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数十门艺术素质选修课，校园里有了几十个学生艺术社团，学生的艺术素质教育也就有了保障，从而也能反映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得到了充分重视。可事实却是另一番模样，学生艺术团体（以及各类运动队）的成员大多是特招学生，很少有成员诞生于非特招生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试想，要把一名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培养成为可以登台演出的演员，不花三四年时间是不可能的，而这时他们已经要寻找工作毕业离校了，因此，不招特长学生，学校就不可能建设起一支高水平的艺术团队，而由特招生组成的艺术团队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出学校艺术素质教育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校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团队的建设上，精力和经费支出几乎占全部艺术素质教育的百分之八九十，而对艺术类选修课、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竞赛则是大学最为喜好的“素质教育项目”，因为它很能彰显成效。截至200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已经进行了六届12年，参加大赛的队伍越来越多，近几届都有全国250多所学校的2000多支队伍6000多名学生参赛。虽然说重在参与，但是很多学校仍然十分看重荣誉。顾名思义，大学生竞赛应该是学生比，老师的功夫则体现在课上得怎么样，实验指导得怎么样上，可在实际比赛中，却有不和谐之处。比赛过程中，学生处于半封闭状态，用四天的时间完成题目。晚上回到寝室，有的指导老师便加入讨论，帮助学生制订方案。组委会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专门设置了巡视员，到赛点巡视，一旦发现指导老师和学生在一起，便取消参赛资格。但是这样做十分费事，而且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舞弊行为。2001年，大赛组委会查出某校一测试性能很好的设计作品，居然是将一事先做好的测试性能很好的部件放在其中。还有的赛区，为了本地区高校的利益，指使评委将本地区高校所有作品的外观设计分都打了满分。该竞赛一赛区的秘书长说，如果长此以往，大赛的荣誉将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公正，组委会已决定，获奖项目向社会公开，并在网上发布，设立两周的异议期。组委会正在考虑一个新的竞赛模式：不出考题，而提供平台，每支参赛队伍允许有一名指导老师，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一个产品的设计，评委对这一产品进行各种性能的测试，最优者获得奖励。这可以充分检查一个团队的创造性，也能反映出团队过硬的本领，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方面，类似于体操中的自选动作，除此之外，还应该有规定动作。其实，老师与学生一起参赛没有什么不好，那种计较这是老师成果还是学生成果的考虑，本就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学生与老师一起研究，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竞赛其实是对教学活动的丰富，而不应成为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尺。因为能获奖的绝对只是个别学生。竞赛的意义更在于推动教学活动，加强学生间的交流，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并让教师从竞赛之中，找出教学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在新的教学中加以完善。比如，在电子设计大赛中，就发现学生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是由于在电子课程教学中，老师重课堂理论灌输而轻实验指导，只上课不带实验，实验室开放程度与利用率都很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等因素所致。此外，通过大赛还发现有的青年教师的知识已经落伍，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有人还提议应在全国范围内举办青年教师电子设计大赛。　　近几年来兴起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也曾传出作假、作秀的消息。某高校为在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取得好成绩，事先并没有在学校里广泛组织校内的学生创业计划预赛，而是指定老师，选派学生成立了一个团队，最后这个团队获得了大奖。作为各类各级创业计划大赛的评委，企业管理学专家王教授认为，不少创业计划大赛是在“作秀”。他说，现在大多数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其主办者都是官方机构，如共青团组织、教育主管部门，而由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活动，注重活动的形式有时甚至超过了活动的内容，注重对活动的宣传包装超过了对活动实际可能产生效果的关注，这导致创业计划大赛整体水平不高，真正能够获得风险机构投资并顺利运作的创业计划少之又少。创业计划大赛轰轰烈烈地举办，而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办者“作秀”的价值取向。在创业计划大赛中，得分最高的创业计划，也就是赢得创业计划大赛最高奖的项目，可能并不被风险投资商看好，而被风险投资商看中的、给予最高额风险投资的项目，却不一定获得评委会的青睐。这很值得我们对举办创业计划大赛的目的进行一番思考。据透露，一些创业计划大赛落幕时的签约仪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捧捧场而已。

    大学，挂上素质教育的幌子（2）

    素质教育一旦要以成果形式进行衡量，也就奏出了主旋律之外的不和谐音，就必然出现重教育形式轻教育内容的结果。高校往往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具有显示度的成果，而忽视、淡化内容上的深入及其真实的效果。从表面上看，我们所有教学活动的出发点的确都是素质教育，而且也似乎为素质教育的推行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而实际上，则多半是新瓶装旧酒之类纯粹的形式主义。　　某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实行学分制，组织学生自由选课，并事先说明，没有学生选的老师将“下课”。这听起来是多么的诱人！消息不久便见诸媒体。等学生选课结束，却发现并没有教师落选。一位教授告诉我：“分配给我们系教师上课的教室全是只能容纳120人的，也就是说，每个教师最多只能接受120人选课。按照这样的数量计算，我们的教师不但不会多，而且会少不少。这怎么可能有教师‘下课’呢？如果事先不规定教师上课的容量，允许一个教师给三四百人上课，结果就完全两样了。学生自由选课、选时，必须建立在资源充足的基础上。如果资源短缺，选择面有限，就很难做到从容自如。因此，学校应该在扩大资源方面多动脑筋。”　　2003年，关于缩短学期时间、改两学期制为三学期制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①（①《南京大学：缩短学期时间 开办‘暑期学校’》，人民网，2003年 10月7日。）。诸多报道称缩短学期之举为教育改革与创新，不但与国际接轨，而且有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压缩学期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更多地与社会接触，这是改革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学期的缩短，学期制的变化，终究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变化，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目的。教师的上课质量如何，教师与学生平时的沟通如何，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效果如何，才是关键。　　在这种环境中滋生的“素质教育”，人们其实很容易想象其真实的效果。但是，善良的中国民众往往宁愿从好的方向去设想，设想其充满了朝气，洋溢着活力。于是，当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时，原有的美好愿望便瞬间被内心深藏的疑问击碎。2002年2月，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让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话题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大四学生、已经通过了学校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用化学药品灼伤了5只黑熊。事发后，人们以各种身份，从各种角度，透视着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伤熊之举①（①《刘海洋伤熊事件与精神黑洞》，迅雷，《南风窗》，2002年3月。）。有人对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质疑，有人则对这名学生感到惋惜，还有人开始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刘海洋素质教育”，得到186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清华大学”得到2820项检索结果，输入“刘海洋伤熊”得到3550项检索结果。从中可以粗略看到刘海洋事件发生后社会关注的程度及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