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还没等人们从刘海洋事件中彻底缓过神来，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同学遭全国通缉并最终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出自大学生之手的惊天血案更加刺痛了大众的心，媒体用“屠夫”大学生来形容马加爵。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一名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父母嘴边的“好孩子”，师生面前的“好学生”、村民眼中的“好青年”，怎么能向同学下如此毒手①。（①《从马加爵杀人行为透视心理教育》，央视国际，2004年3月16日。）　　一个学生不论出自何种考虑的行动，终究只是所有教育现象中的一个特例，并不能由此肯定或者否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当前我国素质教育中存在着的某些让人担忧的因素，那么它所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

    品德，居然可以在纸上测试

    一个平时思想行为表现很差的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品德课可能会得到90分以上的高分。这是课堂内的“常识”，从小学一直延续发展到大学。　　卷面的品德成绩，是我们看重“道德可以教导、灌输”的结果。由于道德可以教导，因而能够被记忆，而一旦为被教导者记住便证明其已被“教化”。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通常是对孩子讲一段大道理，然后问：“你记住了吗？告诉我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可就算孩子告诉你他记住了又怎么样呢？规则没有进入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不被采纳，当然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品德应是人身修养，而不是对名词、理论或者政策的记忆，但是采取笔试的方法来判定学生思想品德课分数的高低，却是我国目前思想品德教育的通行做法。毋庸讳言，我国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投入产出率一直不高。投入——大学里除设置有六七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外，还配备了一支不搞教学科研、专门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队伍；产出——照本宣科，上课内容过时、重复，学生感觉味同嚼蜡，为应付考试，往往在学期最后突击记忆。　　有很多文章在分析当今大学生品德修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用了这样的字眼：“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很显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对高校的现状缺乏了解。只要看看课程设置以及专门的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判断。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有效的方法，很难在学生身上产生效果。　　品德需要感染。师者的言传身教以及大学文化的建设，或许才是品德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化的形成对学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事实上，师者的行为，也是对大学文化的演绎。　　品德需要导向。我国高校为鼓励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测评，具体说来就是对学生在学校里的各项表现进行打分，然后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综合得分，并根据学生综合得分的高低给予其相应的评优奖励。从形式上看，这确实有利于促使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但认真一分析则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综合测评中，由课堂考试得到的学习成绩一般占70％；除此之外，有包括发表论文、参加某项科技竞赛获奖等的科研能力得分；还有反映学生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担任校院系班级学生干部、遵守公寓文明规范等的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得分。　　这一测评方式，首先是指标不合理，将担任班级干部、参加集体活动也纳入测评体系，让人难以理解。在很多大学里，担任学校、院系或者班级干部的学生，在测评中会根据“职务”高低得到1~5分的加分，他们既得到了锻炼机会，同时又享受加分参与评优的好处，这与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官员可以“捞”到各种好处十分相似。虽然“当官”其实意味着更多的奉献而非索取，可就是在小学生的眼里，“干部”也是十分神气的。现在小学生的家长一改过去要求孩子一心学习的情况，居然有不少主动到学校去恳请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队长”当当，因为当干部更能引起老师的关注，可以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如果说家长的想法并没有错，那我们的教育体制又该作何评判呢？　　其次是操作有水分，如果说学习成绩是考出来的还值得大家信服，那么其余30％的测评内容，几乎都是根据感觉加出来的，这给一些参与测评的老师以很大的发言权，也就催生了一些学生以各种方式“孝敬”老师的不良行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上的表现，往往说一套做一套，而且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品德更需要约束。在大学生身上，近年来出现最多的问题是“诚信”危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教诲，今天的教科书上，也一再讲述。可是据调查，有约10％的大学生借了学生贷款却不按期归还，甚至是有意地“躲债”、“逃债”，弄得学校和银行十分头疼；另据披露，大学生的求职自荐信很少没有水分，优秀、优良的字眼几乎出现在每个人身上，更有的学生说自己曾经到60个单位实习。而把没有获得的荣誉堂而皇之地列出，并配上以假乱真“证书”的也决不是个别人。解决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说服、教育难以收到成效。因为，书读至大学这个份上，谁不懂得说些大道理，而且做起诚信的文章来，也许比教师更堂而皇之。这时，就需要制度的力量加以强制和约束。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清晰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哪些行为将遭受惩罚。国外健全的信用制度就很值得借鉴。每个人都有一个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信用号码，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的所有人生重大经历，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是否有刑事记录，是否曾有不良信贷，是否有行政处分，是否有社区工作经历……这些信用记录，将直接与就业、生活相联，一个信用不佳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寸步难行。

    创新，停留在嘴上的风暴（1）

    “我现在在写硕士论文，写了一万多字，还要拼两万多字！”　　“是呀，我的一位师兄，博士论文居然写了25万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绝对通过。”　　两个研究生日常交流的背后是一条高校通行的规定：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3万字，博士学位论文要求至少10万字。而“有数量才有质量”，是这一“政策”出台的指导思想。　　的确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分量，但分量不是由字数决定的。况且为什么是要3万字、10万字呢？科学的根据何在？为了达到论文字数规模，有一些学生便开始拼凑。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开展了规模不等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期望通过教育思想讨论为高等教育号脉开方。客观地说，教育思想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观念。可是，一些思想要么由于“现实条件”所限难以实现，要么不符合某些“流行概念”而被枪毙。与此同时，对另一些“入时”的观念，无视其因其具有的轰动效应而合理性地实行起来，论文的字数要求，便是其中的一项。类似的，还有不少。　　一篇最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的论文，要不是其博士生导师据理力争，认为其极具创新性，早就被系答辩委员会“否决”而胎死腹中了。答辩委员会究竟怎么了？原来这所高校制定了一项针对博士毕业论文的政策，即“创新性一票否决制”，如果答辩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认为某一论文不具备创新性，该论文的答辩将不予通过。“创新性一票否决”政策三年实行下来，虽然有近十位学生没有按期拿到博士学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博士生认真对待毕业论文，从而提高了博士生教学质量，可是针对这一政策，人们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既然为“创新性一票否决”，那么除了个别被否决的论文，其他的都应该具有创新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为何还这样少呢？因此，要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