朝以后，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逐渐演变称为正统的朝代的标志。如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并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到了清朝，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