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小报》文章选集——那一年

永远都在别处。　　这样的SOHO生活，我在两个人的书里面领略过，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男的叫梭罗，女的叫梅·萨藤。当然像他们那样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也用文字将这种生活状态描述出来，只是，梭罗和萨藤的文字更打动我。　　两个人都选择了隐居，并在隐居生活中勤奋工作，所以，他们不能说是隐士，他们和这个社会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都弃绝了过度的物质消费，把生活保持在一个清俊、节俭但又相当体面的水准上。我见过一些现在的SOHO人士，其实他们的物质消费是相当过分的（因为有时间消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花了很大的价钱来保持他们的〃简朴生活〃的基本水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初衷，他们甚至比没有SOHO的时候还被物质所困。在生活中，我几乎没见到一个真正安之若素的SOHO人。　　梭罗的SOHO书是《瓦尔登湖》，这太有名了。萨藤的SOHO书不太有名，是四本日记体随笔，《独居日记》、《过去的痛》、《海边小屋》和《梦里晴空》。　　在萨藤的书里，她呈现出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结论似的东西，但这并不特殊，世界上有更多的高人更多的著作呈现的比她更完善更清晰，她的贡献在于呈现出了她寻找这个结论的过程。她不是一个劲地往外走，让自己走出来；她是往里钻，她用沉浸这种方式来寻找友谊、爱情、家庭、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秘密。萨藤记下了日子里关于生活中的细节：大自然、园艺、烹调、动物、走访朋友以及朋友来访，还记下了她自己在日子里穿梭时的种种心境：她也脆弱，也怕孤独，很多时候，她还很害怕写作的艰辛；她想见人，见了人又后悔；她不想给读者回信，却不能自控地每信必回；她渴望友情和爱情，但又发现这些都不是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是她的独处，热情而宁静的独处，她在这中间找到了幸福。　　《瓦尔登湖》更加伟大。它太静了，静得让人不敢大口喘气。它的确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那种〃简单而馥郁，孤独而芬芳〃的精神世界是他人难以进入的。我曾经为它里面的一段话而流泪良久，〃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溶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梭罗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是啊，为什么我留在这里？也许，为了安全。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降下来看，那么我要说，我不太同意这句话，这句话很伟大，但也很狭隘。　　我需要一种安全感，它来自我的工作、家庭以及物质保障。这种安全感所延伸出去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也觉得非常安全。应该这样说吧，每个人无论留在哪里都是神安排好了的。顺从这样的安排，就是一种光荣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SOHO这个概念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状况以及任何人身上。当你享受你的工作（哪怕它时常会有一些麻烦产生）、享受你的家庭（虽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享受你的人际关系（这里面会遇到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也会遇到很多让你欣赏的人），那么你在精神层面上就进入SOHO状态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在这里不快乐，你到哪里都不快乐。跟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道理，你以为躲得开头顶的乌云吗（如果这乌云是你生命中注定要遭遇的）？你以为回家就是万里晴空了吗？当然，反过来说，你享受在家，享受独自一人劳作的味道，享受跟人群保持距离的一切妙处，那更是恭喜你，你真正是一个由内到外的SOHO人。　　需要声明的是，从〃安全感〃以下的言论完全是从世俗层面出发的。所以，准确地说，这些言论是对梭罗〃光荣的生活〃的歪曲和误读。但是，我们都是世俗的人，我们所要解决的都是些世俗生活中的难题，高人们会谅解的。＆nbsp＆nbsp

    SOHO·798厂和LOFT／邱志杰

    邱志杰，1969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9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字院版画系，现居北京为职业艺术家。曾举办个展：2001-消失，伊森恩艺廊，纽约；2000-邱志杰摄影，越谷Gen画廊，日本；2001-声音的声音，越谷Gen画廊，日本；2000-日常接触，东方基金会，澳门等等。　　工业时代所要求的大生产的集中化曾经取消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将劳动力集中到流水线前，这导致了大开间大跨度的工业建筑的大量出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的再次分散化和再次家庭化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一些文化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并出现了现代城这类明星楼盘。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　　798厂：工业建筑里的包豪斯遗韵　　“大山子艺术区”位于北京城东北角，四环之外，机场路东南侧的大山子地区，原798厂等大型国有企业，现七星集团的所在地。由于一大批艺术家、设计人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进驻空置厂房，“大山子艺术区”己经由一个地理概念演化为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成了北京城新的文化旅游景区，更是时装摄影师的钟爱之地。　　这批入驻者中，包括设计、出版、展示、演出、艺术家工作室等文化生产行业，也包括精品家居、时装、酒吧、餐饮等服务性行业。出于各种特殊的行业要求和使用目的，入驻者将原有的工业厂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定义与改造，他们带来的是对于建筑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的理解。这些空置厂房经他们改造后本身成为新的建筑作品，与厂区的旧有建筑展开了生动的对话：在历史文脉与发展范式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间。而这批入驻者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产物，他们展示了个人理念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新的关系：在乌托邦与现实，记忆与未来之间。“大山子艺术区”是“飘一代”的落脚点，是新时期以来的青年文化经过积淀转向成熟的过程。　　出现在大山子艺术区的这一现象，牵涉到都市发展、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广泛问题。大山子艺术区现象不应被描述为一种“精英俱乐部” ，事实上，最形而下的物质条件考量，如空间可塑性程度、交通便利性、经济成本等考虑在驱使人们入驻loft空间时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身份认同的意识。　　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主义传统，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国际样式，在建筑领域追求民族形式。这种民族样式继承了吕彦直的中山陵的新传统，以苏联版本的欧洲古典建筑为主干，吸收明清皇家建筑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新中国建筑的视觉意识形态，其代表作便是建国十周年时的“十大建筑”。798厂的建设与此同时，却表现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在那个时代的建筑中成为时代风尚的漏网之鱼。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时代的不合谐音？原因正在于它是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没有被纳入意识形态化的建筑文化，因为那个时代的建筑文化似乎更多地斤斤计较于装饰，建筑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建筑装饰。而工业建筑只需满足最基本的空间需求，它必须放弃美观的企图，去除所有的装饰要素，成为一种基本建筑，一种一丝不挂的空间。正是这种排除艺术性的企图，使得工业建筑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被降到最低值，功能主义的思想得以长驱直入，其结果是与现代主义美学的暗合。我们甚至无需去考证，当年设计798厂建筑的东德设计师的教育里残留了多少包豪斯的遗韵？又或许其来源竟是俄罗斯先锋派的构成主义？　　事实上，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之上加上一个务实的“多快好省”的前缀，五十年代的建筑文化就仍然是为理性化