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票否决”》，徐彬，《科学时报》，2002年 3月11日。）　　高校内现在的检查、评估很多，往往在某项投资之后不久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检查、评估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大家按计划工作。但是，如果评估的指标不科学，评估的时机掌握得不合理，就可能坏了大事。对于学术活动、办学活动来说，一般而言，短期是很难见到成效的，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不合理的时间里用不科学的指标往大家身上套，得到的东西显然是事与愿违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希望“丢出一把米，马上就要鸡下蛋”，我就给你“捣鼓”出一批假蛋、臭蛋来。学校要论文，我就炮制论文；你要看成效，我就买来大堆设备。一批批新购进的设备放在新建或者装修一新的实验室里，很有显示度，可这些设备利用率如何，怎样让它们发挥功效，却无人考虑。如今，我国有很多学校的实验设备都不比国外高校差，但是，利用率却根本不能与国外高校相比。为了让领导开心、满意，很多高校买的都是进口设备，看见“世界品牌”高级设备，领导们便认为投资起到了实际成效，可要是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设备就等于报废，因为，这些设备在国内根本找不到维修点。　　教育、科研应该长效管理，我们不能力求短期就见成效，投入之后，三五年马上评估，认为达到某一水平就交差，这只能骗骗自己，作为某些人获得晋升的“资本”，却无益于科研工作。五年、十年后来检查今天的投资效果也许比两年、三年更合理。另外，科学研究必须允许失败，只有宽容失败，才可能更大程度地激励创新，努力了但没有出成果，这是很正常的，这要与投机取巧区别对待。科学活动需要这样的空间。而要判断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进展、工作实效，也必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入手，要打破行政管理的业绩框框，办学者要有识才的眼光。不少人追求短期效益，学风不正，为了早出成绩，追求显示度而急功近利，这是一种蔓延于学术界、教育界的浮躁情绪。究其根源，是社会的浮躁。办学者、基金的管理者其实也需要宽松的环境，他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出成绩，与更上级部门对他们的考核指标有关。要让他们给予教授、科研人员宽松的环境，首先得让更上级部门给予他们宽松的环境。归根到底，是我们整个社会要有沉得住气、做大事的氛围。

    左手拿钱，右手投票（2）

    教育、科研的规律是什么？鉴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鉴定是违背教育、科研规律的，鉴定、评估的意义就适得其反。我们当前的教育评估、项目鉴定，其实无异于“老子鉴定儿子”，老子出面组织，兄弟互相评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签定，其实助长了教育界的不正之风，错误地引导着教育的发展。因此，所有各类基金的设立者，没有必要组织鉴定会对成果进行水平鉴定，受国际同行认可的高质量论文，受市场欢迎的高科技成果，就是最好的鉴定。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你的成果应该是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论文，在几年时间里，你的论文被国际同行引用了几百次，是比什么“国际先进水平”好得多的评价；搞技术研究的，你的鉴定标准就应该是研究成果被市场承认、应用，并产生真正效益。　　要使中国教育、科研走上健康的轨道，行政性的评估、鉴定就必须取消。教育评估、科研评估的任务应该更多地由社会相关部门承担。加入WTO后，规则成为游戏的基础，我们的教育要融入国际教育大家庭，也应该有一套能被世界公认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能对我们的教育现状进行准确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教育质量的评估，要尽量避免形成利益共同体，使检查、评估最终成为走过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评审权力不应该属于政府职权。是好是坏、是重点是普通，不是政府评审出来的，而是由市场、社会认定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评定谁优谁劣。今后我们的某些高校、某些专业自然会在竞争中壮大或“破产”。要把政府与市场或国家与市场分开，由市场认定的国家不必介入。政府介入评审，必然易于产生腐败，学术领域内的不正之风、形式主义、虚报浮夸、互相抬轿大量存在就是明证。多一种政府评审，必然多一点腐败的机会。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要管就是管违规的。①（①《中国的学术管理制度：问题与改革》，学术批评网。）　　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胡伟认为，科技的发达，往往得益于比较健全的学术市场，这个学术市场很能“识货”，来不得半点虚荣和伪装，假冒伪劣的东西在那里很快就会原形毕露，而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则不会被埋没。反观中国，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健全的学术市场，所以就难免鱼目混珠、明珠暗投，甚至让学术腐败滋生蔓延。我们不能总寄希望于个别贤人来发现人才，最好的“伯乐”当是一个能够优胜劣汰的学术市场机制。有了这样一个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我们就不用煞费苦心去人为地搞那么多的评价指标和体系，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出版多少专著来衡量一个学者的水平。因为如果按这样的评价体系来估量，不仅很少发表论文的田中没有出头之日，而且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这样缺少专著的学者，也不可能受到重视。②（②《田中获诺贝尔奖的震撼》，《文汇报》，2002年10月22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仍远远不够，高教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教体制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要打破一个系统的原有体制，我们更多地需要政府的力量。如果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计划手段来调配对高校的资源投入，高校将会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教授们也会有更多的精力投身学术。第四章一场象征性改革的前途中国高校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从校长公开聘任开始。

    加薪，肥水不流外人田（1）

    2003年5、6月间，一项尚在酝酿中的高校校内人事改革措施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起轰动——北京大学发布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这里暂且不去讲述北大。北大推出的改革措施征求意见稿，让我想起了1999年的秋季。那一年，中国的高校也十分热闹，因为，一项被认为意义重大的改革举措，开始在中国一流学府中推行。　　1999年底，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首的中国重点高校，隆重推出教师薪资制度改革。　　清华将所有岗位分为九个等级，各级别在现有工资基础上每个月的津贴分别为：300元、500 元、800元、1200元、1700元、23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不含寒暑假，下同）。　　北大则将所有岗位分为三类各三级。类岗位为校级关键岗，其中，1岗位吸纳成就突出的著名学者，每人每月获岗位津贴5000元；2岗位吸纳学科带头人，共200~300人，每人每月获岗位津贴4000元；3岗位吸纳教学、科研骨干，共400~500人，每人每月获岗位津贴3000元。B类岗位为院系重点岗 ，C类岗位为基础岗，它们也都各分三级。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也开始根据不同岗位分级给予津贴。　　一时间，人们的目光聚集在了大学校园。大家议论纷纷：　　——“高薪进入大学校园，教授升值了！”高校开始以高薪留住人才（包括留住人和留住心），吸引人才了。①（①《年薪达到6位数清华北大告别“穷教授”时代》，陈建辉，《长江日报》， 2001年9月21日。）　　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对于年平均工资不足两万元的教师来说，此次涨工资的幅度简直可谓“天翻地覆”。尤其是“九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