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惠促使“官本位”成为高校教师的价值观之一。学校领导会用“升官”来奖励那些有一定学术成果的老师。与此同时，一些在学术上稍微有所作为的教师，也会热衷于谋求某个领导岗位，这些做法使他们刚刚开始的学术研究走向荒芜。不过，无所谓了，对他们本人而言，不会有丝毫损失，他们可以用手中的权力调配更多的资源，也可以照样谋得学术界的地位。他们会从当初深恶痛绝当权者的种种恶劣行为，到完全认同并投身实践，因为他们知道，在不同的岗位就要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不遵循“官场”的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nbsp＆nbsp

    “我们是副部级高校！”（2）

    2000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在政企分开，企业老总、科室管理人员一律取消所谓科、处、局等行政级别之后，国内一些高等学校却进一步升格行政级别，有部分高校的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任命中要加上“（副部长级）”。据调查，某高校有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而且，他们的级别一旦确定，除非犯错误、辞职、离职，否则便会永久保留，这种级别比学术职称还管用。我不清楚将高等学校领导职务进一步与行政级别紧密挂钩的原因，但这种做法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官本位”意识在学校的发展。“我们是副部级高校”，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一位来自北方某大学的老师交谈，这位老师言谈之中数次提及学校的级别，似乎学校的行政级别就代表着学校的学术地位与办学实力。以下是《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27日的一则报道①（①《教师职业：从封闭走向开放》，储召生，《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27日。），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行政级别对学校管理的某些影响：“1985年我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提出了中小学等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待遇与行政机关级别挂靠的办法。如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为正处级，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为副处级，初中和中心小学的校长为科级等。这种中小学校长套用行政机关级别的办法，对学校的管理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教育局业务科室的科长，往往很难领导省市重点中学的校长；学校间级别的差异导致了校长待遇的不同，往往会挫伤级别低的校长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校间的干部交流；因为处于同一级别，县教育局竟没有对县一中校长的任命权，等等。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套用行政级别管理校长的办法，越来越影响到中小学校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2001年1月，上海市开始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行校长职级制。这种新的管理办法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校长职务等级评定和岗位要求，逐步建立起学校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我国其他地区如江西省南昌市、辽宁省大连市等，也开始了‘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实行校长职级制’的试点。校长职级制的推行，将有利于校长全面告别‘官本位’，促进校长向‘学者型’、‘专家型’角色转换。”诚哉斯言！我们希望这种认识能够演变成贯穿中国教育体系，从高等教育到小学教育都自觉遵守的切实制度。＆nbsp＆nbsp

    群众遵守规则，领导利用规则（1）

    “如果领导交办的工作有违学校校规，你认为领导交办的和文件规定的哪个更重要？”在某高校进行的普法教育笔试中，100％的人回答“文件规定的更重要”。高校的领导看了这样的答案，很高兴，于是欣慰地对外宣布、对上级汇报“我校教职工法律意识很强”。如果这“答案”能真正化为具体的行动，那么，当今高校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早已迎刃而解。其实，要是教职工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所有答案都不选，而补充一句：“领导是不会交办有违学校校规的工作的”，就更加皆大欢喜了。　　不过现实总是与理想大相径庭。原来规则就不是用来执行的，而即便是揭露和曝光那种种违规操作，也难以撼动领导们的地位。　　2002年1月，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署名为晓声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被媒体大肆炒作。　　在google网站上，输入“北京大学王铭铭”，检索出1590条结果；输入“人类学王铭铭”，检索出1310条结果；输入“王铭铭”，检索出3830条结果；输入“王铭铭学术腐败”，检索出1100条结果。这些检索内容大部分都是2002年当年的。作为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铭铭事件确实十分有“卖点”，其热度甚至超过了第一位被聘为国外大学校长的中国人——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杨福家，在google网站，输入“复旦大学杨福家”，只得到1290条检索结果。　　2002年2月，北京大学迅速做出了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处分决定。而在这一决定出台之前，社会学系已免去了王铭铭担任的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学术职务。出于惩前毖后的目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趁热打铁，出台《学术道德规范》、《教师科研道德守则》等有关反对学术腐败的师德教育条例规范。主流舆论认为，北京大学的做法是及时的，通过处分王铭铭，并同时表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表明北京大学反对学术腐败的坚决态度，以及对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和赞扬。这是北京大学的明智之举。而部分网民对此则不以为然：有的名牌大学，就连校长、院士不也照样造假吗？他们的舞弊，一般情况不可能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或是在事情闹大之前被封杀或是被报纸编辑主动截下；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被发现，也总是会被巧妙地化解。而在基金评审、重点学科评议、科研评奖中，一些领导甚至主动出马大搞裙带关系，送礼行贿。　　这样的学术界注定不会太平。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师生论文剽窃国外论文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①（①《东南大学论文风波暴露中国博士生教育深刻危机》，翟明磊、李虎军，《南方周末》，2003年6月20日。）虽然校方认定的结果是“三篇论文均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而署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然而，这并不能消除人们埋藏在内心的疑虑：即便是院士，即便是校长，只要是当导师，就应该知情，学术面前，“王子舞弊当与庶民同罪”，就是不知情，作为导师也同样应该负责。怎么负责？不用掩饰，大家期待的结果是引咎辞职。可是，这样的结果在国内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纵使你举出再多的“严打”例子，哪怕是发生在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的，也不管用。我们的拍子只能拍苍蝇，不可能拍老虎，很难在名人身上动真格。同样在google搜索引擎上，输入“东南大学校长抄袭”，仅有423条结果。真不知道，下次发现某个人物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媒体还有没有兴趣去捕捉。也不知道，如果媒体知道东南大学依旧获得了江苏省2003年文明单位称号，会有何感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衷洁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高校内学术腐败事件不止一次地出现，不能不说与有关领导对问题的严重性与对学术的严肃性缺乏认识有关，甚至于可以说与他们‘保官’有关。有些人出现问题之后表面上似乎处理得很严肃很严厉，实际上不过是换一个岗位，权力反而更大了。国外某名牌大学校长因涉及联合发表文章中的抄袭行为断然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