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像、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8～39页。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人了。③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5）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像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恋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②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9页。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种迷蒙的，甚至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表子的。”我不很明白做表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②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③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第77～78页。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视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第1版，第91～92页。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年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惟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④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第113～115页。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家庭变故中的记忆（6）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这个起点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的。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啊”。④不止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周作

    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