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学术成果，而非学术声誉。这种政策导向，导致了教授诚信度的下降。几年前，我国高校衡量一个教授是否合格、是否优秀，不是以其带出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写出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是否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是以他带了多少博士生、硕士生，以及他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否能按时毕业为标准的。如果某个博士生中途被退学，或者答辩不通过、延期毕业，那对他的导师而言一定是脸上无光的事。因此，学生不能按时毕业，老师比学生还着急。有的教授因此使出浑身解数帮助“弟子”，或给杂志社打招呼，请他们录用弟子的论文，或跟其他教授说情，请他们多多关照。如此你来我往，学术声誉与诚信几乎荡然无存。　　某教授过去10年只带了10名博士生，目前为止只有6名毕业，还有两位退学，但这6名毕业的博士生中，有3位的学位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有两位的学位论文入选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1999年国家教育部组织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前，这位教授被学校认为不太合格，而现在，学校将其列为了典型。教授说，他坚持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没有精力绝不多带学生，而且，他从来不看“弟子”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而只检查他们在该领域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达不到要求的，就退学。在组织答辩时，他喜欢找那些“挑刺”的教授做答辩委员，并让正在求学的其他学生前来观摩。此情此景，被一些教授和学生“诊断”为“有病”。　　“自己被人认为‘有病’不重要，只要学生‘没病’，我就心满意足了。”教授说。可十分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教授，高校中实在太少。要让这样的教授多起来，大学需要把这种许多人认为“有病”的状态判定为正常状态，不要强调博士修学的年限，不要抓准时毕业率，而要看重每一个学生的质量。　　在大学不放心教师的同时，教师也对学校没多少信心。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在一项随机调查中，70％以上的高校教师对“高校深入改革，改变当前各种不良做法，形成健全体制”的能力表示怀疑。2002年，上海大学实行教师聘任制，有45名正副教授“下岗”①，很多高校教师对此事的第一反应不是产生危机感，而是认为这只是炒作，对于年轻教师，心系校外的教师来说，就更是如此。“我本来就不想干了，下岗？巴不得呢，还有相关的保障，再说我的职称证书学校总不可能没收吧！”这是青年教师中比较普遍的心态。　　①《华师大名教授王晓明100万“转会”上大？》，张毅、施庆,东方网，2001年12月21日。大学真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起一个尽展人才所长的体制吗？很多教师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但是它的到来似乎仍然遥遥无期。第三章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教授名声的丧失，不在于某个个体的错误行为，而在于培育这些错误行为的土壤，竟然是如此的肥沃。

    对学术头衔的图腾崇拜（1）

    还有3个月，吴教授就要满60岁了。10天前，他刚收到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让他准备明年开春办退休手续。　　吴教授是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一手把这个研究所从无到有再到强地拉扯大，他多少有些舍不得。他并非留恋这个所长位置，早在5年前，他就提出辞去这一职位，让贤给一位40岁的博士生导师，但学校不同意。　　虽然年近60，吴教授的干劲仍然很足，他喜欢与一帮年轻人一起工作，有时为一个课题甚至可以讨论到天边泛出鱼肚白。他觉得还可以做，还有精力做。可是，学校有规定，要求所有教授，除非是院士，到了退休年龄就一定得退休。　　多年来，对这个问题学校里一直有争议，很多人认为某个人的年龄不应该是他从事科研活动能力的标尺，从事科研活动有黄金时段，但争取科研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应是平等的。只要你展示给大家的是活跃的思维和旺盛的创造力，即使70岁，你也可以和30岁的年轻人竞争，反过来，哪怕你博士刚毕业，但你的科研能力有目共睹，你同样可以获得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但争议归争议，学校的一刀切照样切得干脆利落，套用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些时候，是年纪大了不行，要求某些岗位的应聘者、某项科研计划的申报者必须45岁以下、35岁以下；有些时候，又认为年纪轻了不行，连机会也不给年轻人。　　在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吴教授可以称得上权威，获得过国家大奖，担纲过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但是，吴教授的学术生涯却并不得意，从50岁出头开始，学校就为他申报院士，总是到了关键的最后一轮，由于种种因素而功亏一篑。据他身边的人说，吴教授为人比较高调、张扬，以致“关系”没处理好。　　“要是院士评下来，您老就不会退休了！”一道工作的年轻人喜欢与他直来直去。　　一直声称不在意院士称号的老吴，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一个头衔，改变不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却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以及未来人生的轨迹。　　朱教授本来也是3个月后就要退休。可是这几天，人事处长一见他就满脸的歉意，要收回发给他的退休通知书。老朱却希望把它留下来作为人生的一个纪念。　　一个朋友很务实地为老朱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原计划明年退休，退休金以3000元一个月算，活到80岁，可以拿到72万元。而现在评上了院士，估计学校给的院士津贴一年12万元，加上工资，到80岁的话，可以拿到300多万元！　　朋友说，这仅仅是钱，还有名气和地位，据说，有关待遇相当于“副部级”。你看，这几天来的记者，是你过去60年见到的记者的总和吧？今后，你还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场合的活动。院士这个头衔此时到来，真是时候。要不，你退休了，最多到民办学校发挥一点余热，或者自己找点课题研究研究，可谁还会知道你这个糟老头子是谁。　　“难道一个院士头衔就真那么重要吗？其实，也就是几票之差。”老朱有时想，要是某个院士没把票投给他而给了别人，他也许现在正拿着退休通知书，孤独地在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组织部门办理各种手续，然后回到家中，推开窗，看眼前高楼林立，叹自身如此渺小……　　既然一个学术称号能给人生如此的改变，又怎不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奋斗？　　一个院士头衔，给本人带来的是名和利，即便院士们不这么想，别人也会这么现实地认为；而给学校带来的，则更是毋庸讳言的大名大利。诞生一个院士，这表明学校师资建设、学术发展均取得重大成果，而且，在未来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大事中，有没有院士，大不一样。　　这是对学术的尊重，还是对学术头衔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是不论资排辈，是对人本身能力的尊重，谁能做出高水平研究，就创造条件给谁做。而对学术头衔的尊重，是凡事更看重人的“身份”，所拥有的“头衔”，只要你有“头衔”，有“身份”，一切都好办。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学属于后者，往往对学术头衔拥有一种近乎图腾崇拜般的盲目敬畏。学术头衔是对某个人某一阶段学术成绩的肯定，但它并不代表着这个人一直具有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目前我国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中，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份，牵头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老院士。不可否认，老科学家、老院士曾经做出过很多科研成果，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认为他们到了六七十岁都还具备十分活跃的思维，还能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这只能是个别情况。　　这种对所谓学术名望的盲目信赖在申请科学研究基金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位总理基金获得者说，10年前是他科学研究最活跃，也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但他没有任何名气，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支持。现在他已经过了出成果的最佳时机，做不出多大成果了，却很容易获得各种基金、经费，有的甚至是“送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