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已）》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Yin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第644～645页）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第33～34页。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第35页。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周作人：《夜读抄·小引》，岳麓书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页。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在周建人的记忆里，父亲并不打骂孩子，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菜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像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12～118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同上，第76～77页。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4）

    对比周氏三兄弟对于父亲的不同回忆，其不同的侧重面，是可以显示出他们彼此性格、心境的不同的。从另一面也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与父亲心灵的沟通。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十三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宋姨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侍读。周作人与宋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77～78页。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素衣出门去，踽踽欲何之。

    行过银元局，乃至司狱司。

    狱吏各相识，出入无言词。

    径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诗。

    ……

    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

    十日二三去，朝出而暮归。

    荏苒至除夕，侍食归去迟。

    灯下才食毕，会值收封时。

    再拜别祖父，径出圜木扉。

    夜过塔儿头，举目情凄而。

    登楼倚床坐，情景与昔违。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二》，第47～48页。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色童年所特有的蔷薇色，尽管颜色已经消退了不少。

    周作人在花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绍兴民间称妇人再醮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讷讷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宋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年（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之三》，第48～49页。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宋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