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虚拟的世界。一部电影可以把人带到虚拟的世界中去，看《卖花姑娘》时我曾留下不少的眼泪。电脑更会把人带到虚拟的世界去，让我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看不到也听不到真实的世界。电脑要再按这样的速度发展100年，我们人类会离真实的世界很远很远。　　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法国人开火车把尼奥他们带到了现实的世界，小女儿遇到了先知，她们俩在一起揉面和糖果。先知告诉她“糖果也是需要爱的。”看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我原来不明白的东西，但还是说不清楚。　　电影的结尾，黑客帝国之父和先知在一个公园内相遇了，这里有一段对话，背景好像是美国的纽约，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性和理性终于相遇了，对话了。几百年来，感性和理性总是擦肩而过。世界的本质是感性的，理性是手电筒照亮夜空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把这一小部分误认为是世界的全部，那就错了。　　看到了现实中扎哈和维尼的对话。我心中的感性和理性的对话也开始了。＆nbsp＆nbsp

    自由地掐蛋

    传说中猪原本是山野中自由奔驰的动物，自己觅食，虽有凄风惨雨的日子，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倒也自在逍遥。某一天撞见了人类，很得人类的欢心，于是跟着人类一起回到世间。原本只是想做做客感受两天清福的猪，在连续过了一段此类饭来张口，困来卧头的生活之后，就再也打不起回山野的心思了。慢慢的，心宽体胖，看见食物，只顾傻笑，全然看不见送食者视其体态的垂涎。　　从此，猪世世代代成了人类的作下餐，身边肉；而猪呢，失去了自由，还仿佛乐得屁颠屁颠的。　　猪和人到底是种什么关系，很难说清楚，猪的生活既为人所不耻，又为人所羡慕，甚至于爱人们之间最动人的呢称也是小猪，猪崽地叫着。如同在猪的问题上至关重要的另一环，自由和安逸，懒惰与勤奋，思辨及蠢顿，有知的生或无知的死……到底哪一个才是更为可取的呢？！　　常常是这样，我们想要的越到，得到的越少；回忆的越多，把握的越少；痛苦的越多，感恩的越少；购买的越多，拥有的越少……学哲学，学文学，学历史，学社会学，信基督，拜佛教，念咒语……一切的一切都不管用，该走的都已经走了，该来的也已经来了，该混沌的却依然混沌着，该不自由的依然不自由着，砍了别人同时又伤了自己。　　如果人生是一出不落幕的大戏，人就是戏里的台词，你方唱罢我念白，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讲，除了猪。＆nbsp＆nbsp

    音乐与时代／莫言

    1955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76年，应征入伍。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深造，获硕士学位。现在检察日报社影视中心从事创作。成名作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卡》。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在文坛引起了轰动。此作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多项奖，经张艺谋演绎后的电影《红高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77年初，我在黄县当兵，有一天跟着教导员去团部听“揭批四人帮”的辅导报告。会议结束时，天已黄昏。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出团部大院。遍地都是残雪泥泞，寂寥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无声无息，只有我们的自行车轮胎辗压积雪的声音。突然，团部的大喇叭里放起了电影《洪湖赤卫队》的著名唱段：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我的教导员，一个“文革”前的高中生，身体在车子上晃晃，便猛地刹住车子，跳下来，回过头，朝着团部的方向，仰着脸，听。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昏黄路灯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我感到周身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围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寒冬将尽，一个充满爱情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这歌声把我拉回了童年。“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更把我拉回了童年。炎热的童年的夏天，在故乡的荒草甸子里，在牛背上，听到蚂蚱剪动着翅膀，听到太阳的光芒晒得大地开裂。用葱管到井里去盛水喝，井里的青蛙闪电般沉到水底。喝足了水，用葱管做成叫子，吹出潮湿流畅的声音，这就是音乐了。　　时光又往前迅跑了几年，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上音乐欣赏课，老师姓李名德伦，是著名的指挥家。他讲了好半天，从秦皇汉武讲到了辛亥革命，只字不提音乐，我们都有些烦。我说，老师，您就少讲点，能不能对着录音机给我们比划几下子呢？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能指挥乐队，但我不能指挥录音机。同学们都笑我浅薄。我一想也真是胡闹。人家是那么大的指挥家，我怎么能让人家指挥录音机呢？　　我还写过一篇题名《民间音乐》的小说呢，读了这篇小说的人都认为我很有点音乐造诣，其实，小说中那些音乐名词都是我从《音乐欣赏手册》里抄的。　　我们村子里有一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能拉很流畅的胡琴。他嘴里会哼什么手里就能拉出什么。他闭着眼，一边拉一边巴嗒嘴，好像吃着美味食品。我也学过拉胡琴，也学着村中琴师的样子，闭着眼，吧嗒着嘴，好像吃着美味食品。吱吱咛咛，吱吱咛咛，母亲说:孩子，歇会吧，不用碾小米啦，今天够吃了。我说这不是碾小米，这叫摸弦。我们不懂简谱，更不懂五线谱，全靠摸。那些巴嗒嘴的毛病，就是硬给憋出来的。等到我摸出《东方红》来时，就把胡琴弄坏了。想修又没钱，我的学琴历史到此结束。那时候，经常有一些盲人来村中演唱。有一个皮肤很白的小瞎子能拉一手十分动听的二胡，村中一个喜欢音乐的大姑娘竟然跟着他跑了。那姑娘名叫翠桥，是村中的“茶壶盖子”，最漂亮的人。最漂亮的姑娘竟然被瞎子给勾引去了，这是村里青年的耻辱。从此后我们村掀起了一个学拉二胡的热潮。但真正学出来的也就是一个半个，而且水平远不及小瞎子。可见光有热情还不够，还要有天才。　　我家邻居有几个小丫头，天生音乐奇才，无论什么曲折的歌曲，她们听上一遍就能跟着唱。听上两遍，就能唱得很熟溜了。她们不满足于跟着原调唱，而是一边唱一边改造。她们让曲调忽高忽低，忽粗忽细，怪一个弯，调一个圈，勾勾弯弯不断头，像原来的曲调又不太像原来的曲调。我想这大概就是作曲了吧？可惜这几个女孩的父母都是哑巴，家里又穷，几个天才，就这样给耽误了。　　忽然听到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很入了一阵迷。这曲子缠绵悱恻，令人想入非非。后来又听到了贝多芬、莫扎特什么的，听不懂所谓的结构，只能听出一些用语言难以说清的东西。一会儿好像宁死不屈，一会儿好像跟命运或是女人搏斗。有时也能半梦半醒地看到原野、树木、大江大河什么的，这大概就是音乐形象吧？谁知道呢！　　后来，到了1988年初夏，我在北京当兵，一个夜晚，从朋友家回部队宿舍，骑车穿过一条胡同时，突然听到，从幽暗的胡同深处，传来一声高亢嘶哑的吼叫：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朝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啊——我刹住车子，站在一棵槐树下——树上槐花盛开，香气浓郁，让我感到头晕——静静地等着那个人，高声吼叫着电影《红高粱》的插曲，骑着一辆载满垃圾的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冲过来。这是一个收集平房区垃圾的农民工。他根本就没有理睬我。他不知道路边站着的人，跟他高唱着的这首歌曲有一定的关系。他的背影和他的歌声消逝在北京的深夜里。我推着车，慢慢走，心中感到，又是一个时代，即将开始了。如果说上一次，十年前，在黄县，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插曲，让我感受到一个充满爱情的时代的到来，那么，这一次，这样一首歌，又预示着会到来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呢？　　动荡不安的十年过去，转眼就到了1998年秋天。这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