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重复性强的课题中，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办学经费，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办学质量和效益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久而久之，还习惯于或者乐于承担这些层次低的课题，于是学校的科研项目量多却质不高。二是教师从事高质量科研的积极性被压制。完成高质量科研周期长、付出大，而学校提出的经费指标则要求立竿见影，教师们不愿做却不得不花时间去做，浮躁之风由此盛行，一些科技人员一心追求的便是数量和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难以诞生。　　面对看重科研经费而无视科研项目质量的疑问，有的高校会马上反驳，声称他们在注重经费之余，已经意识到科研项目质量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在科研基本经费方面对教师提出要求之外，还提出了晋升教授必须有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要求。　　那么，这一政策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某教师任职副教授已经十余年了，可是总升不上教授，原因很简单，论文很少，成果不多，最关键的是，没有达到学校“升教授至少要有一项科学基金”的硬性指标。这天，学院一位平时要好的青年教师找到他，说他的博士写了两份科学基金申请书，投出一份已经中了，根据规定一个人一次只能承担一个项目，最近基金项目在补申请，另一份让他拿去试试。他于是将申请书拿过来，将姓名等相关内容改了一下，另誊写一份寄了出去，没想到居然中标！于是当年他顺利晋升教授。

    “有资源，你就是老大”（3）

    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远不是成绩与功劳。获得基金，不意味着就能取得成果，基金项目成为评审某人成就的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这段时间获得重点投资，不意味着就一直能获得投资，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终将被无情地取消。　　多年与高校教师打交道的一位企业老总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多位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笔记本电脑等东西不是要交出去吗？他们说，这是免费的午餐，拿到了学校表扬你，既有钱又有地位，今后不可能交不了差，即使万一没有成果，把旧的电脑交回去不就结了。他们还说，对于你的课题，我们就不一样了，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要把成果交到你手上。达到你的要求，全额付款；达不到要求，随你怎么办！”　　面对此景，如果你还把“书呆子”的帽子扣在今天的大学教授们身上，那显然是犯了“刻舟求剑”式的错误。　　在大学校园里，有人甚至开始怀念“书呆子”遍天下的年代。而随着这股呆气被商气、官气甚至匪气所取代，最后一块学术净土正在逐渐沦丧，正所谓“人不务实，天诛地灭”。有媒体报道著名数学家怀尔斯9年磨一剑终于攻克了费马大定理，其间一篇论文也不曾发表。媒体的关注点在于学校对教授治学采取的宽容态度，却忽视了另一点，那就是这位教授对事业、对研究的执着，那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在我们的教授身上，还剩下多少痕迹呢？显然，这是一种互动作用的结果。因为有了学校的宽容，教授才没有生计的担忧，才有潜心向学的经济基础，才有冒失败风险的勇气；反之，正因教授始终应该持有一种学术道德与操守，把学术追求、学术声誉视为生命，学校才会大胆地宽容。　　教育界有关人士认为，学校之所以“崇拜”资源，除去高等教育体制不健全以及学术风气日渐堕落的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确缺乏资源，正是因为高校的办学资源还十分有限，我国的科研基金还很不丰裕，学校才会将科研经费作为指标考核教授。另外，国内的基金数量还相当少，由此导致获得基金成为荣誉，如果基金数量进一步增加，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除了政府部门设立的基金外，国家还应通过政策导向鼓励企业、个人等民间力量参与设立科研基金，以充实基金总量，为科研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很担心这种情况出现：由于媒体对学术腐败问题的不断曝光而引发‘因噎废食’的后果。科研基金的运作、高校的科研管理、科研人员的科研作风等等，都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而减弱科研投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北京大学校长说北大经过这几年的重点投资才刚刚脱贫，我国的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我国高校内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办学资源不足引起的，有的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也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办学资源做保障。比如高校年薪制已经谈过多年了，却难以实现，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支持。如果办学资源能够更加丰富，教授们就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费用而烦恼，也就能潜心进行学术研究。”某高校政策研究室主任说。“教授的任务是出有价值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而不是去为学校寻找办学资源。增加办学资源，首先要靠政府的投资，其次是企业、校友、个人等社会力量的资助，还有就是学校自身开发办学资源，而这种事应该由学校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社会机构来做。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就多次谈到，他心目中校长的理想状态是‘三跑’：跑人、跑钱，跑国外。”

    大学生物链之最后一环（1）

    这是在高校里经常出现的场景：在某次会议上，大家对领导的有关布置、指示频频点头称是，说“好好好”、“行行行”，而会议一结束，背地里个个骂声连连：“他懂什么？这不是瞎折腾么！……”话虽这么说，接下来，他们还要按照会议的布置、指示“违心”地操办起来，干完以后，“乐呵呵”地跑去向领导汇报“成绩”。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何香涛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谈道：“……许多学术上的问题，谁都批评不得，评成果也好，评各种奖项也好，评职称也好，‘说一不二’，其他人一看权威说话，就不敢吭声了。在立项上，上级领导一点头，谁敢说不？这种不民主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严重。”①（①《核心问题是学术民主》，左春明，《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我国不少高等学校的领导，如今也可谓“耳不聪，目不明”。出于领导作风以及下级管理人员曲意逢迎等种种原因，高校的管理者对基层教职工的所思所想，学校的真实运作状态，并未做到全面、透彻的了解。某高校一位多年担任领导秘书的老师说，秘书们要选择那些不会令领导感到不开心、最好是让领导“龙心大悦”的汇报材料呈阅，而将那些言辞激烈地批评指责领导的材料、信件压下来，领导的心情不好，秘书们跟着倒霉；在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情况时，也要安排那些不会给领导难堪、不会跟领导唱反调、懂得讨领导欢心、会说好听话的人发言，如果某个会议上某位教授对学校领导的做法提出言之凿凿的批判，那多半会让领导在广大群众面前下不了台，其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高校中很少有人愿说真话，愿对领导或者某个学术带头人、学校树立的先进提出批评，愿发表与领导相反的意见，最“明智”的举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