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龙套

被略为奴婢现又提出自讼者，及狱官未报告者，全部免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诏；益州百姓在公孙述时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被迫为妻，yu去者，听任自去；谁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论处1。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释放奴隶时，其主人要求退还买奴隶的身价钱等。结果，释奴措施在许多地区都不能贯彻落实。朝廷了解情况后，又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圳免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即规定凡从建武八年以来曾向所在地宫府提出自讼的奴婢，皆释放为庶人，不准追索奴婢身价等。这个政策在蜀中贯彻较好。从考古资料看，东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奴婢数一度比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明显减少，但奴婢及其买卖仍广泛存在。这些措施无疑会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丧失土地、兵荒、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汉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滥，少则影响税收、徭役、治安，大则酝酿暴动、起义，威胁整个社会。王莽时期，战火四起，大批流民涌入巴蜀。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原，关中等地豪族兼并较巴蜀发展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涌入巴蜀。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或主动内属，或被掳入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较外地更多。东汉zhèng fu曾采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时就颁诏天下：流民无名数yu自占者赐爵一级。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规定流民yu定居者赐爵一级。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关中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特别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垦田减少，谷价昂贵、灾区贫穷者被迫流亡。与此同时，巴蜀地区却大获丰收，又吸引进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诏令各郡国“募人无田yu徙它界就肥田者，恣听之”，即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同时又规定这些人所到的郡国，应赐给公田，借给粮种，贳与农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头税，若无公田则应设法尽量雇以耕佣。这样，进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参加边地开发（“赐以公田”）外，一部分则转变为豪族大姓的仆从耕佣、家丁部曲。流民的产生，与豪族兼并有关，流民向部曲的转化，加速了豪族兼并。这种恶xing循环，在东汉早期，甚至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

    光武帝刘秀本身是豪族。东汉政权，亦是依靠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系豪强地主。东汉初期，为扩大赋税来，巩固zhong yāng集权，刘秀曾试图用“度田”措施限制豪族的发展。但此举立刻遭到了豪强地主的普遍反抗，同时也遭到各层官僚的消极抵制，朝廷也就不了了之。综观两汉政治、经济，西汉对豪族的基本态度是抑制，东汉则是放任。东汉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大体都有利于豪族地主的发展。

    东汉早期，除短时间的个别地区外，巴蜀地区的各级统治者，基本上都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骨干。如蜀郡守张堪，系南阳豪族子弟，年青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钱让与侄子，因此闻名（《后汉书》卷31《张堪传》）。蜀郡守第五伦，在西汉末年战乱时，率族人筑碉堡等坚守，铜马、赤眉义军前往攻打数十回，皆不能下（《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可见其抵抗能力之强，势力之大。蜀郡守陈宠，沛国豪族，世代为朝廷命官。蜀郡守廉范（《后汉书》卷21《廉范传》），战国赵将廉颇之后，祖父廉褒，西汉成、哀间为右将军，父廉丹，王莽时期为大司马庸部（益州）牧，家里田地财产极多，为杜陵豪族。南阳西鄂人王子稚，曾任蜀郡太守，家累千金，无子，死后由三女各出钱五百万筑墓并修墓楼等。仅这一笔费用便相当于当时个50个“中产”之家的总值。东汉制度，郡椽、县吏主要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人大体都是当地豪族子弟。乡里统治，则由豪族直接担任。这样便形成了以各层豪族为中心的豪族共同体。该共同体与zhèng fu虽也有许多矛盾，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首先富起来的人以官吏为多。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富贵，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牛怒马，以财货自达。”（《后汉书#183；第五伦传》可见，这些官吏主要是依靠权力，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取巨资。向这些官吏行贿者，主要是工商业者。巴郡谯君黄，西汉末年成帝哀帝之时曾任谏议大夫，回乡后触怒公孙述，被公孙述赐毒酒；其子交出八百万钱才获免（《华阳国志》卷3《蜀志》）。八百万，相当于当时八十户中家之产

    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东汉早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基本特征。属于东汉早期（光武、明帝时期）的考古资料，现已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旺苍洪江镇券顶砖墓（m1）（《旺苍县洪江镇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了年4期）、西昌的部分砖墓（《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化》1983年1期）、金堂焦山、内江魏家冲、三台、荥经水井坎崖墓、新都马家山崖墓m5、成都天回镇大湾砖墓（《四川三台县东汉岩墓内发现新莽铜钱》，《文物》1982年6期；《四川荥经水井坎岩墓》，《文物》1985年5期等）。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文化面貌多承西汉遗风，墓葬规模较小，随葬陶俑类型少、数量少.多系拱手而立的男女俑；体型小（高20厘米左右）、表情呆滞。从陶俑看，这时家丁、部曲、奴仆内部分工不细，奴婢一般直接来于农家，未经过专业技艺训练阶段。这些表现了经济恢复之初，豪族大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特征。这一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不太多，—般豪富之家也还未达到奴仆成群。

    二，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主要特征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可分三大类：一般地主夕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四万至一百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一千亩以上，家产总值一百万至一千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此试讨论二、三类的基本特征。

    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其中以郡县官吏家庭较为突出。在地区分布上，以川西平原者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了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的部落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土地私有观念不浓，甚至尚未兴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谈不上豪族。

    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共同体内，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du li的飞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西汉王褒，仅系当时资中的一般名门，但在《僮约》一文中要求奴仆要做的劳作，便有农作、水利、畜牧、打猎、打渔、木业如制船，商业则北到洛阳飞南达益州、西到武都经手各种买卖，手工业如白做刀矛飞园林业如种植桑树、果树，副业如织席、编绳等。迄至东汉中晚期，自给自足的体系更趋细密完善。巴蜀东汉豪族，往往“家有盐井”、酒坊、冶炼作坊等。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徒附。当时一般以家、族、姓、宗为纽带，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聚族面居。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大的活动，如械斗、服役、迁徙等，不仅宗族自身、即使社会、国家也多以“姓”、“族”为单位征调、摊派。如东汉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迁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队伍，刘璋才先后委任他为牛鞞（今简阳）县长、江原（今崇庆）县长、成都县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员与族长的关系，外表上是同宗关系，实质上是依附关系，是徒附。他们租种族长的土地，也得给族长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一般用牲口，有时也以俘虏）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汉末三国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战乱频繁、官吏**、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颇受限制，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人豪族（家族）。故到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zhèng fu、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zi you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