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讲述大学现状 透视大学生态环境

而在我国此类事发生后当事人反倒被提升。更有甚者，还利用手中的权，要一些学者为他们说‘好话’和‘辩解’。”① （①《学术反腐要出重拳》，春鸣，《中国教育报》，2002年3月8日。）　　规则不是用来执行的，而是用来“合法”利用的。比如，要选拔一个人，只要找赞同其升迁的群众做调查不就行了？要找这样的人并非难事。因此，所有的程序会走得很漂亮，有群众意见，有工作业绩，有领导评价。于是，群众意见大的人照样飞黄腾达。　　为什么可以“合法”利用规则，因为规则可以被利用。比如我们的干部不是公开聘任的，而是选拔任命出来的。如果由教师民主推选出的聘任委员会对干部进行公开聘任，让干部竞聘，整个过程公开透明，领导能够利用规则的空间就很小。现在把选拔任命权力集中在管组织人事的几个人手中，不公开，不透明，利用规则的空间就太大了。同样，我国高校招生中，以前存在一定舞弊行为，现在实行了网上录取，而且将录取名单向社会公布，作弊行为也就随之减少。当然现行的高招制度仍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漏洞，比如某些加分因素、某些保送生政策等。按照高招规则，某些特长生可以在高考录取时加50分、30分、20分、10分不等，某些竞赛获奖者可以获得保送资格或者加分等等。于是，有权有势的家长便可以“通路子”为子女办一个“特长生证书”，甚至可以修改高中期间各科成绩，至于无论成绩怎样靠着关系或赞助评个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更是不在话下。这些舞弊行为也正是由于规则不完善所致。＆nbsp＆nbsp

    群众遵守规则，领导利用规则（2）

    当然，防止个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规则，并不意味着干脆取消规则推倒重来，而是应该在强调执行的过程中拾遗补缺，修正完善。　　2000年高校入学时，《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对湖南隆回县保送生作弊现象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有人据此提出取消保送制度的建议，认为保送制度滋生了腐败，败坏了教育界的风气。其实这种观念的提出无异于“因噎废食”。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是保送制度本身不好，还是实施保送制度的人违背制度规定，利用某些规则胡乱操作徇私枉法？保送制度的推出，是为了把一些学业十分优秀的学生从复习迎考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更有用的知识。复习迎考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精力的过程，它可以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地整理、消化和吸收，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但这是对普通学生而言，对于学业本已优秀的学生来说，复习迎考对他们的能力提高并无实质性帮助。在国外高校招生中，保送生的比例有的高达40％~50％。可以说，保送制度是先进教育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要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让优秀的学生从考试中解脱出来。如今，各高校尝试的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等教学制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目前发生在保送生中的问题，关键在于被保送的对象是否真正“优秀”，其家长是否疏通有关方面做了手脚，参与保送工作的学校（包括负责推荐的中学，负责录取、接收的高等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是否严格执行了保送标准，是否公平、公正、公开地实施保送制度。一些地方的保送生在“暗箱”中产生，以次充好，这是违背保送制度规定的。我们应利用社会舆论、法律武器加强对保送制度实施的监控，让违规、违法者的丑行曝光于天下，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将保送生名单、相关介绍在当地媒体公布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不就可以让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暴露出来了吗？而检验保送生是否特长生，也只需学校进行一番面试即可，关键是高校愿不愿意。　　规则可以不被执行，或者能被“合法地”利用，这表明它有太多的疏漏。我国高校的现行规则给予了领导太多“施展”自我意志的空间。国内高校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严密性问题，集中表现在是否具有操作性，是否有评估、监督以及是否起到实效等问题上。当前，高等学校一些政策、规章往往在制定时就对操作措施考虑不周，而在实施中，操作任务、责任不明确的就更比比皆是。另外，高校的规章制度也极其缺乏连贯性，政出多门，朝秦暮楚，一年一个样，各种“计划”、“工程”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规则和政策是人制定的，总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总有一些考虑不周和有漏洞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一个崇尚法治、高瞻远瞩的国家，会想方设法完善规则，尽可能以法律的力量约束国民的言行。而国人则喜欢见招拆招、就事论事，当用行政的力量解决问题之后，便无人再去考虑如何从体制上采取措施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即使有呼吁，也大多难入决策者的“法眼”。虽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手段有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但是，在国内最为有效的仍然是行政的力量，也就是官员的力量。很多时候，不是据法办事，而是据官员的指示办事。高校虽然从事学术研究，可也被大家认为是“半个官场”——如果没有学生这一半存在，简直就可以说是“整个官场”。　　减少“官本位”现象，促使学校民主空气的恢复，首先需要的是“依法治校”的实际行动。“依法治校”的概念提了多年，却没有根植在大学教师的头脑里，没有成为大家的实际行动。而眼前最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各级管理者的管理素质，其中就包括法律意识，要建立学校完善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有关专家认为，高等学校应该制定大学章程，并将其作为学校制定其他规章文件的“母法”。除了国家制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外，目前大多高等学校自身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运作学校的规范，比如像国外一些高校所拥有的“大学章程”，它可以从总体上规范学校的行为，规范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职工的行为。　　在管理学中，为保证命令的一致性，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领导最好减少越级指挥，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可在高校中，领导越级指挥的现象很普遍，而且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还将其作为联系群众的最好体现。某个教师到房产部门要房子，碰了一鼻子灰，然后托关系找到分管校领导，分管校领导于是给房产部门“打招呼”，问题便随之解决。久而久之，校领导便陷入事务堆里，而学校各个部门的办事效率也极其低下。　　大学，要使自己的规则管用起来。要通过规则的实施，确立行政领导的职责权限。要把无处不在、全知全能的领导，改造为在某些地方“无用”的领导。而高校的领导，也应该控制自己“权力欲望”的膨胀，在某些时候应该是“无为无用”的，只有这样，规则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领导才能有时间精力对学校发展的宏观问题进行战略性、全局性思考，也才能让学校管理系统中的每一分子各司其职、人尽其用。＆nbsp＆nbsp

    金钱与改革的恶性循环

    又一个人“飞”了。夏院长觉得很烦闷。更何况，这次飞走的是自己的博士弟子，刚刚升为副教授的杨卫。　　“我要走了，这是我的辞职信。”杨卫用老师最不可接受的方式，让老师接受自己的选择。他何尝不想跟导师好好谈谈，听听老师的想法，可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他这样做。　　他无法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说，他不可能拒绝这样的选择。20万元年薪，上班第一天就配一部专车。对于他来说，如果在学校里干下去，要享受这样的待遇不知要熬到什么时候。　　的确，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选择。他甚至担心，在自己犹豫的瞬间，已经是董事长的大学同学会变卦。于是，他当场答应，第二天就去上班。虽然，这是个民营企业，干的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几乎所有高校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