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解密：周作人传

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第16页。在周作人的主观追求中，这无疑是对五四“平民精神”的一个发展。然而，从另一面说，又是脱离中国现实的：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还停留在求生而不得的原始阶段，时代所提出的任务仍然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周作人此刻将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不能不说是超前的——不仅对大多数中国人是如此，即使是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心高飞着，身子却陷于泥淖之中”，这难道不正是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吗？读着这一时期周作人上述空灵、超越的文字，你会感到——

    一只孤独的鹤在高空掠过，发出声声唳叫……

    爱罗先珂（1）

    正当周作人苦苦地寻求能够理解自己的“想像的友人”时，一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出现在周作人的生活里，更确切地说，在鲁迅与周作人周氏兄弟的生活里。

    我们在1922年2月24日周作人日记里，看到了如下记录：“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郑即郑振铎，耿即耿济之。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他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他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1914年离开俄国，先后在日本、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等地漂泊。在印度，以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官方驱逐了。于是他来到日本，却又被日本当局驱逐，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他于是想返回久别的祖国，历尽艰辛地走到赤塔，却没有得到入境的批准。他于是带着迷惘绝望的心情漂泊中国，先在哈尔滨，后又流向上海……爱罗先珂的这些遭遇，首先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曾写信给周作人：“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以后鲁迅果然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池边》《春夜的梦》《鱼的悲哀》……鲁迅与周作人还同时收到了日本朋友请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的信。这样，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未见面之前，彼此就已经十分了解了。这一回，也是在周氏兄弟推动下，蔡元培先生特聘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亲自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家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爱罗先珂在各处的讲演，均用世界语，多由周作人作翻译兼向导，周作人是在西山养病时学习世界语的，并已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作的作品。据周作人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那样的要求。”（《知堂回想录·一三八，爱罗先珂（上）》）鲁迅在继续翻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外，也经常陪同参观，兼作翻译。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可谓一见如故，这位异国游子很快就被这个家庭接受，成为其中和谐的一员。用周作人的话来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第36页。

    而且，这位诗人还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这个家庭和他的主人。爱罗先珂在北京仅住了四个月，就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从表面上看，爱罗先珂的活动不算不多；在周作人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下午菊农来同爱君至女子师范应文学会招讲演，完后照相”（1922年3月3日）；“上午同爱君至北大三院讲演，并为爱罗先珂翻译”（1922年3月5日）；“上午同爱君至孔德学校讲演……为之口译”（1922年5月1日）；“至政法学校开世界语讲演会，为爱罗君翻译”（1922年6月11日）等等。但是，人们不过出于好奇，热闹一阵，1922年3月4日《晨报》消息《昨日爱罗先珂之讲演》：“昨午后，雨雪霏霏，听众非常踊跃，下午一时前即有人等候，二时，礼堂已无隙地。”就置之不顾了。至于爱罗先珂所从事的世界语运动，运动者尽管热心，响应者却很寥寥。世界语课最初是在北大最大的讲堂里上课的，不久就觉得讲堂太大了，后来竟搬到一间最小的房间里去，听众也只剩了两位。世界语的俄国戏剧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就中止了，也无非是因为听者太少，教室太大了的缘故。爱罗先珂是一个极爱热闹的人，他当然对这类有意无意的冷落十分敏感。作为一个流浪诗人，古老中国一潭死水的生活方式，枯寂的生命形态，更使他感到窒息。于是，他怀抱着六弦琴，对着周氏兄弟诉苦了：“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式的寂寞呀！”诗人痛苦的呼叫，竟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强烈共鸣，并引出了他们的无限感慨。周作人痛苦地自责说：“我们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润泽，然而不是他这敏感的不幸诗人也不能这样明显的感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如仙人掌似的习惯于干枯了。”周作人：《泽泻集·爱罗先珂君》，第35页。鲁迅也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吧。”鲁迅：《呐喊·鸭的喜剧》，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555页。来自异国的这位敏感的诗人，他的“寂寞呀”一声呐喊，唤醒了，或者加强了周氏兄弟对于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存生命形态的不满，并由此激发了他们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思考与追求。于是，鲁迅也如爱罗先珂似的叫喊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

    我是怎么一个偏狭的人啊。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382、383页。

    爱罗先珂（2）

    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的心声吧？

    中国传统生存方式里确实是什么也没有的：这是可怕的死寂，死寂到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这是可怕的冷漠，冷漠到了忘记一切生活的欲望。一个人，一个民族，到了这种地步，距离死期不就不远了吗？

    于是，鲁迅（还有周作人）感到了一种“沉默—死亡”的恐惧。鲁迅紧接着高喊一声：“我的反抗的歌啊”，他是呼唤着反抗的生命活泉来滋润这“沙漠式的枯寂”的。他说，他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因此换来“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也在所不惜。鲁迅：《华盖集·题记》，收《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周作人呢？他于爱罗先珂离开北京前夕，写过一篇题为《玩具》的文章，提出了他对理想的人生形态的思考，提倡一种“鉴赏家”的生活态度，即“超越功利问题，只凭了趣味的判断，寻求享乐”，他认为，“在这博大的沙漠式的中国”，“仙人掌似的外粗粝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惟一的路，即使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在周作人看来，追求“趣味”与“享乐”，首先就是唤起生活的欲望，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去追求人所应该有的生命的欢乐，即使因此而走向“隐逸”，也在所不惜。

    周作人清楚地记得，那一个初夏的下午，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